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客户端11月3日消息，11月2日，第72届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即“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会议闭幕，“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两份决议，都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期待，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体现出中国理念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联合国议程越来越多得到反映，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7月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从不同角度不下80次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谐和共生”思想，名言警句不绝于耳，如“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别人活得好。”“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政治新道路；“水涨荷花高”“独行快，众行远”“一棵树挡不住寒风”“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经济新前景；“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安全新局面；“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明新气象。
特别是，在作为19大报告核心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基本方略”的第“十三”条中，习近平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態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笔者认为，这第十三条“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第九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两条紧密相连的思想方略。
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uman destiny community）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思想的逻辑延伸和历史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属性。而生態文明是这一历史逻辑与哲学本质的文明承载形態。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变换”的思想，以及工商文明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条件下出现“双重断裂”的判断，因而需要实现“两大和解”即人与自然、人与本身和解的方略，到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先得实现超越现行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的“人与本身的和解”。
这是因为，今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早已经意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水气土地毒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生化灾难、核武扩散（泄漏）、跨国犯罪、荒漠化和包括公海远洋在内的“荒野危机”等全球非传统安全、人权、和平、共生问题层出不穷，对工商文明主权（民族）国家世界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
文艺复兴以来，在“以人为本”“自由理性”的权利意识驱动下，催化了包括高科技在内的人类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大规模掘取自然资源，从集中生产交换并任意排放污染物的生产方式，到集中消费并丢弃“废物”垃圾的生活方式，都是单向线性的，从而造成双重断裂，即：人与自然之间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交流的循环断裂，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態的循环断裂。这种“双重断裂”，又加深了人类社会“（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矛盾”，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三大陷阱和“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文明文化冲突”等五大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国内部及“世界经济结构性障碍”，最终导致过去一个世纪至今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周期性爆发。
根据马克思“人与自然及人与本身”，同属自然关系的观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警告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今天，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界的报复是一种远非人力可抗拒的报复，因此，必须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什么是自身共同利益，也将获得新的认知。
共生哲学认为，“共振效应”“磁场区域效应”“第一百只猴子效应”“DNA效应”“通心效应”“吸引力法则”“量子共轭”“量子缠绕”“零点场”“量子场”与“共生场”，无不说明“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之共生效应(Symbiotic effect) 是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法则。
既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既然“生態系统共生场就是生命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物质变换的自然过程”，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主权（民族）国家的公民，同时也就是世界公民、地球公民，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而且，地球公民的概念，远不只是人类，必须包括动植物，包括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生灵，包括正在被人类文明蚕食鲸吞着的荒野和海洋。
全球正处于历史大变局前夜，以下八大征兆，促使人们对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世界秩序下的“价值体系”及其“利益链”进行反思，不仅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进一步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
1、 三大极限，铺奠共生。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促成过去30年，至今后5-10年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主题，铺垫社会共生。
2、全球互联，荣损互赖。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催生世界各大国与战略集团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进一步显现。
3、对抗老路，同归于尽。伴随金融危机深化，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固有的民族、宗教、文化冲突，以及主权国家间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纷争可能突然激化，但又不可能回到军备竞赛的对抗老路而同归于尽。
4、垄断操纵，难以为继。随着同质化产能过剩与片面单调性需求矛盾和生产社会化、全球化与资源垄断、操纵矛盾加剧，世界经济必然进一步衰退，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加急，且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越来越穷，从而迫使各国政府按全生態法则处事。
5、美国对新兴大国尤其俄罗斯和中国的遏制政策，必将遭受困境而改弦更张；同时，新兴国家也必作出相应调整，共同超越对抗尤其军事对抗的思维。
