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写诗宗旨而言，不外抒情、言志、说理三端。诗歌本质上是抒情的，说理非其所长。但爱说理却成了宋诗的一大特点。宋严羽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明李梦阳说：“宋人主理，作理语。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稍后的杨慎也说：“宋人诗主理。”清刘大勤说：“宋诗多言理。”近人钱钟书也指出：“唐人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宋人以诗说理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表现哲理。譬如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少宋诗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梅尧臣《对花有感》：
新花朝竞妍，故花色憔悴。
明日花更开，新花何以异。
恩格斯指出：“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命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黄庭坚《书舞阳西寺旧题处》也说：
万事纷纷日日新，当时题壁是前身。
寺僧物色来相访，我似昔人非昔人。
邵雍用诗写的哲学讲义亦称：
向日所云是，如今却是非。
安知今日是，不起后来疑？
向日所云我，如今却是伊。
不知今日我，又是后来谁？
（《寄曹州李审言龙图》）
最耐人寻味的要算孔平仲的《马上小睡》：
夹路桃花眼自醉，昏昏不觉据鞍眠。
觉来已失初时景，流水青山忽眼前。
刚刚还是满眼桃花，在马背上打了个盹，眼前就是青山绿水了。
佛教徒常以诗来宣传佛教教义。当然，宗教也属哲学范畴。《五灯会元》卷一讲过一个故事：“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嘱诸摩柯迦叶。”佛教教义难以尽说，所以佛祖释迦摩尼拈花示众以启发弟子们，自己去领悟。“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说明只有迦叶有所领悟，所以得到释迦摩尼的青睐，成了禅宗的创始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认为“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所以他强调：“令学道者顿悟菩萨，令自本性顿悟。”《鹤林玉露》卷一八载牟尼诗云：
近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
归来拈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如果把寻春比喻学道的话，为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主要是因为在自身以外寻春访道，虽踏破铁鞋，也无所获；而在自身中求，则往往能够顿悟。
道教观念虽为“一庞大复杂之混合物”，但是其主张贵生避世的特点还是十分鲜明的。道教徒爱用白云来表现这一观念，如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不仕，梁武帝要他下山，他不肯，还写了一首诗作了解释，其《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云：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正由于像白云一样，不受官职的羁绊和牵累，所以他才能在南朝复杂而剧烈的政治斗争中，成功地保全了自己。北宋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诗一首》云：
白云闲似我，我似白云闲。
二物俱无心，逍遥天地间。
显然这首诗将道教贵生避世的观念表现得更加鲜明和彻底。
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九回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德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宗教教义由教外人士道来往往更加透彻，如范大成的《提日记》：
谁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亦梦中。
若向梦中寻梦境，觉来还入大槐宫。
浮生若梦是道教传统人生观，与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唐人小说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相比，此诗写人生无论转头未转头，梦醒未梦醒，都在梦中，对浮生若梦人生观的理解与感受，可谓又进了一层。
宋诗中还有许多抒写生活感悟的作品，这些感悟往往又充满哲理，因此特别值得珍视。如李沆《题六和塔》：
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
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丘。
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却有着不同的体会：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再如释重显《五老师子》云：
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
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僧宝传》称显尝游庐山栖贤，时諟禅师居焉，简严少接纳，显藞苴不合，作师子峰诗讥之。这三首诗的主题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说明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所处的位置对于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生活道路是多么大，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宋人还常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旧中书南厅壁间，有晏元献题《咏上竿伎》一诗云：‘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挂骇旁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当时故必有谓。文潞公在枢府，尝一日过中书，与荆公行至题下，特迟留诵诗久之，亦未能无意也。荆公他日复题一篇于诗后云：‘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从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来王安石是主张改革的，而晏殊（谥元献）、文彦博（封潞国公）是反对改革的。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受到了普遍欢迎，如沈辽《水车》诗：
