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子

有许多东西在过去来说，因为没有这些录音设备，过去也就过去了。比如李龟年的歌唱，公孙大娘的舞蹈，曾经令杜甫那样惊叹；珠帘秀这样的伶人，关汉卿这样的大艺术家，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描写记录，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们的原貌了。科学的发展使许多事情成为了可能，至少谭鑫培这一代艺人的京戏我们已经听到了，也看到了，这应该说是老天爷的厚道吧。但是对于学人来说，有的人记忆力很强，所以能叙述得很有条理，我觉得胡适就有这个本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比如说闻一多跟他开玩笑：贤者咸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摹仿《易经》上的话，他都记得。我恐怕缺乏这样非常有连续性回忆的能力。口述的历史只是因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它才成为可能，当它被人们掌握后无疑会变成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还会壮大起来，所以口述史学是重要的。我最早看过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他原来是一个海军世家，他的爸爸和伯父都是海军的或海军史的专家，所以他的回忆录写得非常丰满，八大本，好像是商务印书馆翻译过来的。而像饶宗颐的就写得比较简单或比较概括，他偏重他的汉学，同海外汉学的接触这一方面写得比较多。至于我个人来说，总的来讲是很简单。所以学生访问时，我说我是很简单的人，我的生平也很简单，除了晚年闯了一场祸，过了十八年不由自主的生活以外，其馀都太简单了。如果要把我的一生划成几个段落的话，也只能根据我生活的自然段落：先是很小的时候读书那一段，能够记忆的已经很少了。后来就到了南京，到大学毕业又是一段，跟着一些有学问的老师念书。这个我现在能回想起来，但具体的事实都不是很多。再后来就是抗战到胜利，我走上大学教书的岗位。然后就是解放以后这一段，就是运动。最后是到南京这一段。

我这一生逢到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但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沉沦下去。这个原因，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也是要用传统文化来加以衡量，也就是“批判地接受”。我对文化大革命是极端地反感，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事情，真让人连哭都没法哭。你看赵少咸先生搞那个《广韵疏证》，六七十岁的人了，红卫兵把他抄了多少遍的稿子，摆在他床面前烧了。我接到殷孟伦先生这样的信，简直连哭都没法子哭。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来，如果说这个文化中没有一种真正合理的内核，她为什么亡国多少次又站起来？从小的方面说，我是感觉到我个人总可以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你们让我这样下去，我不服。所以这是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理解，也是对个人的自信。沈祖棻出了车祸以后，程丽则陪我在家住了三个月。她是工人，工厂里对他们很好，比武汉大学好多了，没有催她。后来他们厂长自己来看她一次，我就心里有数了，让张威克先去，再过了一阵，程丽则也去上班了。他们上了班，第二天我就开始整理沈祖棻的诗稿，我就觉得她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一辈子对不起沈祖棻，因为她是一个应该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的人，可是我让她过得很苦，稍微好一点又出了车祸。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为对她的忏悔。大概你也晓得，我希望早早的硕士论文写她外婆的传记或写她的作品分析，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表示忏悔。我后来同陶芸结婚，她最了解我对沈祖棻的感情。她一点都不嫉妒，是个好女人，很不容易。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至少还是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赶回来，主要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小一点的理由，那就是对传统的珍惜，很强烈的感情；再就是我的个性，说到底我就是不服。长期以来，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压在心里，所以别人让我写回忆录，我尽量地不写。这次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

二、家世及早年求学经历

我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我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后来就通用此名。祖籍是湖南宁乡，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现改属望城县），但上代已迁居长沙。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我的家境比较贫寒，没有多少物质财富，但却有一个非常丰厚的文学传统：我的曾祖父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先父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专攻宋诗，尤精后山。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诗是我的家学，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呈请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之语，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眠之思，可与学诗”。这些过情的鼓励对我后来致力诗学，当然有很大影响。

我三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外家度过的。1923年左右，因为军阀混战，在长沙不易谋生，我家迁居湖北武昌，我也回到自己的家里。在武昌的五年中，我曾短期进过武昌圣约瑟中学附属小学和汉口振华中学，但大部分时间是随堂伯父君硕先生学习的，他是我在古代文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在1928年秋天以前，我的知识主要来自私塾。伯父名士经，是子大叔祖的长子，自幼才华出众，以早慧知名，十多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但这也是他唯一的文学结集。他的才华如同在那个社会的多数文士一样，被困厄的生活压折了。

他那时流寓汉口，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招收了十名左右十二三岁到二十岁的少年，教读自给。二十年代，即使在汉口这样的大都市，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的人家也不多，所以私塾也还不少。这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里，先在汉口模范区蔼吉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

有恒斋的主要特点是起点非常高。我们从来不读《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我们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也不读，因为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我们不读《纲鉴易知录》，而是一上来就读《通鉴》。按照君硕先生的设想，他几乎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知识都教给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我学过的主要经典著作有《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其中除《礼记》、《文选》外，都是通读的。所以我的文言基础比较扎实。