6、现行工商文明（现代与后现代、姓资与姓社）的世界主流意识形態体系，亟待全面整合与超越——跃迁至生態文明与前生態社会的共生大成智慧。
7、体能转换，健简高尚。环境、气候、能源、核威、人口、荒漠、新病毒、粮食危机、荒野危机与新技术、新传媒、新工艺将平抑奢侈浪费，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流行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8、自组创新，全球共生。包括各种国家集团（G7、G20、南南、金砖）在内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将转换成各具特色的公民共生体（Symbiosome）——公民自主创新进一步促进全生態社会建设与世界共生场的诞生。
一句话，大变局、大调整、大变革前夜亟需共生智慧引领向前。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总之，时代主题和世界潮流必将转换到人与自然界及人与本身的全球共生上来。这就是，从文艺复兴以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公益的归公益”，进入地球新生代、新时代“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人民的归人民，众生的归众生，荒野的归荒野，地球的归地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臻于“全球共生，永续和平”。
基于此，有感于联合国大会一委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决议，我们中国人,还将帮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改革，实现他富有创意的“可持续和平”概念（我冒昧理解为：全球共生，永续和平）。倡议为已经停止动作的“托管理事会”注入新功能，提升“人权理事会”规格，合并成立“全球共生理事会”（UN Global Symbiosism Council），以作为未来“全球公共政府”的基础性预演。我们相信，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尊重文化圣域的存在，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国别治理的存在，国家主权的前提，是人民主权的存在。正所谓须弥寓于芥末，而非芥末淹没于须弥。
由此，中国将从一个工商文明的后发国家，嬗变（change in succession）为一个生態文明的先发国度，成为全球生態文明的典范国度。
为了增进这一共识，特附录笔者2007年发表在华盛顿《新世界时报》上的一篇小文《迎接世界共生主义时代》（收录在《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图书出版公司，2007），以飨读者。
2017年11月3-4日于复旦大学学生公寓
附录：
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
钱 宏
钱学森在1992年12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一个“世界社会形态”概念。他把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完全孤立的世界，称作一个“大社会”，并把这个“大社会”称作“世界社会形态”。它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日益促进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为实现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质、精神、文化的坚实基础（钱学敏）。其后，安东尼奥·克拉里等提出一个与“民族社会形态”概念相对应的“全球社会形态”概念，并且认为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了这种社会形态研究的“非正统方法”(俞可平)。
我想，世界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网络时代与和解共生年代的产物，是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趋同融合的产物。世界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的交往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发展为跨越民族、国家、个人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态，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世界社会，具有去国家化、去区域化趋势，其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以互联网、卫星传播、移动通讯等为媒介的跨国传媒和跨国公司及地区性、世界性经贸组织（如WTO、世界银行）、政治组织（如联合国、欧洲联盟、全球治理委员会）。
世界社会所奉行的思想理论、道德情感和现实交往，再没有比共生主义来得实在。我一直感觉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共和制度、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早已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同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时代。
先说说什么叫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对于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言，更呈现出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征，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某种理论界定，比如“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社会心理、社会学说。但它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人类性的社会实践。因此，这里说的“资本主义”一词，更多地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其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值”，即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值，是法制社会（与宗法社会对）和自由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社会财富获得人生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增值，首先是资本（生产资料资本、生活资料资本和生产力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资本所有者不同，“资本增值”的类型自然也不同。所谓私人资本主义、股份资本主义、集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等等分类，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这一分类本身，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历史发展到今天，用普遍幸福和少数人幸福来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企图简单划分这个仍然有国家、地区界别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不实事求是。从社会政治结构上看，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当人类生产、生活、生态运行普遍超越宗法专制社会而进入法制共和社会时，资本主义（包括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背景下的逻辑历史前景，就是共生主义——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如果将传统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就恰恰是资本的社会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反倒是社会的资本化，传统社会主义实施的正好是现代资本主义极力避免的各种垄断。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具有个人占有的暂时性，所以从绝对意义上，不管资本在社会个体中如何流转，总体上都具有公共性（commonality）。即使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的商品形态（物品及其价值形式、货币等）不进入生产流转，而仅仅作为消费资料（潜在不变资本）存在，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潜在的生产力资本——可使生产资料资本升值的可变资本，也没有改变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这种公共性，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说，社会作为一种资本价值，具有群体占有的长期性，所以从相对意义上，不管社会在资本占有形式中如何变化，总体上都具有自由性（freedom），只要生产力资本（可变资本）的劳动形态（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进入生产过程，而作为生产方式（包括管理方式等可变资本形式）存在，就立马表现出社会作为资本价值的这种自由性，所谓“人是活宝物是死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人类互惠共生价值这一伦理（幸福）底线。否则，不管其冠以何等华丽的意识形态词藻，其实践都是非人性、非人本、非人道的异化形态，都是人类本性的悲剧和迷失！
