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就要开幕了,我想讲讲人类三个势在必行。但是,先允许我从最近让中国人过度亢奋的“中美贸易战”或“中美贸易摩擦”切入。我且结合袁鹏最近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分析(日前已发“全球共生论坛”公众号),回头看史蒂夫·班农《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的判断,作一点反思。
撇开班农对抗性思维局限,单说“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这一概念,其实不失为一个很精准的中性描述。这个所谓“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的现代内涵是:对内行盘剥本国资源的精英(威权)主义,对外行“微”利是图的民粹(资本)主义。
班农不清楚的是,中美贸易战并非整体意义上的两国关系,诸如美国要求的“关税对等”、“拆除贸易壁垒”、“创新型知识产权保护”等有利于惠及两国社会底层公民的法治条件,中国其实也不难解决,何况“更加开放”是当今中国的国策。
非整体意义的“中美贸易战”之本质,是中国利益集团与美国民主政府之间的义利错位,属于常态性利益摩擦,结果是:中国式逐利,遇到自身“体制-文化-人性”的边界;而美国式担义,也遭受到了自身“社区-公民-制度”承载力的临界状态。
当中国从地区大国,变成全球性大国的今天,中美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新媒体、新产能、新运载工具条件下的全球生态文明新时代,以进入“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
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所有关于国家关系的定义,以及人类“生产-交换-生活”的价值指标,全部失灵!
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优先”“自然优先”“地球公民优先”等生态文明,全球共生的新概念,必将高频进入人们的行为视野,提到国际关系及人类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所以,接下来的首要问题是: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所有国际关系,都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加以定位!
那种延续国家关系谁胜谁负输赢二元对抗的谋略性思维,无论其政治立场,都必将把中美两国及全球导向人类难以承受之大灾难!
为了弄懂看清这个危险,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近四十年来,人类事务热点的呈现与集中因应之道。1979年,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一个名叫施瓦布的中学老师,为了解决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以来,人类实施凯恩斯主义带来的“世界经济滞胀危机”问题,发起了如今家喻户晓的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随着撒切尔夫人-里根经济学的实践反拨,世界经济在所谓新自由主义与新结构主义主导下,加之以IT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世界经济整体滞胀和生产短缺问题早已解决。
现在的世界经济问题,是产能过剩带来的全球性社会生态非均衡互动问题。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已经不单纯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或干脆是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的问题。其表征就是包括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自然城乡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文明文化冲突等“五大冲突”,及各种各样的全球性热点问题(如环境、气候、难民、荒漠、荒野、核扩散、转基因、生物武器、人工智能、外层空间)……所有这一切,我们将其概括为“全球共生危机”问题。
因而,在中国民间也有一批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思想者,自2008年开始筹建一个松散的思想库——“全球共生研究院”,并于2012年创办了“全球共生论坛”,以期为解决“由产能过剩带来的全球性社会生态非均衡互动问题”,作些抛砖引玉的准备。
全球共生论者发现,由于社会建设缺位、自然资源和人的身心灵能耗过度,人类已经陷入一个“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周期性世纪钟摆困境”,因而亟需重新认知三大关系。
由此,全球共生论者继而发现:
一、人人生而具足又非独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因而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真有敌人,那就是自己!
二、进而,在公与私这对古老社会关系上,“公”上“私”底,公中有私,私中有公,不可偏袒公权私权,更不可偏废私权公权,因而当凸显基于人权、事权、物权的共生权!
过去纠结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需求侧”与“供给侧”、“公平”与“效率”等等诸般二元对立思维,可以休矣!
三、国际关系上,从单边到双边,从双边到多边,从多边到全球关系,因而当“以球为体,共生为用”!
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从宇宙天体、地球生灵,到人类社会、文化文明的成长,是一个从自然个体(Natural Individual),到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从自由法权个体(Free Legal Entity),到地球公民共生体(Earth Civil Symbiont)的演进过程。当渴望特权和改造他者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走到尽头之时,全生态社会共生圈的贺洛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已经悄然登场。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基于三大关系的重新认知,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问题的实质,已然超越民族(主权)国别关系,因而,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方法,也必将超越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简单历史类比的习惯性思维,同时,工商文明大国崛起争当火车头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于是,发现和找到“靠什么来支撑这么大的关系”(袁鹏)问题的因应之道,让所谓“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定有战争”这一历史上无解的Thucydides's trap问题,得以解决!
其实事情也很简单,诚如老子所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正所谓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很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超越修昔底徳历史类比的要点在于:
既然中美关系已经是全球性关系,这就是说,中美各自利益重心,也就突破了“你、我”双边关系,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的全球共生关系,即:中美不再需要一个共同对手,来维系双边利益上的战略平衡。
同时,基于此,中美各自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各自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组织——“中国式逐利,遇到自身“体制-文化-人性”的边界;而美国式担义,也遭受到了自身“社区-公民-制度”承载力的临界状态”——亟需不同程度的结构性改革、改良或改变。
中美双方政府和人民、国民、公民及社会组织,就应当有更大格局、更大担当,直面全球关系和全球利益,因而双方都需要搁置一下,各自基于“主权(民族)国家”秩序,却可能将世界拖入各种形式的“热战”、“冷战”、“贸易战”、“金融战争”这些个旧式意识形态和逐利行为,从而具有更高境界的大智慧,来应对和处理“全球性问题”,帮助负责全球事务的联合国几任秘书长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化解主权国别、社会阶层、城乡市农、意识形态、文明文化“五大冲突”,重建世界秩序,实现全球“可持续和平”(古特雷斯)!
这个“更高境界的大智慧”,就是“全球共生”的智慧!
所谓“细”且“易”,则指中美双方都有能力优先处理好内部事务,中美各自善待本国域中各阶层人民、国民、公民--以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19大报告),且重视远近邻里区块关系,风范“全球共生三观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情怀、格局和德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与自然”,包括自然及人化自然即社会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定位在“物质变换”的自然与社会生态双重意义上,既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也包括“人与本身”的物质变换关系。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亦即“全球共生”“全息共生”思想的逻辑延伸和历史展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亦即“全球共生”“全息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属性。
所以,“靠什么来支撑这么大的关系?”的首要正解是:中美关系如何重新定位?
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生之德,活之位,德位相配,位德相称,必有全新因应之道可循也!
今天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历时性的修昔底德类比关系,也不再是现代化先发后发国家的关系,而是:各自优先处理好内部社会事务而共时性相互学习共襄生长的全球性关系。
因而,基于“三个关系”的全新认知,全球共生论者提出“三个势在必行”:
一、超越“民族(主权)国家”意识形态世界,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势在必行!
二、进而言之,超越“以人为本”人类中心主义三观,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势在必行!!
三、因而,人类组织形态,从命运共同体,到全球共生体,From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to the Global Symbiont,势在必行!!!
不了解人与自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大关系的本质,及人类三个势在必行,缺乏这样的历史共时感,就不能懂得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生态文明新时代——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起码知识!
中国:善內亲邻,远交近睦,一视为仨,全球共生!
世界:地球生灵避免同归于尽的亘古至今最大的约定!
愿全人类各显神通,你、我、他(她它祂)各自点亮心中的共生之灯,形成千燈互照,光光交澈之勢,创建一个普惠共生的新世界!
遥祝2018’博鳌亚洲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陽子2018年4月8-9日于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