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利出一孔”思想是“管仲陷阱”的文章均以管仲如下论述为根据：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最近流传的《“管仲陷阱”——解读中国专制主义历史的钥匙》一文便据此断定：“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历史真是如此吗？
我们先来看看管仲为何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
一、齐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极端贫富悬殊
姜太公开国实施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到管仲时期已经300年左右，时间长度与工业革命到今天相当。此时齐国已经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经济危机交替出现的恶性循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年景如果遇上丰收，农民丰收的粮食卖不出去，这时连猪狗都吃和人一样的粮食。年景如果遇上灾荒，买一釜粮食要花十繦钱，而且道有饿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生产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谷贱伤农，农民就减少粮食生产），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
商品遇上大幅降价，按工价一半也卖不出去，销售收入不够投资的本钱。商品遇上大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商品，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人民错过了生产财物的时机，（导致生产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商品价格就大幅波动起来。[1]
生产过剩时收不回成本与投资；短缺危机时市场没有足够的粮食物资供给，价格暴涨，一些穷人被饿死，“道有饿民”。
为何如此呢？
管仲指出，是因为大资本垄断市场，操控物价：
现在则不是这样，由于市场虚假繁荣，商人控制了市场。商人贵卖，国家跟着贵卖，物价上涨了不能使之下降；商人贱卖，国家跟着贱卖，物价下降了不能使之上升回归合理价格。[2]
更为严重是大金融资本高利贷盘剥百姓，操控了国家金融主权，于是形成“一个国家，五个国王”的金融危机状态，致使民穷军弱国衰。
派出去调查的官吏回来报告，让桓公大为震惊：高利贷利率有的竟高达100%！共放债三千万钱，三千万钟左右的粮食。借债贫民三万多家。四位大臣报告完毕，管仲说：“没有想到我国的百姓现在等于是一个国家有五个国君在征敛！这样还想国家不贫穷，军队不弱小，怎么可能啊？！”[3]
商人囤积居奇，窖藏货币，又导致通货紧缩，市场萧条停顿：
国君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商人们囤积起来了。
君主铸造发行货币用于交易，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 [4]
所以管仲指出，若不改革，放纵资本操控市场，就会造成百倍的贫富悬殊：
年景有丰歉，故粮价有贵贱；号令有缓急，故物价有高低。若人君不能及时调控治理，富商就纵横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暴利。相同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赚十倍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5]
于是产生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富豪。管仲在向齐桓公讲授用宝物抵押给大资本家筹措军费的时候，说仅仅“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就足够三军吃五个月” [6]。
资本如此掠夺奴役人民，于是大资本富可敌国，而无产者赤贫无妻。齐桓公微服私访一个贫困的老人家，有三个光棍儿儿子全都当雇工，生活十分贫困：
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日：“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桓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 [7]
可见，齐国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迟早会发生。各种社会矛盾正正在激化，以至齐桓公外出巡视，都必须乘坐兵车保卫：
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8]
二、“利出一孔”：消除贫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好思想
正是在如此大历史背景下，为了公平正义，消除极端的贫富悬殊，兑现他提出的“以人为本”[9]，“废私立公”[10]，“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11]，实现贫富差距有合理限度，全民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义（参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自序），所以管仲提出了“利出一孔”的财政思想。
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分两家掌握，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分三家掌握，就无力出兵作战；分四家掌握，其国家一定灭亡。
先王（指周朝诸王。周公所作《周礼》的重要内容就是限制消费。——引者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总是堵塞人们奢侈消费，限制牟取暴利的途径。因此，予之、夺之决定于国君（国家），贫之、富之也决定于国君。这样，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12]
这里，管仲所谓的君就是国家。因此，“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意思就是国家必须掌握社会财富的最终分配权，实现贫富有度的共同富裕（详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十章）。实现了共同富裕，人民当然拥戴如此贤能君王。亲如父母，这是自然淳朴的感情表达，这怎么就变成了所谓“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了？
三、“利出一孔”：反经济危机的好思想
经济危机是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富人们什么都不缺，边际消费趋于零。广大穷人什么都缺，需求很大但无钱消费。二者共同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过剩，产品卖不出去。而富豪们缩减投资，窖藏货币则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导致市场萧条并趋于停滞。因此，管仲警告桓公，若不进行宏观调控，打击大资本掠夺民众，即使不断地发展生产，铸造发行货币，还是无法改变资本奴役人民：
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13]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癌症。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全世界的大萧条。凯恩斯提出的增加投资，刺激消费的，增加有效需求的财政赤字等政策被认为拯救了资本主义。但事实只是有限地减少了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峰值，延缓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其负面的效应是全球各国无休止追逐GDP，造成1%的人拥有99%的人拥有的财富极端贫富悬殊，同时加速了全球资源枯竭与地球生态环境逼近崩溃区域，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所以，凯恩斯理论是治标不治本的理论，还是一个毒负作用超级严重的理论。
