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从文化层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的系统性理论总结，其中关涉如何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内在具有立体式多元化的叙事结构。从本体论层面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加以把握，将文化叙事、文明叙事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复兴叙事相互关联，从坚定的文化自信中探寻“走自己的路”的文明基因。从方法论层面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并将其上升到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和又一次思想解放，为深化拓展对包括文化思想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价值论层面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发展校准了航向。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化理论化总结，但从广义层面而言，这一思想是从整体性层面对于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文化凝练与文化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这一思想有其理论内涵的丰富性、思想价值的深邃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乎文化但又超越文化的总体性概念，在本质上关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整体全局，发挥着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走向的思想文化引领作用。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必须坚持总体性思维，深刻认识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时代伟大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元结构之间的辩证张力关系，进而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立体式叙事结构。本文拟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关键词切入，分别从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重视角出发，综合勾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多维叙事结构，以期深化对这一思想的丰富理论内涵及重大价值意义的理解。只有从本体层面系统阐释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才能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晰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必须依赖科学的方法论，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最后，在科学方法论的指引下，我们要认识到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的价值旨归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着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本体论叙事：文化自信与“走自己的路”的文明基因
文化一般被视为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表现形态，从根本上是由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所综合决定的产物。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直接决定了存在何种文化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方面坚持以唯物主义的方式看待文化，即坚持文化生成的具体的、历史的、内在规定性，这从根本上超越了历史唯心主义对文化和主观意识能动性的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坚持以辩证的方式对待文化的能动作用，对文化在一定条件下的能动性表达了充分尊重，从而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文化在凝聚共识、推动实践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始终从中国具体的实际出发推动构建能够反映时代趋势、彰显人民意愿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明确提出文化自信的重大命题，并将其视为关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使我们能够从更加宽广的历史文化纵深中把握“走自己的路”的内在逻辑必然性，夯实了关于中国道路本体论层面的文化根基问题。
（一）从更为基础的层面出发，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基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显著的物质成就基础上，文化在推进新时代伟大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阐释近代以来民族复兴历史叙事逻辑时，创造性提出了“文明蒙尘”概念，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这意味从“文明蒙尘”向“文明复兴”的逻辑嬗变，在根本上从属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大逻辑。实现文化和文明层面的复兴，构成了民族复兴叙事逻辑的深层次内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文化在凝聚力量、振奋精神等方面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实现文化的繁荣兴盛也是当前在国际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关键。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这一重要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文化自信构成了这一思想的基础性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相较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主要是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探索性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立足于中华文明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具有更深的历史纵深，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其中，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文明样态，“在这种文明框架之中，并没有出现过现代西方与‘传统’过去之间发生的全盘的质变性的决裂”。中华文明内在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可能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必然会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所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从更为本质性层面出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走自己的路”的文明基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不是实用主义的选择，而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因素相互交织所催生的内在历史必然。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要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发展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从文化本体层面出发把握中国道路来龙去脉的战略构想，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更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理论的重大突破性发展，为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历史与逻辑必然性提供了更加宽阔的理论参照系和更加深远的审视距离。五千年中华文明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内在塑造了中国人对待自身和周遭世界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地形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征，塑造了中华民族独具自身特色的文化心理结构，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关于自身道路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同时也是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中走出来的，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之间在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种文化层面的相互融通决定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必然性。以此而言，从文化层面探寻“走自己的路”的根源，实际上拓宽了关于中国道路本体论的认识，即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决定了必然选择独具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中国独有的文化信仰系统和精神结构从更深远、更具普遍性的层面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必然选择中国道路。
（三）从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出发，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进而彻底掌握历史主动
理解文化自信不能单纯局限于文化领域，必须上升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刻互动、理论与现实的同频共振中加以把握。文化自信从更深远层面来看，是基于深远历史文化纵深中塑造的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00多年接续奋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一国到多国、从低潮到复兴的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探索的显著成就，构成了历史自信的来源和底气。从历史文化的长时间段审视出发，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确立了大历史观的指导原则，能够超越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性或历史事件的相对偶然性等制约，能够从总体上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洞察历史发展一般趋向。这种历史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在深刻推动“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历史认知，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未来发展态势科学认知基础上的自信表达，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潮流中对历史主动的掌握和历史大势的研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定历史自信从根本上不仅是对既往已逝历史的自信，而且是从深厚的历史纵深中增强走向未来、继续前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方法论叙事：“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突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内在遵循着特有的方法论结构。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关涉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伟大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以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所需要回应的“两个结合”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深刻扎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土壤之中，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两个结合”的标志性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创性重大理论判断被提升到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和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度，为深化对包括文化思想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一）“第二个结合”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方法
