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八个方面展开论述：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最近两年有关“公有制”“私有制”的讨论又热闹起来，而且，这种讨论很快就从学术上升到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与中国的“公私合营”、“民进国退”、“国进民退”的历史现实联系起来。为此，胡德平先生发表了《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重温中共中央[1991]15号文件》。

国际社会方面，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3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在讲到委内瑞拉时，严厉批评了社会主义，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了苦难和腐败，所有国家都应抵制社会主义和它给所有人带来的痛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日加以反驳，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合不合适，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有趣的是，特朗普作为一位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美国总统，也讲起了意识形态，但这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身处美国总统之位的特朗普，面对国际社会的今日格局，无法回避，不能不勉为其难所致。这就充分表明，有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公有制、私有制，以及效率与公平、需求侧与供给侧这些“先辈们的传统”问题，如马克思所言至今依然“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必须重新梳理加以澄清，人类才能避免重新陷入“不共戴天”式斗争思维的危险——由于工商文明已然出现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人类社会不共生，就可能共死的临界状态，重陷斗争思维的后果将成为人类难以承受之重。

澄清问题与主义之争势在必行

中国作为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在如何学习复制的问题上，经过器物、制度、国体变革仍然无所适从之后，终于发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今天，回望这段深刻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文化运动，最大的遗憾，就是只是引进了“Democracy”（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和“Science”（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两位先生，而未能同时请来“Liberalism”（哲学和意识形态）和“Republicanism”（政治权威最终来自人民同意的原则）两位女士。

缺了“自由与共和”思想理念滋养的“科学与民主”，不仅结不出创新生产、生活、生態的种子，而且往往沦为“造神与专制”的工具。在哲学上亦有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德道相蓄势成之”的朴素理念，人、事、物众生灵皆“由二而三”共襄生长，阴阳和合共生万物——先生女士相爱生儿育女；雄雌蕊结实生成种子；天生地载而生万物；寒暑交替而成四季；电子和原子核组成原子；势能动能超弦振动相互转换为一切人、事、物正常生息的能量。“自由与科学”，“民主与共和”的共襄生长，才是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人类富于尊严与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的完整表达。

尽管这一遗憾，在后面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有所弥补（胡李之争并非二无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孰重孰轻孰先孰后之争），但囿于当时时政变化多端，终是不了了之，而回到先前两千年“成王败寇”治乱循环的老路——时至今日，中国在器物上取得GDP世界第二甚至不远为世界第一超大经济体的成就，却在“制度-文化-人性”循环及其基本社会生产、生活、生態方式上，远不能说已经是一个正常而有特色的现代国家。

在共生场中，势能（potential energy)是一种蓄势待发的能量，势能不是属于单独物体或实体所具有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物体或实体所共有。势能之“势”，可以理解为由各种综合因素组合成的能量聚合体，影响到人、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关系状态。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势能大致上分为两种：因状态产生的势能和因位置产生的势能，都可以释放或者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势能就转换为动能。人类进入工商文明后，最根本的势能来自国民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创新，思想势能可以低成本吸附组织资源，因而对人、事、物有一种价值增值效能。

因此，当“自由与科学”“民主与共和”的思想势能形成，并转换为工商文明成就的强大动能后，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可以顺势、借势，甚至简单“选择复制”，就能获得低成本高增长的效能，从而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

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原因，是1980年代始加入战后形成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凭借其势能释放所致。当时为了适应这一势能，顺势而为，众所周知，邓小平针对“左的那一套，什么时候不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来就不是哪回事喽！”同时，为了争取搞经济建设的时间和鼓励大胆试验，提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1992.1.18-2.21）。

但是，当工商文明的思想智慧、情怀担当、价值格局直到其阈值临界点，自由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也暴露无遗，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前夜，即将迈进生態文明新时代新世纪之门的时候，就不是“不争论”，而是澄清“问题与主义”，势在必行。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处于历史“顺势”转型阶段，回避“谈主义”或“讨论理论”，要么是因某种现实原因故意“暂时”不谈、不讨论，要么因为长期不谈、不讨论而失去了“谈”或“讨论”亦即“创新”的能力和信心。前者是“创新恐惧”（可能带来某种暂时的损失），后者是“恐惧创新”（承受失败的风险）。

