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龙佩兰（UIC协理副校长兼通识教育学院院长）致辞：
尊敬的郭世佑教授、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晚上好！
欢迎光临通识教育学院的工作晚宴。工作晚宴是一项传统的礼仪活动，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高等学府传入。UIC的工作晚宴是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学习中华文化与中西礼仪的宗旨与目的，是培养人健康的成长。邀请同学参加工作晚宴，可以学习礼仪，聆听专家学者的演讲，与师生交流，开阔视野，这也是我校通识教育树人的重要体现。通识教育学院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价值观和国际视野，让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具有家国情怀的专业人才，今晚通识教育学院首次举办工作晚宴，尤其令人期待。
我们今天邀请的演讲嘉宾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先生。郭世佑教授是一位多年致力于通识教育的历史学者，曾经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兼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点负责人。他的讲坛足迹遍及海内外许多高校，比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等。郭教授曾经多次来到我们UIC，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演讲的题目是《两难抉择：近代国人走向世界的思考》。
尊敬的左龙协理副校长、伍鸿宇院长、UIC各位师长、各位同学，本次研讨会上的各位学者：晚上好！
作为UIC的老朋友，我有回家的感觉，很荣幸再次受邀学习。但在这样的场合演讲，会有点紧张。因为在充满仪式感的美食与美酒面前演讲，不管是什么演讲，如果不能做到像胡适先生说的要比女孩的裙子还短，即使不是多此一举，也是可有可无。
这次动身前，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位浙江的退休教授把63页近代文化史课堂笔记拍给我，这是她当年在浙江省高师培训中心定海校区听我的课时记下的，我有点儿激动。笔记很认真，字迹也漂亮，我的文化史课程就是以现代化为视角，也引起了海内外好几位师友的关注。北京商务印书馆顾问、原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先生垂询我，想不想出版？我如实回答：在你问之前还没想过，如果你来把关，可以试试。但在回复老友后，还是有些犯愁，那个笔记已相隔25年了，我平时上课还很偷懒，没有讲稿，讲完就完了。而25年来，学术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比我的年龄增长速度还快很多倍。
本次演讲还有一些难处。比如，我的专业主要是中国近代史，如果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到1949年胡风感觉“时间开始了”的那个瞬间为止，虽然只有110年，其中的复杂性可能超出以往任何朝代，甚至超过朝代之和。古代史的研究资料很少，近代史的研究资料很多，都很麻烦。这年头的近代史很不好谈，经常遭到误解，还得再走一回语言钢丝。
“民以食为天”，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训，也是唯物主义的基点之一，我很担心我的发言会影响各位的食欲，更担心我在明知故犯。
一、 感恩前贤
人间有爱，布满机缘。今天，4月22号，是一位用现代化的视角耕耘近代中国经济史与近代宏观研究的前辈冥诞106周年的纪念日。他是丁日初先生。丁，甲乙丙丁的“丁”；日，日出的“日”；初，初恋的“初”。生前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出生于1917年4月22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丁先生的大名，但只要追溯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近代经济史与宏观问题的研究，就离不开他的存在，由他领衔的上海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在全国也很强。丁先生留下一本个人文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1994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成书，至今没有过时。丁先生对概念模糊、使用混乱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词都很谨慎，他用“资本家阶级”，其治学的严谨就可想而知。
如今的年轻学子未必能想象，像丁先生这样的大家厚待后学，就是关爱到家的风景，快要释放出杠杆式的力量了。
