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一1150）是宋诗特征最典型的代表，从而与宋诗成就最杰出的代表苏轼齐名。后人无论是褒扬宋诗还是贬毁宋诗，都往往“苏黄”并称。但是黄诗历来受到许多误解，要想读好黄诗，必须破除两种严重的误解。
首先要破除关于黄诗内容的误解。流行的几种文学史著作中曾指责黄诗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内容不外是儒家思想和禅学思想的反当”，等等。现在这种说法不大有人提起了，但人们谈到宋诗的写实倾向时，总习惯于以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为例证，很少有人想起黄庭坚，仿佛黄诗与反映现实是绝缘的。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黄诗对当时的民族斗争与政治斗争有鲜明的反映，如《和谢公定河朔漫成》讥讽北宋朝廷一味妥协的对外政策，又如《和谢公定征南谣》谴责大臣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并给人民带来战祸。黄庭坚还毫不掩饰地抨击“新政”的扰民后果“劝盐唯新令，王欲惮独活。……县官恩乳哺，下吏用鞭挞里”（《二月二日晓梦会于庐陵西斋作寄陈适用》）这些诗敢怒敢骂的作风与其友苏轼并无二致。
第二，黄诗对民生疾苦有深刻的描写。在诗人笔下，农民在平时就过着悲惨的生活：“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上大蒙笼》）碰到灾荒更是身临绝境：“老农年饥望人腹，想见四溟森雨足。林回投璧负婴儿，岂闻烹儿翁不哭？未论万户无炊烟，蛛丝蝎涎经抒轴。”（《次韵子瞻与舒尧文祷雪雾猪泉唱和》）农民贫困的根源是急征暴敛：“尚余租庸调，岁岁稽法程。按图索家资，四壁达篇窗。掩目鞭扑之，柑杨相推帐。”（《己未过太湖僧寺得宗汝为书》）诗人在《虎号南山》中更剑拔弩张地表达了对暴政的愤慨：“虎号南山，北风雨雪。百夫莫为，其下流血。相彼暴政，几何不虎？父子相戒：是将食汝！”上述黄诗在写实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并不逊于今人津津乐道的梅尧臣《汝坟贫女》、王安石《河北民》等诗，那么，指责黄诗的人为什么对这些作品视而不见呢？这要部分归因于黄诗的流传情况。
原来黄庭坚50岁时为自己编了一个诗集名《退听堂诗》，他当时正因修史之事受到政敌的迫害而听候勘间，所以把那些讥刺时政（主要是对新法）、反映民生疾苦的诗都删去了。后来最流行的黄集《山谷内集》即以《退听堂诗》为基础，今人读黄诗也最重视《山谷内集》，《山谷外集》、《别集》次之，而存诗400多首的《山谷诗外集补》几乎不为人所知，无怪乎这部分黄诗要受到忽视了。
其次要破除关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的误解。黄庭坚论诗时曾提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金人王若虚指责那是“剽窃之黔者”（《淖南诗话》）。王氏此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时至今日，在一些批评家心目中，“夺胎换骨”几乎成为“蹈袭剽窃”的代名词了。对黄氏诗论的误解又殃及对黄诗的理解，人们顺理成章地认为黄氏作诗也喜蹈袭剽窃。此外，黄诗的流传情形也加强了这种误解。黄集的版本非常混乱，流传至今的尚有十来种，还有许多已经亡佚（如《南昌集》、《山谷精华录》等）。这些黄集中窜入了不少伪作，其中有两类最易引起误解。
第一类是黄庭坚书写过的别人的诗，据现存的黄氏题跋及别人在黄氏墨迹上的题跋来看，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中既有古人或同时代人的诗作，也有他自己的诗作，且往往不注明诗的作者是谁。这样，当后人替黄庭坚编集时，就常把黄氏墨迹中的他人之诗也误收进去了。由于黄庭坚书写他人诗文时常常是凭记忆默诵的，所以与原作可能稍有出入（或者原作本有异文），这种稍有改动的诗作遂被人们误认为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进而又被指责为“蹈袭剽窃”。例如所谓《黔南十首》，那本是黄庭坚“偶尔戏书”的白居易诗，却在当时就被人看作“点铁成金”，尽管黄庭坚闻此大笑：“乌有是理！”（见《道山清话》）但后人仍把它们编入黄集。
第二类是黄庭坚把别人的诗稍改数字以示后学“作诗之法”，例如《内集》中《睡鸭》一诗，与南朝徐陵《鸳鸯赋》中的四句仅异数字，任渊注云：“山谷非蹈袭者，以徐语弱，故为点窜，以示学者尔。”这种做法在当时的诗人中是习以为常的（如王安石就有多例），并无攘夺他人之诗为己作之意，但黄诗仍因此受到误解。
其实黄庭坚提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本意是要更好地借鉴、继承前人在诗歌语言艺术上的成功经验，这在“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王安石语）的宋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黄诗中对此法的实践也充分体现出求新求变的精神，试看一例：
