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里，貂蝉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史书上不见其名，虚构的一介妇人，在汉末乱局中导出反转剧情，将女色与谋略、污秽与正气、江山社稷与家国大义，逐一写入国人的历史记忆。这些都是完形填空的关键词，而最关键的是，纤纤女子成了撬动历史的杠杆。
二十四史除了“后妃传”和“列女传”，妇人难容一席之地。范晔 《后汉书》始设“列女传”，有意“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其中列入班昭、蔡琰（文姬）这样以才学著称的女子。但以后诸史所称“列女”，基本不外乎贞洁孝道、相夫教子之类。陈寿《三国志》成书在范书之前，蔡文姬之事一笔未提。说来文姬归汉还是曹操一手操办，她是曹操颇为看重的才女。《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曹操征汉中，行次蓝田蔡邕庄特意去看望蔡琰，其中就采用了《后汉书·列女传》的材料。
《三国志》不设“列女传”，除各志“后妃传”人物，极少提及其他妇人。而《三国演义》则不同，出场的女性虽亦不多，终有几个性格鲜明的妇人形象。小说问世距陈寿撰史已逾千载，前后不是一个时间轴，女性之社会参与度应有所提高。之前，唐代传奇文多有精彩的女性叙事，而元杂剧的旦本戏更以表现妇人内心世界见长。性别亦自成为一种主题或修辞方式。不过，《三国演义》是“讲史”，是战争与王朝兴替的宏大叙事，跟“烟粉”“灵怪”一路话本小说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女性入戏须有特殊路径，需要承载有别于日常阃闱的叙事功能，而貂蝉恰好就是这样一个被选定的角色。
不用说，美女貂蝉是《三国演义》最生动的女性角色。王司徒用貂蝉作连环计之纽结，以其美色设局，将吕布与董卓诱入彀中，并成功地使吕布倒向反卓阵营。毛宗岗在小说第八回总评中这样褒誉貂蝉—
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胄，以盻睐为戈矛，以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
将貂蝉喻为“以衽席为战场”的“女将军”，直言色相为擅场，未免有些低俗，却是话糙理不糙。在男权时代，妇人没有入仕之途，甚至没有正常的事业与地位，除了身体与美色，没有其他可凭借的资本。然而，正是这么个纤纤女子瓦解了董卓与吕布的父子关系，改变了董卓柄国的恐怖局面，说是权力游戏中的大杀器并不为过。
貂蝉其人虽不见于《三国志》等史著，却并非小说家凭空虚构，这个人物略有原型，是从董卓身边的侍婢而来。《魏志·吕布传》谓：“[董]卓常使[吕]布守中，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后汉书·吕布传》亦称“[吕布]私与傅婢情通”。吕布如何从“心不自安”到“手刃刺卓”，其中必有诸多关节，史书未予交代，只是语焉不详地归咎于某个婢女。当然，不妨想象这侍婢亦是董卓所爱，绝非一般粗使丫鬟，亦颇有心计。历史书写容有缺省之处，自然而然被文艺家想象所填补。
元刊《三国志平话》中，此女已是有名有姓的人物。但不是作为董卓身边的侍婢，而就在王允府上。她姓任，小字貂蝉，关西临洮人，原本就是吕布的妻子，战乱中夫妻离散。至于怎么到了王允这儿，其身份是婢女还是歌伎，都没说起。平话行文简率而粗糙，通常是仓促地表达某个意思，大致能看懂。比如，说到王允宴请董卓，“令数十个美色妇人，内簇貂蝉，髻插碧玉短金钗，身穿缕金绛绡衣，那堪倾国倾城。董卓大惊，觑移时，自言：‘吾室亦无此妇人！”董卓盯着人家瞧了半天，已是垂涎三尺。王允稍后又宴请吕布，弄出个夫妻相认的场面，可他借口已收貂蝉为女，没让吕布把人带走，说是另择吉日良辰送女上门。可是，转身就将貂蝉送入董卓宅内。
王允这一手可谓诡诈而龌龊，但既然诉诸除凶诛恶、重扶社稷之大义，这连环计就被视为扭转乾坤的大智慧。三国之谋略叙事本来就导入“去道德化”的语境，诸镇讨卓后的乱局亦如战争状态，此际任何手段似乎并不影响人物道德操行—诡诈之术本是兵家常道。