如果说盛行各种各样“拿来主义”的整个20世纪，我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持有这样两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说其中包含了某种“韬光养晦”和“大智若愚”的智慧，那么，当历史的脚步走进新世纪、新时期，近三十年来形成的所谓“中国模式”中缠绕的“中国问题”，已然“扎堆”成历史前进的“天花板”和“瓶颈”（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时，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再不寻求思想、主义、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不单是一种不长进和没出息，极而言之，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华民族人格、智慧和热情的污辱！心安理得地没出息，比任何没出息可怕可悲一万倍，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参看《共生主义词典》，2007，刊《经济要参·“生態统领，共生为魂”专辑》2013年第3期）。

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

由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源，都来自欧美，所以，要澄清这些问题，走出人类共同的梦魇，必须先从分析近代以来国际社会概念演变开始，进而重建世界秩序。

今天，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时代，恕我直言，美国总统特朗普讲“抵制社会主义”的时候，犯着一种“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毛病，甚至可以说，他有点忘本——忘记了是谁把他送进白宫！

对于特朗普的当选，相对最近提出“身份政治”分析框架的政治时评家福山在《身份》中给出的负面评论，认为特朗普几乎是出于直觉地故意激怒左派，分裂民众，“暂且不论他造成的各种破坏、种族主义和荒唐举动，最令人不安的事情还是他享有的支持度。”而言，当代社群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更具政治敏锐性，也更客观地加以肯定，指出：“特朗普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感受，他们不仅被经济抛弃，而且文化也不再尊重工作和劳工。”

当然，也许既非“白左”又非“普右”的特朗普，并没有清晰意识到，正是他实际上的“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再平衡”的主张，让那些对“精英政治”“政治正确”不满的“最有发言权”的美国底层人民，把他送进白宫的。但他确实是上任之后，成为历史上兑现竞选承诺最多而少让选民失望的一位美国总统。虽然他因此而得罪了精英或官粹主义者，但说特朗普是草根或民粹主义者，这个定位并不合适，因为他主张草根、平民利益，显然并非打击精英、官僚利益，而是要两者之间求得一个社会动態平衡。

这里涉及美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也是个需要重新认知的问题。即一个能让当选美国总统，兑现承诺的国家，能够习惯性地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吗？从特朗普总统讲的“美国优先”的内容看，不管它对外部世界意味着什么，但它主要讲的是美国普通工人的就业、减税、制造业回流、改变社区空心化问题，也回应了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芝加哥教师运动、快餐业工人运动、反对警察暴力运动以及收入公平问题的大辩论等社会运动，对媒体和“华尔街”政客的不满。所以，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甚至包括他讲的“尊重美国的主权”“美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以“爱国主义”反对“全球主义”，实际上讲的都是以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

我说过，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得益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互换车道”。假如2016年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的人，是明确批判给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带来好处却没有在实际上帮助工人的自由贸易协议，参赞目的旨在“建立一个为我们所有人利益服务的政府，而不是服务一小撮在顶层的人”的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者桑德斯再年轻10岁，也许特朗普，就没有当选第45届美国总统的机会（参看钱宏《“社会优先”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冒昧地以为，尽管为产业工人“尊严和幸福”说话的资本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言行一致，在“资本再平衡”的意义上表现也不错，但身居“世界领导”大国总统的他，要实现“社会再平衡”，成为福山先生所期待的“一种能够与全体公民的关切展开对话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能有超越狭隘身份关切的全国视野，而非只顾自家利益”，还是应当补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课。

同时，身处生態文明全球化大变局的思想理论家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需要重新进行梳理。

这就需要先从历史发生学上搞清楚“社会”与“资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诸多演变形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五大历史成果

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兴起，特别是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逻辑形成之初，不久就在其发源地欧洲，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追求社会公平的共产主义（17世纪）和伴其道而行之的社会主义（19世纪30年代），乃至综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40-90年代）。

