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于先师太炎先生退居书斋做一个学者不以为然。以为是自己和别人帮助造一座墙，把他和时代隔开了。他在东京去听太炎先生讲课，为的是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的一生，分为革命家和学问家两部分，前半生排满革命，轰轰烈烈；后半生研读讲学，相对来说，是寂寞冷清多了。其实这何尝是太炎先生的本意，依他狂放张扬的性格，他当然希望在政坛上纵横捭合，但是革命之后，他这种书生，基本是没用了。他的本钱，不过是文章，文章之于政治，不过是两种用途：一是御用，二是批判。太炎先生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文人，他批判满清政府，可谓目标明确，文笔凌厉，但满清既倒，“胡虏”已灭，如今民国肇始，当政的衮衮诸公，都是汉人，他的敌人不存在了，他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武器也用不上了。新朝既立，卿相已备，好位置都被有枪有钱和钻营投机者抢去了，一个以“革命元老”自居的文人，自视极高，当年“战友”，非复往日面目，想干谒权门，跻身新贵，不亦难乎！他举目四顾，一派凄清冷漠，革命之结果，和他当初所想的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给他的学生许寿裳的信中才有“羁滞幽都，我生靡乐”，之叹。“棋已终局”，他的戏已经落幕，没有人再为他鼓掌欢呼，他也只好黯然退场了。所以，“退居为宁静的学者”似乎是他唯一的出路。
或曰：他为何不继续战斗，如鲁迅期待的那样，做一个“战斗的作家”呢？他不是不想做，但他做不了。他当时给中国开的药方大致有两条，体现在他初到东京，给留日学生的演讲中，即“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活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所提倡的宗教是佛教，说：“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他甚至到佛教中的“华严、法相”二宗里去寻找“平等”的思想。至于谈到国粹，不过是“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其中开列三项：”一 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大家想一想，如果照他的想法改造中国，我们现在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大街上人人口诵佛号，恢复汉唐的“典章制度”，三纲五常，祭天祭孔，吾皇万岁，阿弥陀佛！中国岂不早已亡灭！说到中国的人物，他提出两个学习的榜样：“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理由是，他们“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当时他正在从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用这两个榜样给欲推翻腐朽清王朝的革命者“壮气”，似也无可厚非。可他提出这两个榜样，也实在令我们气馁。刘裕是皇帝，让小民去学习他，岂非标杆太高乎？至于岳飞，固是民族英雄，可他被昏庸的皇帝用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被权奸勒死在风波亭上，这事让我们怎么想呢？
我常常很奇怪，我国革命的先行者和维新志士们得到日本人的帮助不少，一旦国内局势险恶，呆不下了，都跑到日本去避难，并在那里开展革命活动。彼时之日本，早已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革的明治维新，比我们更早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1889年，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日本的国会（帝国议会）也开始运作，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的思想已深入人心。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中国已经被日本打败，日本人对所谓“清国”人并不尊重，甚至嘲笑、奚落和揶揄，这从鲁迅先生在文章中写到的给留学生放映日俄战争中被杀头的中国人的幻灯片可见一斑。那么，托庇于日本的中国革命家如太炎先生为什么没有从日本的崛起中学到一点与时代共进的新思想呢？福泽谕吉曾写道：“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他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这种要甩掉我们，向西方寻找富强之道的言论与主张，对我们的革命家就没有一点刺激和激励作用吗？太炎先生的演说和文章，除了排满革命之外，没有任何新思想。他除了要宏扬佛法，保存国粹的主张，眼光从来没有投向西方。不，他眼里的西方不是欧美等制度上的先进国家，而是印度这个处于英国殖民地的穷国。他畅论历史，认为是印度的佛教救了中国。他说：“昔我汉皇刘世之衰，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淳，以启有唐之盛。讫宋世，佛教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并兼，勿能脱。如印度所以顾复我诸夏者，其德岂有量邪？”并说中国和印度是臭味相投的兄弟，并引述德国某学者的话，称欧罗巴之伦理是屠者和野人的思想（想必是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吧），并期待“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能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也。”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不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和制度，却妄想中印两国联合起来，用佛教感化帝国主义，并解决他们的种族歧视问题，这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呢？在这些言论中，我们竟连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声音都听不到，遑论能听到福泽谕吉那样的振聋发聩之论。太炎先生这样的革命家在腐败的满清王朝垮台之后，他的社会使命就已经完成。纵然新生的民国有多少先天不足，在实验西方的制度革新和开发民智的思想启蒙上，他已无所用其技。最可悯的是，在民国建立五年之后，他在政治上已经失意，还对靠印度佛教救国启民的想法抱持不放，认为他研究的老、庄玄学，中国无人能懂，他的知音在印度，因此托学生许寿裳向当局说项，助他出访印度。这样一个怪人，已不被当道所理解，所以访印愿望，终成泡影。
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先贤。但反思历史，像章太炎先生这样的革命家，他的历史作用实在有限。我认为，无论是他的学问还是思想，都还耽留在旧的时代里。“重整山河靠后生”，我们听听鲁迅痛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乃是吃人的宴席，甚至决绝地告诫青年，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就知道，中国“战斗的作家”还是后继有人。鲁迅的评价是深刻而中肯的，太炎先生“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即便“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也终将是寂寞的。是啊，当今的青年，知道章太炎其名的已经很少了，至于他的大著《訄书》，鲁迅先生说虽然不断读，却是看不懂。试问今日认得这书名的又有几人？如今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将大师的帽子也送出了几顶，可是在这帽子底下，我们除了看到诈伪以售其奸，谄媚以希官宠的小人嘴脸外，也看到了衰颓苍白的容颜，一副平和谦抑恭谨温良的神情，其言论以不越雷池为限。他们的学问外人或许不能窥知，但救国启民的谠论却也未曾听闻。每思及此，益感鲁迅之伟大也！
2010年9月5日凌晨于威海贝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