不出两日，吕布从曲江回到太师府，撞见貂蝉从屋里“推衣而出”，直是怒不可遏，立马提剑入堂，刺死尚在酣睡的董卓。
平话的草率叙述奠定了连环计的基本布局，元杂剧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见胡世厚主编《三国戏曲集成》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大体承袭平话的故事框架，不过元剧情节相当丰富，除卓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上来就把人杀了。
元剧《连环计》是末本戏，剧中王允是主唱的正末，与扮作冲末的太尉杨彪、学士蔡邕合谋做局除卓。有意思的是，设计吕布与董卓反目相噬竟是蔡邕之策。勾栏瓦舍的“讲史”往往不按史书讲法，做话本的做剧本的，都自有一套。按史书记载，蔡邕反对诛杀董卓，因受董卓知遇之恩，其死后为之叹惜，惹恼了王允。已是大权在握的王司徒不顾众臣求情，竟将蔡邕给杀了（见《魏志·董卓传》裴注引谢承《后汉书》和《后汉书·蔡邕传》）。杂剧将蔡邕拽入反卓阵营，大抵是借用此公德才声望，亦从情节调度考虑，表明这事情并非王允一己之愿。后边还有他大派用场之处，当杨彪、王允等计议已定，吕布、李肃在银台门下藏伏，让蔡邕去请董卓入朝受禅（诓称献帝欲禅位）。此剧“连环计”首尾都是蔡邕的戏码。
董卓权势大，吕布天下无敌，强强连体，谁能破局？蔡邕起初就想到须从内部破壁，董卓只能死于吕布之手。可是，谁能搞定吕布？石头剪刀布缺一环，王允一时亦束手无策。直到在后花园遇貂蝉，才知这一环就在这妮子身上，如唱词云：“这的是天意随人转……谁承望俺家里，搜寻出这美女貂蝉。到来日开筵，向脂粉丛中倒暗暗的藏着征战。”
拜月焚香之际，从丫鬟嘴里道出，貂蝉正是吕布之妻，自临洮府与夫主失散，尚不知吕布下落。这是承袭《平话》的说法。但在王允逼问之下，貂蝉身世有了更详尽的陈述：
您孩儿不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紅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作貂蝉。灵帝将您孩儿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不知吕布去向。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般看待……
貂蝉继而诉说日前在看街楼上所见，“一行步从摆着头踏过来，那赤兔马上可正是吕布”，她有些疑惑，心中却煽起夫妻团聚的希冀。杂剧跟《平话》一样，貂蝉早已配与吕布，先用这层夫妻关系将她拴住，听命于王允的貂蝉必能让吕布听命于她，这是话本和剧本叙事的底层逻辑。小说为何抛弃了这个前提，后边再说。
对了，她还提到曾被选作宫女的身世，貂蝉这名字也有来历，缘自“貂蝉冠”。所谓“貂”“蝉”二物都是皇帝近侍的冠饰，《续汉书·舆服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艺文类聚》卷四十八引环济《帝王要略》、应劭《汉官仪》称，貂蝉冠多为侍中所用，有曰“秦始皇破赵，得其冠，以赐侍中”云云。但有一点，貂蝉冠又称“貂珰”，后汉中常侍由宦官专任，貂珰亦为宦官代称。貂蝉在宫中“掌貂蝉冠”，什么意思？肯定不是端茶送水侍候娘娘的差事，此女抑或亦曾置身后妃、外戚、十常侍的连环杀局中。杂剧将她“掌貂蝉冠”的宫中伐阅代入凤仪亭的父子相争，或有舛互相映之趣。
从平话、杂剧到小说，都有王允府中后花园的一出，这是一折重头戏。正是在貂蝉的叹息声中，王允发现此女可为除卓之用。但三者写法各有分教：
一、平话是极简主义的概述，交代机窍就在人物关系中。王允到后庭闷坐，忧虑献帝懦弱董卓弄权，那边貂蝉焚香祷祝丈夫平安。听说吕布是她丈夫，王允心中窃喜：“安汉天下，此妇人也！”不过，王允许诺貂蝉夫妻团聚，却将她送入董卓府中，不说是什么机关套路，也不说貂蝉有何想法。她怎么想不重要，教她怎么做就行。
二、杂剧趋于复杂、细腻，分明显出塑造人物的意图。此处二人对白，俨然包含“家”“国”一体的伦理思维。王允上来就说：“孩儿，你若依着您父亲一桩事呵，我便着你夫妻每团圆也。”提出这先决条件，还是一种利诱手段。不过，王允转而举述春秋专诸之妻、本朝王陵之母的例子，对貂蝉晓以大义，坦露“阴图董卓，重整朝纲”的心迹。貂蝉回答只是干脆：“父亲，我随你，要孩儿怎的？”这果敢的表态，只是听命而已。这里嵌入了多重轴心—夫妻 / 父子 /主仆 / 君臣，貂蝉被置于一整套家国伦理的叙事语境，当然只能扮演义无反顾的角色。