黄叶渡头春水生，江中水车上下鸣。
谁道田间得机事，不如抱瓮可忘情？
再如韦骧的《桔槔》诗：
露井无穷惠，机心在桔槔。
浅深在应取，俯仰不为劳。
固免羸瓶悔，全胜短绠操。
如何翻鄙笑，抱瓮自孤高。
宋人还喜欢用诗来探讨诗歌理论。如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吴可的《学诗》诗。陆游也有不少论诗诗值得我们重视，如其《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之二云：
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
君诗妙处吾能知，正在山程水驿中。
即深刻地说明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再如杨万里的《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之二：
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正因为他们突破了江西诗派的藩篱，所以在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宋代说理的诗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如刘克庄所批评的那样：“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之押韵者耳。”像理学家邵雍《击壤集》中的大部分诗都属于这种情况。如他的《知人吟》：
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
出于知，则同乎理者谓之是，异乎理者谓之非。
出于私，则同乎己者谓之是，异乎己者谓之非。
所以冯友兰说：“普通所谓哲学诗，或说理的诗，是将哲学的义理，用韵文等出之。这种所谓诗，严格地说，并不是诗。诗以只可感觉不可思议者，表显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其所用以表现者，须是可感觉者。”像上面这首《知人吟》，毫无形象可言，全为不可感觉者，故不能算作诗。准此以谈，僧人写的不少偈颂由于没有借助形象来说明道理，也算不得诗。
还有一部分富有理趣，是宋诗的特点，也是宋诗的优点所在。宋人颇爱用“理趣”二字评诗论文，如欧阳修称：“真宗好文，虽以文章取士……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袁燮指出：“陶靖节为最不烦雕琢，理趣深长非馀子可及。”南宋包恢则在对探讨诗歌创作理论时用了理趣的概念：“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清人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首《凡例》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有理语。”在他看来，“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何谓理趣？钱锺书说：“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在钱锺书看来：“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可见，诗的理趣就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哲理的艺术趣味。理趣的最高境界是将理溶解于诗的形象之中，使人浑然不觉，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如叶绍翁《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作者游园的目的是为了寻春，柴扉紧闭未免让他失望，但是一枝出墙的红杏使他领略到了满园春色，又给他带来了一份惊喜。短短的四句诗写出了作者由期望到失望，再到他的期望意外得到满足而非常得意的心理变化过程，显得理趣盎然。我们细细品味，发现这首诗也道出了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内容或本质是一定会通过形式或现象反映出来的，春天到来了，我们即使没见到杏花，也会从桃花、李花、荠菜花、迎春花那儿知道春天到来的消息。
宋诗中的理趣都见之于山水诗、咏物诗、咏史诗，以及形象化的议论中。宋人常在爬山涉水之中对人生有所感悟，而将诗的理趣寓于山水之中。如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这首诗讲了矛盾无时没有，无处不在的道理。当我们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山头，以为从此进入坦途，正准备喘一口气时，会立即发现前面还有新的高峰需要你去攀登。松源当在南京附近（这组诗录自《诚斋集》卷三五《江东集》，其二云：“山北溪声一路迎，山南溪响送人行。也知流向金陵去，若过金陵莫寄声。”），而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自注：“蜀道有错喜欢铺，在大散关上。”以错喜欢铺为地名，可见杨万里的这一感悟是人们所普遍具有的。杨万里还有一首绝句也颇受读者喜爱：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1961年7月26日曾将此诗题赠给狱中的雷震：“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的65岁生日。”程千帆先生1994年夏天手书哲理诗七首赠周勃，也有此诗，并识曰：“诚斋此诗可喻将困难解决后之快乐也。”这首诗还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具备冲破阻力的条件，又有冲破阻力的决心，就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获得光明的前途。
诗人艾青说：“借某一事物表达思想的诗，通常叫‘咏物诗’。咏物诗也通常被认为是哲理诗。”宋人当然也常寓理于物。如李九龄的《山舍南溪小桃花》：
一树繁英夺眼红，开时先合占东风。
可怜地僻无人赏，抛掷深山乱木中。
这首诗虽然抒发了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情感，但是也说明了条件，譬如地理位置诗何等重要，同样的人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其命运往往很不相同。同一物，不同的诗人借以表达的理可能是很不相同的。譬如贾昌期《咏凌霄花》：