管仲“利出一孔”则是标本兼治的好思想好理论。
正如上文所引，国家首先实施了“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商人们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的宏观调控政策，制止了大资本操控市场，掠夺民众。其次，通过刺激富人奢侈消费，释放窖藏货币，增加市场货币流通（参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八章），启动停滞的市场，增加就业；第三，建立了盐铁国有企业，通过国有民营，国民分利方式促进投资与就业，增加普通民众收入，产生有效需求；第四，通过金融小微贷款，国家提供生产资料等方式扶持普通民众创业，摆脱贫困（参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
实施系列组合好政策后，国家有了足够的财政收入，于是齐国实施“轻徭薄赋”的财税政策，并大规模的减税与免税，在两千六百多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详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六章）。同时，建立其全民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详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十章）。
由此可见，“利出一孔”思想是管仲的标本兼治的反危机好思想。
四、“利出一孔”：为民争利的好思想
基于“利出一孔”的思想，管仲收回了国家的金融权，打击高利贷，为创业者提供低息贷款，供给生产资料；通过粮食与货币双向调控市场，打击大金融资本家与大商人操控市场，牟取暴利；还首创了国有盐铁企业，获得丰厚的收入，使齐国实现了很低的税赋（如关税仅仅1%），甚至免除了农业税。因此，这些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为民众争得了利益。
管仲这种作法在汉武帝时期桑弘扬再次使用，使汉朝摆脱了困境。但是由于夺取了权贵资本家和民间大商人们的重大利益，所以他们中许多人恨之入骨。盐铁会议上，就有一些所谓的文学贤良攻击这些政策为“与民争利”。
这种说法一直到今天还大有人在。例如这些年攻击国有企业的很多文章都说国有企业是与民争利。而事实上，利出一孔思想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权贵资本和巨商富贾们争利。因此，说“利出一孔”的思想是与民争利的说法是偷换概念。将“权贵资本和巨商富贾”这个民众当中的极小部分人概念偷换成人数众广的“民”这个概念，将国家置于与民众对立的关系上，蛊惑民众对抗国家。所以，现在必须予以澄清。
四、“利出一孔”：强国强军，和平天下的好思想
春秋时期，战乱频繁超过战国时代。台湾历史学家许卓云根据《左传》统计，春秋时期平均每年战争频次高出战国时代2.74分。[14]
因此，为了国家生存，在富民的同时，必须强国强军。但是，如果一个万乘之国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这就说明社会财富没有被国家和人民所获，而是被大资本所掠夺了。于是国家官吏将不会尽力，军队战士就不会誓死保家卫国了：
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15]
国家没有稳定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行，没有财富来养兵御敌，国家只有灭亡了。所以，管仲提出“利出一孔”思想还是为了在富民的同时强国强军。而事实正是如此。在“利出一孔”思想指导下，通过实施系列政策，齐国迅速富民强国强军，凭借超强综合国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即通过九次国际峰会，实现了春秋时代罕见的天下和平，建立了统一的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参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一篇第二章）。孔子对此高度赞扬他大仁大义：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6]
因此，在孔子看来，管仲这样的人就是经世济民的大圣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7]
五，“利出一孔”并不是禁止民众创业与合法谋利
从管仲论述“利出一孔”思想的原文可知，其另一目的是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即国家集中财力办大事。因此，国家并不因此就实行单一的国有经济模式，堵死民众创业谋利的渠道。相反，实施了公私并存，公私合营，国有民营等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并要像鸟保护卵那样保护民众合法的经商谋利：
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18]
如何保护呢？依法保护。
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19]（详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二篇第三章）
管仲“利出一孔”等思想理论被中国后世政治家们所继承，并指导他们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有效治理。当汉武帝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时，正是因为启用桑弘扬实施管仲的思想理论，才摆脱困境，走向辉煌（参见《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第一篇第四章）。著名的世界文明史家威尔•杜兰指出，“汉武帝……实施社会主义……中国至此，达于鼎盛时代。”[20]。
综上可知：“利出一孔”的经济思想不仅不是所谓专制主义的总祸根，反而是克服经济危机，消除贫困，富民强国，实现贫富有度，人民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义的好思想。
延伸阅读：《中国从来就不是专制政体国家》
2018-3-16
[1]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 《管子•国蓄》
[2] 管子曰 ：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管子•揆度》
[3]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四子已报，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 《管子·轻重丁》
[4]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管子•国蓄》
[5]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管子•国蓄》
[6]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管子·山权数》
[7]《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8] 《韩非子·南面》
[9] 《管子·霸言》
[10] 《管子·正》
[11] 《管子·霸言》
[12]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管子·国蓄》
[13]《管子·国蓄》
[14]许倬云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第。76页。
[15]《管子·国蓄》
[16] 《论语·宪问》
[17]《论语·雍也》
[18]《管子·禁藏》
[19] 《管子·明法解》
[20] [美] 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年第4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