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修纂和研究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期：一是明末清初，二是清末民初。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既有清廷的官修《明史》，也有大量的私修明史著述，如谈迁《国榷》、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张岱《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等。这些明史著述不仅体裁多样，而且风格各异，代表着不同史家群体对明史的思考和探索，同时也反映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如果说明末清初的明史修纂热潮是中国古代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那么清末民初的明史修纂和研究热潮就是中国史学和社会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了。这次热潮在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选择、研究旨趣与取向等方面显示出与前次不同的特点。其中，章太炎的明史研究①独具特色，既有其个人的文化特点，也反映了转型期的时代诉求，值得深入探讨。
一、章太炎的“明遗”情结
明季多遗民，而以江浙最为集中。他们隐居著述，结社交游，以遗民气节相砥砺，引领一时风气，直接影响着清初的文化生态和政治格局，也塑造了江浙文人特有的风骨，流风所及，直至清末。章太炎生长于兹，深受江浙文化土壤的滋养。他的朋友、弟子也多把他与明季遗民相提并论。宋平子认为他“一孺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①章太炎逝世后，蔡元培题写的挽联有“后太冲炎武已两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②之语，他的嫡传弟子钱玄同及吴承仕分别题写“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③、“继述王李顾黄卒光复五千载”。④朋辈师友弟子不约而同地将章太炎与晚明遗老相提并论，其感受当来自于章太炎日常言谈举止之濡染，较为真确，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章太炎的“明遗”情结。这种情结可以通过章太炎对南明纪年的执著、明裔史料的留心和对顾炎武学行的慕效来加以认识。
章太炎曾对李光地“荐降臣施琅可用状。玄烨内其言。二十二年，卒下台湾。自是明氏子孙，与奉中国年历冠带者，无遗育”，⑤表达了深切的痛恨和遗憾，从中可见他对“中国年历冠带”的眷念。“冠带”自是一种具象化的文化宣示，而“年历”则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能够展示史家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为了尊奉“中国年历”，章太炎有意在其论著中大量使用南明“年历”，以彰显其民族立场。《訄书》初刻本后有“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⑥之书法，类似书法曾反复出现，如“自永历伤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⑦“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帮族，亦因以澌灭。顾望皋渎，云雾如故，惟兹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⑧永历是南明桂王的年号，辛丑是南明桂王永历十五年(1661年)，这一年桂王政权为清人所灭。在章太炎看来，辛丑年最后一个南明小朝廷的覆亡，不仅标志着“明祚既移”，而且还意味着“炎黄姬汉之帮族，亦因以澌灭”。显然，他是将南明政权视为正统的，并以之为“炎黄姬汉之帮族”和文化的象征。他看重的是“永历”和“辛丑”所蕴含的“炎黄姬汉之帮族”和文化的延续，并为它的“澌灭”而痛心。对此，有人指出：“那时他虽然还在‘与尊清者游’，却已对清朝的腐败统治怀着深刻愤懑，以致不愿用清朝纪年。他把南明桂王政权灭亡以后的清朝统治，都视为非法，因而使用‘辛丑后’纪年”。⑨后来，章太炎走上“排满革命”之路，他在《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中公开呼吁：“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⑩这种充满了明遗情结的呼吁无疑是对“中夏复国”的期冀，真实地反映了章太炎当时的心境与追求。
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遗民“潜德”是章太炎“明遗”情结的又一重要表现。民国稽勋，章太炎以为，明室遗民“皆宜表意，以彰潜德，具见主持公道，不忘本源，所谓狐死首丘、叶落归根者”。(11)所谓“本源”和“根”，显系指“中夏”种族与文化。为表彰作为“本源”的明遗民及其后裔的事迹，他用心考索，甚至亲自联络，查找明遗民的宗谱族谱，“以彰潜德”。这正反映出他“不忘本源”、“叶落归根”的文化立场。章太炎从《滇系》里发现“永历帝崩于旧晚坡，从官遗嗣殆尽。然清乾隆时尚有宫裹雁者，为永历帝后”。该书附有详细的考索，指出“永昌守杨重谷闻变，欲以宫裹雁为功，乃诇周某，好迓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轻动。狱已具，杀之于甕城”。他痛恨清廷“灭台湾，后必杀宫裹雁，遗烬灭息，百无一二存”。或许是不甘心永历后裔就此“遗烬灭息”，他推测说：“桂家生齿既繁，不独一宫裹雁。曩占之归，其男夫尽从以往，则永历犹有遗种”，可惜“缅甸灭于英吉利，其踪迹遂不可得详”。(12)类似的考索还有很多，比如章太炎对明太祖第十五子辽简王之后松滋王和李赤心后裔的考索。他认为“史表不载术经薨年，亦无谥号，是必终于崇祯亡后，及荆州陷虏，亦不知术经所终”。他据腾冲李根源所言“(李)赤心有后，在腾冲城东南二十里洞坪邨山后，更姓段”，又据松滋王后《朱氏家谱》所载“永历帝西走永昌，(李)赤心之子实从，复从至缅甸。二年而帝为缅甸送致虏君，赤心得脱，遂寄住腾越。以段为云南大族，遂改称段氏以自晦”，断言“清末腾越有把总朱开宝，即松滋王后。贡生段尔超者，即李赤心后”，“其一心为民，未尝携贰，而赤心独有后，是亦君子所乐道”。(13)对于吕用晦，章太炎称赞他是“以侠士报国者”，明亡“年始十六，散万金以结客，往来铜炉炉石镜间。窜伏林莽，数日不一食，事竟不就”，后因曾静案惨遭戮尸，诸孙“皆戍宁古塔。后以它事又改发黑龙江，隶水师营”。这样的遗民忠烈深受章太炎仰慕，民国元年章氏还“至齐齐哈尔，释奠于用晦影堂。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士人称之为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士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14)民国二年，章氏任东三省筹边使，犹不忘“为黑龙江的浙江同乡会呈请褒扬吕留良的后裔”，(15)还亲自“至其家，见《三鱼堂文集》，其中有《祭吕晚村先生文》一首，因知陆稼书实为晚村弟子，今通行《三鱼堂文集》无此祭文，则乾隆以后抽毁之本”。(16)从以上数例即可看出，章太炎之所以留心明季史料、表彰明季遗民，实出于对中夏“遗种”和文化的期冀和深情。