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先是以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斗争史观，后以英国政治经济学为“批判的武器”，同时发现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逻辑对于工商文明的极大推动作用和作为工商文明生产主力（无产阶级）的罪恶剥削事实这一“双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式的“武器的批判”，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命运共同体的过渡，来达成“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同时，经过“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实现共产主义条件下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

在马克思看来，形成这种“共襄生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亦即共生体组织形态）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穷十年之功（1857-1867）铸就皇皇巨著《资本论》（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尽管今天看来，《资本论》的逻辑建构存在着诸般欠缺，但是，马克思对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和对劳资矛盾的理论揭示，给世界的普遍警醒，使他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朽丰碑——马克思不愧为“千年第一思想家”（2001年BBC投票网评），伴随欧洲以至美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展开，马克思主义结出了五大历史成果：

马克思主义第一大成果，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23年后，客观上促成了1890年美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反大资产阶级的《谢尔曼反垄断法》，以及20世纪初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直接参与的反托拉斯进步主义运动，最后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后国会通过实现公平交易三大证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及《萨班斯法案》）的出台而建立起一个基本健康的资本市场，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中论述的股份制为标志的“资本社会化”和“社会生態化”过程（参看钱宏《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而且，我相信，当代欧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兴起，也印证了人类进一步将“资本社会化”“社会生態化”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第二大成果，是经过列宁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后的“精英革命理论”与俄罗斯二月革命后反一战组织“苏维埃”（即工兵联合政府）极富激情而机智的结合，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名义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权。后又经斯大林、日丹诺夫式再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加盟国和若干卫星国组成），最后成为“冷战时期”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与美国相当的超级大国（参看《邻居的伟大与幸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怎么回事？》，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2007），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资本化”过程。应当承认，这一成果在中国的延伸，也创造了两大奇迹，一是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的名义”将清末至抗战时沦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组织起来了，最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是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布局，其最高成就，就是“两弹一星”和进入联合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参看钱宏《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载童庆炳主编《大文化战略》，中国工商联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第三大成果，是在恩格斯亲自参与下成立的社会主义国际（又叫第二国际）近一个世纪的持续推动下（从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到21世纪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第三条道路），通过“依法抗争”、议会道路和行政干预，在西欧、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普遍实现了的改良社会生態的所谓“福利国家”（一说“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第四大成果，是理论成果，即以所谓“法兰克福学派”、“青年马克思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为代表，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异化理论，从意识形态领域、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下人类畸形的生存状况，并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生態概念。这一成果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对中国学者如陶东风、朱学勤、徐友渔有相当影响（尽管他们声称是批判地接受）。

马克思主义第五大成果，既属于理论，又可望成为国家实践哲学的成果，这就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哲学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历史领域，把人与自然各自的地位与作用、演进过程、矛盾结果、和解路径等“共襄生成、自然有为”的论述。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推动下，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一批学者，如余谋昌等结合中国古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信念，提出了“环境伦理学”、“生態文明”的概念。也包括欧美国家的“生態学马克思主义”者和柯布等人发起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以及基于对三十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得失损益的历史反思，中共17、18、19大相续提出“生態文明建设”战略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哲学思想，我们将这一成果表述为“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几乎涉及人类本身和人同自然的全部关系内容，其得失成败，功过是非，不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当代人类一定会从马克思主义五大成果中，汲取营养，开拓创新，让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以形成与之相应的人类共襄生成的价值体系——即全球互联生态化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生态文明的活的灵魂。

资本社会化与社会资本化的分析框架

2017年5月9日下午，我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转型与发展”系列学术讲座第69期在经济学院泛海楼514会议室，以《“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为题第一次在大学讲坛上讲到“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厘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最后实现社会生態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与人类300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的经济活动和历史运动具有高度吻合性，达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五大历史成果的高度理论概括。

第二，“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动力机制，与人类权利从顶层逐级向底层分流的动力机制一样，并不是来自理论设计，而是真实的历史运动本身。我们可以追溯到1215年《大宪章》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倡导“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1625年的《权利法案》、1648年的“光荣革命”、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主权国家秩序、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861年俄罗斯“解放”农奴的法令、1862年美国《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890年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8年苏俄实行“土地国家所有，由农庄永久使用”集体农庄、1934年美国三法合一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基于古特雷斯秘书长“可持续和平”理念的联合国改革，势必导向又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

