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为人行事充满书卷气，除喜欢引经据典、赏玩字画外，还喜欢用印。

程先生去世后，她的夫人陶芸曾将程先生的遗印托南京大学图书馆请南京博物院各印数份，装订成册，共收印章九十六方。实际上不止此数，譬如程千帆在1988年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甘某（《重庆工人报》）购‘千帆藏书’印一方”。

程千帆出生于书香门第，程家素有藏书传统，他所保留的“程氏经籍金石书画记”印章就说明了这一点。1958年2月，程千帆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后，就长期离开了讲坛，程千帆、沈祖棻夫妇的丰富藏书，绝大部分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卖掉了。

沈祖棻在1975年12月25日写的一封信中提到过此事：“吾等书籍已极大部分于今春出让矣。因既不教学，又不能作研究，年老多病，不如及生前处理，以免身后散失可惜也。棻曾为此不怡者数月。闲堂（程千帆号）虽力主几乎全部出让，但夜梦亦有叹息之呓也。”她在《优诏》诗中说：“卖尽藏书岂为贫？”

可见，对于一辈子都同书打交道的人来说，出让图书是多么痛苦与无奈。

1978年8月，程千帆作为一个已经办了退休手续的摘帽右派分子，被匡亚明校长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时已65岁，他下决心要将白白浪费掉的18年时间夺回来，为了激励自己，特地刻了一方闲章，印文曰“不服老”。

他曾在1992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以‘不服老’章赠吴翠芬。”我问过吴教授，她说：“确有此事，我拜访程先生，程老说：‘你也要不服老’，就将这方印章送给了我。”看来程先生不仅自己不服老，而且还鼓励同事也不服老。此方闲章程先生印集中也没收。

程先生也赠给我一方闲章。有次他在送给我的《史通笺记》上钤有一印：“殽烖梨枣亦英雄。”因为过去的书板为了经久耐用，常用梨木、枣木等坚硬木料制成，出版一部书等于要使许多梨树、枣树遭殃，所以“殽烖梨枣”也就是著书立说的意思。

后来我的这本书被一位朋友借去了，较长时间未还。我想书倒容易找到，但书上的这方印章却不易得，于是便拿上一本书请程先生再为我钤上这方印章，谁知程先生竟以此印相赠，我哪里敢要？先生说：“我年轻时气盛，现在再也不会用此印了。”

我想先生治学已入化境，自然虚怀若谷，而我还在蹒跚学步，岂能拒绝先生的教诲，于是便欣然接受了这方印章。

在程先生的闲章中，最沉重的要算1981年刻的“文章知己患难夫妻”了，他与沈祖棻是1937年9月1日在安徽屯溪结婚的，接着就长期过着流亡生活。抗战胜利后，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任教，沈祖棻由于曾患子宫瘤以及分娩时出现严重医疗事故，做过十多次大小手术，身体非常虚弱，在家养病。

当沈祖棻身体好转，于1952年携女在江苏高校任教时，又造成了夫妻两地分居。1956年秋季，沈祖棻调到武汉大学任教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了右派，而且长期在沙洋农场等地劳动。

沈祖棻曾作七律《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回顾了他俩苦难的历程，末二句云：“文章知己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

沈祖棻去世后，程千帆在悼亡词《鹧鸪天》中再次写道：“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在《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的前后扉页与封底上都印有这方“文章知己患难夫妻”的印章，表现了程先生对沈祖棻永久的怀念。

在程先生的闲章中，“人老建康城”共有三方，他在2000年1月14日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在函谢先生时，请为刊一小印，文曰‘人老建康城’，此李清照词句，弟居金陵前后三十余年，故有是请。”

程先生年轻时，在金陵中学、金陵大学从初中三年级开始读了八年书，曾受到黄侃、胡小石、刘继宣、胡翔冬、吴梅、汪辟疆、商承祚、林损、汪东、黄云眉、王绳祖、陈恭禄、陈登原等名师的教诲，并且收获了一代才女沈祖棻的爱情，晚年又在南京大学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对南京特别有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程千帆还有两方闲章，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待桑榆晚景的态度，一方是“残年饱饭”，程千帆有个学生叫杨翊强，也曾被打成过“右派”，和程先生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右派”岁月，程先生1999年10月25日写信给他说：“东坡云：与乐天相较，才名甚远；而安分寡求，则庶几近之。我今年已进八十七，多灾多难一生，有一平静晚景，‘残年饱饭’也很知足了，愿老师弟以此互勉。”

另一方是“二八佳人”，程先生在2000年2月4日写信给他的一位老学生说：“我到2000年，已进入八十八岁，即笑谈所云‘二八佳人’，耳聋目瞀，亦不甚能步履，幸眠食尚可，老妻体质视贱子为佳（仅小一岁，今年八十七矣），可以扶将耳。”“老妻”指他到南京以后娶的妻子，也是他就读金陵大学时的同学陶芸。

从信中不难看出这位老人的乐观精神。程千帆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留下的那些闲章仍能给我们以教诲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