此谓“小水浒”“大水浒”，并非《水浒传》版本之“简本”与“繁本”，亦非七十一回本与各种“全本”之区分，是指水浒故事中两套互有关联却是各具旨趣的叙事话语。
《水浒传》书名出自《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其诗叙说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太王）率部族迁徙，奠立周朝基业的故事。以“水浒”做书名，不仅指英雄聚义之地水泊梁山，亦含有比附王道兴起之义。但准确说，《水浒传》 要旨不是兴起，而是拯救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救赎，犹似王道复兴的沙盘推演。这部小说的背景是王纲废弛之际的一派乱象，按金圣叹的说法是“乱自上作”，一切皆可归咎于北宋末年奸佞当道的政治格局。上梁不正，却靠下梁支撑，匡时济世的责任这就落到了民间社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介绍此书，有“国政废弛，转思草泽” 之说，一语道出其内在叙事逻辑。
宋江等一百零八人聚义水泊梁山，打出“替天行道”旗号，说到底是面对王道危机的拨乱反正。他们的造反，看似破坏了秩序和规矩，实乃以民意和道义“倒逼”朝廷改邪归正，极而言之也算是一种兵谏。所以，受石碣天书之后，宋江就寻求与朝廷和解，后来受了招安便是还了“瞻依廊庙”的宏愿。当然，这说的是《水浒传》一书总的命意，也是“大水浒”叙事。整个水浒故事不止这一套话语，其中夹缠着许多“小水浒”叙事。
一
“小水浒”是表现个体冤情乃至反抗的局部性叙事，其中包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江湖行径。很明显，整部《水浒传》是由若干“小水浒”叙事分别导入，这从小说的结构方式就可以看出。
《水浒传》叙述结构有“百川归海”之誉，开头是若干个人叙事， 不像《三国演义》诸镇围剿黄巾和讨伐董卓那种环环相扣的大场面， 其主要人物一个个出离体制社会，在通往山林草泽的道路上相继登场。这种多头并举的结构方式，很可能是缀合散篇话本和杂剧水浒故事而留下的痕迹。书中前三分之一篇幅分叙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人遭受冤屈或困厄，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不是逃避就只能是反抗。其间又插入晁盖、吴用等人智劫生辰纲而上山聚义之事，形成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梁山泊等山寨割据态势。在宋江上山之前，所有好汉的反抗和劫掠，都没有什么政治目标。 显然，“小水浒”叙事特点是不做政治伦理层面上的考量，从个人复仇到投名入伙，只是沿循江湖道义和生存法则。
宋江的出现改变了江湖上固有的状态，是宋江将那些散落各处的好汉勾连到一起，终而使枝枝蔓蔓的个人叙事逐渐汇聚于“大水浒”的叙事主干。作为郓城县衙一名刀笔吏，宋江本来绝无上山落草之念，只是暗通梁山的证据落在阎婆惜手里，情急之下杀了人不得不流亡江湖。从杀惜之前到辗转柴进、孔太公庄园和花荣的清风寨，再到被捕发配江州，宋江本人的遭遇也是一段“小水浒”叙事，上山之前他还没想过如何将圣人之道纳入江湖规则，如何在王权体制内重建伦理秩序。