顺便说一下，我说“社会论本质上依旧是权利范式”（权利rights包含了权力power），并不涵蕴“从资本论到社会论到权利论”是一个递进关系的意思，而只是说明，“资本论”与“社会论”都是过去500年来人类最高智慧即权利智慧（含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的范畴。以“自然法权”或“自由理性法权”（即天赋人权）的观念视之，如果把效率与资本主义、公平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我们很容易明白效率属于工具理性法权范畴，公平属于自由理性法权范畴，所以，公平不仅是效率的基础，而且是效率的动力前提，如果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就必然给追求经济特权（比如以GDP增长率为纲）留下空间。所以，必须把公平与效率作为直接关联概念来研究，这也是漆琪生、陈岱孙把经济学（economics）翻译为“经世济民学”的本义。

第三，“社会（资源）资本化和资本（财富）社会化”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依旧属于“解释世界”的范畴，并不是要说明比如“资本（财富）社会化”是我们的改变目标或方向，但把这种解释方式，用来观察当今世界，比如包括美国、中国、欧洲、亚非拉在内的各国标榜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政府经济”、“效率优先”或“公平优先”、“公有制”或“私有制”、“需求侧改革”或“供给侧改革”等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力量，有助于从实际出发，“走出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有助于了解真相、伸张正义、化解冲突、实行和解，进入“社会生態化”新时代，以球为本、走向共生。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性

上述分析框架，是11年前我为华盛顿的《新世界时报》写作的《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Embrace An Era of Symbiosism in the World Society）一文中提出来的。当我注意到钱学森提出的“世界社会形態”（1992）的概念时，我发现“世界社会所奉行的思想理论、道德情感和现实交往，再没有比共生主义来得实在。我一直感觉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共和制度、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早已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同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时代。”（参看《原德：大国哲学》P34-5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什么叫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对于封建主义、宗法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言，更呈现出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征，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某种理论界定，比如“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社会心理、社会学说。但它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人类性的社会实践。因此，这里说的“资本主义”一词，更多地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其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值”，即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值，是法制社会（与宗法社会对）和自由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社会财富获得人生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增值，首先是资本（生产资料资本、生活资料资本和生产力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值。资本所有者不同，“资本增值”的类型自然也不同。所谓“私人资本主义”、“股份资本主义”、“集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等等分类，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这一分类本身，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

历史发展到今天，用普遍幸福和少数人幸福来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企图简单划分这个仍然有着主权国家、地区界别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不实事求是。从社会政治结构上看，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当人类生产、生活、生态运行普遍超越宗法专制社会而进入法制共和社会时，资本主义（包括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背景下的逻辑历史前景，就是“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即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如果将传统（苏维埃式）社会主义与现代（欧美式）资本主义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就恰恰是“资本的社会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反倒是“社会的资本化”，传统社会主义实施的正好是现代资本主义极力避免的各种资本垄断和权力操纵。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具有个人占有的暂时性，所以从绝对意义上，不管资本在社会个体中如何流转，总体上都具有公共性（commonality）。即使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的商品形态（物品及其价值形式、货币等）不进入生产流转，而仅仅作为消费资料（潜在不变资本）存在，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潜在的生产力资本——可使生产资料资本升值的可变资本，也没有改变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这种公共性，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反过来说，社会作为一种资本价值，具有群体占有的长期性，所以从相对意义上，不管社会在资本占有形式中如何变化，总体上都具有自由性（freedom），只要生产力资本（可变资本）的劳动形态（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进入生产过程，而作为生产方式（包括管理方式等可变资本形式或智本、思本）存在，就立马表现出社会作为资本价值的这种自由性，所谓“人是活宝物是死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伦理（幸福）底线。否则，不管其冠以何等华丽的意识形态词藻，其实践都是非人性、非人道的异化形态，都是人类本性的悲剧和迷失！

