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末，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对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仍然持有怀疑的态度。面对质疑，考古发现是验证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的一条可靠路径。2001年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一些参与工程的学者提出建议，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2002年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预备性研究。众望所归，预备性研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2004年夏季，科技部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此后20年，探源工程在近20个学科、近4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

作为国家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这项工程，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学科参与研究的人文科学重大问题国家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王巍编撰的《听首席专家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及刘庆柱、王巍、赵辉和韩建业等学者合著的《溯源中华文明》，诠释了何以中国、何为文明，较为详细地为读者呈现了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程。

中华民族的远古足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20个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和大规模考古调查，指出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历史不是传说，进而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

探源工程的专家们认为，随着阶级、初期礼制以及掌握一定权力的王者的出现，古老的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相继进入邦国文明时代，如距今5100年左右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距今约4300年至41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有专家对良渚古城考察和估算后认为，修建城内高台、内城、外城和巨型水坝的工程量为3600万个劳动日，如果动用一万个劳动力不间断地修建，大约也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遗址的最高等级墓地出土有制作精美的玉琮、玉璧、玉石钺等器物，表明墓主身份尊贵，拥有军事权和主持祭祀的权力，极有可能是当时的王。

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衰落，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勃然兴起。在陶寺遗址中，发掘出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宫城，以及“观象授时”的坛状遗迹、“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我国最早的铜铃、多件类似瓦的器物和表面写有文字的陶器。发掘出土的绝大多数小型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而大墓中的随葬品有的多达上百件，其中有贵重的龙盘、玉璧、玉琮及玉石钺，表明墓主身份非同一般。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遗址就是传说中帝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够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稍后的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学者们一致认为已经处于文明社会的初期阶段。据古文字学家不完全统计，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器上刻画有一些文字符号，基本字形达几十种，大多具有象形字的特征。有学者认为，这些陶字符中有的应该是早期文字，分别表示数字、植物、器具、自然景象等。

交流互鉴的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互鉴。

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来自西亚古文明的铜器制作、小麦栽培、黄牛和绵羊饲养等新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技术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在接受来自西亚地区的冶金术后，我国的先民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

大量的考古学成果证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华大地不同区域之间就发生了交流，稻作和粟作等农业技术由此得以在各地传播，人们在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

在距今约5500年的中华大地不同地域的文化类型中，就已经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如龙的出现，从辽河流域的牛河梁文化，到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再到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都有龙或龙形饰物的考古发现。又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仪仗用具”牙璋，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一些考古遗址中皆有类似发现。尤其是三星堆遗址的牙璋，有的是直接仿制二里头文化，还有的是在二里头文化流入的牙璋上刻画祭祀图案，增加了作为国家层面祭祀器物的功能。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且重要的地位。经过几代学者的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作者：陈虎、余康，分别系中华书局编审、信阳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