《夜发分宁寄杜涧史》
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族阳一钓舟。
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
后二句是从欧阳修的“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别滁》）翻出的，欧诗立意颇新，而黄诗更是翻新出奇，出人意表：诗人强自排遣，借酒浇愁，但满川的风月却为之愁容不展，物尚如此，人何以堪？因为清风明月本是使人感到舒畅开朗的景物，为什么会“替人愁”？这个“愁”字当然只能来自诗人心情的投射。如此化用前人成句，确是“点铁成金”的妙用。所以尽管黄诗中有不少“夺胎”、“点铁”的作品，但刘熙载《艺概》中仍说他“能于诗家因袭语漱涤务尽”。
作上述说明并不是想给黄庭坚戴上“现实主义诗人”的桂冠，也不是要把“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尊为诗学的金科玉律。事实上黄诗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写社会现实，“夺胎换骨”在黄氏的诗论和诗作中也不占主要地位。只是因为对黄诗的误解流行已久，读者必须破除先入为主的误解眼光，才能细细领略黄诗的妙处。
现存黄诗约1960首，按题材内容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上文提到的反映现实的诗，有比较积极的思想意义。第二部分包括宣扬儒家教义及谈禅说玄的诗、挽诗、与亲友馈赠物品的代柬之诗等，内容比较苍白，思想意义不大。这两部分作品的总和约占黄诗的三分之一，人们对之或贬或褒，争议纷纷，其实它们并不代表黄诗内容的主流。
黄诗的主要内容是第三类，即思亲怀友、感时抒怀、对自身生活经历及生活情趣的吟咏等。这些诗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声的真实记录，是一个敏感的诗人的生活感受的形象表现。它们的表现范围也许局限于官衙和书斋，但其中仍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们的表现方式有时稍嫌朦胧隐晦，但并没有窒息诗人鲜活的心灵。例如咏兄弟之情的《和答元明黔南赠别》、歌颂友谊的《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写生活感受的《过家》、《上家》、以及题画诗《老杜洗花溪图引》、咏史诗《书摩崖碑后》等，都是情文并茂的好诗。应该指出，这些诗的题材取向在北宋诗坛上并无多大的特殊性，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中的人文意象特别密集，文化意蕴特别深厚。
这个特点首先体现在黄庭坚爱咏书画、亭台楼阁及笔、墨、纸、砚、香、扇、杖等物，这些对象本身即是文化产品或与文化活动，有关之物，自必构成人文意象，不必赘言。其次也体现在其他题材中，例如茶本是生活用品，但黄诗中的茶则成为文人雅致生活的内容，从而具有深沉的文化意义。
《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
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解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腆，落碳霏霏雪不如。
为公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茶被置于高雅的文化环境中，又与文士的文化活动及高洁志趣相关，从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味。王士禛说“黄集咏茶诗最多最工”（《花草蒙拾》），其奥妙正在于此。人们对此往往有所非议，认为是脱离了生活。其实文化活动不但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是高级的生活型态。黄诗的人文意象和文化意蕴正如宋元文人画的内蕴一样，极其微妙地反映着诗人内心的情感律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当然，黄诗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独特的艺术面貌。前人论黄诗艺术，多称其“生新瘦硬”，其实“瘦硬”仅是黄诗的一种风格倾向，只有“生新”才是黄诗的艺术生命。“生新”是与“熟、陈”相对而言的，追求“生新”本是北宋诗人共同的努力，不过黄庭坚在这方面表现出更强烈的自觉性而已。黄一再声言：“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他一生的创作过程中都贯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下面分别从结构、意象、声律等方面举例说明。
