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主张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也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不想办法解决问题，只是空谈理论，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但反过来想，对于普通人来讲，“空谈”是最现实的，谈问题反而成了被嘲笑的“理由”，个人有什么能力去解决问题呢？。下面谈下几乎和所有读书人都有关，从高考开始就伴随你一生的“职称”，也就是专业技术资格评定问题（下面简称“职评”）。

从理论上看，现行的“职评”制度是古代“科举”制度的延续和发展。“职评”应该是读书人圈子里的事情，是文化上的事情，和如何“执政”，如何得到政权、巩固政权，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从隋唐以来，中国就建立了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政权”捆绑在一起，这种制度即对文化的发展没有好处，也没有对巩固政权有什么效果，这是历史一再证明的。它从没有制止过王朝的轮回，也不可能阻挡外部入侵，故而清末就明文宣告终止科举考试。有历史学家分析，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所以失败，长期存在“科举制度”是重要原因。但社会的“惯性”使这项制度以“职评”制度的形式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如今相当多的文化人把“科举制度”作为传统文化中闪光的一点，认为这种制度是对文化重视的表现，从理论去分析这个问题，实在话长，但现实中没有哪个政治集团会把“科举”定为自己选拔干部的制度。我们说“职评”制度是“科举制度”翻版，最直接理由就是“职评”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它由世俗政权来决定文化上的“等级”，而这“文化”上的事由“权力”来决定正是“科举制度”的要害。“权力”是通过强制力来控制社会；而“文化”是通过“契约”，通过人的精神世界来控制社会。“职评”制度把两者“捆绑”在一起，从历史进程来看，毫无问题制约了社会的发展，既没有促进文化发展，也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起到好效果。“职评”制度建立的公开理由是激励知识分子钻研技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个人工作的积极性，但这在实际上收效甚微，反而造成知识分子的沉重精神压力，是不少知识分子中年早逝的因素之一。“职评”制度也没有起到促使文化发展的目的，这一点从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没有一位科学知识层面上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是例证，这也是著名“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更糟糕是“职评”制度严重干扰和扭曲了中国的教育，使中国教育成了社会发展最薄弱环节，最光明而神圣事业成为“千夫所指”，“职评”制度要为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负责。

人不同于动物，其生存除去物质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问题。而“权力”通过“职评”制度同时控制了“文化人”这两方面的需求。近四十年前我们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转变到市场经济，期间社会发展取得极大进步，这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从对“人”的管理和限制转变为对“人”的解放，强调调动“人”自身的潜能。这一重要改革在大部分工业，和几乎全部农业和服务业取得神话般的效果，不仅使我国摆脱贫困，而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反观我们的称谓“事业单位”的学校和医院，在改革开放中并没有根本性实质变化，甚至加强了“职评”制度的实施，对从业人员的管理和限制有增无减，最终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问题堆积如山，医患矛盾增多，增大；在学校甚至出现了教育腐败，而且日趋普遍化。在医疗和教育两项重要事业上不要说什么“创新”发展了，就是守护基本底线也常常出问题。医疗、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说明什么呢？工程师和医生、教师的工作都需要“文化”和“技术”，而差别在于医生和教师需要更多的“精神境界”，需要在“精神世界”上得到更多的尊重，不少“文化”是为自身需求。无论是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今天的“职评”制度，都无法满足这一点。当权力和“文化”捆绑在一起的时候，社会“舆论”毫无问题会倒向对权力的“尊重”而蔑视“文化”。我们提出对“职评”制度的改革，关键就是实现“权力”和“文化”的分离，实现“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非如此，我们的社会只能是“独轮”前行，发展速度越快，危险性越大。