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宁无捧日心。
珍重青松好依托，直从平地起千寻。
此诗以凌霄花、青松为喻，说明你本身的条件虽然不好，但是只要你有凌云志，并能充分利用其他有利条件，也能获得成功。梅尧臣的《凌霄花》云：
一日摧作薪，此物当共委。
意思是说依附于人往往没有好结果，随着依附对象垮台，自己也就完蛋了。曾肇笔下的《凌霄花》则云：
凌波条体纤，柔枝叶上缀。
青青乱松树，直干遭蒙蔽。
不有严霜威，焉能辨坚脆？
写凌霄花依附青松却蒙蔽青松，只有经过严霜的考验，才能辨别各自的品性。
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诗称为咏史诗，咏史的目的是为了发表对现实的看法。宋人也常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为载体来说理，如王安石的《宰嚭》：
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
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历史上常常流行一种错误的说法，女人是祸水，将国家灭亡归罪于美女。本诗指出国家安危系于谋臣，不系于地位低下的美女。只要将因接受贿赂而代表越国利益的太宰嚭诛杀，则西施呆在吴宫里也是不用担心的。王安石此诗和他唯贤、唯才，以及综核名实的用人观显然是一致的。
宋诗中的理趣还表现在形象化的议论中，最有名的例子要算苏轼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此诗以设问开头，接着以一个新奇的比喻作答。正是这个形象化的议论将人生经历的偶然、短暂、变化莫测给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苏辙原作第六句“旧宿僧房壁共题”，自注：“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贤之壁。”可以说往事还历历在目，仅四年多时间，就壁坏人亡，成了过眼云烟。这种感触曾一再出现于苏轼的心头，其《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复云：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这当是他任杭州通判时的作品，作者借对与友人偶然相逢的感叹，表现了对与友人相识相逢的珍惜。如何对待生活中的遗憾与挫折？我们不妨读一读苏轼的《慈湖夹阻风五首》之五：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这首诗通过形象化的议论说明，在人生的道路上到处都有艰难险阻，我们应当用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它。
宋诗富于理趣是我国诗歌本身发展的结果。我国诗歌具有说理的传统，现存最早的一首两言诗：“丧马，勿逐，自复。”实际上就是生活经验的总结。《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已经运用诗歌形象说明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甚至是非常巨大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而《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则是一首完整的哲理诗。
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用露水易干，春天光辉的花叶到秋天就衰败了，百川东流一去不回等一连串的诗歌形象说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颇富于理趣。
晋代甚至出现了以诗明理的高潮，只是形象干瘪，而受到了钟嵘的批评：“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唐代创作了不少理趣浑然的作品，如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这首诗既抒发了沧桑之感，又说明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失败者因为发愤图强而走向胜利，胜利者由于骄奢淫逸而走向灭亡，吴越两国的斗争史证明了这一点。只是作者将其融化在诗的形象之中，使人浑然不觉而已。
前人哲理诗写作的经验与教训当然会给宋人提供借鉴。此外，由于宋词的盛行，宋诗进一步由妓席歌筵转入书斋案头，宋诗拓宽内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尚未充分发展的哲理诗，正好给宋人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宋代以前，佛经中的偈颂通过翻译和模拟写作，已经完成了本土化和诗化的过程，如拾得云：“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贯休《喜不思上人来》也说：“偈是七言诗。”这种诗偈成了释子们专门用来写礼佛体会的白话诗。其特点是除押韵与每句诗的字数一致或大致整齐外，不考虑声律。正如寒山诗所说：“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其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了王梵志、寒山、拾得、贯休这样一批专门写诗偈的侍僧。《全唐诗》收唐五代侍僧66人，而《全宋诗》收侍僧、诗尼约750人。由此可见，宋代僧人写诗偈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这当然也从一个方面推动了宋代哲理诗的普及与繁荣。
宋代诗人学者化也是宋诗尚理的重要原因之一。陈衍提出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概念：“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如果将唐宋诗加以比较的话，则唐诗多为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多为学人之诗。其实宋人已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刘克庄指出：“本朝则文人多而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博辨。少者前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严羽也称：“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