注意写作训练是有恒斋的另一个特点（当然全是用文言文）。每天一定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读书心得。这既练习了文笔，又锻炼了恒心。当然是十分有益的。记得这些日记我在大学时还保存着，曾经将有关《礼记》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过。汪辟疆老师看到了，还曾夸奖说：今天学生肯治经的不多。我可没有敢对老师说，这是从读私塾时的日记中摘抄的。除了日记以外，每周还要作文一篇，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伯父改得可仔细，坏的墨杠，好的浓圈，赏罚分明，我们也就不敢随随便便。记得在一篇游记中有“隔江灯火，下垅牛羊”之句，又云：“烟波荡我心胸，晨昏异其观感。”他老人家高兴地说：也难为你了。我在最近把《闲堂诗文合钞》印了几百份，分寄给各地的朋友。我发现许多朋友非常欣赏我的文言文，为什么道理呢？他们基本上都做不来了，即使年龄和我差不多，但当年北方的学校就不做文言文。倒过来看，觉得你能做几句就还不错。

君硕先生的讲授是文辞义理并重，所以选授《礼记》时，《曲礼》、《少仪》、《内则》以及有关丧服诸篇说得很详细，对于《礼运》、《大学》、《中庸》等篇尤为重视。这对我一辈子做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君硕先生虽然很贫困，但仍有些藏书。他常常指点我们在正课之外读些书，我也因此泛览了许多书籍。我从《日知录》初识考据门径，从《近思录》、《呻吟语》、《松阳讲义》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尺牍》略知应酬文字写法。

写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这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正确，即不准写错字、别字（包括碑帖上的异体）。这和今天要求的汉字规范化颇为相同。另一个是优美，即要把字写得好看。这就要读帖和临帖。我常用的帖小字是《洛神赋》、《灵飞经》，大字隶书是《张迁碑》、《曹全碑》，楷书是颜真卿《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褚遂良《倪宽赞》、《圣教序》，欧阳询《醴泉铭》等。但没有学过篆书和草书。总之，要求能知能行，写、作俱佳，也包括在君硕先生的教学目的之内。我后来在成都，那时已经是副教授了，为了锻炼自己的恒心，还用七百格的纸抄写文章，最好的成绩是抄了七千字，没有一个错字。

说实在的，当日读这些书，许多地方没有懂，其中部分至今茫然。但懂了的，逐渐成为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学上打了一些底子了，这使我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的能力。对于后来我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是很有好处的。我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前，学习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度过的。

三、接受现代教育

1928年的秋天，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作为一名插班生，开始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1936年大学毕业。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我至今怀念在中学时代给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将我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在高中时，我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对化学兴趣大增，成绩也极好。1932年8月我升入金陵大学时，原先准备读化学系，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竟然要付一百多块钱。我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费情况，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我就进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决定的呢，还是有其必然性，对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性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作出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受益非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三十年代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象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象这样的人，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金陵大学就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从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不只是国学的，而是对待整个的学问的态度，教会学校的那种严格对我有大的好处。我1978年回到南京大学，那时教务处一些很老的，从金大一直留下来当职员的，都非常能干。

关于老师们，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瑩、王玉章，对词的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话、谜语都研究。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他的学生也都是大师了，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我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史》、《国史旧闻》都是非常博洽。我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论是否自己所需要的，都想看看。这就是从陈先生那儿学来的。当时别人并不重视他，但是我在陈先生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

我在进金大之前，几乎没有接触什么白话文。这时我开始大量阅读白话文，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杂志，看整本的白话书倒不多，但杂志看得较多，差不多每一期的《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都看。另外，凡是遇到论战我都很注意，比如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到现在为止，托洛茨基的那些理论我还是不懂。不懂归不懂，当时吃下去再说，拿卡片记下来。还有呢，就是练习写。最初的白话文写作是学做新诗，现在还留了一本小诗集在那儿。当时练习写作，跟穷困也有关系。在报纸的副刊上写小文章，五毛钱一千字，一块钱就不错了。如果有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四千字发表了，十二块钱，差不多一个半月的伙食费都解决了。因为那个时候六块钱就可以吃一个月饭，如果是八块钱呢，一菜一汤还带一点点肉。我是个很穷的学生，全靠自己奋斗出来。我那个时候能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只要报刊需要我就写，一个月有个五、六块钱，最好有个十块钱，就能够过下去了。我的爸爸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工作。那个旧社会，你们不能想象，比如换了一个厅长或局长，底下的人都换掉，不问你有理无理，有资格无资格。所以我就向各种地方投稿。我也写小说，写小说的最好成绩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就这样，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大学念完了。刚好那个时候金陵大学的史学研究所被批准成立了，我考取了，那等于是硕士研究生。考取了以后一年能得到四百块钱的奖学金，生活是够了。可是偏偏又要打仗了，也就没有办法读书，所以我是被金陵大学史学研究所录取的学生，但是没有上。那个时候已经同沈祖棻恋爱了，想结婚了。她是研究所毕业，我是大学毕业。我在金陵中学教书，就想一边教书，一边在金陵大学的历史研究所读课程。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到燕京大学去，到哈佛燕京学社，也有一定的奖学金，那就像王锺翰这些人一样，同他们一辈。他们审查了我的作业，说你的英语不行，过来补一年英语，第二年录取你。当然没想到要打仗了。燕京大学的那些教授有顾颉刚、洪业，还有陆侃如他们，当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好像给黄季刚、吴梅先生当过学生的，再去给顾颉刚他们当学生，就吃了亏一样。这种心理很奇怪，我也很少同人家讲起。中国旧学很注重传统、班辈。当大师的晚年学生，在辈分上就很占便宜。的确是的，比如任老是我的前辈，但他同我说起来是师兄弟，他写信给我也是这样称呼的。