知识分子不同于其他普通劳动者重要的一点是在求“利”之外还需要“名”，用来作为“精神世界”的表象。中国社会自古有利用“权力”给文化人以物质“补贴”的“潜规则”，也是人们俗话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这虽然涉及面和数量极其有限，但这很不靠谱的“物质利益”带给中国读书人糟糕的认知，认为“读书人”应该在社会上“养尊处优”。计划经济时读书人多被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物质生活明显优于工农，从这一点看似乎实现了读书人的追求。但长期经济发展缓慢，读书人同样缺吃少穿。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大为改变，而大量所谓“土豪”的出现与读书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读书人在事业单位里的工资和职称紧密挂钩，有了稳定收入，同时有了“名”和“利”，在“事业单位”就职成了人们普遍羡慕和追求的职业，这实际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制度。今天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脉络是清晰的，坚持改革开放是没有异议的方针，我们必定要很长时间里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今天改革方向应该是对这些“事业单位”的改革，是对医院、学校体制的改革。这方面最主要是人事制度的改革，是对“科举制度”的彻底终结，是对读书人管理上、思想上的解放。

改革“职评”制度可以从分开考虑职称的“名”和“利”开始，也就是你得的“利”是靠市场的基本规律，多劳多得，是个人和 “雇用”单位之间协商结果；而“名”的获得是专业知识分子“圈子里”颁发给你的，最主要是种荣誉。两者是否建立联系，应该是当事人（包括“单位”和“自己”）说了算，作为掌握权力的政府机构，在没有严重利害冲突时，没必要去直接管。社会所以繁荣，所以日新月异，是人们生产建设的结果，而人们所以生产，所以劳动，所以工作，是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有什么“崇高理想”，为了什么“桂冠”。无论工人、农民、官吏、教师、医生等等都是如此。“按劳取酬”是社会基本运行法则，中国“天道酬勤”的格言也同样反映了这一原则。工资与职称直接挂钩显然违背了这一“天道”，一个人文化水准的高低，对文化热爱程度如何，都是个人的事情，怎么能凭“职称”向社会索取物质利益呢？两者挂钩或是为了对竞争中丑陋现象的掩饰；或是为了对精神文化纯洁性的腐蚀。学校和医院都是和文化有密切联系的行业，定下违背天道的举措自然会在实践中遭到“报复”。发展教育和医疗事业离不开教师和医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改革我们的“职评”制度。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确是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相关联的，其背后是一个人有怎样的精神世界，而重视文化最终都要落实到尊重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人需要使人生物性生存的“物质财富”，同时也需要人所以不同于动物的“精神财富”。但这两个“财富”的获得，前一个走的是竞争的路，后一个走的是抑制恶性竞争的路，两者是无法“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要把代表“物质财富”的“利”和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名”分开来的原因。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尤其突出，孔子有“君子不器”的话语，“文化人”重视的是“修身养性”，而不是去做什么，不主张做工，蔑视行商，这种认知造成了中国文化有华丽的诗歌词赋而缺少“科学”。然而人不可能不考虑“利”，人必须在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上去从事“精神活动”；但也不能够用“利”去收买、腐蚀“精神”，去培养大批的“伪君子”。

一个人的文化水准如何，道德修养如何，也就是“精神世界”如何，是需要社会“被承认”的，这一点不同于物质财富，这也是人们追求“名”的重要原因。“被承认”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本质就是顺畅读书人之间的交流，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但社会进程的复杂性，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不是很通畅的，而是通过“权力”将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桂冠”戴在人们头上，有意无意让人们去承认。我们说“职评”制度上的“名”、“利”分离，实际上就是如何正确去认识这些文化“桂冠”。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物质”和“精神”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某“物质”给了甲，不可能再给乙，而同样的文化“桂冠”可以同时给很多人。你也许会讲，大家都有这个“桂冠”，这“桂冠”还有什么意义？还值什么钱？这些观点就充分说明我们“职评”制度不是有关文化上的事情，而是为了在人中间划分“级别”便于行政管理，为了“物质财富”的分配，目标就不是为了文化发展。一个社会发生混乱，最终只能表现在“物质分配”的混乱上，而“混乱的文化”不会造成社会实质上的混乱。文化必定是多元的，当制定文化上统一“标准”时，文化发展就窒息了。如果我们把文化上的“桂冠”和分配到的物质利益脱钩，这“桂冠”你再乱扔乱戴也不会出现问题，很多人可能会不要这“桂冠”。

