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收的是和周作人有交往和过从的人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写下这个题目，好像我也要来闲话几句似的，其实我辈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周作人属于我曾祖父那一代的人，虽和我同族同姓，但估计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分了家，子孙繁衍，流布九州，三千年前的本家，除了姓氏相同，再无瓜葛了。想写几句话，也不过从他的读者的角度谈谈感受而已。

第一次知道周作人的名字，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篇文章里，毛主席说他是“汉奸文人”，把他和一个叫张资平的文人并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既无耻又下流的文人。后来又仿佛知道，他是鲁迅的兄弟。鲁迅的大名如雷贯耳，用毛主席的话说，是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鲁迅的文章也约略地学过读过一些，当然五体投地。可他为什么有这么个兄弟呢？仍然弄不明白。

读周作人的文章并大致知道他的一些事情，自然是在“文革”结束思想开禁之后，原来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虽然和鲁迅的文风判然有别，后来的人生道路也不相同，但其才华当不在乃兄之下。

周作人是认识毛主席的，认识的时间很早，是毛主席不叫毛泽东叫毛润之的时候。那时，毛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而周当时是北大的名教授，在文坛上也赫赫有名，和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道向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作战。周作人认识毛润之，我揣想是他到图书馆借书或看书的时候，一个名教授大可不必对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表示特殊的热情，也不会有更多的友好和眷顾的举动，所以他们之间只不过是“认识而已”。毛润之当年还到北京八道湾访过鲁迅，恰逢鲁迅不在，于是和周作人有过交谈。做为一个热爱读书写作，探求真理的青年，对一个名教授和名作家的访问，更多的还是带着崇敬和求教的愿望吧。毛当时使用的笔名是“二十八划生”，这是繁体字“毛泽东”三个字的笔划数，可见毛当时是要放弃“毛润之”而要使用“毛泽东”这个名字了。鲲鹏振翅，即将一飞冲天，埋头书斋，在文坛上顾盼自雄的周作人当不会有超人的慧眼看出毛日后的事业和前程吧？他是书生，不是相面先生，没听说他对《麻衣神相》有精到的研究，依他的性格和与人交往的方式，当不会对毛表示特殊的热情。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作为李的同事和朋友，周作人对李的后事和子女极为关切，给以了相当的帮助。后来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临行向周作人辞别，问他延安那边有什么事情，周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口信并没有捎到。倘若这个口信捎到了，毛会怎么想，又会有什么结果？这件事情不好乱说。再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周作人不听友人的劝告和呼吁，赖在北平不走，结果沦为汉奸。解放初，周作人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是“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即使周作人“惊动”了“毛先生”，毛又会怎样呢？这时的毛可不是当图书管理员的毛润之，而是新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了。后来，周总理转述了毛的话，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句话安排了周作人的后半生，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给他一定的薪金，让他翻译古希腊和日本的作品，把他“养起来”了。但是，周作人终究没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年逾古稀后，在凌辱和践踏中黯然死去。他比鲁迅多活了三十年，所谓寿则多辱，他肯定是体验到了。

我手头有周作人的几本书：三本他的小品文集子，《风雨谈》、《苦竹杂记》和《苦茶随笔》，有一年在北京一家小书店买的，岳麓书社版。卖书人还向我介绍了他另两本集子，可惜我心疼钱没有买。后来买过他一本《雨天的书》，还弄来一本《知堂回想录》，是他的自传。还买过一本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这些书我都读过了。他的文风专家多有评介，凡读过的人也都有体会，那就是漫谈细语，表面冲淡自然，内容含蓄隽永，令人回味深长。周作人的文章有独到的风格和品味，有如吃苦茶，入口有一股涩丢丢的苦味，细品却苦中见清香，香中见芳醇，醒脑提神，真是散文中的上品，别人是学不来的。清人施山论文章平淡之难有言：“由绚烂造平淡其功难，由奸穷怪变造平淡其功尤难。平淡为诗文之极境，功力积久，不觉自至，若火候未纯，有才者而勉为之，所作必率，无才者而遁入之，所作必枯。”看来，能写出平淡的好文章，绝非一日之功。读周的文章，我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他的书读得实在是多，他读过的书，我们别说读，怕是见也无从得见。鲁迅先生也说，像周作人读过那么多书的人是很少的。读书广博，这也是一个功力深厚的作家必备的修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