近代以来，由于殖民主义的现代性扩张，中华民族以被动性姿态被“抛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之中。由西方资本现代化所推动建构的世界体系，呈现出“中心—边缘”的巨大权力支配关系。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处于世界体系和秩序的边缘，在资本现代化的话语霸权下，既丧失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又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近代中国在殖民现代性的冲击下，不仅面临肉体生存层面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更面临着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文明蒙尘”。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的概念改造、逻辑演绎，而必须将文化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问题相互挂钩，从推动历史的现实进步中把握文化前进的方向，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中重建文化的主体性。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以“返回书斋”的文化保守主义方式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而是从推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特别是在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中，把握文化前进的规律、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特别是在理论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命题，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提供了科学理论范式。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本质的现代性——基于现代工业化生产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文化表达——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魂脉”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实依托，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为根本方向，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在基础性制度层面的重大原则创新，为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夯实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坚守了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又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现代生命力。这从根本上既保证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立足本我，是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传承基础上的产物；又通过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现代生命，使得文化主体性得以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以开放性方式不断生成。
（二）“第二个结合”是推进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从当代中国现实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理论结晶，现实实践不仅包括客观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且也包含文化因素在内的精神因素。实际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就已经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阐释中，就深刻指出了“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问题。1943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不难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但以往更多的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民族复兴和世界变局的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影响，首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与具体实际同等重要的高度，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融合，关键在于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相通性，相互契合是相互融合的内在逻辑前提。这种内在的融通性一方面可以从外在显性层面加以把握，即从具体观点或结论上的相似性加以理解，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概念或命题“比拟”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诸如，以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比附共产主义理想，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比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比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更加内在隐性层面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即从相似观点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次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把握二者的内在契合性。诸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刻彰显的变化的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间存在着强大的逻辑相同性，这是使二者的结合在根本上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而非简单的“物理拼盘”的关键所在。在“第二个结合”的叙事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因其理论亲缘的异域性，必须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理论滋养，才能真正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使其成为中国的。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其产生条件的前现代性，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激活”，方能置身于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与现代生产、现代生活相互融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换言之，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使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土壤之中，才能不断推动当代中国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三）“第二个结合”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实路径
文化主体性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基本形态的关键因素，是民族文化自信得以彰显的主观表现样态。中华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奋斗中形成了璀璨的传统文化，形塑了中国人固有的看待宇宙、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看待自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独具自身特色的文化主体性，这是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所在。例如，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是人类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文明样态，突出的连续性“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但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近代中国不仅遭受了亡国灭种的生存性危机，更导致了“文明蒙尘”的文化主体性失落问题，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建成为拷问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一些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探讨“天朝大国”失败的原因，开始抨击注重修身养性的理学和注重训诂的汉学，提出经世致用的救亡图存思想。尽管这种尝试最终走向了失败，但是其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路径重建中如何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争。所谓“古今”就是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必须回答的文化传统与现代走向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在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又进一步表现为保守复古与现代转型之间的尖锐冲突。所谓“中西”就是文化主体性重建中所必须回答的中华文化本土性与西方文化异域性之间的冲突与调适问题，这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又被进一步表述为传统文化的前现代性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何种方式重建文化主体性成为一种开放性命题，不断牵引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古今中西之争”如梦魇一般笼罩在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成为文化主体性重建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难题。一方面，作为建立在现代物质化大生产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着现代文化的前进方向，能够超越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局限，不断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传统文明，推动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本土实际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使其牢牢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土壤之中，不断以民族的形式和内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异域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化。