对明季遗民尤其是对顾炎武学行的慕效也展现了章太炎浓厚的“明遗”情结。他曾说：“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为；若后二子，吾为之”。(17)其实，他欲慕效的何止谢枋得、刘宗周，顾炎武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章太炎认为，“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18)他“早岁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林论学之旨相近”，(19)“远绍亭林，志节亦相似”。(20)无论是他早期宣扬“排满”，还是“后期演说当中，提及顾炎武的频率，要远远高于晚明其他人物”。(21)这是他“时常放在心里”的人物。
章太炎对顾炎武之学颇为推崇，认为“亭林研治经史最深，又讲音韵、地理之学，清人推为汉学之祖”。(22)无论是顾氏治经史的旨趣与方法，还是顾氏的种姓思想和文化立场，都成为章氏治学的内在酵素。他的音韵学颇受顾炎武影响，治学之初就“求顾氏《音学五书》”，(23)对顾氏“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的说法表示“是则然”。(24)他认为顾氏著“《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25)，而他自己就是其后一位“禀”顾氏之法的“言声音训诂者”。对顾炎武的读经讲学之法，章太炎也慕而效之，他办国学讲习会就是效仿顾炎武的读经会。他曾说：“宁人所以启清儒户牗者，《音学五书》、《日知录》为最著。然握其枢者，读经会也”。(26)他如此描绘顾氏读经会的情形：“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座，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27)。而章太炎“除星期讲演会以外，还组织读书会，集弟子于一室，逐章逐句，扎扎实实，通读全书，弟子最佳者，为杨立三，为师所称许”。(28)钱基博认为这就是“以亭林温经温史之法为习”，(29)章太炎也承认自己是“效顾先生读经会制”。(30)明季遗民严种姓，顾炎武欲撰《姓氏书》以彰之，未就。章太炎对此深表惋惜，表示自己“于顾君，未能执鞭也，亦欲因其凡目，第次种别”。后来，他“就建姓本氏及蕃族乱氏者，为《序种姓篇》”，(31)以宣扬种姓思想。以“未能执鞭”为憾充分说明了他对顾炎武的态度。同样，他指出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说的背景是“东胡僭乱，神州陆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表示“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责之说”。而时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32)于是他作《革命之道德》，把顾氏之言为天下学说发挥成推行革命道德的准则，并认为革命能取得成功，“舍宁人之法无由”。(33)章太炎对“宁人之法”的推重，体现了他对顾炎武文化立场的认同。在章太炎看来，“宁人之法”不仅要学习，更要躬行，治学与立身本是一体之事。“顾宁人者，甄明古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34)这种“学用一体论”在章太炎身上亦有鲜明的体现。以上事实表明，章太炎几乎把顾炎武作为“一生行为动机的坐标”，(35)他的言行处处可见顾炎武的影子，反映出浓厚的“明遗”情结。
章太炎的“明遗”情结，表面上是对明朝历史的追忆和明遗民的慕效，实质上是将他们视为华夏文化的象征，借此宣扬华夏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他曾自责说，中国“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36)为使“国故民纪”不“绝于余手”，他将学术视角转向了明史研究。
二、章太炎补撰《明史》的设想与实践
章太炎对清官修《明史》多有不满，一直想补撰《明史》，于是就有了关于《后明史》和《明通鉴》的设想，也对明清之际的人物和史事进行了诸多考证，撰成了《清建国别记》等。他思考的诸多问题，为此后学人开辟了研究路径，孟森、柳诒徵、孙静庵、朱希祖、钱海岳、谢国桢、柳亚子等人对明遗民和南明史的探究，就多受章氏启发，有些还直接继承了他的观点。
(一)“作《后明史》以继万氏”
章太炎曾明确提出修纂《后明史》的愿望和目标：“昔搜集季明事状，欲作《后明史》以继万氏”。(37)他之所以提出要“继万氏”，主要是因为万斯同所撰《明史稿》原本与官修《明史》对南明的态度和书法不同。他认为，“《明史》世称佳史，盖以上比宋、元则为简练翔实耳。然乾隆重修，已有不逮《史稿》者，而万氏原本则较《史稿》更信，恐其中恶讳之文已为王鸿绪删尽也。”(38)《明史》大致尚佳，《太祖纪》不须改定。乃其当有讨论者，则三王自当立本纪，而不可厕之宗室诸王传中”。(39)他严厉抨击清官修《明史》不承认南明三帝为正统有违史法，不满“《明史》以圣安、思文及永历帝，杂在宗室诸王”，(40)认为官修《明史》是“去本干而存枝叶，首尾横决，遂至于此，于义为不通”。(41)他晚年特别指出清代史家的一大顾忌，即“论史不敢论及《明史》，甚至考史亦不敢考及《明史》。此因《明史》乃是所谓‘钦定’之书，且事涉清室，自应避免，不赞一词。其实《明史》非无可议者，是则有待于后人”。(42)他指出：“《明史稿》所以优于《明史》者，福王、唐王、桂王事为之特叙。《明史》则附于《三王宗室传》中，先后倒置，眉目不清，此其一也。《明史稿》于府县设置之沿革，备著年月，甚见清楚”。(43)章太炎认为，“本纪犹经，而诸臣列传犹纬，此史官之大律也。明末三帝，不列于纪，而其臣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及三朝将相四十余人，皆有列传，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谁之朝邪？”(44)因此，他主张“三帝当著纪，而鲁监国、郑成功宜作世家，将相如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刘文秀、李定国辈，功施赫然，著于郝摇旗。金、李虽曾降虏，穷阨反正，有迷复之功；孙可望、李赤心、郝永忠之徒，强寇桀黠，空为豺狼，无损于虏，皆宜录入，以著劝戒”。(45)显然，无论是批评官修《明史》，还是为南明争地位，章太炎都将南明史的书写视为《后明史》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为南明立正统则是他的基本倾向。
除了对南明史的重视，章太炎还对《后明史》的史志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在与刘师培论学时提出：“《后明史》当作地理、职官、艺文三志，最是。遗老故书，搜寻未易，然《禁书目录》于今尚存，即编排亦非难事，特四部、七略诸科，不易分配耳。职官经制，略与全胜之世有殊，惟临事题署者，致为纷拏，非细考不能得实。地理最易，直于《黄图》中抹去数省，递缩递微，则了然明白矣”。(46)从所补内容来看，艺文志重禁书，职官志、地理志重变化，皆是官修《明史》所有意压制或不够详实之处，确有补正之功。
为撰述《后明史》，章太炎非常注重明季史料的搜集，并对《明史》有所辨证。章氏对明季轶事、著述如数家珍，可知他搜寻明季史料用功之勤，辨别史料真伪之精。他流亡台北，寻到《莽苍园文稿余》，自称“得之馆森鸿子渐迻书一本。是书今日本已鲜存者，故子渐特珍祛之”。(47)仅此一例，已可见他对明季史事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对于《明史》，他也非常重视。比如，对《明史·流寇列传》，他以为“李自成转徙不常，自为流寇，名实未背；张献忠定都四川，则不得以流寇目之”。(48)他晚年“颇留意明史，在临殁前数日尚读《明史》不辍。以明前为蒙古、后为满清，其史取材不纯，语多忌讳。尝拟另行撰述，并嘱其门人朱希祖注意”。(49)这些思考和辨证，其实都是在为《后明史》的撰述做准备。可是，章太炎四处奔波，几遭困厄，辛亥后时局动荡，故“晚明遗老之书，欲为整理而未逮”，(50)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修《明通鉴》以“正《明史》之误”