除了以前为了生活而投稿，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我一辈子写得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在刘国钧先生的班上写的作业。那时他给研究生讲《汉书·艺文志》研究，因为是研究生课程，不是闭卷考试，而是做一篇文章，我那个时候对目录学、校勘学有兴趣，我就写了两篇，不是一篇，后来收在《闲堂文薮》里面。一篇是《〈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因为陆贾赋、荀卿赋、屈原赋没有序，别的都还有几句话，恰恰这个没有。刘先生让大家各抒己见，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另外又写了一篇《〈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别录》、《七略》据推想是在唐末五代之乱中散佚掉的。后来就只有辑佚，大概总有十几、二十种。清朝人作辑佚，慢慢地弄清楚了，我就根据清儒的考订结论作进一步推论。现在弄清楚《汉书·艺文志》是把刘歆的《七略》七卷压缩为一卷。《别录》在留下来的宋版书中有所反映，像《荀子》等。所以我写书时，对于底下的篇目我不用目录两个字的，因为目是目，录是录，我总是写作目次，写篇目也可以，无论如何不能写目录。总之，先有一个命题的规范，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就是论证，再就是推出结论。所有引用的材料，要有比较谨严的出处。这就是我开始写学术论文，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35年的冬天。此后我就按照这个轨范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在1936年的春天，写的是《少陵先生文心论》，那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文系主任刘继宣先生指导的。刘先生这个人极其谦和，他拿了也没改，打了个分数，这以后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在金陵中学教一班初中二年级的语文，编校刊，一个星期出一期，就是《金中周刊》。这个周刊没有保存完整的。我很想得到，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发表在上面，也还有沈祖棻的许多散文，我想找来收到她的集子里，找不着，没有办法。

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我前后娶了两个妻子，都是金陵大学的同学。沈祖棻比我班次高，她年纪也比我大。当时在女同学当中，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对她的文采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她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她读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二年级的时候，我是三年级学生。当时三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好的，可以听研究班的课。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她接触。后来打仗了，我们从南京逃到屯溪，就在那里结了婚，跟我受了一辈子的苦。在学校的时候，陶芸和我同级但不同系，互相认识。后来沈祖棻不幸过去之后，我想再找一个妻子，我就了解一下，她也很不幸，丈夫因政治问题去了台湾，同她离了婚。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现在一个在美国，两个在南京。我就开始同她通信，到了南京了解这些情况后，就比较快地结婚了，因为大家过去都是有所了解的。我们两个人，学校说是模范文明家庭，我们的确处得很好。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们很和谐。我现在很衰老了，很多事情都要她做。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要回答广州一个新闻记者的信，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那个人认错了一个字，我就要告诉他你认错了，应该是什么字。但我自己不能写，就要她帮我写。前时香港中文大学拿一篇稿子来叫我审查，我审查以后又要批一段，也是她给我抄了以后送走的。生活上依靠她的就更多，她如果不按时给我吃药，我就完全不会想起。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金陵大学给我的，不仅是学业和事业，也还有婚姻问题在里面。

四、四川和武汉

抗战开始了，我找不到工作，有人推荐我到四川重庆的西康建设厅，职务是科员。我的工作是给厅长私人写信，实际上就是秘书工作。我因为才毕业，所以当不上秘书，只是一个科员。当时的厅长是叶秀峰，他是陈立夫的大学同学，又是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同学。匹茨堡大学的冶金专业是很有名的，陈立夫在那里学习。后来回国以后，就不搞工科了，搞政治，同他的哥哥陈果夫一起，他们两个是国民党的元老陈英士的侄儿。后来叶秀峰就跟着陈立夫走，他到西康当建设厅长，也是陈立夫的关系。他不常常在康定，一有时间就到重庆，所以我那时也常到重庆。一年多以后，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问题，不知是陈立夫、陈果夫与刘文辉有什么矛盾，所以叶秀峰就不当厅长了。当时在乐山有一所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有蚕桑、制革、农产制造等专业，现在或者叫技专，陈立夫就想让叶秀峰去当这个技专的校长，叶秀峰不肯做。他后来就说，你原来手下的一班人如果没有地方去，可以到这所学校去教书。这样，在1940年的2月，我就到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去教语文。那几年中我什么论文都没有写。我在那里教全校的语文，一共五个班，每班两个小时，共十个小时。这个学校虽小，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学生，名叫杨惠敏。上海沦陷时，谢晋元的一团部队退守四行仓库，坚决不投降。但是没有国旗，不能表示还没有沦陷的意思。这个杨惠敏，一个小女孩子，就在半夜里冒着危险从苏州河游过去，把国旗带在身边，送给他们，又安全地游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就有国旗竖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我在技专的时候，这个女孩子也考到这所学校，后来宋美龄还接见过她。这么一所不起眼的学校，有这么个学生却很有名。