八十年代的学术研讨会就像没有围墙的大学，我才有机会走近丁先生。第二次见到丁先生是在1989的8月张家界的研讨会。闭幕式刚结束，丁先生主动垂询我的邮寄地址和邮编，要给我寄资料。一老一少的通信顺序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有幸听陈旭麓先生亲口说过，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史料方面要看汪敬虞先生的，视角与见解方面要看丁先生的。我们国家早就把博士生导师捧得很热，但丁先生和陈旭麓先生一样，还没有资格招收博士生，这也算是学界的怪事之一。丁先生能使用两门以上的外语，他在欧美日韩的学术声望比中国的很多导师都高，他的声望也比自己在国内还高，这个反差是不是也有一点国情研究的价值？
丁先生是国民党的高干子弟，可以叫“黑二代”。如今台湾的选民称国民党那一拨为“蓝营”，也许可以改称“蓝二代”。他的父亲超五公是老同盟会会员，民国众议院的首届议员。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大总统时，有13名议员不畏强暴，只投给中山先生，其中就有超五公。他出任过福建省参议会的议长，1949年留下来，做副省长。丁日初先生说，文革不久，他的父亲就被整死了。他还说，中学生少不更事，比大学生更残忍。
丁先生本人是在日军侵华战争爆发不久，放弃日本法政大学的学业，义无反顾地回国抗战。他是走向艰苦的延安，成为地下党，而不是投奔重庆陪都的父亲，父亲后来还成了他的统战对象，丁家的家史还有一点事关近代史与中共党史的求真价值。
丁先生个人的学术底子好，还懂两门以上的外语，转向学术研究很容易，但其中的过程也不无曲折和心酸。他给我寄的资料里，除了自己的论著，还有他和章开沅先生领衔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若干册，以书代刊，由他与老同事陈绛先生、弟子沈祖炜先生等亲手编译，为人作嫁，海外的学术信息量很大，颇费心血。丁先生寄给我的资料还是打包式的，这不就是关爱到家啊！
第二年冬天，我奉丁先生之命，首次到上海，他委派比我年长8岁的弟子陆兴龙先生举牌接站，我在丁先生身边停留一个月，为合写一个长篇论文做准备。他老人家考虑到年轻教师的工资很低，就用自己的科研经费报销我的路费，再请弟子沈祖炜先生安排住宿，为我省钱。在那一个月，文章的提纲讨论过两三轮。只因我个人读书太少，学术基础很浅，需要补很多课，加上教学任务重，我得尽快返校。还有，近代史离现实太近，当时的学术气氛也不便于放手探究。不知道今天的发表尺度怎样，当年与丁先生讨论到一定的程度时，他也面有难色，建议放下再说，这大概就是深潭难踮底，高处不胜寒吧？但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获得过离开讲台读研或者进修的机会，承蒙丁先生耳提面命的那一个月，可能不亚于同辈同行脱产进修一两年。
再过两年，丁先生在上海中山学社主持“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小型研讨会，邀请两位外地学者作主题发言，一个是北京的杨天石先生，另一个就是我这个从湘潭县和平乡赶来的后学。丁先生要我提前两天动身，派师母到火车站，接回复兴中路1363弄3号108家中，留住一宿，既谈学术，也揭家史，又是一回关爱到家！第二天，丁先生让我与杨天石先生 “同居”一室，还叮嘱我以我们三人的名义，起草哀悼湖南师大老校长林增平先生的唁电，他再发往长沙。再过10年，丁先生就病逝了，复旦大学两位名师陈绛先生和沈渭滨先生曾以《近代中国》主编与副主编的身份，叮嘱我撰稿，缅怀中山学社与《近代中国》的创办人丁先生，还说写长一点也不要紧。我至今还欠着这篇约稿，而陈绛先生和沈渭滨先生都已谢世有年了。
饮水思源，人非草木。此时此刻，在丁日初先生的冥诞之夜谈现代化，一不小心就说得有点多，快要跑题了，非常抱歉。但我不想掩盖自己的浅陋，资质平平，求真之途的用力也不够，就是一个散兵游勇，乏善可陈。我也懂得愧疚，另当别论。
近年来，在“中国革命史研究重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的感召声与脚步声中，用现代化的视角探讨近代史，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但在八十年代的争议还很大，还不缺上纲上线的。在场的赵自勇教授是北大罗荣渠先生的弟子，罗先生就是把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丁日初先生辄以国际视野看近代中国，走在前面，做过很多努力，还有李时岳先生、陈旭麓先生、章开沅先生等，少数前辈结合唯物史观的真谛，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拓荒之力，中国的学术史恐怕很难遗漏。
二、怎样看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就
用现代化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更容易把近代中国放在世界史的视野，看得更清晰。像UIC这样的国际化院校不妨采纳南京大学刘成教授的建议，开设英国史。我想，既然可以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也应该开设世界近代史纲要，毕竟近代中国只是近代世界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的本体论意义看历史的主角，还是就历史的认识论看历史学的主角，都不妨对前人的辛劳多怀一点温情与敬意。