马克思不愧为继亚当·斯密之后划时代的人类导师，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人类从此懂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亦即公平是效率的条件，为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威适时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每个生产力资本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资本的拥有者。在马克思之后的100多年里，人类分别实践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前者以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前苏联式社会资本化模式（或精英专政模式）为代表；后者以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标志的美国式资本社会化模式（或大众联合模式）为代表。

结果在实践中，在社会（国家）资本化模式与资本社会化模式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矛盾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后，至核军备竞赛时走到了尽头（再斗争下去人类必然文明共毁同归于尽），加上国家资本化模式由于其依赖精英专政的本性越来越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本质而困难重重，资本社会化模式反而较好体现“公平是效率的条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使人类组织形式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形式，人类终于在1980年代走向和解之路，也为人类走上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社会优先的“世界社会”共生主义之路，奠定了基础！

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

我有朋友说，美国人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美国错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错了，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美国人的发明，没有必要反驳美国人中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德国的李斯特，但为列宁首倡，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国家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二是指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监督和调节，“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特别指出1921年苏联经济的两大重点：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

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后，列宁领导革命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向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做出让步，解决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同时用新的手段加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手段不但包括了进一步加快国家所有的大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了大规模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苏联的经济，还包括了向外国资本出租和出借国有的矿山、工厂等等。1978后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不是有飞蛇走线的历时性联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教科书上说，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之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如一位朋友所指出的“当时党的政策是使民族工商业紧快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计划定货、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进而实行全行业合营的道路。这有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9月7日的谈话为证”（胡德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在《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根据列宁这一“历史梯子”的论断，那么现阶段，中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的企业，包括当前国进民退“混改”，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至于离“社会主义那一级”还有多远，起码是需要探讨的。至少，只要提高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能力），人均落后并不重要的经济模式，不属于“社会主义那一级”，而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政府货殖主义）。1990年代中国政府重商主义或权控市场经济的思想要义，是强化国家（政府）“汲取财政的能力”（参看胡鞍钢、王绍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1993）。正如独立评论人袁剑所指出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中国的变局》1995）。决策者在这一思想默契下，中国式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亦即所谓“渐进式改革”成为可能。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内涵。这里的“社会主义”，等于“政府主导”（国家主导），这里的“市场经济”，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法定条件下，仅仅剩下“效率优先”。

纵观全球，一切为了“提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确实绝无仅有，把它称之为“中国模式”也未尝不可。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完全超越了经济范畴，当然是现行经济学理论——无论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老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特色利维坦（Левиафан）。所以，我勉强称之为“政府货殖主义”（政府重商主义）。因为它可以让交易对象（本国企业和居民）、贸易对象（外国政府和企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一句话，这种以整个国民、国土生態背负为代价的“权控市场经济”模式成功的秘诀在于：不但可以置公平正义、法治秩序、国民待遇，乃至自然环境、社会历史、道德规范于不顾，而且，让政府行为和组织机体无限膨胀，乃至城乡社区生活凋敝而趋于社会原子化；不但可以让失去以土地为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本国国民，成为权力资本无限欺压盘剥的对象，而且，能在现行世界贸易中发挥政治比较优势，赚得盆满钵盈。

但问题在于，这种“政府主导，效率优先”的国家资本主义，既然是以整个国民、国土生態背负为代价，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身的极限。正如袁剑指出，这种把政权合法性与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将可能遭遇“奇迹的黄昏”（2004）。而且，非经济学家秦晖也看到“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2008）。由此可见，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國家”，是人类20世纪最大的奥威尔式谎言，沒有之一。因为这一谎言，最大限度地破坏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不仅让左派和右派无所作为，而且政府推动的所谓渐进式改革失去内生性动力而断裂，对内葬送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的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最大限度地损害了国家形象，不仅差点毀掉了中国，还将继续把中国“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以马克思主义观之，“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为目标的集团官本位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其权力（中国“官粹、官僚、官家”特权文化使然）与资本（西方工商文明使然）勾兑杂揉的“中国模式”，已经造成“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追求财税增长远高于GDP增长带来城乡失衡、社会失衡、央地失衡、内外失衡等广义生態背负问题的根源，当然也是中国大陆所谓官员+智囊型经济学家们的问题。我这里说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包括“50人论坛”及希望挤进该论坛者。不过，9月16日该论坛20周年纪念会的基调，已经开始正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有所改变（林毅夫、胡鞍钢两位除外）而重提坚持独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我对这一基调性转变，给予高度评价！