我在技专工作了有一年半样子，当时武汉大学也到了乐山。刘永济先生原先是湖南民德中学的老师，后来才到武大的。他在长沙的时候，与先叔祖程颂万有来往，拿家庭世交关系来说，他是个晚辈。我家里一直藏着一幅十发老人的画，上面有刘老师的题字，后来不见了。我估计是“文革”中被抄掉了。刘永济先生到了乐山以后，我去看他。我当然也是很希望有机会到武大去教书，就带了几篇文章去，又把沈祖棻的词抄了一些给他看。刘老师晓得我的家世，原来是个世交子弟，再看到我同沈祖棻很用功，也很高兴。因为他在四川很寂寞。那个时候刘老师住的地方叫做学地头，是过去学宫的一块荒地。那个地主姓蓝，过去给军阀当过副官，攒了一些钱，砌了两所房子，就在那个地方，等于说是隐居吧。他把多馀的房子租给我们。刘先生住在山腰，我住山顶上。我在山顶的邻居是钱歌川，他的诗集里还有同我往来的诗。记得有一年夏天，大概是1941年，我知道武汉大学要进人，添一个教大一国文的，我就去见刘先生，刘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到武汉大学教课，我说当然愿意。他又说武汉大学有个怪规矩，夫妻两个人不能在一所学校教课，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杨端六和袁昌英。杨先生这个人，蒋介石曾请他当过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厅长，军衔是上将，他替国民党的军队建立一个非常强的会计制度。他又是英国的经济学博士。袁先生留学法国，写过《孔雀东南飞》，在五四前后的早期女作家中是很有名的。他们在武汉大学刚开始办时就来了。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夫妻留学生要进武大，就立了这么一项规矩。当时沈祖棻不是一个社会性的女性，她并不是非要教书或工作不可，两个人只要能够生活，她就不教书。这样我就到了武汉大学。原来是要我教三个班大一国文，刘先生就同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商量，把中文系本科一年级的国文提出来，单独成立一个班，讲得深一点，每周五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三个班，九个小时的课，我是教十一个小时。中文系是五小时，教的内容就是《文论十笺》，这是后来的名称，当时叫《文学发凡》。我最初对是不是要选《文心雕龙》，化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考虑的结果还是不选，因为很容易破坏它的整体性。这个讲义原来有三部分，现在印出的是总论，还有一部分是骈文，一部分是散文。我后来在武汉大学讲下来，十篇讲一年紧得不得了。那个讲义的底子也丢掉了，现在记不住是哪些篇，只记得关于骈文的有李兆洛《骈体文抄序》，散文方面有《经史百家杂抄序》、《古文辞类纂序》，一共有二十来篇，有一个油印本发给学生，不讲，让他们自己看。

武大当时有个《文哲季刊》，那时的印刷、纸张已经很坏了，因为我还在搞目录学，研究《文史通义》，就写了一篇《言公通义》，现在还存着，收在《闲堂文薮》里。

后来我又认识了徐哲东（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讲公羊学，又讲韩柳文。他先在中央大学当讲师，到武汉大学的时候已经升教授了。徐先生住在乐山的城外一个叫作王石碑的地方，离乐山嘉乐门外还有十五里路。有一次，倭寇人听说蒋介石要去乐山视察，便派飞机把整个城市都炸了，这情报是错误的，但城市给炸了。当时人能够在城外找到房子的，都在城外找了房子。我住在学地头，离嘉乐门外大概有几里地，到王石碑还有十五里，很远。徐先生是练过武功的人，走这点路不大在乎。他在中央大学当讲师的时候，有一次中文系开会，请哲东先生舞剑，他答应了，舞剑的时候长袍子全身都作响。朱东润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刘博平先生当系主任，朱先生教文学批评史，博平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认为文学批评可以不必修。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朱东润先生就开玩笑，写了一篇杂文，投到当时重庆的一个刊物叫作《星期评论》上发表，是国立编译馆馆长刘英士编的，刘同我也有点来往，我在那里投过稿。他后来在南京办《图书评论》，我也发表过文章。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东润先生就很狼狈。那时教室旁边有个教员休息室，两课之间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东先生在里面，东润先生就不敢进去。后来哲东先生有个比较熟的朋友，是法律系的教授，好像是叫刘经旺。他是湖南人，是个好先生，就劝徐先生。徐先生也就答应不打了。这些轶事，朱先生自传中没有提及，知道的人现在不多了。

