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写官渡战役，从关羽解曹操白马之围说起，事在第二十五回后半截。袁绍遣大将颜良从黎阳渡河，在南岸白马与增援刘延的曹军相遇。颜良连斩宋宪、魏续二将，又杀退武艺不俗的徐晃，直使曹营诸将栗然。这时程昱给支着儿，让关羽出战。书中写道：“曹操指山下颜良排的阵势，旗帜鲜明，枪刀森布，严整有威，乃谓关公曰：‘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曰：‘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关羽纵马下山，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列”，猝不及防的颜良竟被一刀劈翻。于万军之中直取上将首级，表现关羽之威武神勇，小说家之艺术夸张直如神来之笔。
不过，《三国志》曹操、袁绍纪传述及此节，只说颜良被斩，未说死于谁手。《武帝纪》谓：“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关羽自下邳城外被擒，已为曹操效力。这里“前登”是打头阵的意思，张辽列于关羽之前，莫非是他操刀斩良？《袁绍传》此节相当简略：“太祖救（刘）延，与良战，破斩良。”《后汉书·袁绍传》亦谓：“曹操遂救刘延，击颜良斩之。”但看《蜀书·关羽传》，明确说是关羽之功——
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关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军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挡者，遂解白马围。
还真是关羽，这不是小说家杜撰。斩颜良这事儿，搁在其他纪传中可作缺省之笔，《关羽传》却不能轻易放过。只是请关羽出战并非程昱建言，其时程昱正带兵守鄄城（见《魏书》本传）。白马之战是整个官渡战役的序幕，随后袁曹两军在官渡、乌巢、仓亭几处相持与厮杀，自建安五年（二〇〇）二月开战，至七年五月袁绍兵败病死为止，历时两年之久。关于这次战役的历史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袁绍传及裴松之注，还有《后汉书》袁绍传及李贤注。另外，曹操帐下荀彧、荀攸、贾诩、钟繇、程昱、郭嘉、董昭、崔琰、王粲、赵俨诸传，对此均有涉及。跟从曹操征战的曹仁、张辽、乐进、于禁、张郃、李典、许褚诸将，传中亦各有记述。
陈寿撰《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将曹操视为“明主”，其叙史倾向性相当明显。反之，《三国演义》“尊刘抑曹”，则是一种反向立场。这样拧了个劲儿，小说家讲史与史家叙事难免有许多抵牾。而且，史家记述的事况未必处处合榫，即便同一部《三国志》亦不免互相乖迕。如果细核官渡之战的各种叙事文本，不能不发现诸多疑点。
首先，战事缘何而起？《武帝纪》语焉不详。据《武帝纪》《袁绍传》，是袁绍率先渡河进犯，好像就是抢地盘，亦如当初吕布四处侵扰。但据《蜀书·先主传》，袁绍讨曹跟刘备有关，似乎亦有“匡扶汉室”的意思。先是，刘备离开曹操后，杀徐州刺史车胄，占据下邳、小沛，乃“遣孙乾与袁绍连和”。《孙乾传》亦谓：“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结袁绍。”《袁绍传》不经意透露：“备杀刺史车胄，引军屯沛。绍遣骑佐之。”可见刘备与袁绍着实已是盟军关系。此后刘备被曹操击溃，转道青州投奔袁绍。《先主传》又谓：当镇守青州的袁谭护送刘备到平原，“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其时袁绍已兼并冀、幽、并、青四州，诸镇中堪称老大，竟亲自远赴二百里外迎奉惶然流窜的刘备，实非同寻常。何以如此抬举刘备？不妨作想，袁、刘结为同盟是否另有背景，譬如献帝衣带诏？《先主传》说到刘备在许昌时与董承、王子服等受密诏同谋诛曹大事，而《武帝纪》写曹操东征刘备之前，突然插入一句：“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此句看似前后不接，却透露出这正是曹操要追杀刘备之真正原因。而刘备出离许昌，难道不就是传送诛曹密诏的天子使徒？
更多的情节不见于史书。古人以纪传体撰史，比较接近隐去叙述主体的小说笔法，除了卷末“评曰”“赞曰”一类评语，通常不以叙述人口吻说事，以标榜叙史之客观。其倾向性主要表现在写什么和不写什么。《三国志》对衣带诏一事不能不提，却是相当简略而含糊。《武帝纪》干脆不予明说，只是“董承等谋泄”一语带过。就叙事语境而言，此事若是秉笔直书，不啻申明天子诛曹密诏之合法性。
