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现代化发展逻辑和共产主义运动逻辑的共同演绎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改革方案，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文明形态发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不断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了在三中全会上重点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作出相应改革决定的工作节奏。因此，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情况的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逻辑，从而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和逻辑的依据。
一、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经过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人民完成每个阶段历史任务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来指导各项工作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处于不断发展和进步之中的，而其中最活跃的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曾经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开始成为了阻碍其发展的力量。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与之相适应。从历史上的情形来看，根据生产力发展而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和平方式主动调整，另一种是通过暴力方式被动调整。前者我们称之为改革，后者我们称之为革命。然而，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能够通过调整和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推动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和发展，其效果都是一种革命性的，因此我们有时候也认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之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具有紧密关系，这就意味着，与世界保持密切交往并充分吸收他国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是现代条件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封闭条件下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对外开放，其本身就是一种改革，一种革命性的行为。从具体情况来说，通过对外开放，在学习和交流过程中，就会发现为了向别人学习更先进的生产力，就需要对已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相应调整，这就是所谓开放倒逼改革。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到整体发展的过程，改革工作也是如此。要想顺利推进改革进程并取得成效，就必须从矛盾最突出以及条件最成熟之处开始着手改革，而后不断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通过改革各方面使新要素和新条件不断生成之后，就需要推动改革从量变向质变跃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整体性跃升。另外一方面，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文明形态是整体的，因此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调整和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是涉及方方面面。因此，不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结果就是推动整体文明形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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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就是遵循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因此，上述逻辑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序幕
鸦片战争之后，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随着古典文明的崩塌，中华民族开始走向衰落。通过构建现代文明形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经过艰难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扫清了现代化建设的障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选择了用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现代化建设。
为了克服现代化建设对原始积累和社会组织化的诉求与新中国建立之后“一穷二白”和“一盘散沙”之间的矛盾，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经过努力，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我们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虽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原始积累和组织化基础，但是不能够为我们提供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再加上，由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一些错误，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受到了挫折。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以下两方面重要决策：
一是做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的决定。全会指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二是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在当时，最紧迫任务就是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因此，当决定要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农业问题进行研究就自然成为全会的议题之一。随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我们党就开始探索农村农业改革，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三年下发“一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和作用的理解，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党推动改革工作范式和节奏的影响，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维度。
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发展影响的维度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方面通过推动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重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通过审视既有管理体制中的缺陷，找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使改革成为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从对党推动改革工作的范式和节奏影响的角度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改革，并针对当时最急迫的工作任务进行研究，进而形成了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有机结合的工作方式，由此成为一种范例，党中央基本上都在随后各届的三中全会上，研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而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工作，进而形成了党推动改革工作的基本范式和基本节奏。
三、在重点突破与全面改革之间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序幕之后，推进改革就成为了每一届党中央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惯例，在每一届三中全会上，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部署每个阶段的改革工作任务。分析历届三中全会重点议题内容以及其与每届其他全会的议题的内容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规律，那就是重点突破与全面改革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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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向的历次三中全会重点议题内容情况来看，主要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不断推进局部的重点突破，而后待条件成熟再进行整体的全面改革。在十八大之前，主要围绕农村、城市两方面重点突破，而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改革，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改革涉及面比较广，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就被纳入整体改革的范围中，作为其中重点，于是，从大致节奏上，就体现为农村改革与整体改革交错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以及做出改革开放决策基础上，重点推进农业工作发展，随后持续推进以生产责任制为重点内容的农业农村改革。
在农业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成就之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就着手推进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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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为此，十三届三中全会，就将提出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在农村、城市和相关要素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并不断推动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基础上，在党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精神指导下，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搭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随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再次把目光放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上，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奋斗目标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解决了农村问题之后，整体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就被提出，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将眼光放在农村改革发展上，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工作进行了部署。
从横向角度来看，十八大之前每一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而展开的，而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并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决定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发展，党的其他工作也需要随之进行改革和创新，因此，在每一届的各次全会，也都会根据党代会所决定中心工作内容特别是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任务，而做出相应工作安排。