在技专的时候，西南联大开始办《国文月刊》，居然在乐山能够买到，我也就买了看看。那个时候恰好国民党教育部颁布了一个新的课程表，我不大满意。其实那个时候我人还在技专，没有到中文系教书，我就写了一篇叫作《部颁中文系课程表平议》，投给《国文月刊》。余冠英主编这个杂志，他看了很高兴。不晓得什么原因，西南联大的人也不满意这个课程表，但并没有发表评论。他一看到我的文章，就把它发表了。还给我写了封信，希望我给他写点稿子。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刊物发表短篇文学论文，既然有个地方可以发表，我就隔些时候寄点稿子去。大概办到40期，后来都是郭绍虞先生编，我也因此和郭先生比较熟。在《国文月刊》上，我又闯了祸。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今天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弊病，这个也无所谓。那时候我常常读太炎先生的书，太炎先生闹革命，骂清政/府是“建夷”（明人称满州为建州卫，贬称建夷），我也就用了“建夷”，给罗常培看到后大发脾气，因为他是满族人。这实在是好古好出来的毛病。这件事在很久以后，冠英先生才告诉我。常培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他早年在北京大学是黄季刚先生的学生，我怎么也没有意思要得罪他。总之，这以后我就较多地写文学方面的论文。一直到《国文月刊》停刊，最后的一篇就是《诗词代语缘起说》，很长的一篇，记得是分两期登的。

在乐山的时候，我又认识了马一浮先生。他当时住在乌尤山，其实是一个小岛，就在乐山大佛的下面。据说汉朝有个犍为舍人，犍为也是乐山的别名，他曾在那里注《尔雅》，称作“尔雅台”。可能是个假古董。马先生住在那里的时候，刘先生常去看他，我也随着去，这样就认识了。复性书院也在那里。马先生年青的时候，留学美国、倭寇，很通西学。但是回国以后，专讲宋学。他是汤寿潜的女婿，浙江人，好像当过省长。后来他太太死了，他的丈人很看重他，就一直供给他读书。他生活很舒服，也完全有时间研究学问。抗战中，不知怎么孔祥熙知道了他，拨了几万块钱，让他办书院，他就办了复性书院。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原来同熊十力都讲理学，但平时大概也没有很好讨论过。马一浮办了书院，就请熊先生去讲学，熊先生在台上一讲，意见与马先生不合。他讲过以后，马先生上去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两人就闹翻了。后来贺昌群也去讲过学，也不一致。再后来他发现，要讲真正学问只能独断独行，就不再请人了。那里也招了一些学生，每个月给一些膏火费，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但能过下去。

在武大一年半以后，因为他们那儿的怪规矩，夫妻俩不能在一所学校工作，于是我和沈祖棻就在 1942年8月一起到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我们都是副教授，不过沈祖棻是研究班毕业的，工资还比我高一些。我在武大时编了《文论要诠》的讲义，就是那十篇文章，没有编完，到金陵大学就继续编。后来金陵大学自己出钱，就把这教材印了出来，线装本，书名是《文学发凡》。那时叶圣陶（绍钧）先生也离开了武大，在成都，他的开明书局的编译所恢复了，我去看他，说有一本书，能不能出？他翻了翻，看到第一篇文章就是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他说古字太多，印起来不方便。我说十篇文章中就一篇有古字，其馀九篇都没有。后来他就同意了，但是认为《文学发凡》的书名不好，太广泛了，所以改成了《文论要诠》。胜利以后，就在上海印出来了。最后在黑龙江重印的时候，我又改成《文论十笺》，把范围更缩小一点，限于十篇。这本书真正作为学术著作来说是有欠缺的，它的特色在于它的结构，每篇后面有按语，所以作为教材很方便。这本书很奇怪，生命力很强，很多人要，倭寇奈良女子大学的横山弘教授（曾经在南京大学留学）在倭寇找这个书找不到，他们也是说当教材非常好。叶先生先在武汉大学的时候，我还在技艺学校。后来他到了成都，我也到了金陵大学，就去看他。他待人接物非常谦和，他在武汉大学，教员要填写履历，他老老实实填上“中学毕业”。他任教授，但没有教专业课，教的是大一国文，还有二年级的写作。我在武大的时候，认识了一些金陵中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也是金中毕业的，组织了同学会，我和他们有交往。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叶先生的情况。叶先生尽管在本系教的课在当时看来是最一般的课，但是学生非常欢迎他。因为他的教学方法很新，改作文很认真。所以像刘永济先生对叶先生还是蛮好的。叶先生在武汉大学教书时，他的两个儿子，叶至诚、叶至善，两个人都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念书。毕业以后，叶至善一直跟着他爸爸。解放以后在北京，叶先生好像是民进的中央委员，叶至善就帮着做些民主党派的工作。叶至诚留在南京，在文艺界。他后来结婚了，妻子叫姚澄，是著名的锡剧演员（至诚已于数年前病故）。武汉大学当时的学术思想比较守旧，刘永济先生就是学衡派，他和吴宓先生很好。所以对于新文学不太看重，对于胡适一派的学问也看不上。陆侃如、冯沅君、高亨都在武大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都离开了。 在金陵大学我教目录学、教骈文，用的是《六朝文絜》，也教《文心雕龙》。因为那个时候诗歌是高文先生在教，过去的习惯就是，如果一个朋友教的课和你重复，就应该让开。高先生是南京人，后来一直在河南。他现在九十了，他的诗做得非常好，他除了教诗，也教《说文》。前几年出了《汉碑集释》，那是他专门用功的成果。