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宋江一直在逃避那种宿命，最后梁山众人劫法场将他救出，入伙便是不得已的选择。小说将宋江上山的过程写得颇为曲折，内中是极为纠结的一番心路历程。当初给晁盖一伙通风报信，只是出于江湖道义，而非相与勾结。“自幼学儒，长而通吏”的宋江很难摆脱修齐治平的政治伦理思想，即使流亡之际亦想着规规矩矩做人。宋江上山落草前，每一步都是被动状态，日后坐了梁山头把交椅，仍将负荷命运之重轭。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十二回出现了话语逻辑转换。宋江回家搬取老父，途中被官军追杀，在还道村庙中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 水穷云起之际，自有神授法旨 ：“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如此以神道设教，乃从道义上赋予造反者一种庄严使命，而“替天行道”四字正是将黑道漂白之机杼。
二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收录龚开（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极赞宋江“识性超卓”，尤强调其“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显然将宋江视为一种特殊造反者。
龚氏画赞提供了水浒故事流传的若干线索，研究者列述《水浒传》 前史无不提及此序。序中关于“盗名”的分辨看似老生常谈，实已包含“大水浒”叙事的某些基本理念。称之“犹循轨辙”，无疑将宋江造反视为一场王权框架内的革命，而“既不僭侈”则表明它不以改朝换代推翻赵宋政权为目标。周氏更将其序论喻之为太史公作《陈涉世家》《项羽本纪》，自是强调可为史家承认的合法性。
《水浒传》成书之前，另有元刊佚名《大宋宣和遗事》，对梁山泺聚义亦做出特殊的政治伦理定义。该书涉及水浒叙事的节目（可参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概述）已涵纳《水浒传》某些重要章节，只是其中若干情节与小说并不一致。也许，这是《水浒传》成书之前诸多水浒叙事文本之一种。此书文体参差，头绪混乱，鲁迅认为是 “钞撮旧籍而成”。但重要的是，其中已有九天玄女授天书一节，天书中亦叮嘱宋江“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后边又提到受张叔夜招安、 为朝廷收方腊之事。《宣和遗事》中没有王进、林冲那种个人冤情与仇恨，而宋江等三十六人主要是围绕“大水浒”叙事做文章。此书说宋江上山时晁盖已死，吴加亮（即小说中吴用）转述晁盖梦中合得三十六人之语，“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这里并未细述宋江等人掠州劫县，面对这支合于天数的江湖武装，倒是一再申明“忠义”二字，显然有别于江湖上的“侠义”。
可惜宋元时期的水浒话本无一存世，不能确知早期水浒叙事之梗概。但从《宣和遗事》看，至少有一种建制派的宋江形象，不同于自立为王的造反者，亦非一味打家劫舍。
《水浒传》成书之前的水浒故事另有一个来源，就是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据说元杂剧存目之水浒戏有二三十种，傅惜华等人所编《水浒戏曲集》（第一集）收入有文本流传的六种，即《黑旋风双献功》（高文秀）、《燕青博鱼》（李文蔚）、《黑旋风负荆》（康进之）、《还牢末》（李致远 ）、《争报恩 》（ 无名氏 ）、《黄花峪》（无名氏 ）。 另外还收入明初朱有燉二种，《黑旋风仗义疏财》和《豹子和尚自还俗》，以及标以“元明间无名氏作”杂剧四种，即《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和《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考虑到朱有燉和元明间无名氏杂剧与《水浒传》成书时间较为接近，这里不妨一并讨论。
