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感到纳闷：为何“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为何有许多思想家以打破中国旧有的伦理结构为爱国救国之手段？这个现象必须从五四前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去理解才能得到答案。
清末中国面临西方挑战达到空前未曾有的高度，爱国志土们纷倡“群”学——也就是动员全国力量以应付西方的挑战。按照常理：若讲群学应该尽全力团结全国现有的大小及性质不同的社群．但是因为清末志士所希望的是急速而彻底的动员，故要求全国所有力量急速向最高主体凝聚，并将最高主体的政治主张急速渗透到国民全体。为了有效地完成凝聚与渗透两种过程，则必须将阻隔于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势力或机构加以排除。
本来，现代国家与古老国家的最大不同点就在“凝聚”与“渗透”的效度之不同，但将“凝聚”与“渗透”的效度要求到最极处，就是一般所说的军国主义，惟有这种制度才可能把广土众民之国像—部机器般有效率地控制与运转着。晚清的许多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的憧憬便是这样的制度，当时的“军国民教育会”便是个最好的例子。但任何想推展这种理想的人，会马上碰到中国内部强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是基于乡土爱及血缘纽带所构成的各种小社群，尤以散布各地的家族为主。套用德国史学家迈乃克的话说，这些宗族社群是仍受天然条件囿限的“植物性国民”。韦伯对中国社会的这个独特现象有相当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个古老帝国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是星罗棋布的小亲族团体，它们是中央政府的力量所无法浸透的地方，所以中国实际上是不完全的统一帝国。
本来，人类本能的乡土爱及血缘爱也是培养国民意识的基本条件之一，但这两种爱是受天然条件之限制的，随着土地与血缘的远近亲疏而爱有差等，儒家主要就是讲有差等的爱，它与基督新教所说超越伦理结构的普遍爱根本不相同的，而当要求国民紧急向家的最高主体凝聚时，唯有舍弃这种被乡土及血缘所决定的差等爱，打破因乡土及血缘所构成的小团体，将所有国民从这些旧藩篱( fetter)中解散出来，以新的方式再加入（rejoined）全国性的大社群。如果依社会思想家托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说法，经过“再加入”手续的社群称为Society，而集合血缘、传统、历史因素组成的社群，称为Community，前者与后者最大的差别便是，生活在后者的个人人相互之间不是靠伦理关系，而是靠契约( Contractual agreement)系来维持的。
对清末民初的中国而言，欲作到“群”有两条途径：一是纵的集中：晚清思想强烈要求“通”上下之情即是出于这种要求。一是横的集中：他们大胆地要求打破中国传统的伦理结构。
章太炎早年(1894)即写过《明独》一文，提出想完成“大群”则必先“大独”的想法。他说：“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又说“大独群，群必以独成”、“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都是在说明中国人唯有能从旧的亲族团体（小群）中解放出来成为“大独”，方有可能达到全中国的“大群”，如果仍拘守在旧的亲族团体，永远不可能“群”。但《明独》一文所标示的思想，仍是相当温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左右才有了变化。在这一年中，章氏写下代表激烈军国主义的《社会通诠商兑》。以军国主义为爱国救国之手段，而又以尽破传统宗法社会为达到军国主义之手段。我们来看几段方面的文字：
令吾党所言民族主义……惟日讨国人，使人人自竞为国御侮之，此则以军国社会为利器，以此始也，亦必以终，其卒乃足以方行海，岂沾沾焉维持祠堂族长之制以陷吾民于大湫深谷中者？（《社会通诠商兑》）
又说他所谓的民族主义正是要以“镕解”宗法社会为其手段：
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有足以促法社会之镕解者。夫祠堂之制今虽差愈于欧洲，要其仆 遬之体，褊陋之见，有害于齐一亦明矣，人情习其故常，而无持更叫旦者于左右，则梦寐为之不醒。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原，则日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其支配者，其救援者皆姬汉郡之巨人，而不必以同庙之亲……人亦有言：中夜失火，则姻亲不如比邻，故内之以同国相维，外之以同患相救，当是时则惟军国社会是务，而宗法社会弃之如脱屣耳。（《社会通诠商兑》）
宗法社会之所以当摧破，是因为它的“褊陋之见，有害于齐一”，换句话说，它阻碍了力量向最高主体凝聚。这在过去还差可忍受，但“今外有虽敌以乘吾隙”，则必须破除散布各地的伦理社群，“以四百兆人为一而无问其氏姓世系”。太炎复说明欲实践民族主义则需实施军国主义：
（会党）视同姓之弟昆常不如其同会……已足以镕解宗法社会，使无复烟炭余滓之留，又况吾党所称之民族主义所恃以沃灌而使之孳殖者，舍军国社会而外无他法乎。当其萌芽，则固无宗法社会之迹矣，及其成就，则且定法以变祠堂族长之制而尽破宗法社会之则矣……乃至言地方自治者亦或以省界、府界为枪累，不容以他人而参吾事，而吾党之言治者，与彼正相反，村落陋见，犹当息之，何有于族会，以此系于政治之民族主义而破宗法，犹秦皇之统一六合以破封建之列侯。……吾党所持者，非直与宗法无似，而其实且与之僢驰……（《社会通诠商兑》）
若想振兴中国，则惟有作到“视同姓之弟昆常不如其同会”的境地，也就是要超越伦理结构，以普遍爱取代有差等的爱，欲达此目的，只有“变堂族长之制”，以尽破宗法社会将个人从其缚中解放出来作为力行民族主义之手段，亦即是把中国的团结建立在打破伦理结构上。这—思想在晚清相当普遍，与章氏同时代的谭嗣同便要求“破对待”及“冲决网罗“，柳亚子也有类似的话：待要山河破碎，把祖国新造。刘师培也说：学龙无首他无事，好与驱除万恶门。他们所扬言的“山河破碎”、“群龙无首”无非都在指称打破旧的伦理结构的束缚。
过去那种由乡土、血缘的远近亲疏所决定的有等差之爱，现在要改造成超越伦理结构的普遍爱。康有为在清末提倡墨子的“兼爱”（即爱无差等。这种思想在孟子看来是所谓“禽兽之行”的）。谭嗣同在冲决各种名教纲常之网罗后，只保留五伦的“朋友”一伦，也是要求越伦理结构的普遍爱的表现。谭氏的《仁学》上有一段文字说：
自孔耶以来，先儒牧师所以为学，莫不大倡学会，联大群，动辄数千万人以为朋友。……为孔者知之，故背其井里，捐弃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夫朋友岂真贵于余四伦而已，将为四伦之圭臬。而四伦咸以朋友之道贵之，是四伦可废也。（《仁学》）
谓“合数千万人以为朋友”即是所谓大群，但谭氏竟是以“捐弃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为成大群的前提。
《社会通诠商兑》发表后六个多月，章氏又写下《五无论》（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五日），及《国家论》（同年十月廿五日），更激烈地主张要个人从家庭、社会、国家等所有组织中解散出来。从解散出个人这一面看，我们可以将这两篇文章视为是《社会通诠商兑》的延续，但二者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在《商兑》中，解散出来的个人是再加入军国社会的，可是在《五无论》与《国家论》中完全没有安排这一条出路，《商兑》之后也从不曾再见到章氏倡军国主义，足见短短六七个月间，章氏的想法有着激烈的变动。
清末民初思想界要求尽破伦理结构的束缚以便急速动员全国力量，自然是受了国难的刺激，但是这一脉思想对后来中国命运的发展起不小的影响。毛泽东以人民公社重新再造江山的想法，固然是受了共产思想的影响，但亦何尝不是受了清末民初这脉思潮的鼓励乎？
《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王汎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