中外学界一直对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洋务运动的成效估计不高，这属于史实的范畴，比较简单，至于为什么成效不大，学界的争议倒是不小，从不同的程度否定洋务运动的合理性甚至必要性，始终存在。迄今为止，还不难听到这样的表述，直到1949年，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总量还不到10%，不能高估。的确不能高估，但也不必低估。我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机器生产从无到有，是新的生产力，这是革命性的变化。
第二个理由，既要注意不到10%的新经济数量，更要看它的质量。一台机器所拥有的活动能量，可能会超过一千个甚至一万个农民的活动能量。马克思说过，蒸汽机比巴黎公社的先锋巴贝斯、布朗基等危险很多倍。
第三个理由，不管对内对外的战争环境有多残酷，如何影响晚清与民国的生产与生活，但正如丁日初先生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总量一直在顽强地增长，而不是减少。
在梳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与成效都不大的原因时，除了战争环境等刚性因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如果冷静地寻找这些因素，可能对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话题，也会有些学术助益。
历史研究存在三部曲，解答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用资料作事实描述，事实是什么，而不是什么；二是对历史要素的相关性包括因果关系作出分析；三是对人物与事件作出价值评判，进而从认识论的高度作出历史哲学的思考。但这三个层面越往后头推进，其主观性会越强，人们谈论和争论最多的也是在第三个层面，历史学的关键还是如何描述和解释。
为什么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效不大？在我看来，还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的“师夷”难度有关。即使在今天，“师夷”有没有难度？
1、近代中外民族矛盾的双层冲突与国内民族矛盾的交织
近代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同时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二是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落后的小农文明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当年命名为 “破坏性”与“建设性”双重历史使命。如果只有其中一层的矛盾，都好办。假如只有侵略与反侵略这一层，那很简单，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人也多，硬打好了；假如只有第二层的差异一面，也很简单，拿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君子之治”好了。正因为矛盾的两层都存在，那就意味着近代国人要向侵略者学习，就会遭遇认知与情感的障碍，最后还得落到政治立场和民族气节问题，那就是泛道德主义的泥沼，站不起来。
就认知障碍而言，中国从来都没有出现向别人学习的经验，并不需要“以夷变夏”，只有别人向我们学习的记录，“以夏变夷”就行，有人突然要“师夷”，这是什么意思？你的立场在哪？还有，如果真要冒险“师夷”，谁都没有经验，“师”的过程总会出现一些毛病、惹出差错。比如上海好不容易仿效西方，修了铁路，通车那天就压死人，人命关天，给顽固守旧者以借口，无异于递刀子，攻击的力度更大了。向侵略者学习，势必由反感追问动机，进而质疑立场，成批的顽固守旧者就在挤压曾国藩、李鸿章们的权力格斗中，可以轻而易举地以爱国者的姿态，抢占道德舆论的制高点，稳操胜券，“师夷”的曾、李师徒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向未知世界冒险的孤行者往往没有好下场，羊肉馒头没的吃，空叫惹得一身骚，指手画脚讲便宜话的看客太多，这恐怕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不能只挑好的说。不知道今天怎么样。
除了中外民族矛盾内含的双层冲突，还有国内存在的满汉矛盾，也是挺麻烦的。清朝统治者是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满人，却要压制一个人口基数很大、文化程度或者发展阶段还高于自己的汉人，是以防范汉人为国策，这种防范多数人的治国机制，无论从政治学与法学的角度，还是从管理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都是糟糕的。
2、近代中日两国的国情差异