修《后明史》未果，章太炎又提出了修《明通鉴》的设想。他说：“东南大学中友人有发愿修《明史》者，仆谓此事甚难。因明人遗著十不存一也。唯作《明通鉴》尚易。”(51)在此之前，夏燮著有《明通鉴》一书，主要包括《明前纪》、《明纪》和《附编》三部分，记述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迄康熙三年(1664)的史事。《附编》是夏燮修撰《明通鉴》的创例，巧妙地将南明史纳入了明史体系，保证了明史的完整性。徐鼒著有《小腼纪传》，用编年体记载了福、唐、桂、鲁四王和台湾郑氏史事，以清朝为正统，附记南明年号，史事的异同用“附考”形式予以折衷，系以论断。对于这两部史书，章太炎评价并不高。他指出：“夏燮之书，援引既少，而徐燕《小腼纪传》多据清人删改之书，殊不足据。今但增补其阙，加以考异，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之”。(52)他指摘夏燮《明通鉴》“援引既少”，大概是批评该书在所引史料尤其是南明史料方面有所不足。而徐鼒《小腼纪传》因“多据清人删改之书”，章太炎直接对其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殊不足据”。正是由于前人之书或不足于史料，或不足于征信，所以他才产生了重修《明通鉴》的设想。他的办法是“增补其阙，加以考异”，无疑是从史料的丰富性和可靠性两方面入手的。他对这部书充满自信，“虽未能上比温公，或较毕氏可胜之。”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相比，且自居于毕氏之上，可见他对此书的期许。
后来，他再次重申了修撰《明通鉴》的意愿，并提出了“正《明史》之误”的修撰目的。他说：“明世遗文，今存者百不及五，则修改亦难，唯清代发原之际今堪增补。党人是非之见，今渐平允。以修史则恐较季野而不足，以修明鉴，则必较夏燮而有余，如能精为考异，亦足以正《明史》之误”。(53)这里，他提出了修撰《明通鉴》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夏燮的《明通鉴》，以“正《明史》之误”。若结合他对《明史》的批评和对《后明史》的设想，可以推知南明史将是《明通鉴》的重要内容，而华夏民族主义和正统观念将是其指导思想。他曾和柳诒徵探讨过重修《明史》的问题，“教习柳翼谋颇谙史学，欲重修《明史》，翼谋尚未知《明实录》完具不阙，仆亦以为难事”，所以当时他们把修《明通鉴》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因谓无已则修《明通鉴》耳”。后来，他们“知《实录》具存，他日或当与翼谋果此愿，而此《清建国别记》其发轫”。(54)但章太炎终其一生，并未修成《后明史》和《明通鉴》，而以《清建国别记》传世。
(三)以《清建国别记》补《明史》之不足
清人立国之后，对清朝开国史的书写小心翼翼，尤其对满洲臣属于明朝的事实讳莫如深。而一些私修史家也揣摩上意，大加掩饰或曲笔而书，反而使得清朝开国史混沌不清。且清遗老把持官修《清史》，对清朝开国史也是有选择的记载。章太炎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博采明季文献，对清朝开国史进行了深入考索，撰成《清建国别记》。对于这部探讨满洲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著作，有人将之视为章太炎的清史研究成果，当然有其道理。但《清建国别记》所论满洲之早期发展正当明朝，章太炎也是站在明朝的历史时空和明人立场上去探讨满洲历史和满明关系等问题的，所以将该书归入章太炎的明史研究范围，亦无不可。在这部著述及与吴承仕的书信里，章太炎研究了满清种源世系、满洲称谓及满明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考辩精细，立论允实，其中很多论断也成为学界共识。
章太炎通过反复考订，提出清为金裔的观点，认为“其氏姓茫昧，不足以自建，胡明时或赐姓或借他姓，晚始追述祖德，私署曰爱新觉罗”。(55)他还指出“猛哥、凡察为兄弟，而李满住又与凡察同以逢吉为叔，则知猛、凡与李为同堂兄弟，同祖阿哈出也”。(56)这些观点得到了孟森等学者的赞同。(57)
对于满洲称谓，章太炎“窃疑此名乃剌麻以曼殊师利宠锡之，非其本称”，不过他还“不敢断为剌麻宠锡，但其绝无根据，则可知已”。(58)后来，他根据“《满洲源流考》谓‘西藏献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为确证”。(59)此论断是章氏通过多次对比否定得出的结论。从他与吴承仕的信中可知，他否定过“肃慎音变为朱里真，又变为女真，为珠申，珠申语变为满珠，满珠语变为满洲”，因为“满珠不与朱里真、珠申对音，触耳可辨。此种附会，真不值一笑”；(60)也不赞同“满洲即靺鞨转音”(61)(这个观点却为王锺翰接受，提出“满洲一名当由靺鞨而来”(62)之说)。虽然文献证明西藏遣使入清是比较晚的事情，但是他们通信可能较早，也不能否认满洲称谓非源自“曼殊师利宠锡之”。但孟森以为“既言佛号，非言地名，而又云部族之名，此亦属牵强”，(63)他考出“建州可谓以满住即文殊，为其酋长之部落，此即所谓满住部落，亦可谓为文殊部落。既借‘洲’字以影附地名，则即谓之满洲部落宜”，(64)也有学者认为“以满住之酋长名为满洲，难以成立”。(65)尽管“满洲”一词的来源，至今仍没有定论，但章太炎对满洲称谓的考证，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清初官方对其祖上与明的关系，多有避讳，《清史稿》也讳言明季满人隶明的关系，对“建州头目受明官号者，明人书载之甚详，而清人皆不知”。(66)章太炎“考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已为右卫都指挥”，(67)并认为“各卫都督尚有安台失及台恭辈，其世系皆不可详，亦非独一王杲”。(68)他特意考证努尔哈赤起兵所提出的“七大恨”，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斗，对明则属“契薄背恩”。(69)章太炎关于满明关系的考证廓清了清人对此问题的有意掩饰，对《明史》的相关记述有补正之功。
对于《清建国别记》，有人指出，章氏可能因史料掌握不全，“在论断上就不可能不存在缺点和错误”。但若就此认为他的清朝开国史研究“赶不上同时人孟森等学者”，(70)此论值得商榷。“章太炎写清朝开国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顿现，随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开国前政治史”。(71)这个评价比较客观，但还应指出的是，章太炎的论著对清朝开国史研究有开拓疆域、引领潮流的影响。
(四)体例新裁：别录体与事状体
章太炎在修《后明史》时曾提出要用传统的纪传体，但他对传统史体有着深刻的批判与思考。他说：“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72)认为“杜、马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评议简短，贵与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覆，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73)他是以近代西方分析演绎法和社会进化论来检视中国传统史体，强调作史“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74)在章太炎看来，“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他提出了以表、典、记、考纪、别录五体来修撰中国通史的设想。五体在因袭传统史体的基础上，亦有别裁。对此，有研究者指出，章氏“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认为章太炎提出的五体之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发展”。(75)章太炎关于史体的设想也在他的明史研究中得到了体现，这主要表现为别录体和事状体的应用。