当时四川大学也在成都，金陵大学开始请刘君惠先生兼课，我觉得刘先生课教得也蛮好，就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刘先生改成专任，他们也同意了。但后来又反悔，不愿意请刘先生。这样我很难办，就提出请刘先生当专任，我做兼任。这样我就到四川大学教书，兼教金陵大学的课。抗战胜利后，刘先生到南京，还在金陵大学呆了一年。他是四川人，在南京生活不习惯，就回去了。我在四川大学工作了一年，从1943年8月到1944年7月。也是因为四川大学内部有些问题，那时赵少咸先生当系主任，他是殷孟伦的岳父，后来换了系主任，我也就没有再在那里工作。四川大学当时有些很有学问也很有意思的学者，如赵先生关起门来研究音韵学，黄季刚先生在世时非常难得钦佩人，但是看到赵先生的稿子，很佩服他。黄先生当时在全国已有大名，赵先生则谁也不知道，而黄先生称赞他。黄先生去世后，中央大学不知请谁来教文字音韵。当时殷孟伦已经是赵先生的女婿了，就推荐他的岳父来当教授，汪东先生是文学院长，支持殷孟伦，殷孟伦自己是助教，推荐他的岳父来当教授，这么不避嫌疑，但当时不讲这些。来了以后，教了一两年书，打仗了，他就回四川了。我在川大的时候，因为赵少咸先生对我很好，所以那儿的老先生都对我很好。川大的先生中，有几个是章太炎先生在倭寇讲学时的学生，当时年龄也很大了。还有一位庞石帚（俊）先生，他是自学成材的。他是教蒙馆出身，四川那时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要猜灯谜，他猜谜非常有名。所以就有一些学校请他去教课，他也教得很好。后来四川有个大名人叫赵熙（尧生），是清朝末年的御史，当时隐居在四川的荣县。赵先生晓得庞石帚了，就表示说，如果像庞石帚这样的人当我的学生，我很愿意。这样，庞先生就去拜门。他在四川学术界的地位也就大大提高了。当时蒙文通先生也还在川大，他也很有意思。他是四川人，又是廖季平的学生。所以他和学校闹翻了，学校不聘他，他还照样去上课。他说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情，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学生照样去上课，学校拿他没有办法。我在四川的时候很年青，我和四川的关系，除了我爸爸的老师是四川人，或者黄季刚先生的父亲是四川人，在四川做过官以外，没有任何关系。但四川的老先生对我非常好。我是非常感念他们的。我感觉到受了他们的恩，要想办法报答他们。像庞石帚先生的遗著，我就推荐给王元化，现在已经交到杭州大学出版社了，也许今年可以校稿。好几十万字，就叫《庞石帚集》。他还有一部《国故论衡疏证》，我托人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一排队还要两年才能排出来。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拿研究旧学来说，他们在群经诸子这些朴学方面很有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这些人读书博雅，知道得多。有一段时间任鸿雋请刘大杰先生到四川大学当中文系主任，就丢了丑。因为刘大杰做的那些旧诗，连他们的学生都不如，所以后来没多久他就走了。那个时候刘大杰是新派人物，那同四川的旧学基础相比差得很远。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人就很奇特。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又出了个吴虞，就是那个宣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

朱自清先生有一年休假到了成都，他的太太当时在川大图书馆工作，那时成都的生活费比昆明便宜。我最近在看吴宓先生的日记，其中也记载到当时昆明的物价涨得很厉害，吴先生在成都和乐山的日记也记到我。那时我已经在川大任教，在《四川大学文学季刊》上发表了《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发微》的文章，是油印的刊物，朱先生看到了。他到了成都以后，我就去看他。我对于朱先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人是非常严肃的。他谈到我文言文写的论文，问我为什么不用白话文写文章。我说我受的教育，我的家庭和老师都是比较倾向于文言的，所以要自我解放出来也很不容易。他就说，如果你用白话文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不是更好吗？我不敢回答他这个问题。

我们在金陵大学，一直到1944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在学校里的教会负责人贪污政/府发给教师的平价米，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去上告，结果非但没有把他们告倒，反而遭到解聘的处理。当时沈祖棻有词《鹧鹄天》四首咏此事，我后来有笺，详细记录了这件事：

鹧鹄天四首 [华西坝春感]

