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以及构建思路做了进一步阐述，提出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新型政党关系的建立不仅将对政党自身产生重要影响，也将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注入新的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
传统的国际关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以政府的外交活动为主导，通过刚性的、直接的利益博弈达成共识或均势，形成国际体系。这种国际体系具有典型的西方特色，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间关系的扩大版。这种体系主观上是以赢得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其背后是基于个体利益的契约逻辑，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西方式的逻辑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虽然期间也伴随着无数的战争与灾难。如今，这种体系仍然是国家间基本秩序的构建基础，由此形成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也都比较完善。但正因为它的逻辑起点是本国利益，于是当美国的利益无法在既有的体系中实现时，它又试图重构体系。
西方式的国际体系尽管有其贡献，但存在明显的不足。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缺陷的集中爆发，又如基于核威慑而达成的均势也有明显的脆弱性。历史发展不会止步于此，当人们在思考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补其不足时，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范式可能成为重塑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逻辑起点。它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发展和全球的发展来安排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就具有典型的中国式逻辑，即集体主义的逻辑。
任何共同体的建构都存在个体发展与整体发展之间的张力，对于张力的安排究竟基于个体出发还是整体出发，就决定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选择和利益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引领的价值观的转变，既包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逻辑，也更具有中国的传统观念，即义利兼得，以义为先。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能否将以个人的得失作为考量、对弱者采取强权，转化为将人类整体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的共赢作为行动基础，这就取决于基本逻辑的转变能否实现。
如今随着网络社会的生成和全球化弊端的加剧，任何国家都摆脱不了整体的变化对国家命运的约束，于是就需要整体范式的转变。这种逻辑范式的转变一定会有一个首提者，在政治层面上，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的首提者，它是在中国得到实践，并成为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方针，也是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人类的共同命运所应担负的重大责任。以义为先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使双方都能得利，这才称之为“义”，因此要确保尊重各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利益诉求，最终这也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重大选择。
政党是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的组织力量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这一转变是涉及范式的转换、逻辑起点的转换、诉求的变化以及内容的安排等一系列问题的迭代，而外界很可能无法准确地理解这种转变和迭代背后的涵义。人的行为总会遵从一定的路径依赖，如今的这套国际关系的逻辑是在数百年的实践运转中形成的，而要让人们重新理解一种新的逻辑范式显然是困难的。因此，沟通观念并在认识上形成共识，就需要有相应机制的支持。事实上，超越以政府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观念，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就已提出，并不是中国的首创。但在全球治理中所强调的政府之外的力量，更多的还是指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政党仍然被认为是在国家内部发挥作用。然而，这种全球治理的观念依然是基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分的逻辑。要达成一种新的共识性机制，既能作用于国家，又能作用于社会，在中国就能清楚地看到，那就是政党。
所谓政党，就是以获得政权和参与政权为诉求的政治组织，它起到勾连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党还拥有建构国家和建构社会的功能。政党通过组织民意，影响公意，形成了制度性的机制和组织性的载体，同时也具有了比普通非政府组织更强的灵活性和影响力。政府间的外交是刚性的，因为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但政党是多元的，为协商对话留下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政党协商对话的功能正好适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断达成共识的需要。如果说过去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交往可以比作“血管系统”的话，那么未来政党合作、政党网络或将成为“经络系统”。它看似无形，不像“血管”那样能清楚地看到国家间的利益，但却能达成共识，对整个机体的构建将产生潜在的作用。未来国际交往可能更需要沟通而不是直接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固然重要，但价值层面的、前置性的沟通同样重要。因此，政党外交将成为国家间外交的重要补充，在今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党的协商对话作用，才能达成更多的共识性成果。