关于别录体，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目录》里列举了《李斯别录》、《多尔衮别录》、《管商萧葛别录》、《董公孙张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会党别录》等(76)，其中关于明史的类别较少，仅有《别录甲》及《别录乙》。
章太炎在《别录甲》里把钱谦益与扬雄、颜之推并列，他们的共同身份是贰臣。然“荐绅在朝，无权藉，或有箸位，遭易姓则逐流而徙，其间虽挽仰异趣，然睠怀故国，情不自挫，悲愤发于文辞者，故所在而有”。(77)他们虽身归新朝，但仍心系故主。钱谦益“仕明及清，再至尚书”，“郑成功常从受学，既而举舟师入南京，皖南诸府皆反正。谦益则和杜甫《秋兴》诗为凯歌”，“后二年，吴三桂弑末帝于云南。谦益复和《秋兴》诗以告哀。凡前后所和，几百章，编次为《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沈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78)在章太炎笔下，尽管这些人是贰臣，但是他们并没有谄媚新主，而是心怀故国故土，章氏欣赏他们对中夏文化的眷恋和坚守，大体对他们抱有同情之理解。
章太炎在《别录乙》里收录了许衡、魏象枢、魏裔介、汤斌、李光地等人，许衡佐元，后几位辅清。这些人积极与异族合作，汲汲于事功，如魏裔介助清亡明，汤斌助清打击残明等。这些人受到了章太炎的严厉斥责，认为“‘非其人而教之，齎盗粮，借贼兵也’，孙卿是言”，(79)痛批“(魏)裔介恃齐给”、“(汤)斌诈谖饰俭”、“(李)光地外淫”。对许衡、魏象枢等人，他虽然表示痛恨，但仍赞同他们“僭怛思反本”(80)的为民思想。
章太炎的别录体，尽管有为个人而设的情况，但大部分是按类而设，有点像传统的类传。他把不同时代而具有相同或相近特点的人，归为一类，设一别录，以共性描述为主，《别录甲》和《别录乙》皆是如此。他说，别录“其体与老、韩，孟、荀，儒林诸传相类”。(81)但自从司马迁之后，断代为史，很少有把不同时代的人物归为一类者。章太炎的别录体与《史记》的类传相似，但明显与刘向、章学诚的别录体不同。刘向的别录体，主要是他汇集校书的叙录，称为《别录》。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82)因此，刘向的别录体属于文献学的范畴。章学诚曾提出用别录体来补编年、纪传二体之弊：“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编，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83)他指出：“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84)，故“纪传苦于篇分，别录联而合之，分者不终散矣；编年苦于年合，别录分而著之，合者不终混”。(85)他主张别录“为提纲挈领，次于本书目录之后，别为一录，使与本书目录相为经纬”。(86)章学诚的别录体更像是一个史事索引，与章太炎所言并不相同。总的看来，章太炎的别录体似可视为对中国传统史体中类传的改造，可谓他的别识心裁。他超越时代界限，把同一类历史人物融为一录，有利于扩大历史书写的容量，深化对历史人物的类型化认识，也便于史家借此表达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事状体集中反映在章太炎的《清建国别记》之中，主要有《凡察董山李满住事状》、《卜哈秃兀者秃木事状》、《伏当加事状》、《觉昌安塔克世奴儿哈赤事状》等。章太炎的事状体与纪事本末体类似，但也有不同。他说：“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87)且“纪事本末，只有大事，没有小事”。(88)它可“使纪传、编年贯而为一，以事为经，以时为纬，远因近果，于是麤备”，(89)弥缝编年、纪传的弱处，然“其取材少客观之精鉴，叙事尟主观之断制，轻重详略，多失其宜”。(90)章氏的事状体，正好有纪事本末体的优势，亦可补其不足。章太炎在《清建国别记》中的取材多是精选、慎考，叙事也蕴含有判断，集考证史料与叙事于一体。如他撰写《凡察董山李满住事状》，主要依据黄道周《博物典汇》(崇祯原刊本)、毛瑞徵《东夷考略》、叶向高《朝鲜女真二考》、天都山臣《建州女真考》、严从简《使职文献通编》、陈建《皇明通纪》(91)等史料，并做了细致的考辩：“正统初，建州卫都督猛可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董仓逃之朝鲜，并失印，诏更给以董仓弟董山，袭建州卫指挥；亡何，凡察董山归，得故印，诏上更给者，凡察辄匿不出，乃更分置左右卫，剖二印，令董山领左凡察领右，而董山盗边无虚月，寻诸之边。”(92)在《卜哈秃兀者秃木事状》里，他凭借《宪宗实录》、《清实录》、《世宗实录》等记载，爬梳史料，指出“凡察以正统二年奔朝鲜，归长建州右卫，自尔讫于成化六年，已三十四年矣，猛可帖木儿与范察兄弟二人不闻有余子，今以纳郎哈之叔卜哈秃袭职，卜哈秃必非其凡范察弟，其为庶子可知也。”(93)其他还如“建州卫都指挥兀者秃木等欲举兵侵朝鲜”(94)等，都是有考有叙，叙考结合。章太炎的事状体，取材多是未经清人删削的史料，较为可信，其叙事也有自己取舍尺度，蕴含他的历史判断。这种记叙方式改良了纪事本末体，是他的创建和贡献，对当今修史也有裨益。
(五)对明季史事的整理与考证
为补撰《明史》，章太炎晚年做了很多明季史事、人物、史料的整理与考据工作，并对一些存疑史事提出了自己的论断。其中许多观点论证严密、可靠性较高，受到后人重视。其中，他对李自成之死的考证颇有代表性。
章太炎对李自成之死存有疑议，认为他可能未死。他怀疑“《明史》及王而农《永历实录》皆云以略食为村民所毙”，以为“其事暗昧，不足征信者有数端”：其一“《明史·流寇传》言自成死在九月，《实录·高李列传》言自成死在五月，其差已四月”；其二“《明史》于自成之死，一云自缢，一云鉏击。又云大兵遣人验尸，尸朽莫辨。夫形色肤理之异，朽溃则不可知。若鉏击之与自溢，其骨有伤无伤易辨”；其三“自成兵部，《明史》称数十万，《实录》虽不具数，然十三家营以万人为一营，则兵数至十三万则可知”；其四“轻骑掠食必非宽衣大褶，《明史》称剥衣得龙衣，此龙衣者为衮服乎？则非轻骑所宜。为中衣短襦织为龙文者乎？则偏裨小寇亦得服之”；其五“自成所部十三万兵，纵为村民掩毙，部曲报复，如洪炉燎毛发耳，何以束手不报，听其告于清人”；其六“自成果死，高李必亲言之，何以腾蛟告捷朝士，皆以自成未死为疑”。他提出六疑，以为“自成之死竟无诚证”。他还提出“意者南都在时，自成已有降志，而已负罪深重，不便归附，故先去之，以纾其众耶？是则皂角出家之说”有可能，其“寺(诗)有自成诗集，集久蠹烂，惟咏梅花诗存”，但“旧有百首，今存五首”，其诗“无草泽粗犷之气，而举止羞涩，似学童初为诗者，亦举事无就之征”，(95)认为此诗疑似李自成所作，符合他的身份、心态。章太炎后来又查阅“《清世祖实录》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等疏报自成死事，则在润六月，与《明史》所载在九月者又殊”，确认“清廷于自成之死，固知其虚造。合之《明史》、《永历实录》所载，隆武帝及闽中朝士皆疑自成未死，则知缢死锄击悉为讏言”。他揣度原因，认为“阿济格奉命征讨，则务于虚报战功；何中湘抚安高李，则利于速了旧案；高李竭诚反正，则惧于引起猜嫌”，这是现实原因；“《明史》欲言自成死于五月，则碍于摄政王七月之谕；欲言自成不死，则又有护惜寇贼之嫌。叙述之道既穷，于是强移其事于九月，冀以此弥缝”，(96)这是历史书写的原因。这些考证皆能补《明史》之不足。