即使是每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其中心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在会上，也会对这一改革将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工作影响进行说明并做出相应安排，或是要求其他方面工作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客观上推动了其他领域工作改革以及全面改革。
上述这些横向的现象都说明了，我们改革不仅仅只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全面改革，不过经济体制改革是其中的基础和重点。
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全面深化改革”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成为了党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纵横两个维度的推进，一方面，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不断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所提出来的新要求，以推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上述这些改革的实践，主要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摸着石头过河”，遵循着改革自身的逻辑，不断推进和发展的，其结果是不仅改革了阻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且也在此过程中推动了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各要素的生成和发展。
具体来说，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大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通过十四届和十六届两次三中全会的推动，使现代市场得以在中国建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做出了依法治国的决定，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国家建设，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推动了执政党建设的创新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多样性和主体性开始出现，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标志着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全面生成。至此，作为现代文明的主体要素的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全部生成。同时，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要素，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以生成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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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要素的生成和发展，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过程中不断被催生出来的，然后，由于这些要素是在较短时间内生成的，因此存在着两方面不足：一是各要素的功能发育不足，二是各要素之间有机化不足。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发展，已经完成了要素生成的任务，到了需要推动从具体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形态发展阶段跃升的时候了。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着手推进了这一工作。
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并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分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以及之后所采取的相应对策，我们发现，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和特征：一是围绕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而展开，从而为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二是围绕强化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市场作用和社会功能而展开，从而推动了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三是围绕推动上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容要素和主体要素之间互动合作的有机化而展开，从而推动了文明形态发展从具体要素生成向整体形态发展跃升。
经过努力，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随后其成果通过两种方式予以固化下来：一是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将这些成果以机构改革方式，从组织维度予以固化下来；二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制度维度予以固化下来。
如果将其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的整体过程中来分析的话，我们发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以下特点和意义：
一是不再只是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而是涉及五大建设的全面深化改革。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虽然历届三中全会研究的内容都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但从其主要议题和研究重点来说，都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而展开。然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却突破了这一特点，不仅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所涉及的所有体制内容。之所以如此，也同样是问题导向，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从具体要素生成阶段向整体形态发展阶段跃升转变的时候，所涉及的问题是全方位的问题，只有通过围绕总体布局所涉及的体制问题进行整体的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二是不再只是强调改革“摸索着石头过河”的特点，而是重视“强化顶层设计”。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主要是通过对一个个重点和急迫的问题进行攻关和突破，来打破当时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阻碍力量。一方面，从改革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打破了许多点状的阻碍力量，现在到了需要解决整体性问题的时候；另一方面，从建设的角度来看，通过十八大以前的努力，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具体要素的生成，需要从整体形态上予以整合推进和跃升。因此，不论是从改革还是从建设的角度来看，都需要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整体性改革和发展。
三是不再只是强调重点突破性改革，而是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方法论来讲，十八大之前的改革，更多强调的是重点性突破，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和建设的任务，既然已经要求强化顶层设计，因此，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就成为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进行的改革的基本特点。
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新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在两种逻辑力量推动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叠加性的结构性转型和变化。一是由市场经济的建立所导致的基于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二是由数字文明的生成所导致的基于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虽然这两种逻辑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后，几乎是并行存在的，但是，从其重点影响的角度来看，党的二十大之前，前者的影响更为猛烈，后者影响相对较弱。因为当时的数字文明的发展，更多还停留在具体某项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过程中，尚未实现整体性技术叠加性的跃升发展，因此，其影响虽然深刻，但是相对于今后来说其程度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然而，二十大之后，从世界范围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从具体技术单项性突破发展阶段向各类技术整体性联动发展阶段跃升，从而使数字文明时代快速到来。同时，这些数字技术的整体性、叠加性和联动性的发展，不仅在数字技术内部产生影响，而且对其他科学技术也产生引领性和颠覆性影响，从而导致基于数字技术革命所引起和所引领的，各类前沿科技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得以生成和发展。
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党的二十大之前的改革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基础和类型来看，更多的是工业化条件下的生产力。然而，二十大之后，我们的改革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除了既有的生产力类型之外，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这些新质生产力。不论是从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是从新质生产力可能带来的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来看，都将与过去有着重大的区别。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工作，不仅不能是简单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且除了强调顶层设计之外，还要强调战略上和对策上的前瞻预判，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不断为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条件，从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新质生产力基础。这就为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及之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提出了新命题、新要求和新任务。
结语：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建设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
在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处于决定地位，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民选择了以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并在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阶段任务之后，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在随后历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内容要素和主体要素的生成和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系统性的体制条件，而且还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要素具体生成阶段向整体形态发展阶段跃升。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和发展，将对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也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命题、新要求和新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不仅要强化顶层设计，而且还要强化前瞻预判，从而为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更有利的体制环境以及战略空间，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发展奠定新质生产力基础。
(作者为郑长忠/复旦大学，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基地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