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许多媒体都把北大某毕业生卖猪肉一事当作新闻来炒作，闹得铺天盖地，匪夷所思。既然国家面临人口与就业高峰，而高校的连续扩招，加上部分学生的所学所能与社会所需所用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不对称，那么，大学毕业生就业之不易，自在情理之中。如果以为北大的毕业生就不能卖猪肉，只有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可以卖猪肉，可以找不到工作，否则就是新闻，此类舆论所散发的某种过于陈腐的等级意识，同一个正在义无反顾地迈向市场经济的多元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倒是比卖肉者的命运更值得关注和思考。如果此类记者、编辑生当清朝末年，看到状元张謇的投资办厂之举，岂不更加大惊小怪了？

状元乃旧式科举考试中对皇帝亲点的殿试第一甲第一名的专称，是“天子门生”中的第一人，一般还是三年为一科的各科之唯一，属于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前人视状元为神奇，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而且还与神秘的皇权紧紧相连。如今，当人们习惯于把某省、某市的高考第一名甚至某省所辖的市级、县级高考第一名都滥称“状元”时， “状元”一词的贬值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在那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当西方列强的大炮与机器制品频频强入时，货真价实的状元名分就已面临贬值之虞。对怀抱真才实学的张謇来说，专靠背诵四书五经换得万人空巷的状元头衔无法救国，但如果为“商战”而投身实业，那就不仅可以造福一方，还能报效一国。

在我看来，张謇取得状元功名的过程并不规范，具有某些人为的因素；至于他以状元之身创办实业，成为20世纪初期中华民营企业之王，却完全是他自觉选择的结果，也是他披荆斩棘百折不回使然。

张謇(1853-1926)，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县常乐镇人，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四，南通民间习称“张四先生”。可以说，科举制下的读书人无一不是自幼苦读过关，习字作文也不在话下，张謇也不例外。他从虚岁4岁开始，就由父亲教读《千字文》，一年之内照背无误，父亲就把他和三位兄长一起交给邻塾就读，还几易师长，其中包括海门训导赵菊泉。

由于张謇祖上三代没有功名，属于“冷籍”，科举制度却规定“冷籍不得入试”，这对张謇很不利。为了步入科举正途，他在16岁时，经人介绍，与如皋县东乡张铨取得联系，以张铨之子张育才的名义注籍，通过县、州、院三级考试，取得生员功名。用今天的话说，张謇的报考身份属于冒名顶替，存在舞弊行为。贪得无厌的如皋张氏就索酬不已，还向如皋官府告发“冒籍案”，应讼连年，使张謇一家吃尽了苦头，幸亏海门训导赵菊泉全力为门生张謇说情，惜才的通州知州孙云锦也亲自调停，后者还求助于江苏学政彭九余，请求礼部让张謇重填履历，归入通州原籍。此后接连5次乡试，却名落孙山。

1876年，张謇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之邀入幕，担任文书，并辅导随营的袁世凯读书。1882年，朝鲜汉城发生，军队冲入王宫，杀死大臣，袭击日本使馆，日本军乘机舰驶入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军的侵略行径。张謇随军赴朝，代吴氏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以强硬的态度抵抗日军，从长计议。其言辞之犀利，立论之鲜明，论证之完整，文字之畅达，深为“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朝廷重臣所赏识，这就为他后来钦点状元提供了资本。

就在这一年，张謇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第一名必须是北人），由此声名渐著，潘祖荫、翁同龢等 “期许甚至”。但是好事多磨，潘、翁诸公在张謇四次的会试中都有意区别他的试卷，却接连把他人之作误作他的试卷，结果让别人轻易地取中会元，张謇则接连败北。

1894年乃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之年，特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赴考。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改为第十；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交给他，还疏通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定为第一，并且在光绪帝引见时，继续举荐。于是，张謇得以中为状元，直授翰林院六品修撰。此时此刻，他已经是42岁的中年人了。

看来，光有科场上的真才实学还不够，还需要机遇。如果张謇没有“壬午兵变”时的展示机会，恐怕就不易为潘祖荫、翁同龢等朝廷命官所赏识；如果不是潘、翁等人再三破坏规矩，不厌其烦地寻找他的试卷，拿出状元的机会等着他，恐怕就难以使他最终如愿以尝，因为夺魁毕竟属于偶然性很大的美事。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张謇使出冒名逃避“冷籍”一招，别说状元的殊荣，即便是秀才、举人之类的基础功名，也将无缘。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謇上疏弹劾李鸿章，震骇朝野。这时，张謇因父亲病故，循例离职守孝。

1896年初，颇有远见卓识的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分别在通州、苏州设立商务局。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陆润庠则在苏州办起苏纶纱厂与苏经纱厂。陆氏也是赫赫有名的状元出身，而且还早于张謇20年夺魁，时值老母罹病，乞假归养。但他的办厂旨趣并不浓，还留恋仕途，两年之后就复官国子监祭酒，累升至侍郎、尚书、大学士。比陆润庠年轻12岁的张謇则不然，甲午战败的国耻使他深感兵强必先国富，兵战还需商战。当他回到家乡，《马关条约》的墨迹还没干，只见通州内外到处都是日商倾销的洋纱，却看不到一个国产的纱淀。南通乃中国著名的产棉区，素以“沙花”闻名天下，不仅产量高，而且质地很好，颜色洁白，纤维长，弹性好。狡猾的日商深知此情，就纷纷将中国的棉花运回本国，成纱之后再运回中国市场销售，牟取暴利。张謇的心里很明白，不能用中国的资源来养肥日本人，惟有通过发展民族工业，造福桑梓，振兴国家。当张之洞的办厂指令与他的实业救国之念不谋而合时，他就没打算要回到紫禁城去寻找自己的归属。

儒生以修身齐家为基，以芸芸众生为念，以国家富强与天下大同为怀。张謇的厂名“大生”，就是取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要使大多数的百姓过好日子，走共同富裕之路，实现“大德”。

不过，书生办厂，一如书生谈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同治状元陆润庠是如此，光绪状元张謇也不例外，差别只在于，究竟是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

要生财，先要有财，要办厂，先要筹款，而且不是小数。为此，张謇多方调动，四处奔走，忍受了数不清的白眼、吃过无数的闭门羹。据他自己事后回忆，筹款的艰难刻骨铭心，使他几度绝望，还想到自杀，是书生报国的理想支撑起他的身躯，延伸他的脚步。

1898年，经过为期3年的艰辛准备，大生纱厂终于动工兴建，次年建成投产。当第一缕棉纱产出时，张謇激动得泪流满面，爱不释手。这也难怪，3年来，多少酸甜苦辣，历历在心头。大生纱厂投产仅1年，就获纯利2．6万两白银，到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拥有四个纺织厂，资本已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间资本纱锭总数的7％。

大生纱厂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还只是近代儒商张謇救国创业的一部分，否则，他就不是张謇了。

原载《法人》2006年第8期，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