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压虾蟆”与“树梢挂蛇”
苏东坡的《寒食帖》又来到东京了。众所周知，《寒食帖》命途多舛，在关东大地震时险些化为灰烬，是与我国有着特殊奇缘的绝品，时隔七八十年，如今再度来日。
《寒食帖》的珍贵之处无疑在于东坡诗的纯熟苍劲和充满个性、恣意挥洒的字体，而附于其后的黄山谷题跋也提高了《寒食帖》的价值。《寒食帖》是“宋四家”中的两家“苏黄”在一卷书轴中交相辉映的现存唯一真迹。
在专业书法家眼中，《寒食帖》宛如“神品”，而对于外行的笔者来说，比起超凡绝俗的书法神妙，更能体会到苏黄二人的温暖情谊，历经千年时光幽幽传来——彰显着“人品”的极致。而在欣赏这幅书法作品时，总会浮上心头，令我不禁莞尔的是下面这段逸话：
东坡与山谷一日论书。东坡道“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听闻此语，山谷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言毕二人大笑。
这则逸闻记录于北宋末南宋初人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三。《寒食帖》里也的确处处可见“石头压扁的虾蟆”和“挂在树梢的蛇” （苏黄所用比喻，基于相传书圣王羲之所撰《笔势论十二章》的《节制章第十》中的叙述。认为太长、太短的字是大忌，形容过长“似死蛇挂树”，过短“似踏死蛤蟆”）。
二、《寒食帖》的书写时期
山谷跋文的书写背景能大致确定在元符三年（1100）秋冬之间，地点是与东坡故乡眉山紧邻的青神县。但确认东坡诗的书写时间却极为困难。只能够肯定上限为作诗的元丰五年（1082）春，下限为山谷书写跋文的元符三年，期间约二十年（不过最后五年东坡身处岭南和海南岛，作书的可能性极低）。
当时的文人习惯于把新近的作品抄寄亲友以代替报告近况，所以同一篇作品往往被抄写多次。而且东坡生前乃文名甚高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常为人们所希求。即使获罪闭门蛰居黄州之时，也不乏故旧求其书作。因此，东坡提笔书写这篇《寒食二首》也当不止一次两次。
一种看法认为笔势逼真，故而书与诗乃同时所作。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但也不能仅仅因为笔势而下定论。何以言之？即使在处于政治巅峰期的元祐年间（1086-1093），如若东坡书写此诗，由于言出肺腑，握笔在手之际，作诗时的心境将重现胸中，彼时思绪也定然现于笔端。
与苏轼诗帖不同，前文所言山谷跋文的书写背景则非常明确。山谷在此五年之前（绍圣二年）由于遭受新法党人的报复，迁谪到黔州（四川省彭水），过了两年又被迫转向更远的戎州（四川省宜宾）贬所，过着流放生活。然而元符三年年初，推行新法的哲宗驾崩，皇太后向氏摄政，减轻了对旧党官员的处罚，山谷也获得赦免。同年五月，奉命前往鄂州（湖北省武昌）赴任。但他并未立刻奔赴任地，而是乘船沿长江溯流而上，经过大约一个月，来到岷江边的青神县。
青神住着山谷的姑母和姑夫张氏一族，山谷的堂妹也嫁入张家，他们与山谷有着不浅的姻戚关系，亲戚的款待疗愈了山谷五年流放生涯的疲惫。其时，收藏着《寒食帖》的张浩在离青神二百多公里外的梓州盐亭（四川省盐亭）作事务官，得知山谷长期逗留青神，他携《寒食帖》远道而来，请求山谷题跋其上（张浩与青神张氏别为一族）。当时山谷56岁，乃去世前五年。
三、万里交情
山谷书写跋文之时，东坡也因相同缘由获准离开海南岛，预备渡海北归。此际旅程刚刚开始，东坡正在从大陆最南端的廉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去向广州（广东省）的路途中。横亘在苏黄二人间的直线距离超过一千公里。
面对《寒食帖》，山谷究竟想到了什么？令人怀念的“石压虾蟆”样的字迹跃然在眼，如见东坡其人。贬谪生涯的冷落寂寥流露在字里行间，有着同样经历的山谷想必能更痛切地体会吧。然而斯人远在万里，不在眼前。《寒食帖》诉说着他与东坡的距离，这正是东坡与故乡的距离，山谷是把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寒食帖》当作东坡的分身了吧？
