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陆港经济理念和制度的整合速度相比，陆港政治理念和制度的整合亟需提速。基于香港政治文化建设的三个深层次问题，本文建议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两方面加强建设。理念建设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去殖民化”，即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树立唯物史观。第二是“去极端化”，即超越西方民主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潮。第三是“中国道路化”，即超越“逆全球化”思维，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五大发展理念。制度建设首先是建立由中央和特区政府相关部门联合行动的“部港合作制度”，然后在“部港合作制度”的统领下搭建政治文化阵地，分别建立强化国家教育主权的部港合作制度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主权的部港合作制度。
关键词：香港；政治文化；理念建设；制度建设
张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以来，香港焕发出陆港深度融合的新气象。“债券通”的落地为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创造了新机遇，将巩固并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签署将拓宽陆港经济技术合作，提振业界对“ETF通”市场发展的信心。《关于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旅游合作协议》的签署将推动陆港旅游市场、产品、信息、服务方面的融合发展。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已经同特区政府磋商，支持香港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香港与第二大贸易伙伴东盟的合作关系也有望加强，《东盟—香港自由贸易协定》于今年10月签署。
与经济新气象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步履维艰的香港政治改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伊始便提出了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但即遇上继梁颂恒和游蕙祯后再有4人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一地两检”继续被拖延、财委会多项民生议题受阻等执政困境。此外，林郑月娥曾明确表示，“‘港独’在香港是完全没有出路的”，但港独分子执迷不悟，依旧蓄谋破坏香港的安定团结，挑战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底线。据《大公报》8月13日报道，港独组织“公民联合行动”8月12日举行研讨会，密谋实现传统反对派与港独分子的大和解与结盟，从而为补选铺路。
我们看到：一方面，“占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充当港独联盟的推手，鼓吹要引入外国势力，着手再次兴风作浪；另一方面，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稳定的“占中七警”虽全部获得保释，却仍在等待上诉减刑。我们还看到：一方面，香港高等法院8月17日就2014年“公民广场案”刑期复核作出判决，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分别被判处6个月、7个月和8个月监禁；另一方面，香港反对派及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对判决结果不满，认为是“政治打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8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做出回应：“任何人都不能打着‘民主’、‘自由’等幌子进行违法暴力活动……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特区事务，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围绕改判风波，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说：“香港社会近年弥漫一股歪风，有些人包括有识之士鼓吹‘违法达义’的口号，鼓励他人犯法，公然蔑视法律，不但拒绝认错，更视之为光荣及自豪的行为。”此种情景真是一幅让敌对势力“仇者快”，让爱国爱港同胞“亲者痛”的政治画面。
国家统一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实现主权统一之后，还要经历长期的理念整合和制度整合过程。回归祖国二十年，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提供了独特竞争优势，陆港经济理念和经济制度的整合相对顺利。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所述，“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①]换言之，陆港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整合亟需提速。
习近平总书记说：“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在‘一国’的基础上，‘两制’的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促进“两制”和谐相处与相互促进是未来陆港政治深度融合的总方向。现如今，中国和世界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香港政治文化建设速度能否跟上“全国一盘棋”的脚步，事关“一国两制”伟大创举的前途命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继往开来，事关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融合方面的深度与广度，事关大国崛起的前途命运，事关全球化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世界人民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信任与信心。
有鉴于此，本文建议，从香港政治文化理念和陆港政治文化交流制度两方面推进香港政治文化建设。由中央和特区政府采取联合行动，在实践中共同探索“两制”相处之道，加速解决香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引导香港社会在波诡云谲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政治定力，从而以积极平和的心态再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辉煌。
一、香港政治文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
（一）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遗留的香港政治文化的系统性缺失问题
为了把香港建成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转口贸易地，英国在香港建立了一种经济公民权与政治边缘化相结合的威权政体。在威权政体下，公务员和政治精英为殖民政府服务且鄙视底层民众；华人社会则秉持政治冷漠，靠家庭和华人社团解决事端与冲突。虽然这种威权政体是二战后香港经济奇迹的重要条件，但是随着民众对市场理性的日渐怀疑，政府须提升执政能力，有效回应民生诉求。这既不是奉行精英原则的殖民政府公务员所擅长的，也不是代表官僚体系意愿的殖民法律所能实现的。