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文化水准的“读书人”引领，小到班组长，大到学科带头，都需要有较深厚文化功底的人，同类人群中需要对文化、科技水准有个评价，这些的确说明在一些范围里是需要职称评定的，是社会常态发展的需要。问题是由谁来“评价”，我们改革“职评”制度就是将评价专业水准的工作交由“专业协会”去做，除去军事和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的专业没有必要政府行政机构来决定。其实这是简单常识问题，人不可能样样精通，现有“职评”制度所以要由权威机构也就是行政部门来管理，一是职称和获取物质利益挂钩的结果，评定职称容易激化人与人之间矛盾，没有权势参与很难“摆平”；二是“专业”职称评定常常成了“通才”评定，成了“人才”选拔过程，更准确讲成了政治人才选拔过程，而忘记了“术业有专攻”这一基本常识。也正因为有“权力”参与其中，“职评”制度并没有使高文化水准的人，高技术能力的人到应有的位置上去。“人才”只能是“某专业”的，而我们却总是念念不忘去挑选笼统意义上的人才，高考从来都是凭总分录取，也是基于这种思维。这种认知是相当糟糕的，是反科学的，它一方面是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寻找不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违背了人们要求社会平等的伦理，为“特权”的存在寻找理由。我们要求终止现行的“职评”制度，不过是回到基本的常识中去。

所有“文化桂冠”应该恢复它的精神属性，这些“桂冠”包括学历、学者、教授、专家、某某“家”等等，这些“桂冠”戴在谁的头上不会对社会直接造成什么危害，应该全面放开，采取“自报公议”的原则，这也是给盲目迷信“专家”的提醒。你也许会说这样不就乱了吗？社会诚信包括两方面，一是不能说谎，二是要信任对方。我们对社会诚信建设从来都是注意对方是否在说谎，缺少对人的信任。在一个重“证件”而不相信“话语”的社会里，不过是“权力”肆意横行，没有“真”的社会。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在承认文化“桂冠”上多点宽容态度，让人们自己去评价自己吧，在文化上多一点“自信”是重要的。真正的文化“桂冠”一方面是荣誉，另一方面是“紧箍咒”，也就是当你选择戴这顶“桂冠”时，也就是选择了要有更高的道德素质，要有更多谦让态度。当文化桂冠是由“权力”来决定时，轻则是文化人缺少自信；重则是对文化人的侮辱，对“真文化”的蔑视。

人们关注“职评”的实质是背后的物质利益，这里以教师和医生的工资为例具体谈一下。他们的工资可以考虑由这样几部分构成：基础工资、年功工资、工作效绩（对教师来讲就是所谓课时）工资。基本原则是保障基本生活，贯彻多劳多得。这样如何体现一个人的“技术水平”呢？很简单，有高技术的人优先获得更多的“工作效绩”的机会，有优先得到重要岗位的机会。例如“好”教师会被安排更多的课时，教学效果差的，会少排课，敦促去学习进步。至于职称可以通过累计上课时数来确定，到时自动获得，只有名誉而无实际物质利益挂钩。对于如何鼓励教师和医生在自己本行业文化上的追求，可以考虑办自己的“媒体”，鼓励教师和医生，甚至社会上关心教育和医疗的人士发表自己的看法，追求文化上的创新，也可以成立基金，表扬在文化上的积极“追求者”，但这些要和工资脱钩。现在不少医生钻研医学理论，撰写学术文章，但目的是为了职称，为了工资的提升，这也是现在医疗行业的“职评”制度必须改变的原因。病人到医院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为了摆脱痛苦，并不是去做一个提升医学理论的“试验品”，医院应该牢牢把握这一点。从实际来讲，现在医疗机械十分发达，医疗理论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被数字信息化，这两者结合起来，完全可以实现由机器人“医生”来诊断病情，医生不少工作正在面临被淘汰。举一个例子，过去听诊是最重要判断病情的手段，现在略微严重一点的病都需要医疗器械的检查报告来确诊，听诊作用大为降低。相反，高技能的护理人员却是今后最需要的，理论可以通过“百度”搜索到，而护理离不开具体的人。今后医院应该重视谁，不是很清楚吗？而这些最需要的技能，都是在“职评”制度的“低端”，甚至没有什么“职称”。这种现象在学校同样存在，能工巧匠们有机会站上“讲台”吗？能获得教师职称吗？考虑今天的实际情况，学校和医院的人事管理应该废除职称制度，而且越快越好。与专业水平有关的职称归于各个专业技术或理论协会去管理，而且主要是名誉上的，只是“桂冠”。在人事管理上只是一种“建议”。改革“职评”制度也就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规律下的教师和医生的薪金制度。