但另一位史家范晔并不如此维护曹操，《后汉书·献帝纪》分明记述：“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同书《袁绍传》尽管大书传主悖惑无能，却道其讨曹师出有名，全文刊录袁绍宣示天下的檄文。其中列数曹操种种恶行，有谓“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这份檄文据说出于大才子陈琳手笔，可谓义正词严，气势不凡。《三国志》诸传对此只字未引。从衣带诏到讨曹檄文，皆以表明这是一场讨逆之战，而不是诸镇之间打乱仗。
讨曹檄文在《三国演义》中见于第二十二回，刘备派孙乾与袁绍“连和”之后，袁绍即起兵讨曹，但当时双方在黎阳相持未战。至第三十回，曹、袁对阵官渡，彼此在阵前詈斥，袁绍便祭起衣带诏这法器：
曹操以鞭指袁绍曰：“吾于天子之前，保奏你为大将军，今何故谋反？”绍怒曰：“汝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恶罪弥天，甚于莽、卓，乃反诬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诏讨汝！”
绍曰：“吾奉衣带诏讨贼！”
“吾奉衣带诏讨贼！”毛宗岗批曰：“只此七字，抵得一篇陈琳檄文。”这是将衣带诏与讨曹檄文联系到一起，小说家替袁绍强调出兵的合法性，倒更像是替史家申明大义。
然而，陈寿眼里的乱臣贼子则是袁绍。但看《魏书》武纪、袁传，完全回避了官渡之战的起因与是非，而在王粲、桓阶诸传中，却从传主嘴里道出曹操抵拒袁绍的正义性。如《王粲传》谓：
（曹操取荆州后）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
又如《桓阶传》：
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刘）表举州以应绍。阶说其太守张羡曰：“夫举事而不本于义，未有不败者也。故齐桓率诸侯以尊周，晋文逐叔带以纳王。今袁氏反此，而刘牧应之，取祸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义，全福远祸，不宜与之同也。”羡曰：“然则何向而可？”阶曰：“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
以王霸之道称颂曹操，乃强调一种历史合法性（太史公以后的史家大多认同这种既成事实的政治正确）。如此借传主之口说事，也是纪传体史著常规套路。如同小说人物作为叙述者，其言语即是“存在”，这就是元故事叙事。
刘备是否投身官渡之战，或者以怎样的方式介入，也是一个问题。但关羽先替曹操拔了头筹，这不啻是一个暗示：搭台唱戏的是刘备，砸台子的也是刘备这哥儿俩。颜良被斩后，《魏书·袁绍传》记云：“绍渡河，壁延津南，使刘备、文丑挑战。”《武帝纪》所述略同，文丑就死于是役（非如小说所云被关羽斩杀）。但《蜀书·先主传》《后汉书·袁绍传》都未提到刘备参加延津南岸的战事。《魏书·荀攸传》有一段记述值得注意：
太祖拔白马还，遣辎重循河而西。袁绍渡河追，卒与太祖遇。诸将皆恐，说太祖还保营，攸曰：“此所以禽敌，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辎重饵贼，贼竞奔之，陈乱。乃纵步骑击，大破之，斩其骑将文丑。
从白马“循河而西”正是延津。这里亦未见刘备出战，是袁绍亲率大军渡河而来。延津之战在小说中出现于第二十六回，采用武纪与袁传说法，让文丑、刘备前后杀到。只是小说里又将关羽差遣一回。但刘备远远看见“汉寿亭侯关云长”大旗，来不及招呼已被曹兵冲散。整个官渡战役期间，小说叙事焦点置于刘备、关羽兄弟暌隔之念，中间插入关羽辞别曹操，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诸事。刘备一边则虚写，关羽先后斩颜良、文丑，袁绍两番拿刘备问罪，大有寄人篱下之况味。盖因《三国志》于此语焉不详，小说家自有虚构余地。但是，前后皆以刘备、关羽相呼应，这条若隐若现的主线使得战争叙事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关于刘备在官渡战役中的活动，《先主传》透露一个重要事况：
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