无论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下的权力合并问题，还是威权政体下的政府执政能力问题，都需由一个或几个强有力的大型群众性政党来解决。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下，香港既未产生实干高效的政党领导人，也未孵化出组织得力的大众政治，政党文化一直维持在不发达的状态。事实上，香港政党的成立仅是“香港回归”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成立契机不是人民需求，而是政治分野，即“是否信任和拥护中央政府”。所以，香港政党的党建工作缺乏扎实的基层治理，竞选主要是靠媒体制造同香港发展不甚相关的意识形态论争，对香港如何保持繁荣稳定和增进民生福祉的建言甚少。在一项香港民众对香港五大机构的信心程度调查中，政党排在最后一位，民众信心由高到低依次是法院>立法会>公务员体制>行政机关>政党。[②]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助于香港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但是英国的殖民教育政策和美国冷战时期的国际教育战略都遏制了这种可能。港英政府采取三种措施实现“去中国化”：一是中国历史课教学年代到1949年止。二是将英语设为主要教学语言。三是港英当局进行教育审查。[③]美国则一贯奉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早在义和团运动结束之后，美国便把《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用于在中国创建留美预备学校。1945-1950年间，避至香港的大陆教授和学者更是美国半官方组织亚洲基金会的重点关注群体。美国认为，“与其正面攻击共产主义和兜售美国的价值观，还不如鼓励复兴亚洲文化价值观更有利于美国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资助大陆学者并扶助中文书院能“提供共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学说”，“借助中国学者的智慧来打这场文化冷战是一举多得的明智之举”。[④]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在“新干涉主义”战略下制造的所谓“香港问题”
根据帝国主义的常用手段，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将帝国主义分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如果单凭自己的力量而能获得成功的话，则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凭借一超独强的国力优势，以经济水平作为文明程度的唯一标尺，综合运用学术、资助、媒体、互联网、社会组织等“新干涉主义”的隐蔽手段，向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内部的不合作国家同步输出所谓“普世价值”，在时机成熟时策动颜色革命，增加这些国家的内耗，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美国在香港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取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从香港的政制发展、人权状况和高度自治三个层面高调插手“一国两制”的实施，通过颁布文件、外交施压、公开声明、利用媒体制造影响、支持香港“反对派”和资助非政府组织等多种形式介入香港事务。[⑤]以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为例，近年来发生的“反23条游行”、“占中事件”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该组织利用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机会，挑起所谓“香港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从而配合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⑥]
（三）在“逆全球化”潮流影响下的香港新本土主义思潮问题
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现代化赢家”与“现代化输家”的结构性对立。所谓“现代化输家”是指受教育程度低，被现代化进程排斥在外的底层群体。数量庞大的底层群体持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立场。英国脱欧、特朗普在“极化政治”的推动下出人意料地当选总统，这些事件无不说明，国际形势涌动着逆全球化的潮流。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贸易保护主义、边境修墙、控制移民、暴力和极端行为等问题所困扰。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却过于看重权力，规避结构性改革等难啃的骨头。正如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卸任时发表的言论中所说：“当今世界的动荡并非源自民众，而是源自领导人。对这些人来说，最关键的是不择手段使自己当选。”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但是在“去中国化”殖民教育和反共思潮的长期熏染下，香港社会暗藏一种歧视内地的心态，导致对中国精神的超越性视而不见，过分夸大香港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差异。祖国的迅速崛起既增加了港人的国家自豪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深埋于心的所谓“优越感”。在“逆全球化”潮流影响下，这种矛盾心理加之狭隘的民族主义、社群主义思想，便引发了新本土主义思潮延烧香港。
在教育方面，新本土主义表现为抵制国民教育。2012年7月29日，大批香港市民携子女游行示威，抗议特区政府计划采用的教学参考资料《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在经济方面，新本土主义表现为不合时宜的怀旧情结。2006年的保卫天星码头运动、2007年的保卫皇后码头运动、2009年前后的反高铁运动、保护菜园村运动、当前反对“一地两检”等，都是这种怀旧情结作祟。在法治方面，新本土主义表现为“港独”主张的“全民公投”。“占中”公投是激进政客煽动群众做出野蛮行为、公然挑战基本法的政治闹剧，掣肘特区政府施政，导致香港法治文明倒退。自治权不能适用于分离主义运动，“港独”以“公民民族自决”为理论依据、以“全民公投”为实现形式、以“香港独立”为目的之做法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⑦]在媒体和互联网方面，新本土主义表现为不负责任的“亲西方”言论肆意传播，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缺乏国家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
二、香港政治文化的理念建设探讨
（一）去殖民化：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树立唯物史观
如果不能正确地阐释历史，就无法科学地认识现状、开创未来。历史虚无主义以孤立片面的态度和方法，全盘否定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全盘否定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任意贬损英雄，为已有定论的反动人物翻案招魂，甚至不惜牺牲绵延千年的爱国主义精神，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树立唯物史观，既要传承封建中国的古典智慧，更要增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认同。“一国两制”的“国”既不是封建中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1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铸就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延续了古典智慧中的贤能政治，汲取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治国理念，融合了西方文明中的市场原则和法治精神，建立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⑧]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如今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和立心、为人民立命、融东西之精髓、护崛起之和平，具有全球超越性。