对话会标志着政党关系新形态的出现
新型政党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机制，包括政党对话、政党网络等，赋予了政党以新的功能，即政党由国内走向全球。政党走向全球就超越了传统的基于意识形态或基于地域性的政党合作形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党组织网络，标志着政党间关系的新形态的出现。这次对话会未来若能形成对话机制而固定下来，定期举行，就能形成一种关系空间，一种合作网络。这将是对传统政党间关系的全方位的创新，也将是政党间关系的一种新形态的出现，它着眼于人类整体发展，而不是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地区利益。
就世界政党形势而言，在西方国家，如今政党面临着走向衰微的迹象。这究竟意味着政党就此衰微还是政党转型的开始？政党的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出政纲，二是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在工业化条件下，这些功能需要依靠政党的力量来完成，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于是政党就成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力量。然而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和网络社会的到来，政党所承载的功能就开始逐渐被其他的力量替代。比如提出政纲的功能就可以由智库、媒体乃至个人来完成，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的政纲就是由他的竞选团队提出的。而政党社会动员的功能主要会被两种力量替代。一是互联网。互联网如今已经是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性力量，如果传统政党没能实现转型，没能适应人们交往方式的转变，那就必然衰微，如今欧洲的许多政党就遭遇到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二是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其实许多政党在起步阶段都曾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新变化的能力，而传统政党尤其是大党、老党的转型就会非常艰难。于是政党的两个最重要的功能都在被替代，被解构，这正是政党出现衰微迹象的根源。这将导致西方社会碎片化的不断加剧，而这种社会状况又契合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解构性力量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党走向衰微并不断被新生力量迭代，在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只会导致社会愈加碎片化。一旦政党体制过于碎片化，即出现极化多党制时，整个国家制度就可能会崩溃。
唯一不会被替代的是像中国共产党这类的政党，因为它的使命是整体性的建构，而不只有简单的利益表达的功能，也不是像西方政党那样的选举机器。政党如果作为博弈的力量，那一定会被其他的博弈力量所替代，而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政党的一元化来实现国家建构和社会建构的一体化。
如果这次对话会召开之后，政党可以由国内走向全球，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发挥政党的作用，那么这种新机制或将挽回西方政党的衰微。因为要实现既能在国内层面联系国家与社会，又能在国际层面联系他国，只有政党兼具这样的功能。无论是互联网、智库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兼具这样的功能。当一个政党兼具多重功能时，它的价值就不会被替代。一旦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政党机制形成，就意味着政党产生了新的政治功能，从而挽救了其在国内走向衰微的困境。
回到政党内部建设的问题，超越性的发展不等于替代性的变化，政党原来要解决的问题仍然需要解决，新机制的形成无非是政党产生了新功能。因此包括联系群众、反腐败等政党自身发展的问题仍然需要各政党自己解决，而新机制的形成则使各政党之间能够互相借鉴经验。如果政党无法有效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就必然会被新兴的政党所替代。这次对话会所形成的新机制虽然能从整体上挽救政党的衰微，但并不等于挽救了具体政党的衰微。
政党对话机制化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能否在国际上形成共识，能否被更多国家所接受，政党对话会这一形式至关重要。这次对话会的召开不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一概念和范式的发展有所贡献，而且也将直接服务于中国与各国建立两国之间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交访问中，已经多次提到建立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这将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建构，即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接受，形成双边关系在逻辑和范式方面的转变。要做好这项工作，就要先做好政党之间的沟通和交往。中国共产党要配合这种对外影响力，推进包括高层对话会和多层级、多平台的对话机制建设，就要充分吸纳国内各群团组织、各地方党组织、各类教育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从而开启全方位外交的新格局。
这次对话会对中国国内发展也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将有利于用政党的力量来整合对外交往的资源。二是将有效推动国内的各类参与主体围绕对话会这一平台实现“走出去”。过去“走出去”的平台往往是政府搭建的，而像这次对话会所形成的柔性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将推动国内的党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国有企业，以及党务工作者和群团工作者的转型发展，顺应国际化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全面提升自身能力。
（郑长忠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