百尺高楼数仞墙，蛮弦羯鼓度新腔。

暗收香稻防鹦鹉，故斫孤桐恼凤凰。

春漏洩，意仓皇。记名瑶册忍相忘。

何曾一斗供闲醉，空自殷勤捧玉觞。

笺曰：此咏金陵大学当局乾没职工食米事也。当时米价昂贵，政/府因按公教人员每家直系亲属人口，不论其是否在成都，一律发给平价米一大斗，合三十二斤，以维持生活。平价米价格远较市场价格为低。校方见利忘义之徒竟篡改法令，擅自按照教职工家口实在成都者发放平价米，馀人则按平价给予法币。多馀之米则按市场价私自售出，以饱私囊，所得甚丰。1944年春，有人在学校总务处钞得1943年9月22日学校致粮食部四川民食第一处名单（发文号为蓉字第2618号），始发现此贪污行为，于是全校大哗。余夫妇乃上告教育部，当局及诸附丽之者则多方掩饰。几经扰攘，卒以退还半年侵吞之食米了结，而余夫妇遂被解聘。古人云：不可为善，盖此类是也。此第一首，上阕首二句谓其事出于外人出资兴办之大学。新腔，谓新闻，实丑闻也。第三句喻侵渔食米，第四句喻扼杀正义，皆斥贪渎之徒。下阕首三句谓名单曝光，群丑惶恐。末二句谓多数教职工姓名虽在配米册中，然所得甚微，犹举空杯而饮，实无酒也。

暗撒金钱盛会开，浣纱女伴约同来。

繁声故乱霓裳谱，皓腕争收玉镜台。

空作嫁，自为媒。文成倚马叹高才。

苕华未肯留名字，夜梦无心到锦鞋。

笺曰：此第二首，写本案曝光，当局狼狈，组织人力反扑，企图？平其事。上阕首二句谓上下互相勾结利用，各有所得也。当时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主席为农学院院长某君，力主家丑不可外扬，以不能倒掉金字招牌为说，而反对贪污主持正义者每一发言则被叫嚣之声掩盖，不能毕其辞，故曰：“繁声故乱霓裳谱”也。校方又暗中保证发给不继续追究者以下年度聘书，亦有受其迷惑者，故曰：“皓腕争收玉镜台”也。下阕写有人在会中提议发宣言否认贪污之事，胁令与会者签名，其言甫毕，已有人将预先拟就之宣言提出，故讥为文成倚马。余夫妇拒绝签名，盖去志已决矣。《诗经·苕之华》云：“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温庭筠有《锦鞋赋》，段成式嘲之曰：“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托锦鞋。”末二句出此。

十载芳华忍泪过，高坛广座负春多。

凭谈海客瀛洲梦，却讶情人碧玉歌。

夸舞袖，妒嫦娥。几回辛苦点青螺。

不须得意钗钿约，凤牒鸳函字易磨。

笺曰：此第三首，盖悲当时附丽当局，阿谀取容者之终无所得也。上阕谓在学校工作之教师，长期受当局之蒙蔽，或闻将派其赴美留学，则感激曰：厚我厚我。迨案发后，乃惊叹此亦如薄倖情人之爱情歌曲为不可信也。下阕补足此意，正告诸不辨是非或见利忘义者。厥后抗战胜利，学校迁回南京，诸投机取巧临难苟免之徒亦多被逐，斯言验矣。

塘外轻雷梦未惊，羽书空费墨纵横。

无情野草妨来往，解意垂杨管送迎。

怜晚照，付春酲。尊前先计去时程。

自知不是秦楼侣，一任鸾笺负旧盟。

笺曰：此第四首，写米案之馀波。时有不以余等揭发贪污之举为然，致书丑诋者，亦有扬言欲饱以老拳者。余夫妇虽泰然处之，而诸生颇以为虑，每于余夫妇往返学校时，轮流护送。此上阕之所喻。下阕则谓已决心离去，盖羞与彼辈贪污势利之徒为伍，虽被解聘，亦无所顾惜也。时成都学术界皆不直金陵大学当局之所为，故暑假后，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在宥先生敦聘祖棻至该校任教，而陈孝章兄亦介余于成都中学校长钱智儒先生，虽别上庠，仍登讲席，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也。

那时人的观念中，大学和中学的在社会地位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以收入而言中学还比较多。那时很有意思，比如说一堂课四十五分钟，但只讲三十五分钟。上课铃响了，教师并不去讲。我开始不知道，摇铃了我就去，结果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要迟一刻锺去，这样实际上也就提高了教师的待遇。当时成都的中学里，确实有些学问很好的先生，像庞石帚先生开始也是在中学里的。前时我收到王元化的一位博士生的信，告诉我说自己是赖高翔的学生，赖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过一篇，就是他给那个“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写的一篇活着的墓志铭。吴虞是他的老师，知道他的文章写得好，就要他写一篇墓志铭。虽然也是摹仿古人，但的确写得好，很像清代汪容甫、洪北江这些骈文高手。抗战胜利以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叶麐，原来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当川大的教务长，黄季陆当校长。他想留我和沈祖棻在四川，不要下来了。我觉得离开江南的时间太久了，不想留在四川，呆了八年了。如果留在那里也很难说现在是个什么局面。