三、小说重新设计貂蝉形象，凸显其主动性。貂蝉与吕布本不相干，没有思夫一说。为何在此长吁短叹，却是忧主人之所忧。王允追问之下，回答说：“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这跟平话、杂剧里的貂蝉截然不同，此女已是深明大义，自有主张。王允将心里的谋划向她和盘托出：“今欲用连环计，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于董卓，汝于中取便谋间他父子反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明摆着是要她舍生取义，貂蝉慨言：“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这就有点古义士之风。小说家此处摹仿太史公笔法，貂蝉之于王允，有如专诸之于公子光，豫让之于智伯。
小说撇除了貂蝉与吕布的夫妻关系，是要强调貂蝉的自主性超越性；其自愿入局，不啻设定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之人格标准。
不过，有一点并未改变，她依然是王允棋局中的一张牌，将她作为诱饵抛出去，制造董卓、吕布二虎争食的局面。之后，灭了董卓，貂蝉便跟吕布做了夫妻（小说中吕布妻为严氏，貂蝉只是妾），嫁鸡随鸡自是后话，说到底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可是后边的故事里，貂蝉就不再有那种抢眼的戏码了。
貂蝉和连环计，国人耳熟能详，是《三国演义》流传最广的关目之一。这里有一个问题：翦除董卓，重扶社稷，可谓厥功甚伟，可是人们并未将貂蝉视为巾帼义士。让人津津乐道的只是貂蝉的美色（与西施、王昭君、杨玉环同列古代四大美人），却并非此女拯救汉廷危机之大功。受众印象至深的只是其色伎俱佳，是凤仪亭下依布偎卓莺语巧啭的两头周旋，人们很难从正面去理解毛氏“以衽席为战场”那句话。以身体色相救世，是否包含自我救赎之义？未见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从平话、杂剧到小说，貂蝉的形象虽然逐次提升，总还是不能抹去以色谋局的污秽。
“一个眼传情羞掩芙蓉面，一个坐不稳难登玳瑁筵。则见他佯带酒推更衣且宽转。”杂剧中从王允眼里看去是这样一种场面，小说中以另一种视角的描述亦复相似。此类带有色欲的轻佻修辞只能与崇高、正义拉开距离，往往消解于猥言秽语的戏谑之中。
这里，很难说是受众的误读，还是叙事意图本身之谬误。从接受层面来说，让人记住的是貂蝉的行为过程，杂剧和小说并未充分描述筵席和衽席间种种情态，但受众凭借想象亦不难加以补充。至于关乎江山社稷的动机，很容易被悬置或淡忘，或者只将扶危匡时之谋算在王允头上。归根结底，其行为本身亦消解了应有的正义之义。尽管正邪对抗的叙事语境给谋略运作提供了“去道德化”的合法性，而那种色诱伎俩，终究未能摆脱为人不齿的难堪。有一种理论认为，伟大作品往往带有一种“不纯性”，貂蝉的叙事歧义或可作为一例。
以妇人做局，让美女执殳“为王前驱”，其实早有先例。越王勾践将西施献与吴王夫差，道理是一样的。史家称道勾践卧薪尝胆终成霸业，西施以色相赚吴却不能彪炳千古，何也？唐人皮日休诗曰“越王大有堪羞处”，是谓不甚光彩。太史公作《越王勾践世家》，只说勾践“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只字不提西施，隐去了“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的故事。