另外，章太炎还对明季诸多人物如袁崇焕、张英等皆有考证，另有《书顾亭林轶事》、《清为金裔考》、《建州方域考》、《凡察董山李满住事状后考》、《佟氏考》等考据之作。他的考证善用原始材料，尤其是未经清人删改的明人文献，从而为他的论断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提高了论断的可靠性。章太炎关于“明史”的史论也不少，有《书原君篇后》、《王学》、《颜学》、《遣王氏》、《衡三老》、《非黄》、《议王》、《论东林误国事》等，多是对明代著名学人、学说的评论，眼光锐利，严谨平允，大都有理有据，可备一说。章太炎还撰有一些关于“明史”的书序，如《书〈莽苍园文稿余〉》、《〈张苍水集〉后序》、《〈南疆逸史〉序》、《〈诚意伯集〉序》、《〈王文成公全集〉题词》、《〈王文成公全集〉后序》、《书曾刻〈船山遗书〉后》、《〈日知录校记〉序》等。这些书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太炎对有关史事和人物的认识，同时也寄托了自己的志趣。
章太炎补撰《明史》的设想和实践实肇此后史家《明史》补撰和南明史研究之开端，在朱希祖、梁启超、孟森、柳亚子、钱海岳、谢国桢、顾诚、司徒琳等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章太炎的影响。
三、明史研究对章太炎的意义
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97)而明史研究则是“学问”和“革命”的一个重要结合点。有人说，章太炎是“以一个明朝遗民的思想，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8)这是对其明史研究特色的一个极佳注脚。这使得明史研究对章太炎具有了超出学术之外的多重意义：它是一种文化意象，代表着华夏文化的血脉；它是一种思想资源，可以从中挖掘理论武器，激发国人种族意识；它还是一种人生指导，明人的立身行事锻冶了他的个人志趣，也为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人生坐标。
文化是历史在现实之中的投影，史学则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意象。对于章太炎来说，明史是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研究明史则意味着对华夏文化的坚守与弘扬。这为他的种族思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章太炎指出：“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合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语言、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值”。这是把历史与语言、风俗一起视为国家、种族的重要文化象征。但是，“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99)古人有“国可灭，史不可灭”之说，看重的正是史学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保存功能。在国族灭亡不可挽回的情况下，历史的保存和史学的发展往往会被视为保国、保种的重要方式，遗民重史学正是出于这个缘由。清人“灭支那而毁历史”，以致“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这显然是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投身明史研究，以保华夏文化之种。历史的保存需要借助文献的保存，清人“毁历史”的手段，一方面是禁书、焚书，寓禁于修，进行文化控制；另一方面则大兴“文字狱”，设《明史》馆，争夺史权。章太炎对此十分痛心。他说：“自明季诸臣奏议、文集而外，上及宋末之书，靡不烧灭，欲令民心忘旧、习为降虏”；(100)“当弘光、隆武，则袁继咸《六柳堂集》、黄道周《广百将传注》、金声《金大史集》；当永历及鲁王监国，则钱肃乐《偶吟》、张肯堂《寓农初义》、国维《抚吴疏草》、煌言《北征纪略》；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撰述，皆以诋触见烬”；(101)“《逸史》所载，南都、闵、浙遗事详矣。倾侧扰攘，滇粤台峤之间，两蹶名王，合围南都，庶几康、杼中兴之业，皆阙不著”。(102)清人对文献的毁灭和修史活动的控制，使章太炎深切地感受到了“民心忘旧，习为降虏”的危险，而清人对南明文献的破坏尤使他感到愤恨。所以，他才立志要修《后明史》、《明通鉴》，用心搜集被禁被毁的史书和明季文献，亲访遗民后裔，致力于保存明季遗学。可以说，明史研究对章太炎而言乃是保种之学。
“排满革命”是清末的重要社会思潮，章太炎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而他的明史研究则为他的“排满”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其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种族光复思想。明季大儒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皆宣扬“夷夏之辩”，力主“严夷夏之防”。章太炎深受他们的影响，“建《黄书》而为律，植攘夷以作经”，(103)宣称“吾支那之与满洲，不共戴天，不共履后土”。(104)这种激愤是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共同心态。到了晚年，章太炎回忆说：“明末满人攘我神州，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独能恢复我固有之国土。盖亦以儒者提倡民族主义，已深入人心”。(105)他所谓儒者所倡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夷夏之辩”。
“夷夏之辩”强调的是华夏与周边各族在地域、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而章太炎独重种族，“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106)所以有人说他“专注于强调种族差异的‘华夷之辨’”。(107)在进行明史研究时，他一方面对明人所代表的华夏“年历冠带”表示推崇，另一方面则着力于将满洲刻画为“夷狄”，渲染其野蛮与残暴。他说：“今之满洲，明时号野人女真，烝报残杀，是其天性”，(108)“堂子妖神，非效丘之教；辨髪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109)明清易代的历史，既是满洲征服华夏的历史，也是华夏反抗满洲的历史。这段悲壮的抵抗史成 为清末革命者宣扬“排满”的绝佳历史资源，因而受到了包括章太炎在内的革命者们特别关注。他们通过复活文献来复活那段历史，其中《扬州十日记》、《嘉定纪略》等明季文献的整理出版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章太炎指出：“自流寇肆虐，遗黎凋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州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110)满洲人的残暴狡诈甚至超越了蒙元，他曾作诗表露情怀：“忽展埼亭集，逾惊秀楚词”，(111)“群公辛苦怀忠愤，尚忆扬州十日不？”(112)对清军暴行的“惊”是一种批判和控诉，对扬州十日的“忆”则是一种抗争与责任。这个“忆”，不仅是个人的历史记忆，更是社会的集体记忆。章太炎希望当时的社会大众不要忘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希望以此塑造大众关于明清易代的集体记忆，“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113)“扬州十日”等明季史事经过他们大力宣扬，已然成为代表清廷暴行的典型符号，也成为有效的社会动员武器，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种族意识和抗争意识，影响和塑造了晚清的社会舆论环境。这才是章太炎进行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可以说，章太炎为他的“排满革命”论穿上了“明史”的外衣，而这件外衣则让他的革命思想具有了更好的鼓动性和可接受性，充分显现了史论与政论结合的思想威力。