针对“北京论坛”《中美县级机构对比表》显示，美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个，中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6个（截止2018.5）的“政府臃肿”及“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的问题，我欣喜地看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和“50人论坛”上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特别是“减政”改进办法：“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针对“运动治国”“指标治国”“文件治国”的问题，需要确立“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社区经济”三大经济形態并制定相应的《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以确立各自的事权边界。

针对19世纪以来人类特别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纠结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態，造成诸般历史性悲剧的情况，除了从产权理论加以重新厘定，还应当超越现行工程货殖学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将“人权、事权、物权”整合为“共生权”范式，加以解决。

一句话，只要是“国家政权与资本的结合”，并“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经济”，包括“盐铁”“烟酒油电”专营、“土地（财政）金融”、“外汇管控”等，就可以叫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叫“权控资本主义”或“官粹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更恰当，包括权控政府（国营）经济和权控市场（民营）经济，前者必然导致垄断，后者必然导致腐败，是事实，也是应当承认的常识。

在中国，改变特权导致垄断与腐败两大毒瘤的“权控资本主义”逻辑最有效办法和力量，依然要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积极主动扶持中国社会成长，重建社会，为实现社会再平衡创造条件，以超越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二元对立格局，在国家政体上建立起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动态平衡机制，从而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克服原子化社会（官民）在权控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助、无奈、无力及无方向感、无安全感、无尊严感，并将这一过程用宪政共和制加以巩固（参看钱宏《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2018年9月19日《经济要参》）。所以，改变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或权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態方式，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困境”，势在必行。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改进空间。套用毛主席的话说，“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宪政共和制的社会主义“三大要素”

分析完资本、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化”、“资本社会化”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运动之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共和制”的历史沿革和当代使命。

首先，从词源上看，society，严复把它翻译为荀子讲的“人能群，彼不能群”的“群”，后经日本转译为一个双音节合成词“社会”，社，即“团体”，会，指“用来聚集的地区”，组合起来就是“在一个地方所聚集成的一个团体”。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并不是脱离个人的行动的实体，在个人行动之外，并没有社会的、作为一个行动实体的存在。我们能够观察、记录、分析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所以，马克思发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他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他并没有说“人的本质在其可能性上”是什么。

以共生哲学观之， “有生命的”你、我、他“仨人”（相对于“仁人”），聚集于一个特定时空协和一致的合作行动，由这些协和行动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分工合作，我们把这种分工合作关系的实时组合，称之为社会。因而，正如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叫作“资本主义”，那么，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

那么，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本身就等于民主、自由、共和体制的共襄生成；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就等于社区、市场、政府形態的共襄生成，从文化上看，社会主义等于亲缘、地缘、生灵缘机体的共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继政府论、自由论、资本论之后的社会论，就是共生论。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现实意识形态争论中，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市场、自由对立起来，或者在“民主”前冠以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我认为，正如“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个伪命题（2006）一样，“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完全不成立的命题。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我们国家传统的理解上和几十年的实践过程看，众所周知那个“社会主义”，影响较大较深的无论是从苏联式的“共产社会主义”（实际是国家资本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跟“民主”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一层意思是，大家从思想理论上和历史起源上看，其实社会主义本身，又是最讲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1832）的兴起与民主运动（第二国际）、民主革命（欧洲1848）、人民革命（中国1949）的兴起，几乎是一脉相承。

正因为如此，后来很多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国号中，都直接打着“民主”（包括“人民”）的字样。比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民主共和国”、“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东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朝鲜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国号，“苏维埃”（Совет，Soviet）即是“工兵民主政权组织”引申为“人民民主”之意。

这都很说明问题，即社会主义就等于“人民当家作主”，即民主，等于“人民中心”、“社会优先”。所以，只要了解了社会主义的本义，也就了解了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与民主制，是现代政治文明制度的一体两面。我这是从思想理论上、逻辑上、历史起源上讲的。从传统实践上讲，人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却又恰恰相反，又把它与民主变成对立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使用这类国号的国家是不是名副其实？这正是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引发包括特朗普所谓“抵制社会主义”在内的诸般概念混乱情况。