社会财富的保值、增值或贬值，主要视生产力资本拥有者对于生产资料资本的使用过程而决定，而非取决于生产资料资本的拥有与否，仅仅拥有或获得生产资料资本既不能为其拥有者增加财富，也不能增加社会总体财富。要使生产资料资本充分发挥社会财富增值的作用，完全可以甚至应当将生产资料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行必要的分离。在非法治条件下，人类之所以要适时采用剥夺“剥夺”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超额拥有者的方式（革命或执法），并非这种方式可以直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为了保护或保持生产力资本拥有者使社会财富总体增值的活力。枭阳子将这一现象概括为“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实现公平为效率的条件”的价值法则。在法治化、市场化、科技化、全球化、人性化、普世化条件下，这一法则将完全可能采取自觉的和平的形式作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一体化行为。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揭示的资本剥削劳动者现象的社会意义在于，当时人类少数生产资料资本拥有者对于生产力资本的占有和垄断，不但抑制了人类多数生产力资本拥有者即劳动者丰富的创造性，从而妨害社会总体财富（资本）的增值，而且，导致对多数生产力资本拥有者即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资本的困难乃至受到无穷无尽的损害甚至致命伤害，从而失去了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普遍人性价值，以至于资本主义（即经济上社会的资本化）无法继续下去。其历史逻辑必然是，要么进行一次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资本的占有和垄断，使生产资料资本的私人占有形式变为公共占有形式（政治上的资本社会化，而经济上的国家资本化）；要么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即国家政权杠杆特别是法治手段抑制大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资本的占有和垄断，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多数生产力资本（可变资本）拥有者对于社会总体财富创造的活力和人性价值的实现。马克思不愧为继亚当·斯密之后划时代的人类导师，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人类从此懂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亦即公平是效率的条件，为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威适时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每个生产力资本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资本的拥有者。
在马克思之后的100多年里，人类分别实践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前者以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前苏联式社会资本化模式（或精英专政模式）为代表，后者以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标志的美国式资本社会化模式（或大众联合模式）为代表。结果在实践中，在社会（国家）资本化模式与资本社会化模式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矛盾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后，至核军备竞赛时走到了尽头（再斗争下去人类必然共毁），加上国家资本化模式由于其依赖精英专政的本性越来越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本质而困难重重，资本社会化模式反而较好体现“公平是效率的条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使人类组织形式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形式，人类终于在1980年代走向和解之路，走上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之路，走上以“善待他者”为最高伦理价值之路……至20-21世纪之交，人类回过头来再次惊人地发现：马克思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和“人类良智”的伟大！
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到历史的今天，上层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垄断）和精英专制集团（政治垄断）依然可以有一万条理由不实行民主制度，但没有一条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反对共和制度。
第一，政治垄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和政体不符，共和国至少需要象“周公共和”那样实行上流社会各阶层的分权制衡才名副其实，形成公平契约秩序井然的“宪政制序”；第二，经济垄断不利于社会财富（资本）的最大增值，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不符，社会主义政体的核心价值目标是普遍正义和幸福，形成实实在在的“人民主权”；第三，共和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矛盾冲突，避免国家专制的现实与社会革命的暴发，形成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权威。
共和制度与资本主义结合，产生好的资本主义；共和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产生好的社会主义；共和制度与国家主义结合，产生好的国家主义。好的国家主义贡献以国家形象为标志的“国家权威”，好的资本主义贡献以分权制衡公平契约为标志的“宪政制序”，好的社会主义贡献以普遍正义和幸福为标志的“人民主权”。
其社会政治结构功能是：人民主权为宪政制序、国家权威提供哲学和法理基础并规定最高政治原则；宪政制序为人民主权、国家权威确立政治位置和公共空间并规范各自的边界及活动规则；国家权威为人民主权、宪政制序提供政治和安全保障并生产公共物品。因此，人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三位一体，一个都不能少，核心还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把“宗法”、“君主”、“党主”、“民主”、“资本”、“国家”、“权贵”、“官阶”、“优势利益集团”、“精英集团”等等放在优先位置。这就是区别于原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人民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苏式社会主义（实质是国家行政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南美社会主义（查韦斯式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施罗德-克林顿-布莱尔）社会主义（只是很了不起地超越了“左右”）、福利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简称为“社会共生主义”或“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因此，近代至今，历史上好的资本主义、好的国家主义和好的社会主义三者总合力，表征人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时代——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
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我们准备好了吗？
2007年11月3日定稿于沪上
作者为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