就叙事内容而言，这十二种杂剧与小说相重叠的情节只是少数几处 ： 其一 ，《双献 功》《 黑旋风负荆 》 二剧中李逵的行为，可被视为小说第七十三回故事来源，但小说描述的“双献头”是李逵杀了掳走刘太公女儿的两个贼人，而杂剧中则指一对奸夫淫妇。其二，《闹铜台》叙李固、贾氏奸情，以及吴用智赚卢俊义上山，略同于小说第六十一至六十二回情节。其三，《东平府》王矮虎与吕彦彪打擂， 略似小说第七十四回燕青与任原相扑。其四，《九宫八卦阵》可对应小说第八十五回，即宋江征辽途中往二仙山参礼罗真人及八十九回破辽国混天阵二事。但小说中宋江排九宫八卦阵不是与辽兵作战， 而是第七十六回中对付童贯 ；给宋江支招破辽的亦非罗真人，而是再度出现在宋江梦中的九天玄女。以上除吴用智赚卢俊义一例，在小说中都不算是重要情节，当然元杂剧对《水浒传》成书有多少直接影响，很难根据这些有限的文本做出判断。
上述水浒戏存世剧目另外有一些共同特点，这里不妨略作分析 ：
一 这十二个剧目所述之事，均对应小说后半截。因为按各剧介绍，晁盖已死于三打祝家庄，宋江接替晁盖成为梁山首领（小说里晁盖于曾头市中箭身亡，事在第六十回）。所以，这些水浒剧目中没有小说前半部分那些“逼上梁山”的个人叙事。
二 宋江在各剧中均作“冲末”或“外末”的次要角色，以自报家门方式介绍梁山概况与叙事背景，通常只是头尾出场或中间串场。剧情概由某人下山执行任务（或出于其他原因下山）而展开。从叙事学角度看，宋江本人不是一个行动元，宋江和梁山俨然是一种组织的象征，宛如代表公义的神话存在。如，剧中的梁山好汉往往有这样一句唱词或念白 ：“他若欺负你，来梁山告俺宋江。”
三 这些剧目大多叙说梁山好汉下山惩处“权豪势要、滥官污吏、 不公之人”（多为衙内和地方官），受欺负被凌辱的则是低级官吏、书生和普通百姓，如《双献功》之孙孔目、《争报恩》之赵通判和李千娇、《黄花峪》之刘庆甫夫妇、《黑旋风仗义疏财》之李憋古，等等；还有就是被官府认定勾结梁山之人。其中除《闹铜台》叙卢俊义之困厄，无一表现梁山好汉自身的冤情与苦难，这跟小说中的情形相去甚远。这里，梁山好汉与其救助的对象，分明呈现为主体与他者的关系。
四 上述杂剧水浒戏中，表现个人与体制冲突的尖锐程度远不及小说，其中涉及家庭伦理和奸夫淫妇的不在少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梁山好汉惩恶除奸亦往往堕入公案戏套路。这是否可以说， 在“替天行道”的行动纲领指引下，戏中主持正义的梁山好汉与其说是存心跟官府作对，不如说更多是弥补了官府和法律的缺位?
可见，水浒戏描述的梁山泊，既不像旧时记述的“贼人”“盗匪”， 也不是近世史学家们所说的“农民起义”（显然没有土地与政权诉求）， 而是一个难以根据历史事况定义的江湖团伙。作为一种文学想象的行为主体，宋江和梁山好汉以其江湖地位发挥匡时济世之功能，应该说符合受众的心理和审美。比之后来的《水浒传》，这些剧目在表 现个体苦难和反抗方面尚较欠缺，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以边缘性叙事承载了那个时代某些基本价值理念。这跟龚氏赞序和《宣和遗事》的叙意有明显差异，却也将江湖道义作为匡正世风的伦理原则， 这种低层次的“大水浒”叙事同样影响了后来的《水浒传》。
三
《水浒传》明显丰富和提升了水浒叙事的美学层次。小说首先将苦难移植于梁山泊人物自身，由个体命运写出整个体制的毁坏。倒霉的个体不是农民和底层百姓，而是原本体面的军官们。从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开始，一些遭受欺凌或路见不平的军官接连反出体制， 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花荣、秦明、黄信......虽说各人境遇不同，却各自有着不见容于体制的故事。体制毁坏自然是由内而外，但小说不可能检讨内在的理则，却以“破落户”作为恶势力标签 ： 高俅——西门庆——牛二，这条从上到下的黑色锁链，成了整个国家黑社会化的隐喻。
