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学术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这一学术的核心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它构成了人们基本的学术意识和观念世界。中国史学的自主性是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主要通过富有中国文化和史学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展现出来。它建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也以解释和传承中国历史文化为旨归，成为古代东亚文化圈的主导性话语和学术体系。这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的基本历史观念和文化思想，中国史学的话语权得到了充分体现。近代以来，历史的剧变推动着史学的巨变，传统史学知识话语面对西方史学知识话语的挑战，学术自主意识受到激发，开始了现代转型。
近代中国史学自主意识的觉醒
近代中国史学的自主意识是随着西方史学涌入中国的刺激而逐步觉醒的。晚清是中国史学进入近代后形成较为明确的自主意识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就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世纪难题，关于“中西新旧”问题的思考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晚清西北史地研究和洋务史学的兴起，既是传统经世意识的反映，也是中国史家对史学如何应对当时世变的思考，自主意识开始萌动。所谓“中体西用”之说，可以视为中国学人在思考中学与西学关系之后对两者所做的价值定位，蕴含着对中学包括传统史学价值的肯定。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再审视，而且是与西学比较中的审视，就是自主意识的一种反映。这种自主意识并不反对西学，但强调的是中国文化本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风行一时。他们对传统史学采取否定态度，激起了部分学人的不满。国粹派学人不但大力倡导保存“国粹”，而且充分肯定了“国粹”的价值。这是史学自主意识的直接反映。在西方史学话语和学术体系大举涌入并为中国学人广为服膺之际，国粹学派的自主意识愈发引人注目。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史学加速走向科学化，科学史学成为学界主流，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学术意识难免有西化倾向。科学史学在相当长时期影响着中国史家的学术意识，制约着史学自主意识的成长，也为“西方中心论”提供了适合的土壤。也有一些学人如学衡派对一味西化倾向并不认同，他们并不反对史学的科学化，但反对史学只讲科学实证而不讲人文道德；也不反对向西方学习，但反对过度西化而否定传统。他们具有鲜明的史学自主意识，强调要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融合西方，建设中国自己的史学体系。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促使史学界由“考古”向“考今”转变，出现了“中国本位文化”讨论和1939年后进步学者倡导的“学术中国化”。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如何认识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如何利用传统史学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等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科学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其“中国本位”的重新审视，是中国史学自主意识的深化。
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的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一方面脱胎于中国传统史学，另一方面熔铸于西方史学，西方史学在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要构建自主的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就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其核心则是如何在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之下建立中国史学的自主性。
中国近代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其中蕴藏着中国史学自主性的文化基因，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是构建自主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白寿彝提出，要重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优秀遗产，分别加以研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这些遗产主要以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形式呈现，利用这些遗产时需要进行甄别，核心问题是“古”能否适用于“今”。虽然这些理论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思考，但在普遍性问题的认知上是超越古今的。如中国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可以通过对天命史观的祛魅，获得对人类史与自然史关系的合理认识。中国古代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形成了以“才、学、识、德”为标志的话语体系，对于推进史学主体和认识论研究很有帮助。这些理论性的认识由于建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之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通过给老话语赋予新意义的方式，挖掘史学遗产的现代价值，可以体现史学的自主性，为新时代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另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是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国近代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体系建立在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西方史学的知识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看，对待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史家采取了三种态度：一是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中学为根基而灌注新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二是以西学构建科学史学，以史学转型为社会转型奠定历史观念基础；三是融合中西，在史学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现代转型。无论采取哪种态度，核心问题是历史知识的普适性与中国的民族性能否有机融合。历史学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理论与方法，这是科学化的历史学能够成立的基础，也是中西史学能够沟通的前提。但是，在历史观、史学价值观等方面，历史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恰恰是史学自主性的一个表现，它与史学的普适性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提供的学术营养，在普适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上下功夫。
回到中国历史与现实构建中国史学“三大体系”
中国史学的自主性归根结底体现在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上。当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说明中国的现实和前途，这种学术体系就是有生命力的。
任何学术和话语体系都是对特定历史与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果，是特定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知识都是地域性知识，它的解释力是有边界的。当它超越了知识产生的历史基础时，解释的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
民国时期，面对涌入的各种西方历史观，有人批评这些历史观是基于西方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而形成的，中国学者拿来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就是削足适履，并不合适，这种批评的对象也包括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阶段，这种削足适履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很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就意识到必须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才能给予中国历史以科学的解释、中国革命以正确的指导，于是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目标。他们一方面促进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推动其中国化；另一方面用科学的历史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推动其时代化，二者结合，使史学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这说明，我们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更好地推进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也才能增强其解释力。
王国维指出，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我们可以把“三无”说理解为回归历史与现实本身进行学术研究，不必为新旧、中西之名所惑，因为问题产生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知识产生于对问题的思考，不必以名惑实。只有把知识体系建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以实求名，其自主性才能得到保障。
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应当注重历史理论的建设。历史理论决定了人们对历史的基本认识，郭沫若等老一辈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方面的重要成就，为下一步理论突破提供了重要基础。这种突破需要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深度融合，方可形成包含中国历史密码的历史理论。这将极大推动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增强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解释力。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