围绕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差异，以及学习西方的不同态度，敝人请教过丁日初先生和日本前辈久保田文次先生与夫人博子老师、狭间直树先生、永田奎介先生，还有旅日师友李廷江先生等。丁先生与师母在1980年代访问日本时，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当年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久里滨登陆处拍回一张合影，背面是日本政府为美国入侵者登陆建的一块纪念碑，碑身由伊藤博文竖题：“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上陆纪念碑”，底端用英文横写。我经常用这张照片作为教具之一，讲授近代中日两国的差异。日本可以为美国的侵略者竖起上陆纪念碑，但中国只能建三元里人民抗英纪念馆、定海人民抗英纪念馆，这就是差异。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包括丁先生在内的部分中日学者都说过：日本作为岛国，四面来风，危机意识强，是由一种文化的边缘向另一种文化的边缘转变，没有中国那么重的思想负担，不需要长时间的吵吵闹闹。虽然日本也不是没有吵过，渡边华山等人也付出过代价。还有，日本自古就有学习外国的传统，中国就是它的外国，并不觉得学外国会丢什么面子。而中国是由儒家文化、东亚文化的中心被迫向西方文明的边缘转变，难度很大。就像如今的高中毕业生，如果考试成绩从小就优秀，班级第一，甚至年级第一，还入党，做学生会的“部级干部”，甚至主席、副主席，一路红火，但到了大学还得重新洗牌，谁又没有优秀过呢？大学的班长只能有一个，学生会主席也只能有一个，很多昔日的优胜者就难免失落。但如果有的在中学就没那么受重视，甚至还没被评过一回三好学生，是边玩边读书，也能考上大学，甚至重点大学，那他（她）就可能赢得起，也输得起。
从政治学的角度，晚清统治者进入政治衰败期，一代不如一代，早已不是入关时的顺治、康熙和年富力强时的乾隆，英军遇到的偏偏是喜欢穿补丁衣服上朝的道光皇帝。晚清遭遇两难：对外不打不行，打也麻烦，容易打败，还要赔偿加惩罚；对内不改不行，改也麻烦，未必生效，还有风险。两难境地对清朝统治者才是要命的考验。新政期间，朝廷也启动过政治体制改革。有的研究者还抱怨辛亥革命不该搞，以为按照清朝的“预备立宪”，就可以走日本式、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道路。这样的论点忽略了两点：一是清朝不是单一的民族，二是进入庚子之后，满汉矛盾不是被消解，而是被激发，连一向不赞成反满的梁启超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都不耐烦了。但日本统治者认真“师夷”，励精图治。
晚清与历朝的统治者老喜欢算政治账，不喜欢算经济账，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赔款并不需要皇上出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臣民掏钱。臣民多的是，皇上不差钱，只怕打脸和丢脸。咸丰皇帝当年就被“公使驻京”这一条吓死了，还惹出英法联军的新一轮战争。
至于如何看待晚清最高统治者慈禧的角色，怎么评价李鸿章的作为，都有讨论的余地。这里只补充一点，最高统治者慈禧的素质与决策要比李鸿章重要，是慈禧老太婆说了算。古代法律史上曾经有过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在谋求李唐天下的长治久安，不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而是以建立“天下之法”的雄心，试图用法律来限制君权，建立约束君权的机制，还有一些纠错的机制。唐朝的谏官并不像“意见箱”那样只是摆设，有一套完整的谏官议政制度。除了神权限制皇权，还有庞大的谏官系统存在，相关官员还有权力驳回诏令，中书省门下省的议事制度也有限制皇权的功能。UIC的同学们不妨关注一下，古代的皇帝怎么还能这样？
再回到晚清早期现代化的成效不大的话题，并不等于说只有对外妥协才是出路，不能把对外妥协绝对化。战争与外交一样，总是事关双方，战争的结果如何，也往往取决于双方。鸦片战争时期，镇江守军2400人，英国军队有一万多，多了5倍，还有军舰76艘，大炮725门，但镇江守军重创敌军，让敌军感到畏惧，谈虎色变。“以边荒艰巨为己任”的左宗棠面对的不仅是中亚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纠集的入侵团伙，还有或明或暗为阿古柏撑腰的英、俄两个大国。左宗棠硬是摧毁了阿古柏，收复新疆，让英、俄两国也不敢有什么脾气。我看还是鲁迅说得好：“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三、用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当代中国与近代历史的关联性
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改变了今天的世界。”中国改革开放45年来的巨变，就足以印证此言不假。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认知与中外邦交的现状一样，变数很大，最明显的认知变化莫过于斯坦福大学的福山先生与白宫里的流水兵。最近，我就中美邦交与中国现代化的演进等问题请教过斯坦福等校的社会科学教授，累积电话达3小时，颇受教益。