三、价值论叙事：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求解人类文明困境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背后都有特定的价值属性，具体理论内容和观点都存在特定价值论层面的意义所指。习近平文化思想并非单纯文化领域具体观点的集合，其更多地具有总体性层面的价值所指，即在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传承的基础上，实现对既往历史与当代实践之间有机关联性的总体把握以及对本土历史文化、现实经验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向密切关联性的整体理解，进而在更高层面实现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容，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处理，既是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当代走向的深刻把握，更是以文明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求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的积极探索。
（一）西方形而上学文明观的历史困境呼唤新文明观的生成
尽管“文明”一词的使用具有不同维度和不同含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经常处于学术界的对比性讨论之中，但就人类现代思想发展史的一般进程而言，“文明”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又始终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生产处于紧密的逻辑关联之中，谈及文明常常固化认为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西方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关论述中关于文明话语的使用，始终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紧密关联。所谓文明就是由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所建构的一种全新存在样态，这是区别于传统自然经济的全新历史形式。例如，在阐释资本主义时代分工所导致的生产工具的巨大历史性革新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这里所言的“由文明所创造的生产工具”，在本质上就是由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所塑造的机器化大生产方式。而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扩张，由资本所开创的现代文明也开启了世界性布展的过程，即由民族区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由蒙昧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转变。马克思曾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在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所构建的绝对权力面前，人类社会历史被化约为一切非西方国家必然遵循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单一发展图景，人类文明发展被规制为“中心—外缘”的差序性格局。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观上强调一元线性主义文明观，即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现为由野蛮到文明的必然性演进，而文明状态即是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开启的全新时代；在方法论上强调形而上学的排他性，即由资本所主导的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至高样态，一切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在通往所谓文明的道路上只可能有西方文明的唯一模式。实际上，资本主义形而上学的文明观因为资本使抽象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文明发展的具体性内涵也被资本形而上学抽象性所遮蔽，资本主义文明成为最高的抽象性和唯一的历史性存在。在这种排他性形而上学文明观的指导下，人类文明图景被人为切分为所谓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巨大历史性分野，文明也被强行用由所谓非西方的“低级”文明形态向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所谓“高级”文明形态的一元线性演进历程进行叙事。在这种差序性文明叙事体系中，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处于“文明隔阂”“文明冲突”的紧张状态之中，人类文明的百花园被人为规制为单一孤立的存在，一种全新文明建构的呼唤日趋强烈。
（二）以复合型文明样态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方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在现代社会对传统文明的重释或重读，将传统典籍置于当下的重解并不能直接催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本质上不过是给经典概念或命题提供一种全新解释框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概念，不是一种文字层面或形式层面的转化，而是将传统文明与现代物质生产和生活融合、贯通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文明样态，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表达，是反映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明形态。所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一种单一的文明形态，是内部蕴含着多元因素的有机整合，即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华文明的有机融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显著的文明观，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魂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弊病进行深刻批判的产物，其系统揭示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深刻矛盾，进而展现了资本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历史性困境的制度性原因，超越了西式文明的内在弊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自身历史，在总结重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谋划自身发展的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思想旗帜之上，同时也将新文明作为自身持续不懈的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属性之所以能够呈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内在发挥了逻辑基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延绵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滋养，发挥着重要的“根脉”作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现代的”还是“民族的”，是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承、独特文明基因的文明样态，这不是异域文明的简单复制粘贴或空间平移，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主体性。但从另一个维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非传统文明的简单时间转化，而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经由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扬弃后的文明样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的文明表征。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开放包容性超越形而上学文明观的抽象封闭性
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逻辑框架中，资本的抽象统治力量抽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性内涵，因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明观也呈现出“抽象占统治地位”的特点。而这种抽象排他性文明体系的演进，在其本质上与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扩张之间保持着同频共振关系。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特征，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性又进一步形塑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和平包容性。实际上，这既是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根基中汲取养分的结果，也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所言，“人类普遍交往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文明互鉴有助于不同民族为人类文明的总体进步提供各自的独特贡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有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同时也有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一般规律的现代特色和时代属性。
概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提升到治国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加以把握，内在决定了文化自信理论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主导地位。进一步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最大的理论特色就是实现文明叙事与民族复兴叙事的内在融合，从深厚的文化视野出发定位中国道路的理论坐标，以对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把握“走自己的路”的内在逻辑理路与历史必然。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体论价值，需要进一步从方法论层面加以深化，即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根本指导方法，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生成。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入发展，实际上进一步从价值论层面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历史价值和深远意义，即以文明交流互鉴不断丰富人类文明发展的百花园。
张明，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青年项目（2021）入选者，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主要成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中央马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4项，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3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理论文章10余篇，30余篇被二次文献全文转载，连续两次入选报刊复印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20、2023），先后获全国优秀理论宣讲微视频、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金会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教育部首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比赛特等奖、江苏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青年五四奖章、江苏省五一技术创新能手、江苏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6期，第29-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