那么，什么叫社会主义？我的理解，第一，不能离开它的历史起源，即1832-1848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或民主革命。

第二，就是以“社会”为先决条件，为优先条件，把“社会”放在第一位的这样的社会优先的主义，才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相对于“国家主义”、“朝廷主义”、“政府主义”、“资本主义”而言的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天然本质，就是讲民主的。没有什么单独还要叫一个相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同义反复。

第三，在宪政共和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生成三大基本要素，一是有一种能够表达“社会优先”公平正义的概念，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替代单纯公有与私有、官粹与民粹二元对立的产权理论（众人之私即是公，一己之公即是私，化解公私冲突，唯界定共生权法）；二是在政治形態上，有一套能够实时表达公平正义“共生权”承诺的法治参与形式——实施民主自治程序的机构和公民实践；三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形態上，要求一个当代正常国家，无论是以市场（自由）经济为主，还是政府（规划）经济为主，都应当建构一种作为生活托底的社区经济形態——以作为人民、国民、公民休养生息最大化的保障机制。在中国，更需要从企业所有制（如国营、民营、合资、独资）划分企业是否社会主义属性的梦魇纠结中走出来（参看钱宏《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即将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所以，社会主义“三大要素”，也是无分阶级、族群、官民身份地保持公民对当代国家信念的基本保障。

前面说过，“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桑德尔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理由是“赋予不在阶级体系上层的人们、工人阶级和普通男女以权力，并且培养一种团结意识和对公民素质的理解，正是这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受到我们是休戚与共的一个整体。”然而，以此观之，无论是欧盟，还是主权（民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桑德尔在2016年6月谈论“脱欧论者和特朗普的能量源”时指出，既注意到社会民主党，把民主玩成一种政治自治工程以至成为“无法控制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又注意到丢掉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危险。“上一代主流政党的最大失败之一是没有能严肃看待民众的渴望，没有直接回应民众觉得自己在塑造支配其生活的势力方面有发言权的诉求。这部分是民主问题：民主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也与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密切相关。失去权力的无力感部分就是自治工程失败的感受。”致使人们普遍对政治、政客、现有政党感到失望和沮丧，因而“对大部分人来说，政治没有能解决最重要的和公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什么构成公平正义的社会，以及公共利益问题、市场角色问题、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参看吴万伟译Michael Sandel: “The energy of the Brexiteers and Trump is born of the failure of elites” BY JASON COWLEY）。这也是我在本文开头，特别提出“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不要忘本”的原因。

相比之下，我感到福山先生在他的“历史终结”（“‘终结’是指‘目标’而非‘结局’”）于自由民主制的论断，遭遇现实挑战之后，提出“身份认同”的利弊以及“国家认同”作为补救措施，既在哲学上有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古老箴言，也对“世界社会”、“社会优先”的社会主义概念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创新动机。

创新首先是经济形態、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的创新!

当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在围着城市化、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调整“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和“物流智能结构”作产业结构规划转圈圈，又摆脱不掉“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的周期性危机，在为“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官粹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资产国营(大家族)化还是资产社会(民营)化”纠结，在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国企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还是体制问题”引经据典调查研究，在为“城市中心论还是乡村中心论”“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孰轻孰重”争执不下之时，中国、美国、欧洲和南部非洲的“社会人”，早已针对中美欧非各自的问题——中国存在“城市病”“乡村败落”、美国存在“城市空心化衰败及中产阶级失落”、西北欧洲存在“福利国家惰性病”和南部非洲存在“种族特权”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態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欧洲“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南部非洲“班图精神运动”（生活在一个Ubuntu社区里，必须彼此分享和关爱Live in a ubuntu community and must share things and care for each other），以及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生態经济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环保酵素救地球运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的“新经济运动”，欧洲的“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南部非洲的“班图社区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环保酵素救地球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態”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一个大方向(参看《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態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2015)。