树立唯物史观，还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在西方政治文明中，先有国家，后有政党。与西方不同的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和平共荣的“使命型政党”[⑨]。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桥头，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力服务和保障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依法履行香港、澳门防务职责，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分裂破坏活动”，“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⑩]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国家发展的桥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敢放开手脚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还坚定地站在政党建设的桥头，在永不停息的自我革新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香港社会只有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才能真正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树立契合国情的政党观，匡正香港政党文化的偏狭，进而有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
（二）去极端化：超越西方民主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潮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政治理念有可资借鉴的进步成分。代议制民主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继20世纪后期萌生协商民主之后，现已发展出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吉登斯的“对话民主”，杨的“交往民主”等新理论。在“一国两制”框架内，香港可以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成果，为探索“两制”深度融合提供新思路。然而，香港社会须看清，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与高度私欲化，“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和不可持续性正日渐凸显。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内部，宣泄变成了行为规范、对抗替代了基层治理。西方民主政治走上民粹主义道路，正在自食激进政治的恶果。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潮，就是要传播中国梦，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中国道路的逻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位一体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智慧结晶。首先，实现中国梦需要前提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引擎；集体与个人资源的汇聚是实现中国梦的智力能量。第二，实现中国梦需要正确路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路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民生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坚持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有机统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引领时代风尚。第三，实现中国梦需要保障系统。一是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方案；二是要素优化整合过程中释放人民主体的动力与活力；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点放在法律调控、道德调控、社会心理调控和社会舆论调控上；四是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成效；五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绩效评估机制。[[11]]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潮，还要讲好“一国两制”的逻辑，它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引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概念，分析了中国革命“这一极”与欧洲秩序“这一极”的关系，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组有关中国鸦片战争的评论文章，深入阐释了当时西方世界与中国的“两极相联”秩序。从1853年至今的164年里，世界不仅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争锋与渗透中见证了“两极相联”秩序，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型崛起中，见证了从“两极相联”向“两极包容”的秩序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而提出的基本国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中所说：“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在过往的人类政治实践中还从未有过”。“一国”框架下的“两制”不是零和博弈的“相联”，而是和合共赢的“包容”。“一国两制”实践成功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软实力。
（三）中国道路化：超越“逆全球化”思维，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
进入21世纪以来，肇始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问题凸现，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逆全球化”乃饮鸩止渴，人类早已休戚与共。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平等、合作、安全、包容为内核，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为方法，是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文化互融、生态互惠的统一体。首先，在政治互信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中说：“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第二，在经济互补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倡导合作包容、和谐共生。国家要摒弃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改善投资环境，分享成功经验，取长补短、合作共赢，促进经济社会更好发展，人民生活富裕幸福。第三，在文化互融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根本出发点，以“互相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为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因此，不要用“文明冲突论”来制造文明的对立，也不要用“普世价值”取代其它文明。最后，在生态互惠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唯此方能让今世发展惠及子孙后代。
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要以陆港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阐释香港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回归祖国的20年间，香港在国家坚强后盾支持下平稳度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内地企业撑起了港股半边天，香港国际机场也成为世界最宏大的建筑之一。回归祖国的20年间，陆港融合发展还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香港已经从一个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供应地，转变为内地资本全球布局的重要平台，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业务中心、内地企业最大的境外融资中心和内地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