有人说，顾炎武是章太炎“一生行为动机的坐标”。(114)其实，何止一个顾炎武，对明史的研究曾在很多方面给予章太炎以人生的启示，指引他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锻冶人生志趣。
章太炎最初是从阅读明季文献、了解明季史事之中获得人生启示的。他自称：“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以清代明，宁与张李也’。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115)从章太炎家的藏书来看，《东华录》、《明季稗史》等均有购藏，他曾多次回忆“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116)看来，这些著述直接影响到了章太炎的思想倾向。
随着对明史研究的深入，章太炎在接受明季遗民思想的同时，也欲效法他们的志节。他对顾炎武的慕效前文已述，其实章太炎的思想诉求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明遗民颇为相似，自然容易产生惺惺相惜之感。明清易代之后，很多明遗民不与清廷合作，殉节者如刘宗周，游走者如顾炎武，隐居著述者如黄宗羲、张岱等。章太炎为他们撰写传记，刊布诗文，以表彰他们的民族气节，多次表达慕效之意，甚至以不能为他们“执鞭”为憾。对于那些在清廷威逼利诱之下不能坚守遗民气节者，他则大加挞伐，痛斥他们对国族的背叛。章太炎的立身行事几乎就是一个生活于清末的“明遗民”了，这不能不说是明人给予他的人生的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章太炎对明人的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明人尤其是明遗民治学的态度与方式对他的学术与人生产生了直接影响。清初很多遗民学者不为清廷所诱，隐居向学，“制行之高洁，成学著书之精严，影响清代两百六十年，迄今弗衰”，(117)“学隐”思潮形成，或许与此有关。章太炎对这些遗民表示充分的同情与理解：“处无望之世，炫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罗网周密，虞侯迦互，执羽籥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疐，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耶？”(118)此语道出了此时学人嗜汉学的微旨。而明遗民所选择的学问与人生结合的方式也给予他极大的启发，促使他选择了“学隐”的人生方式。(119)
无论是把明史研究视为华夏文化的意象，或者当作思想资源，抑或是作为人生指引，都体现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史学价值观，即以学为用、学用一体。章太炎自谓“少时治经，谨守朴学”，主要遵循求是之学；后来“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120)又追求致用之学。他认为学术“趋于致用，不趋于求是，可以浮说致人；趋于求是，不趋于致用，左证有事，攻守有法，非诚说释，则不为服”，(121)所以主张“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122)不过，“求是”是“致用”的前提和基础，他曾做过一个比喻：“为匠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型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123)这表明他的学术取向以朴学的求真为根底，不为“致用”而“蔽真”。他虽时常借明史研究倡导种族光复，却并不因“致用”的追求而脱离史学的求真原则，所以他的明史研究皆力求客观，并无虚论。不过，他的求真并非是“为求真以求真”，而是“为用以求真”。(124)这种史学价值观与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秩序变迁相关联，反映了清末民初史家与史学共同的时代风格。
注释：
①陈祖武主编：《太炎先生自订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1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601-602页。
②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页。
③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18页。
④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19页。
⑤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页。
⑥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页。
⑦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78页。
⑧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⑨朱维铮：《前言》，《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4页。
⑩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89页。
(11)汤志钧编：《稽勋意见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40页。
(12)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309页。
(13)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309-310页。
(14)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317-318页。
(1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8页。
(16)孙世杨：《吴下随笔》，《制言》1936年第31期。
(1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91页。
(18)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79页。
(1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536页。