大家都知道，欧美国家的主流学者与政要曾经预计中国在开启改革开放的闸门之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总量，政治上必然实行他们期待的民主制，结果没有，他们感到失望。应该说，无论是谈民主，还是说自由，欧美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话语体系不一样，难免各说各的。人家执着地看重选票的规范与平等，我们这边既可以发选票，也可以节约纸张，举手表决，追求的是一致通过的 “全过程民主”，彼此可能不太好对话。即便是在各国内部的学者之间，谈论起欧美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来，也不太容易说到一块。但现代化只要“化”下去，就不难出现趋同现象，马克思与恩格斯当年就联袂宣告过，近代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近年来，中国提出本土理论的尝试，这的确重要，如果适当清理晚清与民国的前人足迹，找出真经验和真教训，也很需要。近代国人学习西方，学费都交了那么多，结果还没有毕业，整天像怨妇一样，恐怕需要斟酌。近30年来，围绕苏联垮台的原因，各级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都很重要。就学术研究而言，即便是在研究国际共运史与前苏联史领域，难免出现不同的见解，这也正常，而我个人更喜欢多听能用俄文研究前苏联的历史，还用俄文关注前苏联民众呼声的学者之声，包括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老同事金雁教授的声音。我还经常打扰北大俄文本科专业与研究生出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马龙闪先生，他是用俄文研究列宁主义的，我有理由看重这一点。我还经常请教北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博士出身的益阳乡党袁南生大使，只求甄别传言，减少推测，因为我也爱国，始终关注家国的长治久安。三四年前，常见报刊与网络酷爱“弯道超车”，我只担心这样说多了，人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不是接力赛的选手，也不会开车，但有司机提醒我，弯道之前还得减速，否则就会翻车。
在鲁迅、胡适之后再谈中国文化，还有前辈说，中国文化存在好大喜功，头脑发热，急功近利等习惯与思维定势，这是北大哲学系张岱年先生说的，还写在教科书里，我们后辈还不敢这样直截了当。张岱年先生也这样一针见血，倒是让我想起我们中国人的确很聪明，拜菩萨都擅长用功利主义的手法，只要有升官、发财、升学、除病等刚性需求，都会临时上门求菩萨，菩萨就像是“统战对象”。
UIC有这么便利的国际化学习环境，这么美丽的校园，我期待年轻学子们掂量一下梁任公在24岁时说过的那段话：“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任公期待变官制，那就是今天常说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时过境迁，情况大不相同，但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题上，应该还有文章可做，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够付诸行动。有一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受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委托，为新疆民族关系启动一个多学科研讨会，事先向有关部委请教。如果不准备，我就不知道，五个自治区还要归三个不同的部门主管，我怎么觉得有点乱呢？
近三四年来，中国与全球的秩序有些变幻莫测，并非都是病毒惹的祸，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和一些师友在国际化程度也不低的都市上海熬过来，虽然也是来人间走个过场，但行囊都成了累赘，未必一定要那样走过场，很不容易，我的历史观都会发生某些细微的变化。在座的各位来自大江南北，这几年的过场也未必寻常，很难让自己无动于衷。我们不妨把法兰西伟大的修女以马内利那本《活着，为了什么》找来读一读，重新背起行囊，用爱的信心与行动，驱赶生命个体的无助与孤单，拥抱明天。
谢谢各位。
【问答环节】
主持人：感谢郭教授的精彩演讲。现在进入互动环节，欢迎各位老师、同学向郭教授提问。
提问者一：郭教授您好！我也是浙大的毕业生，今天听您的演讲，感到很亲切。我现在是UIC的老师，在浙大读博的时候，听过您的讲座，是在2014到2015年，我们是老校友。刚才您讲的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我感觉的确是我们学历史的需要思索的问题。中国这一百年，正像您讲的，走得比其他国家艰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初从洋务运动中，是追寻西方，追寻来追寻去，现在发现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在提倡走中国式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是经济上走市场化，政治上讲民主化，思想上讲科学、理性，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走自己的路？这两条路能不能找到公约数？您怎么看？