宋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是学者，除文集外，多著有学术著作。如欧阳修著《毛诗正义》，与宋祁等奉敕撰《新唐书》；王安石著《周官新义》、《字说》等；苏轼著《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陆游著《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杨万里著《诚斋易传》、《庸言》等；朱熹著《周易本义》、《诗集传》等。他们还强调了读书穷理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如陆游云：“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朱熹也说：“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这也导致了宋人在写诗时往往爱作理性的思考，试以杨万里的两首小诗为例。其《清明日欲速石门未到而风雨大作泊灵星小海四首》之一：
一生行路竟如何，乐事还稀苦事多。
知是风波欺客子，不知客子犯风波。
此诗不仅对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了总结，而且还揭示了风波与客子之间的辩证关系。“风波欺客子”是人们所普遍认识到的，而“客子犯风波”确实常常被人们忽略掉了。再如《新晴西园散步四首》之一：
久雨令人不出门，新晴唤我到西园。
要知春事深和浅，试看青梅大几分。
作者将青梅大小作为衡量春事深浅的参照物，既表现了作者善于思考，又说明了作者观察事物诗多么细致。而作者久雨新晴后的喜悦心情也就溢于言表了。
总的来说，诗人之诗通常借诗歌体裁抒情，而学人之诗通常借诗歌题材说理。如唐人往往通过落花来表达自己的惜春之情，以及对青春消逝的哀伤。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刘希夷的《代白头翁》略云：“洛阳儿女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而在宋人看来，“兰芳春谷秋菊篱，物必荣枯各有时”。花开花落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秦观《春夏》云：
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宋人甚至清晰地认识到了红花与绿叶间的辩证关系，红花虽好需绿叶相扶，如杨万里的《东园探桃李二首》之二：
有花无叶也孤寒，有叶无花草一般。
最是桃花饶态度，醉红娇绿恼人看。
当然，宋诗尚理与两宋理学盛行也密切相关。理学的代表人物，北宋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南宋有朱熹等。这些理学家们写了不少诗来宣传自己的哲学观点，有的人写的诗还相当多，如邵雍现存1583首，朱熹现存1318首。宋末元初的金履祥编了《濂洛风雅》六卷，选录“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偘等四十八人之诗，而冠以濂洛诗派图。”而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仅选录诗人二十五家。可见两宋理学家写作哲理诗的盛况。当然理学家们写的大量哲理诗都缺乏诗意，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评。如上述提要指出：“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吴越矣。……以濂洛之理责李杜，李杜不能争，天下亦不敢代为李杜争，然而天下学为诗者，终综李杜，不宗濂洛。此其故可深长思矣。”清人王士祯也说了同样的意思：“宋人惟程、邵、朱诸子为诗好说理，在诗家谓之旁门，朱稍胜。”理学家们写的哲理诗恰恰从数量方面导致了宋诗尚理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家也写了一些富有理趣的哲理诗。最有名的例子当数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熹曾多次谈到过读书的方法与感想，如谓：“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或问：看文自为众说杂乱如何？曰：且要虚心逐一说看去，看得一说却又一说，看来看去，是非常短，皆自分明。”“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轻者出焉。”又说：“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得见。”“看文字，当如高【舟我】大艑，顺风张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才离小港便着浅了，济甚事？”这些话也很鲜明生动，而朱熹的那两首诗既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又显得更蕴藉耐人寻味。就认识论而言，朱熹也是主张实践出真知的，其《大学章句》云：“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他在诗中用形象化的语言，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如《出山道中口占》云：
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
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
如前所说，春可以用来比喻道理，则此诗肯定了在书本之外去探寻事物之理。再如《淳溪甲辰中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之八：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萦洄。
莫言此处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
这首诗告诉我们，如同不亲口吃一下梨子就不知道梨子的滋味一样，游人不登上鼓楼岩，就不知道鼓楼岩上的佳景，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来源。可见宋代的理学家为宋诗富于理趣的特点的形成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综上所说，诗不是不能说理，关键是如何说理。那些用韵文写的毫无形象可言的哲学讲义与诗无关，而富有理趣的诗乃是情感与智慧，哲理与形象的融合，我们应当视为瑰宝。而在这方面，宋人成功的经验与不成功的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原题《论宋诗的理趣》，载《文学评论丛刊》第六卷第二期，收入《诗学问津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