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文化，国人丧失了自信力。然而，时至今日，“文化自信”已然成为时代的话语，真是时势比人强！如何理解“文化自信”？如何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本文略加讨论，就教于方家。
首先，“文化自信”是对“文化自虐”与“文化自恋”的双重扬弃。
清末民初，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渐成主潮，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妄自菲薄、自我矮化。胡适说：“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胡适的文化观虽然有批判传统惰性、针砭现实弊端的用意，但由此表现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文化自虐”的典型。
20世纪20—30年代和80年代，学界曾两度讨论国民性问题，受西方、日本影响，国内学界很多人竟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只是“劣根性”，没有“良根性”，实际上是把人类所有的丑恶都集中在中国人身上。面对文化虚无主义与自戕主义的思潮，张岱年先生多次发表文章与演讲，指出：人们总是说国民性中有劣根性，诚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假如中华民族只有劣根性，那中华民族就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资格了，这就等于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价值……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2]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良根性”，即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中华民族在亚洲东方能延续几千年，一定有它的精神支柱，沒有这些，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3]这个精神支柱，就是民族精神。张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已经五千多年，过去的中国文明曾经对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影响，难道几千年的文化创造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吗？是祖先低能，还是子孙不肖呢？
我们认为，只有批判传统才能真正继承传统，但真正的批判必须是全面深入理解基础上的内在性批判，需要以缜密功夫从中国文化思想系统自身的内在理路出发而对其做系统梳理，避免将某种特定的思想框架强加在传统中国文化之上。不由分说，寻章摘句，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宰制、肢解传统，先入为主地把中国传统执定为粗糙、落后、保守云云，这类所谓的“批判”或美其名曰之“新批判”，实与中国思想文化毫不相干。
当下，中国文化的复兴已成大势，又有人不加分析地歌颂传统文化，陷入一种“文化自恋”情结，好像凡是国学、传统的都是好的。三十年来，我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再两面批判、两面出击：一是批判“全盘西化”思潮，二是批判自恋情结，批判各种形式的伪国学。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皇权专制主义是我们首先要深入批判的，这是我国健康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我们还及时批评了时下的国学热、儒学热、书院热中的负面，批判沉渣泛起，批评了把国学作为敛财手段的功利倾向和误人子弟的做法，强调正讲国学，让国学、儒学中的核心价值、做人做事的正道，创造性转化为现代人的人生智慧，以此安身立命。
“文化自信”是对“文化自虐”与“文化自恋”、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观的双重扬弃。没有全面真正的继承，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创新不仅要有厚重的历史感，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也要有时代精神，具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创新固然是因应时代的挑战而生，但创新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一定是对传统批判性的继承。弘大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昧于社会现实而开历史倒车，相反，恰好包含着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批判时俗流弊，抛弃五四以来相沿成习的对中国文化的某些误解、成见，调动并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介入、参与、批判、提升现实，促使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双向批判、双向扬弃，这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其次，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文化自信”，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两创”。
钱穆先生说：“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4]这就是对自己的文化要有一种自觉，这种自觉源自深度的理解。
有“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才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化，特别是儒释道，在两千多年来一直塑造和滋润着中国人的心灵，在近百年来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和批判，这其中固然与“救亡”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即其中的僵化和异化有关，同时也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识、心态乃至个人遭遇等有关，总体上表现为自信不足。儒学等在当下中国得到重新认识和重视，呈现复兴之势（当然也有不少鱼龙混杂），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多重的：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势的强盛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外来思想资源无法安顿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儒学中自身的价值理念仍具有生命力，比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不管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现当代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只要是人类社会，无论其组织方式如何，我们要形成公序良俗，就离不开这些价值。此外，中国文化、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因时损益、与时俱进、自我更化的精神也是它葆有生命力而传承不断的重要原因。
新时代文化“两创”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际上，有本则不穷。相对而言，儒学与现实的脱节相比传统中国社会而言确实比较严重。在此方面，我个人认为，当今首要之计是注重和加强儒学的教育和普及，我曾呼吁《四书》等儒家经典应该进大中小学课堂，要让儒学成为滋润我们中国人心灵的文化资源，成为我们党政干部的起码修养，我也曾呼吁并积极推进民间儒学的培育和发展，让儒学重新扎根于中国的这片土壤。
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王阳明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他首先是强调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领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地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有借鉴意义。阳明讲“知行合一”，
“知”在这里指良知，阳明强调真知真行。阳明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我们要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深造自得”，对自家文化经典要有全面而深刻的研读、理解和体证，惟其如此，方能“居安资深”，才能“左右逢源”，也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其次，我们还应该带有批判的眼光和精神，不能堕入所谓“原教旨主义”。再次，官方和民间都应该积极推进灵根再植的体制机制之建构，比如以《四书》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儒学纳入一级学科并且建设一批一流学科、恢复或重建民间书院及其功能、在有的地方尝试恢复庙学合一的传统，继续推进民间儒学的良性发展。最后，也有必要防止鱼龙混杂、国学骗术，警惕一些乌烟瘴气的东西以国学之名沉渣泛起。
再次，“文化自信”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
今天，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各国自己的利益。可持续发展不仅关涉各国，而且关乎全人类的长久发展。中国文化长期以来讲可大而可久，“大”指的是空间，“久”指的是时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如果各国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程度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
钱穆先生96高龄时口授了他一生最后的“文化遗言”，即《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一文。其中指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是最重要的观念，是中国文化的归属之处。他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也在于此。
中国文化、儒学，早在明清时代已经国际化，彼时的朝鲜、日本、越南等皆为儒教国家，而且，彼时也不乏西欧传教士开始研习、翻译儒学经典。时至今日，中国文化、儒学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愈来愈多的研究和传播。为何如此？这原因是多重的，但最为根本的还是与中国文化、儒学自身的价值理念有关。中国文化、儒学当然可以为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危机提供智慧和思想的资源，重“时”（比如《月令》）的观念、“天人合一”“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就可以为解决当代环境问题提供智慧，即要根本扭转近代西方以来所形成的那种征服自然、个人权利本位、刺激消费的观念。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着从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贪欲、占有欲及人对自然万物自身权利与价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取用与开发。再如，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反求诸己、和而不同，可以化解当代世界因宗教冲突等因素而引起的恐怖主义问题。儒学对待其他文明或外来文明，不像有的宗教那样排外，其基本原则就是“和而不同”，宽容包容，尊重其他文明，并尽可能学习其他文明之长处。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念，“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理念，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是我们的职责。
（《孔学堂》中英双语杂志2017年12月第4期）
[1]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葛懋春等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45页。
[2]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3] 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48页。
[4] 钱穆：《引论》，《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