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坏时代的前夜，因为西方主导的以资本为本，个人至上主义的文明，已将人类带入空前灾难边缘。
这是最好时代的前夜，因为中华文明正全面复兴，已经启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行动。
——李学俊
作者按：2017年10月20日，《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与田辰山教授《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讲述》新书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这是作者会上的发言，本次发表有个别词汇修改。
田辰山先生最近出版的大作《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讲述》是一部思想丰厚的巨著。在目前众多关于国学与中华文明的著作中，独具国际视野和理论高度、深度与广度。为中国人跳出中国文化看中国文化，对于外国人进入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指南与出入的双向路径。因此，对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具有开创性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而是最好时代与最坏时代的前夜。之所以是最好时代的前夜，是因为中华文明正全面复兴，已经启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行动。
之所以是最坏时代的前夜，正如田老师所言，是因为西方主导的以资本为本，个人至上主义的文明，已将人类带入空前灾难边缘。
此时，安乐哲先生和田辰山先生提出了人类应该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倡议。这个高瞻远瞩倡议是该书最耀眼的闪光点之一。所以我今天演发言的题目就是《第二次启蒙运动与中华文明的自我再发现》。
第一次东学西渐的两大不足导致第一次启蒙运动的不足
一是传教士翻译出版的儒学等经典著作导致儒学的基督教化；
二是《管子》、《墨子》等经典以及中国历史著作没有被翻译出版。
由此导致第一次启蒙并不全面彻底。儒学被西方用于打到封建神权后就被逐渐抛弃，通过吸收中国四大发明等科技成果产生工业革命后，西方强大了，心态全面膨胀与傲慢，于是从高度颂扬中华文明的高潮转入贬华、侵华、辱华的高潮。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以下几点值得特别关注与思考。
由于大量中国历史基本典籍没有在西方翻译出版，西方看到的中国主要传教士们关于明末与清朝的见闻，而非中国几千年的全貌。贬华派对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的判断就是深受传教士的影响而产生的，并影响现代中国人自己轻视自己。
西方思想界看到的主要是儒家、道家与兵法经典。管子、法家、墨家、名家等经典没有翻译出版，所以，西方看不到中国既古典，又现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等先进的思想理论。
管子主张与实施了土地、矿上、森林等自然资源为国家占有的公有制，通过国有民营，国民分利和十年定期分配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办法妥善解决了公有制与民众经营分利的问题，而西方没有这一思想的指引，则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管子主张与实施了国家掌握货币金融与粮食双向调控市场，而西方则发展了私人资本掌控金融货币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管子建立了“以人为本，遵道为政”，德法并重，权力分割制衡与权力互助的道政政体，而西方则建立了“以资本为本”，只有法治，没有德治，权力制约没有权力互助的资产阶级宪政政体；《管子》主张国家掌握社会财富的最终分配权，实现贫富有度的共同富裕的和谐的社会，而西方则彻底保护私人资本的利益，实行按资分配原则，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严重对立与暴力斗争。管仲主张建立“人与天调”，即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产业模式与人天关系，而西方则发展出透支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模式和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人天关系。
关于国际关系。儒家、管仲和墨家不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而主张天下人利益至上。管仲就说“一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认为军事的目的是止战，是实现天下和平。所以管仲提出了循道遵王的国际关系理论，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制止战争，实现天下和平，“一匡天下”，建立了准零关税的天下统一的自由贸易国际市场；而墨子身体力行“兼爱”与“非攻”，制止战争，追求和平。这些理论如果传播到西方，将会遏制与纠正亚里士多德宣扬的“战争是发财致富的第一手段”的战争观念。
亚里士多德战争思想与古希腊海盗传统，引导古希腊实施对外殖民主义与“祸外安内”的军国主义模式。近现代西方国家几乎都是这一国策与模式的延续。美国建国就是先灭绝原住民印第安人，然后这伙杀人犯“民主”立法，建立“自由”的美利坚之国。其建国本身完全违背人类最根本的先占有原则的自然法则。
由于以上这些中国经典的传播缺失，于是以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等为代表，继承了所谓两希文明的西方土产的政治经济理论则因为主张国家利益至上，为了权力与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不讲道德等理论满足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需要，而成为西方各国的国家学说与指导理论。也是引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理论根源。至今仍是危及全球安全的最有害而又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理论。
即使是哲学，由于西方没有管学、墨家和名家等经典的翻译出版，西方不能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哲学。黑格尔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哲学的认识。认为中国人虽然已经开始进行纯粹思想，但是，“仅仅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没有形式逻辑，没有清晰的思维形式，没有发达的认识论、宇宙观和辩证法；没有国家权力的分割制衡，政治构架与运行和法治等理论，因此，中国哲学是低级的，高级哲学在西方。冯友兰等中国学者几乎都接受了这个观点，由于他们的著作，使这一观点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共识，完全失去了自信心。于是西方毫不费力地占据了理论制高点与话语主导权。
而实际上管子、墨子和名家等中国经典当中就已经建立了形式逻辑系统，有了明晰的思维形式，有了发达的认识论、宇宙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有了先进系统的国家权力分割制衡，政治构架与运行、法治建设，国际关系与军事等理论（拙作《道政》第二卷对此有详细的解读）。
第二次启蒙运动，诸子百家一个不能少
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伏尔泰说，500年前的欧洲无人识字。所以，欧洲还是文化蛮荒时代。而中世纪后的欧洲依然很不成熟。英国历史学家孟席斯考证，文艺复兴前的欧洲对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即使享利五世也只有六本手抄本，欧洲最富有的商人达提尼才拥有12本书。
如果按辜鸿铭先生关于文明的定义，主要是看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人的标准来判断，现代西方虽然生产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造就的却是“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唯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所谓文明人，其实是野蛮人。而这种文明是危险的，正在误导人类文明走向自我毁灭。
因此，人类需要第二次启蒙。但谁是启蒙者呢？
中华文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相当成熟，所以第一次启蒙运动时，西方思想家们认为，中国是欧洲的榜样，号召西方应该中国化。
中华文明是唯一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近现代又经历百多年的磨难而走向复兴，是第二次启蒙运动当仁不让的启蒙者之一。
但是，中华文明也需要重新发现自己：之所以五千年绵延不绝是因为中国自黄帝以来就植入了社会主义基因，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华文明担当第二次启蒙的重任要吸取第一次启蒙的经验教训，儒学、管学，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一个不能少。
三、第二次启蒙：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启蒙开始
中华文明能全面复兴，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结合。充分说明中华文明的理论、制度、道路与文化的先进性。
实施第二次启蒙，中国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但是，西化思想理论目前依然强烈地影响中国各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近代中国被战败是中华文明不行。至今不明白，被战败的原因虽然众多，但最根本原因是两种根本不同能量级别，不同本质，不同类型文明的对决。一个儒雅平和的，仅仅使用可再生资源与能源，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一个“祸外安内”的，掌握热兵器的帝国主义强盗式的工业文明野蛮侵略。
所以，要进行人类第二次启蒙，首先要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开始。正如田老师所言，要培养一批跨东西方文化，跨学科的战略型学者、通才，提高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的了解认识水平，增强自信。非常可喜的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可以期待，一个完整的中华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对人类第二次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
2012-10-20于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