郭世佑：谢谢您的提问。我的想法是，倡导中国式的现代化，倡导者肯定会有讲究，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的路，但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回避，总会交叉，尽管目前出现逆全球化，有些反弹。以往的现代化毕竟留下过一些积淀，包括晚清与民国的留学生归来，新式学堂的兴起与新式课程的设置等，已经发酵很久了，甚至在一百二十多年前，1901年3月15日，有一个来自珠海南溪，还不到18岁的女生，叫薛锦琴，可以站在上海张园演讲，抗议俄国军队赖在东北不走。这样的举动就能释放出很多新的气息。一个小脚王国的女生都可以这样，如果没有趋同性力量的支撑，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用“一句话”勾勒过西方资产阶级 “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过程，是不是也想说某种公约数的存在？再具体到某个国家，公权要限制，要监督，私权要保障，洛克、孟德斯鸠等先哲都讲得很清楚，逐渐成为常识，慢慢传开。比如，法治就是管理成本最低、长时段的效率最高的模式。还有比法治更管用、更有效的模式吗？尊重契约、倡导民主与法治的诉求，可能就隐藏于某个公约数里。我不能多讲，如果讲下去，吴老师会提示我：郭老师您已经讲清楚了。
提问者二：刚才听了您的演讲，感受匪浅。根据我浅薄的历史知识，我在高中的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是从思想解放的文艺复兴，到政治改革，比如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再到工业革命，这是西方的发展路径，而中国走的是相反的道路，是先从经济上的洋务运动，再到政治上的戊戌变法，再到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与日本相比也是相反，日本是黑船来的时候，立马进行思想变革，中国珠海留学生容闳在1860年代也提出启蒙思想，为什么中国是反过来，而且启蒙思想发生得这么晚。
郭世佑：谢谢。首先，刚才我谈到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可能有助于回答你的问题。至于我说日本与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不等于说日本的经验就没有一点参考价值，毕竟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等国学习西方的成效，有助于我们构建新的认知起点，毕竟日本也是东亚文化圈里的国家。日本朝野曾经生猛地推进过“脱亚入欧”，没有亡国灭种，还越来越强盛，它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名列国际前茅，都有思考的价值。还有一点，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对早期现代化中经济、政治、思想观念三个阶段的划分，与某些教科书的历史分期一样，只具有相对的准确性，并非断崖式的泾渭分明。至于应该先从哪个层面入手，还得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中国从洋务运动到清末的十年新政，统治者感觉到的当务之急还是“练兵”与“筹饷”之类，至于练什么兵，兵怎么练，饷怎么筹，从哪里筹，并非不需要观念的更新。另外，欧美国家都有不同的路径，美国、法国、德国等与英国的路径差别也不小。我们常说的“西方”也是一个大概念，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还要缩小范围，是指哪个国家的西方？至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容闳，他在洪仁玕与曾国藩之间选择，无论选哪一个，都未必与西欧的启蒙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谢谢提问的同学。
提问三：郭教授您好，我是来自环境科学大四的学生，您在提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希望和困难的时候，我在想，对日本来说，困难比我们的小，我们面临向强盗学习，我们是否有可能解决其中一层的矛盾，减轻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的难度，就像南北朝的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学习，汉化，在难度上能不能降低它？
郭世佑：谢谢同学。从今天的角度向西方学习，应该不会继续把别人当“夷”，当强盗，今天对世界与自己的认知要清晰得多。UIC的老师和同学的提问都很有质量，这位同学的提问可能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怎么“师夷”和师什么？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当下主要不是取决于学者、师长和大学生怎么取舍，国家的决策者、领导者的眼光和决心最管用，他们说了算。下次讨论现代化，至少要请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同志来谈一谈，该怎么搞。纸上得来终觉浅，行动是最后的审判长。谢谢同学。