黄诗无论长篇还是短制，都包含着多层次的意思，诗人在安排这些层次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回旋曲折，极吞吐腾挪之妙，长篇如五古《过家》、七古《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都是层层转折，且跳跃性很大，诚如方东树所评：“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昭昧詹言》卷一二）短诗如五律《次韵刘景文邺王台见思五首》和七绝《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五，也有类似的结构特点。试看后者：
司马巫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
扬给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
前三句写司马光东山再起满朝欣喜的情景，第四句一笔兜转，推出了秋风断碑的凄凉画面，颇象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用黄庭坚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浑”（见《王直方诗话》），也即象参军戏中的“打浑”一样，在结尾来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转折，以意脉的突然断裂在读者心理上造成张力。黄诗结构的特点使意脉时断时续，若隐若现，有如“草蛇灰线”，结果是在诗歌的层次之间留下想象余地，耐人咀嚼。
黄诗的意象十分新奇，诗人善于用新颖奇警的比喻，例如“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巢缀露珠”（《戏呈孔毅父》），“曲几团蒲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以小龙团及半挺赠无咎》），可谓道前人所未道。他也善于用平常的字眼组成新颖的复合意象，化臭腐为神奇，例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字面颇为陈熟，但经过奇妙的组合，使温馨的回忆与凄凉的实境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在整体上呈新奇之感，所以张末称它们为“真奇语”（见《王直方诗话》）。诗人还擅长侧笔烘托、遗貌取神的手法，例如描写水仙花：“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以洛神衬托水仙之幽艳神态。又如写竹：“程婴柞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全然不写竹之外貌，只以古代的志士仁人来比喻竹之高风亮节，颇能传竹之神。
在声律方面，黄诗有两点特色：一是句中音节之奇，如“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黄庭坚体》）、“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曳寄王文通》），音节打破常规，句中自有跌宕，矫健奇峭，别有风味。二是音律之拗，主要是拗体七律。拗体七律始创于杜甫，黄庭坚学杜且大力发扬之，在黄集311首七律中竟有153首是拗体。施补华说：“少陵七律……山谷学之，得其奥峭。”（《砚佣说诗》）即指拗律而言，试看一例——
《题落星寺》
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
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燕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
蜂房各自开户墉，处处煮茶藤一枝。
此诗的平仄没有一句是完全合律的，但拗中仍有见律处（如第二句第五字应仄而平，以救第一句第六字及本句第三字之拗），全诗声调拗峭奇崛，很好地衬托了诗中远离人世、幽僻清绝的境界，堪称声情并茂。
此外，在用典、对仗、炼字等方面，黄诗也都体现出奇特不凡的特色，限于篇幅，不一一细谈。所有这些特征互相配合，互相融摄，从而使黄诗在整体上呈现生新的风貌落向时也给人以“瘦硬”的感觉，因为转折陡急、声调拗峭等显然会使人觉得老健刚劲，也即“硬”；而侧笔烘托、避免陈熟（包含唐诗的风华色泽）等又使黄诗呈筋骨嶙峋，即“瘦”的外貌。生新瘦硬，这就是黄诗的个性特征。
当然必须补充两点：第一，黄诗追求新奇也有过火之弊，例如《和钱穆父猩猩毛笔》，用典深僻，不易读懂。又如“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住炉香”（《观王主簿家酚酸》）以美男子喻花，弄巧成拙。第二，黄诗风格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他晚年的诗逐渐向平淡质朴转变，例如《新喻道中寄元明用筋字韵》、《跋子瞻和陶诗》，归真返朴，毫无作意，与早期诗风如出二手。
如果我们在读黄庭坚诗时能常常注意其中蕴含的求新求变精神，就较能领略其特殊韵味，也有利于对黄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较公正的评价，因为黄诗的新变正是宋人力求在唐诗之外另辟新境的结果之一。
>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