按，《武帝纪》亦谓：“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公使曹仁击破之。备走，遂破辟屯。”刘备带兵去汝南，是深入敌后的战略运动，这事情显然比延津出战重要。汝南在许昌以南，靠近荆州，此番远征路途之远甚于小说中关羽千里走单骑。《先主传》和《关羽传》都提到关羽此时已回归刘备（《关羽传》有谓“奔先主于袁军”），可想关羽亦随同南下，其阵容颇壮。奇怪的是，《关羽传》《袁绍传》及其他诸传竟未提及此事。《三国志》诸传记述官渡战役是有一搭无一搭，笔墨缺省太多，或是给人遮掩之感。
与《三国演义》叙述有所不同，实际上刘备先后有两次南下运动。上引《先主传》一段文字后，紧接有以下一节：
曹公遣曹仁将兵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汝南，与贼龚都等合，众数千人。曹公遣蔡阳击之，为先主所杀。
这段记述表明：一、刘备会合刘辟袭击许昌的计划没有完成，原因是被曹仁阻击；二、刘备自汝南返回袁绍本部，至此与袁绍尚为盟友；三、其后，刘备想脱离袁绍，以联结荆州刘表为由，率本部兵马再度抵达汝南。问题是，陈寿的表述极为简略而迫促，如“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一句，将两件事并在一起说，好像是这样一个叙述逻辑：刘备之所以返回，是要劝说袁绍派自己去联络刘表，借以趁机脱身。如果说刘备当时就想脱离袁绍，回来岂非多此一举？其实，此中必然有一个时间间隔，或由形势变化，或是终于意识到袁绍不堪大任，刘备这才决意离去。
刘备撤了，袁绍是否觉得被人涮了？没有文字记载。
问题还不止于此。刘备第一次前往汝南，是要会合投靠袁绍的黄巾余党刘辟，一起袭击许昌。《武帝纪》《先主传》都是这么说的。但有意思的是，刘辟此人数年前早已就戮。正是《武帝纪》建安元年纪事中说到，“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刘辟是被曹将于禁所部干掉的，《于禁传》亦云：“从征黄巾刘辟、黄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袭太祖营，禁帅麾下击破之，斩辟、邵等，尽降其众。”《三国志》何以如此错乖？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对此大惑不解，感叹“一纪中已歧互若此”。其实，这倒不一定就是搞错了，大变活人亦自有其妙用，考虑到陈寿竭力维护曹操的撰史立场，抑或杜撰“伪事件”作为一种叙事策略？
官渡的搏杀不仅是王寇之役，历来还被认为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不过，所谓以少胜多，宣传要诀在于交战双方寡众悬殊。如果是比例接近，以少获胜亦自可嘉，却不至于让人津津乐道。官渡一役，《三国志》所述双方兵员相去甚远，倒是让人大感惊讶。《武帝纪》竟称曹、袁两边人数为一比十。如谓：“是时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又：“时（曹）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另外，《荀彧传》亦称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
然而，《武帝纪》描述双方布防倒完全不像是兵力悬殊的样子。是谓：“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可以想象，倘若没有相应的兵力，其“分营与相当”从何说起？陈寿既要宣扬曹操的威武之师一以当十，又要让曹军摆出大兵团作战阵势，故而武纪及诸传描述战场态势多用“相拒”“相持”一类字眼。当然，需要强调敌众我寡时自有另一套说法。譬如，《荀彧传》即谓：“太祖保官渡，绍围之。”
根据武纪、袁传，双方移兵官渡后，基本上是对攻的阵地战。武纪曰：“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实际上曹军并未被袁军所包围，袁绍没有那么大的兵力优势。袁传的记述较为详细：
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绍为地道，欲袭太祖营，太祖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