主持人：谢谢郭教授！今天的高桌晚宴的问答就到这里。
郭世佑：可不可以请一位女同学提问？不是我偏心女同学，刚才提问的都是男同学，或者男教师。
提问四（主持人之一）：刚才我想到一个问题，可不可以问一下教授？（郭世佑：完全可以。）现在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我们把现在的社会叫后真相社会，有时信息来得很多，声音很多，但同时争议也很多，这应该不是根源于现代社会，也许以前就有，只是现代社会由于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才把这些现象摆在大家的面前，基于现代社会的表状，许多年轻人容易被这些信息所影响，现在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益处和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郭世佑：谢谢主持人同学的提问。“后真相时代”好像是一个热词，用来概括真相匮乏、虚假信息与谣言满天飞的当下，真假难辨，并把它简单地归罪于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在用这个概念吐槽时，首先应该追问，我们曾经有过美好的“真相时代”吗？在人类的历史上，虚假或伪造信息从来就没有缺席过，我们未必拥有过互联网之前的真相时代。
敝人可以举出个人的高考经历，以前不敢提，也不敢回想，太伤感。我参加过两次高考，用你们的话说，两次都是“裸考”，晚上当电影放映员，要上班，白天睡觉，没有时间复习。77年那次的题目很容易，我的数学可能是满分，结果居然说我的体检不合格，体检表也不给我，分数也不告诉我。而在此之前才一年，我参加过东海舰队特种兵的体检，还要增加两个项目，我不知道现在的肠镜胃镜会是什么滋味，估计那一回体检的难度更大，但我都过关了。因为我是家中独子，妹妹都没有，快要换服装走人了，我妈含着泪说：邻居都说东海舰队在宁波，蒋家父子要打回老家，我的儿子会打掉，你不能去……只好临时换人。一年后，居然说我高考的体检不合格，谁信呢？半年之后就是78级高考，祸不单行。体检倒是没问题，但总分少加我100分，等到查出来，连湘潭大学这样的新重点都已经录取完毕。如果在今天，分数透明，复查也快速，互联网真可爱，如果我能做刘成教授的南京大学校友，脚踩长江两岸，任凭大江东去，学习的起点与视野就会不一样。互联网太重要了，北京的第一大律师张思之先生都高呼过“互联网万岁！”互联网的最大益处是信息面前还有平等可言，想全删也难。据说你们翻墙都很厉害。信息越多，越便于年轻的同学选择，但我们这一代就容易充当信息封闭的牺牲品。
虚构的、非真实的信息总是不好或有害吗？有时也未必。人类是擅长讲故事的动物，无论是远古时代，还是近现代社会，我们总是靠着一些虚构的故事或神话建立群体意识，使合作与共存成为可能，真或假未必是判断信息效果的唯一依据。至于怎样区分虚假信息？首先，也许要厘清不同的虚假信息类型，英文里有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mal-information等词表达虚假信息， misinformation一般是对虚假的或误导性的信息的统称，disinformation指的是故意地、有目的地捏造和传播，mal-information就是内容有害的信息，包括故意煽动仇恨和社会分裂的信息等。如今还有“信息素养”的提出，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提出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它指的是全球化信息时代，一个人要培养自己检索、获取、鉴别和使用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能力，其中的鉴别就非常重要，在今天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学会辨别和评估信息的准确性尤为重要。
以上说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问题。但要注意的是，信息不等于知识。敝人对浙大、法大、同济等校的学子建议过：请管住你的手机，不要每天都做社交媒体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要在碎片化的信息中迷失自己，而是要多读书，读本专业的经典，获取真正的知识，建立自己丰富、完整的知识体系，我们关于真伪的判断力是我们价值观的体现，而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来源就是知识。有了知识的积累，还怕被假信息左右吗？还怕不明真相吗？只有让学生知道真相，思考才有意义，只有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才会安全。谢谢同学，谢谢各位。
（根据UIC高桌晚宴的录音整理，略有少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