在军官们出离体制的同时，庄园主亦相继登场，史进、柴进、晁盖、孔明、孔亮、穆弘、穆春、李应、扈三娘，他们的庄园是通往江湖的中介。当然还有宋江。宋江兼有双重身份，既是体制中的衙吏，也有着自家的庄园；他原非江湖中人，而江湖上人称“及时雨”“呼保义”，表明他在民间秘密社会中有广泛影响。梁山泊聚义的一百零八人，主要就是这三种人 ：军官、庄园主和江湖上的游兵散勇。宋江几方面都有号召力，作为中枢人物再合适不过。
小说前半部分是一个聚合过程，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冤屈和仇恨，揣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憧憬，逾越现实的樊篱，奔向现实社会之外的乌托邦。对比杂剧水浒戏的惩恶除奸，小说中那些充满反抗意味的“小水浒”叙事不仅是多了跌宕起伏的情节描述， 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指向自我的主体观照；像林冲风雪山神庙、武松血溅鸳鸯楼那些故事场面，亦更有一种趋向极致的美学张力。
当然，聚义的目标不是喝酒吃肉分金银，否则跟一般江湖混混没什么两样。《水浒传》的格调之所以高于一般旧小说，是因为有着超越恩仇快意和个人欲念的乌托邦想象。小说第六十回是一个分界线，由此“小水浒”转向“大水浒”叙事。这一回中，晁盖身亡，宋江坐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于是分拨各寨，安排座次，宋江有一段很长的就职讲话，其中似乎不经意地提到一句——“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这话大有名堂，由“聚义”变为“忠义”，实在是提出一个具有使命感的目标。所以，李卓吾评容与堂百回本于此提醒读者：“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
官方制度的失败，暴露了国家政治架构中“君君臣臣”的逻辑舛迕，故而书里后半截一再强调“忠义”二字。可是，“忠义”二字恰恰亦是悲剧根源，由反抗转向救赎的变调显然过于理想化了。宋江脑子里并无改造社会的新思维，只是以江湖道义链接儒家仁义忠恕的政治伦理，实际上亦是一种“好人政府”构想。
问题在于，一个与政府对抗的江湖团伙忽然纳入官军序列，一群亡命之徒成了“替天行道”的国家栋梁，这本身形成一套僭越性话语。反过来对梁山众人而言，接受朝廷招安自是违背江湖规则， 至少也是一种屈辱。所以，排座次之后的菊花会上，武松、李逵带头闹事，鲁智深也直言反对招安。宋江是两头不讨好，但执意要将招安进行到底。当鲁智深以染黑的直裰比喻满朝奸邪—— “洗杀怎得干净?”宋江却坚信终有“云开见日”之时，因为他深信道义的力量，能够凝聚梁山众人的江湖道义大抵也能改变这个国家。
四
晁盖没有活到天罡地煞聚合之日，否则梁山泊不会被招安，也就没有后来替朝廷安内攘外那些征战。过去评论《水浒传》有一种说法：宋江搞投降主义，晁盖才是革命派。但不知是否有人这样想过， 如果梁山一把手依然是晁盖，他会成为黄巢还是朱元璋?
其实二者都差得远。晁盖格局不大，第十四回出场时介绍，之所以被人称作“托塔天王”，是因为夺了邻村的镇妖宝塔。这种以邻为壑的争斗，很像是村坊恶霸的做派。晁盖到死还是那么谵妄自大， 弥留之际嘱咐说 ：“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将梁山众人统统驱入一己复仇之路，这是何等狭隘。在小说布局中， 晁盖只是过渡性人物，作为一个占山为王的角色，此人实在没有更多内涵。小说家刻意回避了宋江与晁盖的观念分歧，甚至没有写到他俩有任何龃龉，这很奇怪。是借以表现宋江的谦和与忍让，还是不愿重复梁山内部讧争的故事?
当初晁盖等人上山被王伦拒绝，是林冲火并王伦，才让晁盖坐了头把交椅。这件事情通常解读为王伦心胸狭窄而咎由自取，其实说白了也是江湖上弱肉强食。做事讲究章程的宋江不会如此取代晁盖，宋江那种自信，那种恢弘的襟怀与局度，来自江湖道义奠定的合法性。必须指出，正是这个合法性使得水浒叙事中两套话语得以无缝对接。否则，那一百零七人何以听从宋江，顾及国家的事情?