再看《后汉书·袁绍传》，相关文字亦略同。《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描述的双方攻防战就取自这一节。这种工事对垒不同于马背上厮杀，双方既是相持日久，任何一方兵力不可能具有压倒性优势。所以，武纪裴松之注对双方兵力悬殊的说法提出有力质疑：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记。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出世，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会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钟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
裴注的驳议在在透彻，每一条都很有说服力。仅曹军获胜后坑杀袁军七八万人（《献帝起居注》谓七万，《后汉书·袁绍传》谓八万），这绝非不足一万士卒所能办到。
曹操以一万兵力战胜袁绍十万人马，在小说家看来亦有悖常理。《三国演义》给出的双方总兵力尽管也是这个比例，却将员额都增至七倍：曹军为七万，袁军为七十万。但关键是，小说中袁军并未将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官渡战场。第三十回写到袁军部署：
袁绍移军逼近官渡下寨。审配曰：“今可拨十万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筑起土山，令军人下视寨中放箭……”绍从之。
七十万大军何以只用十万守官渡？其余六十万干吗去了？小说未予明说。但是，小说家知道一比十的配置没法搞阵地战，以曹军七万对付人家十万还说得过去，因而不得不修正《三国志》的悬殊比例。小说家讲史不能没有现实感，史家讲故事倒是直奔革命浪漫主义。
曹操之所以能于官渡胜出，按武纪、袁传之说，主要是断了袁军的粮草。一次是派徐晃等偷袭运粮车（武纪称袁绍运粮车有“数千乘”之多），一次是曹操亲率五千人马攻击转运粮草的乌巢。后一次是许攸的主意，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因贪贿被究劾，投奔了曹操。袁绍得知乌巢被攻，做出一个错误决策，只派少量骑兵往乌巢救援，却让张郃、高览等主力部队去攻打曹操大营。这大概是搬用“围魏救赵”的战法。但张郃等拔寨不成，闻说淳于琼守卫的乌巢已失，便投降了曹操。于是袁军大溃，袁绍带着袁谭弃军而走。
这也是小说第三十回后半截的故事梗概。小说因为有细节铺垫，读来倒不觉突兀，尤其最后袁军溃败一节处理尚好。裴松之为《魏书·张郃传》作注，参核武纪、袁传，发现一个问题：本传称张郃等降曹是见大势已去，而武纪、袁传说是张郃投降而导致袁军大溃，彼此因果参错。其实，无论孰因孰果，这都过于简率。相比之下，小说叙述多少有些层次：让降曹的张郃、高览往劫袁绍大寨，又扬言攻邺郡、取黎阳，断袁军后路，然后曹军八路齐出……这才使袁军俱无斗志，彻底崩溃。耗费这些笔墨，是弥补史传叙述可信性之缺失。
以粮草定胜负，看似很有道理，其实大谬不然。因为袁军并非小股部队纵深突入，十万大军粮草不可能只囤于乌巢一处。官渡战役战场拉得很开，从白马、延津斜插西南，迤逦二百余里，诸史并未说到袁绍的战争动员能力不足。相反，如《魏书·赵俨传》则谓：“时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诸郡多受其命。”连许昌以南的豫州诸郡都响应袁绍，而近处河内、东郡一带何愁不能解决一时之给养，其十万之众怎么突然就不战而溃？
再看《三国志》和《后汉书》两篇袁传，都说到当地百姓多叛离曹操而倒向袁绍，一曰：“太祖与绍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应绍，军食乏。”一曰：“相持百余日，河南人疲困，多畔应绍。”这就是民心向背，在史家叙述中也完全被忽略了。
其实，曹军也缺粮，劫了对方运粮车却“尽焚其谷”，人家的粮草未能为己所用。袁军没有粮草就趴窝，曹军不吃不喝还能打胜仗，这也太神了。陈寿倒是在《贾诩传》中给出一个制胜法宝，说来简单至极，就是破釜沉舟，决一死战：
袁绍围太祖于官渡，太祖粮方尽，问诩计焉出，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围击绍三十余里营，破之。绍军大溃，河北平。
本来是被人家包围，这下曹操豁出去玩命，须臾之间就来了个反包围。这种描述缺乏起码的可信度。贾诩夸赞曹操“四胜”，有“决机胜绍”之说，却又认为半年之久搞不定对方是“但顾万全故”，那么曹操的“决机”原本何在？
作为一种历史文本，官渡战役唯独没有疑问的一点是曹胜袁败。那些年湮代远的故事残缺不全，却有着僭述的特征。似乎对史家来说，过程只是想象与叙述，或曰某种建构，而结局才是最本质的东西，因为结局早已判定成王败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