(20)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9页。
(21)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22)章念驰编订：《诸子略说》(上)，《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6页。
(23)陈祖武主编：《太炎先生自订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17册，第592页。
(24)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29页。
(25)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56页。
(26)马勇编：《与人论读经书》，《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7页。
(27)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第382页。
(28)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第300页。
(29)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第382页。
(30)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158页。
(31)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72页。
(32)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84-285页。
(33)汤志钧编：《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0页。
(34)章太炎：《答梦庵》，《民报》1908年第21号。
(35)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第119页。
(36)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第83页。
(37)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02页。
(38)马勇编：《与柳翼谋》，《章太炎书信集》，第742页。
(39)马勇编：《与王宏先》，《章太炎书信集》，第805页。
(40)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590页。
(41)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590页。
(42)章念驰编订：《清代学术之系统》，《章太炎演讲集》，第306页。
(43)章念驰编订：《略论读史之法》，《章太炎演讲集》，第440页。
(44)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590页。
(45)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02页。
(46)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50页。
(47)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98页。
(48)章念驰编订：《略论读史之法》，《章太炎演讲集》，第437页。
(49)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第356页。
(50)章太炎、刘师培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51)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19页。
(52)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19页。
(53)马勇编：《与柳翼谋》，《章太炎书信集》，第742页。
(54)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22页。
(55)章太炎：《清建国别记》，民国十三年仿宋本，第3页。
(56)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25页。
(57)孟森指出：“清初本自附于金，而自称后金”，“清之部落，自为建州，其早时则为斡朵里。斡朵里为元代所设之万户府，以处金之遗民。其受此万户府者，即清之始祖”，且“清代自言其姓为爱新，所谓爱新觉罗”。孟森还指出“凡察与猛哥帖木儿，非同父弟”(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2、9、128页)。
(58)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20页。
(59)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27页。
(60)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20页。
(61)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27页。
(62)王锺翰：《王锺翰史学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页。
(63)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第2页。
(64)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第5页。
(65)王吴、张甫白：《“满洲”名称考释》，《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
(66)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17页。
(67)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25页。
(68)马勇编：《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25页。
(69)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第37页。
(70)袁英光：《章太炎与〈清建国别记〉》，《历史论丛》第1辑，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82页。
(71)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2页。
(72)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8页。
(73)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8-329页。
(74)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9页。
(75)瞿林东：《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学术研究》2003年第4期。
(76)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2页。