说来，三国事涉江山美人不唯貂蝉一例，《蜀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得荆州后，“[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小说演绎成周瑜诡计，欲借招亲诱捕刘备换取荆州，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又，《魏志·武帝纪》《后汉书·皇后纪》谓：建安十八年秋，曹操将三个女儿送进宫里，翌年拜為贵人。后来伏皇后被弑，其中一女被立为皇后。这当然是曹操控制献帝的手段，小说亦借此做文章。嘉靖本说到曹丕禅代之事，献帝抱怨曹魏篡汉，曹皇后便帮着曹家人说话，称汉家天下也是劫掠秦朝而来。毛本此节在第八十回，反转为曹皇后怒斥曹丕与臣下“共造逆谋”。正反两面都是江山社稷。
女色进入谋略运作，积累了瓦解男权帝国的历史经验，在文学叙事中一再被复制。
吕布殒命白门楼之后，曹操班师回朝，小说提及“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这是毛本第二十回中的陈述。嘉靖本此句作“[曹]操将吕布妻小并貂蝉载回许都”，罗贯中原本在此交代貂蝉被曹操掳去了许都。毛宗岗故意抹去貂蝉，还在句后夹评中说：“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前边第九回总评中，他早为貂蝉隐退做出安排，特意提示：“吕布去后，貂蝉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龙见首不见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必欲问他下落，则范大夫泛湖之后，又谁知西子踪迹乎？”毛宗岗既将貂蝉作为除凶诛恶的义士，以为“事了拂衣去”是最好的安排。他这招还是俗套，真要摆脱其中的污秽之义，不若按马致远《汉宫秋》刻画昭君的悲剧手法，城破之际让她投护城河自尽才是。
然而，世人岂能忘却貂蝉倾城倾国的绝世美色，不可让她不明不白地消失，故而民间便有所谓“关公斩貂蝉”的续貂之说。这个传说大抵来自杂剧，元剧有无名氏《关大王月夜斩貂蝉》（《晁氏宝文堂书目·乐府》 《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著录），明剧亦有无名氏《斩貂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具品》著录），可惜今皆不存。但据剧目胡乱推测：貂蝉被掳去许都后，又被曹操送给了关羽。关羽滞留曹营时，曹操对他是百般笼络，平话和小说都有送美女十人的说法，杂剧或以貂蝉置换了那美女十人。关老爷为何要斩貂蝉，只能归咎于“红颜祸水”，留不得也，民间传说固有不同版本，大抵从这上边解释。
关于“斩貂蝉”之来由，明人胡应麟有个奇怪的说法，《庄岳委谈》云：“斩貂蝉事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然[关]羽传注称：羽欲娶[吕]布妻，启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无所自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五）这是说关羽想娶吕布妻（貂蝉），而曹操见女的漂亮自己留下了。可如此说来，“斩貂蝉”之说还是莫知所自，难不成关羽索妻不成打上门去把人杀了？不过，胡氏之说显然是张冠李戴，原本《蜀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是这样说的：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关羽惦记的是吕布手下秦宜禄之妻，他给胡乱安上了貂蝉。清人王士禛嘲笑胡应麟“自负博辩，然舛讹复不自觉”（《香祖笔记》卷三）。不过，貂蝉不露面总不是个了局。后来的事情大抵以讹传讹，瓜皮搭李树也不是没影的事儿。反正关羽是看上了人家老婆，吕布的赤兔马是归了关羽，未尝不可将貂蝉一并收纳。秦宜禄前妻杜氏据说是归了曹操，应该就是《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提到的曹林、曹衮的生母杜夫人。
貂蝉到了关公府上总不能没有故事，她已成了窝里权斗的符号。不知哪天又带了梅香在后花园焚香拜月，黑灯瞎火让关老爷撞见，怕再弄出什么幺蛾子，就把她咔嚓了。
香消玉殒，一死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