强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就是要积极参与国家“十三五规划”，正确看待国际上不时出现的唱衰中国论，更多了解中国经济的积极态势，共同开创国际金融、贸易、旅游领域的新发展空间。香港社会没有五年规划的意识，也没有政府与市场双引擎推动发展的历史，所以需要下大力气向社会详细讲解“十三五规划”。一是金融。香港保留了相对独立于内地的金融系统，对国际资本高度开放。无论是企业上市发债，还是银团贷款、风险投资，香港都是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绝佳平台。“十三五规划”明确强调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功能，这无疑将会为香港提供更多历史性机遇。二是法律。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为了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家需要提供更加公平、透明的经济环境，完善内地的相关法律法规。香港采用国际商界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在涉外投资、经贸往来、内地企业“走出去”等方面能提供专业的国际法律咨询以及争议仲裁服务。香港可以在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外引资以及创造更透明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三是“一带一路”倡议。香港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超级联系人”。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和外国企业“走进来”的重要中介，香港在促进并深化内地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方面将大有作为。
三、香港政治文化的制度建设探讨
本文建议，中央相关部门联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部门，建立“部港合作制度”，采取联合行动，增强陆港政治文化交流，共商共建香港政治文化。在“部港合作制度”的统领下搭建政治文化阵地，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建立强化国家教育主权的部港合作制度。一是围绕香港教育改革进行交流合作。有关“后占中”时期的香港教育政策调整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的常乐教授搜集过诸多专家建议，汇总整理出了一套旨在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措施，十分详尽，本文从略。[[12]]二是围绕国民教育的教材编纂工作进行交流合作。国务院办公厅7月初下发通知，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委员会首次成立，由各领域资深专家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本文建议，将香港国民教育参考资料及其他国情类通识教材的编纂和审核工作纳入国务院教材委员会的职能范围。三是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并为专家、学者、科研机构人员和学生到内地调研提供便利。四是加大对社会智库的管理。本文建议，参照今年5月下发的《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香港社会智库的性质功能、设立标准、管理体制、自身建设等方面，制定有利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新规定，并探索陆港社会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机制。
第二，建立强化国家意识形态主权的部港合作制度。一是建立政党交流机制。积极推介中国共产党的“两学一做”制度、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及基层治理经验，有助于香港爱国政党完善党建工作。此外，政党交流可以包含八大参政党，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二是建立媒体交流合作机制。据香港电台（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缩写RTHK）8月11日在其官网发布的消息，表示“将于9月3日午夜12时正式终止数码声音广播服务”，原先24小时转播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BBC World Service）的香港电台第六台改为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改于每晚11时至早上7时，由香港电台第四台转播。本文认为，香港电台的这一新闻改革措施有助于增强陆港文化交流，值得肯定。此外，陆港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文化的交流。内地可将近年来新闻媒体“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经验介绍给香港媒体，还可以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体融合道路与高度市场化的媒介融合道路，从而梳理出内地媒体助力国家发展的路径。特别要指出，鉴于本届特区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是改善以住房为代表的民生状况，建议陆港加强民生新闻领域的合作，让媒体更好地为香港人民服务，助力香港的政制改革、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与民生幸福。三是搭建港人议政的网络对话平台，设立“直通中南海”之类的议政专栏，引导爱国爱港力量为陆港融合建言献策，也为怀揣政治抱负的香港年轻人开辟施展政治才华的空间。四是建立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应急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互联网治理四项原则”包括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领网权”建设理应提上日程，陆港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增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深度研究”阶段性成果（14ZDA53）。
注 释：
[①]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第2版。
[②] 刘兆佳：《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页。
[③] Ho Wai-Chung, Politics, Culture, and School Curriculum: The Struggle in Hong Kong,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07, Vol.28, No.2, pp.139-157.
[④] 张杨：《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⑤] 沈本秋，倪世雄：《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与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1期。
[⑥] 徐建华，张飞洋：《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在港活动评析——以占中事件为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⑦] 徐海波：《“港独”的“公民民族自决”与“全民公投”之法理审视与批判》，《法学论坛》2017年第4期。
[⑧] 李玲，江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
[⑨] 唐亚林：《使命-责任制：中国共产党新型政治形态建构论纲》，《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⑩]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第2版。
[[11]] 孟东方，王资博：《中国梦的内涵、结构与路径优化》，《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2]] 常乐：《“后占中”时期香港教育政策调整问题》，《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原载《城市建设》第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