(77)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7页。
(78)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9页。
(79)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44页。
(80)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46页。
(81)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征序》，《章太炎全集》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82)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广弘明集》第47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影印本。
(83)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史篇别录例议》，《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
(84)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史篇别录例议》，《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29页。
(85)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史篇别录例议》，《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28页。
(86)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史篇别录例议》，《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30页。
(87)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8页。
(88)章念驰编订：《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演讲集》，第56页。
(89)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4-55页。
(90)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第57页。
(91)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第9页。
(92)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第9页。
(93)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第22页。
(94)章太炎：《清建国别记》，第23页。
(95)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305-307页。
(96)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312页。
(97)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9页。
(98)唐振常：《论章太炎》，《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
(99)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3-324页。
(100)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92页。
(101)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3页。
(102)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201页。
(103)汤志钧编：《祭沈禹希文》，《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45页。
(104)章太炎(菿汉阁主)：《正疆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日。
(105)章念驰编订：《在吴县纪念孔子诞生大会上之演说》，《章太炎演讲集》，第444页。
(10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107)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108)马勇编：《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章太炎书信集》，第56页。
(109)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74页。
(110)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91页。
(111)汤志钧编：《台北旅馆书怀寄呈南海先生》，《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78页。
(112)汤志钧编：《诗二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81页。
(113)汤志钧编：《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114)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第119页。
(115)章太炎：《检论》，《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623页。
(116)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1936年第25期。
(117)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序，台湾允晨文化股份实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
(118)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11页。
(119)敖光旭：《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及其渊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2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11页。
(121)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39页。
(122)章念驰编订：《论今日切要之学》，《章太炎演讲集》，第300页。
(123)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第151-152页。
(124)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第347页。
尤学工, 余康. 论章太炎的明史研究[J]. 史学史研究, 2016(4):5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