山谷当时的行踪。尚有一点不太为人所知，那便是他曾到青神邻县眉山，拜谒东坡父亲苏洵之墓。这件事被与东坡、山谷两人交情甚笃的李之仪（1048-1127）记录下来（《姑溪居士文集》卷三九《跋山谷帖》：“既得罪，迁黔南，徙戎，凡五六年而后归。展转嘉眉，谒苏明允墓，上峨嵋山礼普贤大士，下巫峡访神女祠……”）。苏洵之墓在离眉山县城东北十多公里的田园地带，伫立于斜坡缓丘之上，笔者曾经前往参谒，从县城徒步往返要花费半日，实乃偏辟之所。且附近也并无其他名胜古迹，则山谷此行自然是专为扫墓。山谷为何要特意参谒此处呢？不用说他从未见过苏洵。
笔者推测扫墓之行是由《寒食帖》促发的。东坡《寒食二首》其二有两句：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这是东坡身为流罪之人，没有行动自由，对四面受阻、公私怠责的现状的感慨。于公，虽身仕天子，但都城远隔，无计报君恩；于私，故乡万里，无法祭拜亡父。山谷是触动于《寒食帖》中的断肠之思，才主动代替无法回乡的东坡，前去拜谒其父苏洵之墓的吧。
自从步入仕途，东坡只回过故乡两次。第一次是为母亲程氏服丧，第二次也即最后一次是治平四年（1067），回乡归葬父亲并服丧，当时东坡32岁。因此，他在《寒食二首》中倾诉了一直未能实现的回乡扫墓的心愿。山谷书写跋文的次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东坡客死常州（江苏省常州）。从《寒食二首》创作之初到看到诗帖的此际——大约二十年间东坡的心中所念——山谷当完全懂得了吧。
山谷跋文里尽是对东坡诗与书的赞誉之辞，而并无一深切怀念之语。但如果上面的推测成立，受到《寒食帖》触动，山谷采取了移足苏洵墓前的实际行动。以东坡的分身《寒食帖》为媒介，此时身处南海之滨和蜀地青神，隔着万里之遥与二十年悠长岁月的两人瞬间飞越时空联结在一起，实现了真切的情感交流。
四、东坡与山谷的关系
山谷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另外三位为秦观、张耒、晁补之），常被称为东坡门下，但两人之间与一般的师生关系明显不同。事实上他们同处一地，有过直接交游的时间仅为元祐年间的几年。两人初次见面也是在元祐元年（1086）东坡51岁、山谷34岁以后。山谷当时为官已有十余年，在文艺方面也有了成熟的思想和价值观，具备独立的风格与个性。
两人初次会面之际，虽然官位和年龄相差悬殊，但东坡以山谷为诗友，从对等的立场加深了交流。因此，以师徒这一纵向关系来理解他们两人不大符合实情。
作为同一时代文艺潮流的引领者，两人自然有不少共通之处，但稍作细致比较的话，其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二人的书风已成对比，即便是后世评价甚高的诗歌，东坡以古体诗为主，山谷则擅长近体，而且诗风完全不同。两者皆有独特个性，当然，正因为不同才使得两人相互认可和予以好评。
最具象征性的不同表现在于对王安石（1021-1086）的态度。众所周知，王安石是东坡的政治对手，虽然没有直接插手，但也是造成他入狱、流放等人生悲剧的重要人物。东坡虽然对王安石的文采和学问致以敬意，对其为人则肯定抱着极其复杂的感情。
与此不同，山谷对王安石始终怀有单纯的仰慕之情。相较于东坡，他的诗和诗论也更近于王安石。在书法方面，东坡对王安石之书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可学；与其相反，山谷却盛赞之，甚至透露自己曾经学习王安石的笔法。山谷对东坡的文艺创作时有批评，对王安石却无任何微词。
那么为何山谷最终选择了东坡，而不是王安石呢？恐怕与苏王二人对文艺的态度不同有关吧。王安石不论在政治，学问还是文艺方面都排除异己，有强势推行己意的倾向。而东坡喜爱自由阔达的言论，对异己也决不排斥。而且王安石居于政治权力中心，在山谷看来，难以拂去其政治家的印象吧。与此不同，东坡的建树总归在于文艺。他的身边渐渐聚集起爱好文艺之士，形成了文人集团。山谷认为相对于官员而言，自己本质上更近于文人。因此，不难理解他会走近能够更好地引导出自己个性与能力的东坡。
东坡和山谷由“文之人”这一坚韧纽带相联结，由于二人强烈自觉到这一点，都允许多样价值观存在，尊重自由之精神。正因如此，苏黄迥异的个性并未相互排斥而得以融合。
《寒食帖》正是将苏黄之间宽广、自由的交游足迹传递到今天的最佳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