也许，真正理解与赞同宋江招安意愿的只是柴进一人。作为庄园主和周世宗嫡派子孙的柴大官人是另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 犹似孟尝君、信陵君一类，他很早就在经营江湖社会，王伦、林冲上梁山是他赍发盘缠银两，困踬于途的宋江、武松也在他这儿落脚。 他跟宋江一样也想要改变这个社会，只是早期梁山的草莽模式完全不入轨道。第七十二回，柴进潜入宫苑，在睿思殿屏风后看到御书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国家被我们扰害，因此时常记心，写在这里。”柴进割下“山东宋江”四字带回来给宋江看，相对嗟叹不已。
宋江往东京赏灯，是想绕过官僚科层寻求与朝廷对话的途径， 而此行亦流露出他内心重返社会的渴望与躁动。如此直达天听，无疑又是对体制的僭越。有趣的是，正是这些相与啮合的矛盾——造反、僭越与忠君互为因果的悖论关系，构成“大水浒”叙事话语的内在逻辑。
五
宋江征辽途中参谒二仙山，罗真人给出“忠心者少，义气者稀” 等八句法语，这是宋江悲剧的一个伏笔。翦除方腊之后，辉煌很快坠入寂灭，最后卢俊义和宋江相继被奸臣用御膳御酒毒死。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这个国家依然是冠屦倒施，依然是“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作为政治想象的“替天行道”，终而被历史的黑暗所吞噬。小说后三分之一的叙述少有亮点，只是为完成整个叙事意图而敷衍故事。然而，正是这种悲剧结局，给一个臆构的话语事件赋予了历史真实感，给世人带来更多的想入非非。
林冲、杨志的悲情让人唏嘘不已，但是不能给人梦想与期待。 王权体制之外自有生路，可说到底江湖亦是无奈之局，如果说主流社会的权力秩序堪称牢狱，那么江湖社会亦何尝不是一种禁锢。宋江给弟兄们指出一条赦罪招安的道路，将道义置换成忠诚，可是最后发现忠诚的语义并不是忠诚。就像鲁智深夜闻钱塘江潮信，以为战鼓擂响，无地彷徨之际总是迷失于似是而非的话语歧路。
“小水浒”与“大水浒”叙事范式不可能截然剥离，在进入“大水浒” 叙事的后六十回中，也不乏“小水浒”叙事相与缠结，其中自然包括反面事例。譬如，王庆的身世几乎就是林冲的折叠。林冲的厄运是高衙内觊觎其娘子，王庆却因权宦闺秀倒追而惹祸上身，于是都被缉拿而刺配牢城。在牢城里他混得比林冲还惨，到头来也像林冲一样少不了杀戮与夜奔的戏码。走投无路的王庆想要投奔房山落草，人家不肯收留，便杀了原先的寨主廖立，复制了林冲火并王伦一幕。 在睿思殿屏风上，宋江的名字旁边写着王庆，还有田虎和方腊。他们的路径与宋江背道而驰，形成一种反向折叠，按现今学院派说法也是共生共谋关系。相生，相异，相克，也算是必要的话语配置。
从李贽到金圣叹，乃至梁启超，士人谈论《水浒传》，喜欢比之于司马迁之《史记》。彼此性质、体式大相径庭，怎么偏能扯到一起 （还有，为什么不是《汉书》《三国志》）?其实水浒叙事只是附会若干历史情形，跟史实相去甚远。但《水浒传》那种“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乌托邦想象中，确乎隐含以江湖融合庙堂的叙史立场，这跟太史公书中关注草根力量、彰扬“任侠”和“养士”的观念约略相近。司马迁作陈涉世家，作孟尝君、平原君和魏公子诸传，又以刺客、游侠为仁者义者之言，无疑亦是着眼于王权体制之外的应世之道。
《太史公自序》里边与壶遂的一番对话很有意思。壶遂问其撰史之义，是否也像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太史公则谓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司马迁修史的意图不在于“当一王之法”，在他看来，历史之合法性不止于庙堂和郊祀，也在山林草泽风雨雷霆之中。宋江的跨界政治是打破体制樊笼的另一种尝试，结局如何都无所谓了，其构想的政治伦理合法性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