工薪收入是教师和医生主要甚至是唯一经济来源，同时又是促使教师积极工作的主要手段，至关重要。毕竟完全以教书育人为生活目的的教师和单纯为治病救人的医生实在太少。也就是说，我们给教师、医生以“园丁”、“白衣天使”的桂冠，同时要求他们不要追求物质利益，这是做不到的。我们设置教师节就是糟糕的做法，起不到好作用。的确，教师和医生的工作是有其特殊性，对于教师，我们尊重他们要表现在使他们有更多更方便的“话语权力”，有更多的自由独立思考空间。更多更广泛认可他们的“桂冠”，给与更多授课、发表文章的机会。对于医生，则应该更多关注他们道德品质，也就是重奖和重罚他们在医德方面的行为，让高薪养“德”成为可能。无论传授“技术”还是“知识”都可能带给人们欢愉，人也有帮助他人摆脱疾病痛苦所谓“恻隐之心”，这些也构成教师与医生的工作不同于其它行业的地方，有不为“利”而主动去做的情况，这是需要社会特别尊重和保护的，但不能作为他们工薪制度不同于其它行业的理由。如果我们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的工薪制度，中小学和大学的基础教学部分，中小型医院没有必要实行职称制度，为什么要在教师和医生中分三六九等呢？办好一所学校和医院，有一个团结的教师和医生团队是重要的，而现行“职评”制度在职工队伍的团结上产生的肯定是负面影响。是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等头衔还是需要的，但必须是同业人在评选，这些人应当是真正的“精英”，应当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思考，展现自己的独特见解，看问题更全面、专业。

“职评”制度常常和某个人能否参与某项工作，学校和医院能否开展某项业务有关，也就是常说的准入门槛问题。我们现在每个省都有师范大学和医学院，每年有大量的毕业生，这些人自然就是教师和医生的“后备军”，学校毕业证书就是他们工作的“许可证”，还有必要另外考试或批准吗？对于个人的学术、专业技能如何，我们应该注重个人的自述和工作史，而不是重视什么“证件”，更重要是实际工作能力，这实际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都是常识，所以新人上岗前都有所谓的“试工期”。最重要是“技能”高低只能由“行家”来评论，一个人能不能讲课、看病要由教师、医生来说，而不是由行政权力机构来决定。切断专业技术和行政权力的直接联系，杜绝专业技术职称和行政权力的“互换”，这对于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专业技术的高低评定应当重视和实际工作业绩联系，一些重要工作岗位应当首先由多年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去担当。在市场经济的常态下，一个有专业技术的人是宝贵的“资源”，任何一个“投资者”（领导、老板、经理、总监……）对本行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会格外关注，猎头公司就是收集这方面资讯并以此为业。行政权力来设置“职评”制度实在没有必要。

改革“职评”制度，说到底是对知识分子的“解放”，也就是给他们自由择业的可能，无论历史如何解释，在市场化的大潮下这是必走的道路，除非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现有的“职评”制度今天在国营企事业（特别是学校和医院）和行政机构中还广泛存在，相当多的人员适应了这个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是个稳妥的做法。但要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今天，再一次废止“科举制度”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