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相对成功及经济社会更加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宗主国葡萄牙在澳门殖民管治深度不够，对澳门精英缺乏吸引力，回归后亦基本没有施加干预，使得澳门回归及治理较为顺利；第二，爱国爱澳力量在澳门相对更强，为回归后治理打下扎实政治基础；第三，澳门社会经济结构、市民构成及国际影响力相对单调及可控，中央管治较为得心应手；第四，澳门基本法制定晚于香港，部分修正和调整了不利于中央管治的有关条款。这些历史及政治因素在港澳之间差别较大，因此港澳治理不能简单地横向对比，需要分别评估、诊断及治理。
香港回归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和英美势力持续干预、台湾因素及香港本地精英对西方文化的认可和忠诚有关，香港基本法之设计及回归后的初期治理对香港政治社会复杂性及国际干预强度估计和应对不足。近五年来，中央循着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的方向积极调整治港重心与方略，完整诠释及落实一国两制法理和政策内涵，已取得积极成效。
澳门模式有香港值得借鉴的地方：其一，在国家安全立法上承担对国家责任和义务，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宪制保障，澳门先于香港完成；其二，缓行普选，聚焦经济民生及从制度上保障行政主导，是特区良好管治的基本经验；其三，融入式发展思维，对一带一路战略及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应持有积极参与和发挥独特优势的立场及实际作为，带动港澳社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青年人带来新的身份体验、认同和归属性成就。澳门模式在上述方面有着显著进展，香港社会应总结反思，克服困难，迎头赶上。
当然，香港模式中也有澳门需要学习的地方，比如更加优良权威的法治、自治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更高的国际化水平与对外交往能力以及在金融、专业服务方面对国家更大的发展支持作用。澳门回归18周年，各方面表现良好，但潜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也逐步凸显，甚至反对派政治也在抬头。澳门需要适当增强法治权威性及公民社会活力，经济更加多元化，社会竞争力及公民竞争意识需要进一步激发，这些面向仅仅在澳门本地是难以展开的，需要更大的空间与战略思维加以突破，幸好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澳门模式转型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和空间。
总体上，澳门稳定超过香港，但香港活力及国际影响力超过澳门。这不仅仅是体量上的，也是结构与质量上的。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国际化而言，香港模式对国家制度与软实力的挑战更大，当然刺激成长的契机也更大，不过香港模式内部矛盾重重，张力凸显，对国家依然保持严重的不信任甚至敌意，有本土分离及港独运动，是需要严肃应对和处理的，否则香港的固有优势非但不能为国家所用，还会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澳门需要进一步融入国家及参照香港某些指标与经验而提升国际化层次，比如过分“大陆化”而削弱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制度功效与发展潜力。港澳模式共同作为一国两制的发展先导，对台湾统一及统一后的宪制模式设计的影响与塑造作用依然存在。一国两制在港澳台三地花开三朵，各自妖娆，是值得比较分析又必须分别进行个案深度研究的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的典型案例。
（原载思考HK 2017年12月2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