总之，按照“社会优先”的社会主义，起码必须“有社会”，如果没有或不充分，国家和政府就有责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也要积极主动扶持社会成长，重建社会，而且“社会优先”，才可望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二维中引入第三维——“社区经济”，包括“草根的生態经济运动”所蕴涵的经济社区化、社区服务化、服务生活化——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结构，即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局面。

我们需要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

我们说，“特朗普总统需要补上社会主义的课”，是指他要十分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优先、公民本位的社会主义，而非“无社会”的精英本位的“假、大、空”社会主义，甚至也非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式企业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参看钱宏《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录《中国：共生崛起》P160-165，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Social priority的社会主义，是在生態文明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式“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发源地）欧洲式“民主”社会主义的升级版——整合了洛克“政府论”、马克思“资本论”、新世纪“共生论”与东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古老智慧的社会共生主义，亦即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Global Symbiosism with Social Priorities）。

早已从英国手中接棒“世界领导”责任的美国，不可能回到“门罗主义”。美国总统要在生態文明的全球时代，继续承担引领世界的责任，就必须意识到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才是“必须捍卫释放人民身上不可思议的潜力，使一切成为可能的基础”，也即是全球共生主义的基础。从而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特别是以某个“Party-state”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和某个“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全球主义，并加以避免。

如果既非“白左”又非“普右”又在竞选中与民主党互换车道的共和党人特朗普，真的要介入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新建构，只要高举起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旗帜，就能不让英联邦人民失望，不让尚未完成工商文明社会转型又跨着生態文明的门槛的亚非拉人民失望，更不会让美国人民失望，还能重振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信念，让人们找到历史感，让一切“无社会”的假社会主义原形毕露无所遁形，而自觉改弦更张顺势而为。

假如特朗普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且强迫它脱下旧时代的伪装”（基辛格）的历史人物，他就应当意识到，丢掉全球主义，不从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的新思想，谈“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和“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和统治”，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缺陷，使自己陷入现实利益困境（比如与中国打贸易战，与盟友争吵）。这还不只是放弃责任的孤立主义美国凭什么再次强大的问题。哈耶克指出，人类合作是社会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民主、共和、市场、社区、地缘的优点，就是它使我们能够相互合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威权风格的、自顶而下的规则，不是秩序或进步的源泉，相反是一种障碍。不同个人、社区和企业群体、市场、地缘国家等不同主体间能够贯彻民主、共和、相互合作，就能实现因“信息相互融合而发生知识的质变、升华”，进而不断打破和修正威权风格的、自顶而下的规则。因而，单个人或单个国家或地区不能以一种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的方式生存，追求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是反社会性的，更何况今日人类社会因互联网云计算而去轴心化已成大势。

那么，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势在必行。正如《理性乐观派》和《自下而上》两书作者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在《奇妙的“云大脑”——这就是市场》中所说，哈耶克1945年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指出，中央计划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它试图用某些精英或领袖个人无所不知的才智，来取代人民弥散的、碎片的、本地的、但又相互关联的知识，大部分这样的知识是默会的，或者说是自组织整合的。正所谓“必集大成，方得智慧”。如果说，把前者叫作“官粹主义”，那么，后者自然是“民粹主义”，而这种民粹主义不正是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社区、市场、政府经济形態所必备的社会条件吗？怎么就不“政治正确”了？而以“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进行“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和“选择独立与合作而不是全球治理，控制和统治”，一切就顺理成章（而且在“双边”“多边”谈判的运用上，也将更加灵活而有效，也不会拘泥于“双边”或“多边”）。

只有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才能与去轴心的全生態（区块）链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现实相匹配，承载得起各个主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交流想法、服务社会从而激励社会变革，“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建设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追逐自己对命运、遗产和家园的美好梦想”，真正体现“这美丽的星球上每一个国家都很特别，每一个都很独特，每一个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闪闪发光”，从而共襄生成繁荣、发明、文化实验与可持续和平。

总之，人类需要创建一个“千灯互照、光光交澈”的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全新生活方式——重建世界秩序（参看钱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繁体版，晨星出版，2018）。

陽子2018年9月26日初稿10月6日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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