1945年抗战胜利，刘永济先生知道我离开金陵大学不是我的错，就要我回武汉大学，我去了就是副教授。学校也迁回武昌。到1947年升了正教授。那时升教授也简单，就是系里通过推荐了就行了。我就拿了《古典诗歌论丛》里的文章，当时还没有结集出版，抄写了一份，交给刘博平先生看了，认为够水平了，就升了教授。后来是文怀沙看了这个稿子，就拿到上海印了出来。那时的文学史是苏雪林先生在教，但她总讲不完，总是讲到唐代就结束了。刘先生认为这样不行。那时按照刘永济先生的看法，文学史在唐以前是重要的，于是干脆分成两年。要我教前半段，苏先生教后半段。苏先生每一次教文学史都只教到唐代，现在要她从宋代教起，她就要重新备课，所以她心里很不愿意，有意见，但不是对我的意见。这些问题都是过去历史上的问题。武汉大学才办的时候，文学院是闻一多当院长，后来他走了，就是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当院长。但中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一来他是湖北人，二来他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有学术地位。所以陈源尽管当院长，也不能动他。陈源是胡适他们一派的，中文系像刘永济先生、谭戒甫先生、徐天闵先生、刘异先生（他是王闿运的弟子，讲经学的），都是旧学一派。还有朱东润先生，和陈源是同学，他们一起到英国去留学。陈源大概有钱，就一直读完，朱先生比较穷，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后来还是陈源介绍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和刘博平先生、刘永济先生搞不好，并不是两位刘先生对朱东润先生有意见，主要是他们对陈源有意见。我到武大的时候是个年青人，我对朱先生还蛮尊敬，他对我也蛮好。一直到他晚年在复旦大学，他的博士生答辩还要我去。他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和胡小石先生关系也不好。大概这些老先生，像胡小石先生、刘永济先生，他们对于传统的学术理解得很深，对于有些近乎半路出家的朱东润先生都不大表示佩服。其实按我看，朱先生也还是蛮不错的，他特别用功，在复旦他们就说朱先生每天要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一定要完成，几十年都是如此，光这一点，就令人佩服。苏雪林到武大是陈源的夫人凌叔华的关系，凌叔华是个有名女作家，也能画画，风度也很好。她就在家里当主妇。他们在乐山的时候，我曾去看过他们。后来他们去了英国，一直没有回来。最初他们去英国是国民党外交部的一个什么名义，后来就在英国住下来了。因为陈源被鲁迅骂得很厉害，所以解放以后他们也不敢回来，又不愿去台湾，最后死在英国。我在武汉大学，当然不会反对刘永济先生、刘博平先生，永济先生是我的世交，老前辈，博平先生是我的同门，但我也从不帮着他们去反对朱东润先生。所以我说，只要你没有什么成心，首先觉得他好或不好，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接触人，多数人还是蛮好的。抗战胜利以后，武汉大学从乐山回到珞伽山。此前胡适在美国当驻美大使，周鲠生就当他的法律顾问，事实上也就是他的幕僚。胡适回国当北大校长，就请周鲠生当武大的校长。王星拱先生就调到中山大学。周先生原来当过武汉大学的教务长，他很熟悉武汉大学的情况。他很清楚，自从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就办武汉大学，有些人在学校创办初期就来了。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这些威望很高，但相对来说在学术思想上比较保守，或者不太愿意革新的人继续当院长、系主任。所以他就聘请了很多年青人当教授，同时也换了一批系主任。有的系没有换主任，但是加了新人。当时哲学系就聘请了刚从印度回来的金克木先生，外文系聘请了从爱丁堡回来的周煦良，他是周一良的堂兄，历史系的唐长孺是武汉大学在乐山的时候培养起来的，我们四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革新，所以关系也很好。我当了系主任以后，首先就要求重新开设新文学的课，原先苏雪林先生开过这个课，但是后来慢慢地被刘博平先生他们用一种冷淡的方式取消了。原来是必修课，然后就改成选修课，慢慢地就取消了。后来我就请苏先生来教这门课，她还不愿意。因为她教文学史已经习惯了，不愿开新文学的课，但是我还是请她教了。再比如吴于廑先生当历史系主任，他就认为历史系学生不能光读历史，至少要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他来同我谈，因为要从上古一直教到近代，没有人肯教，我就只好自己教。教了两年，效果很好。我后来写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讲义为基础修改、充实、提高的。唐长孺先生不仅是史学很好，文学也很好。他的文章、诗词都做得很好。要是拿中国的传统来说，在文学方面，他是金松岑的学生；在历史方面，他是吕思勉的学生。金克木先生我原先不认识，最初是看到他写的新诗，觉得很好。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珞伽山，听说哲学系聘请了金先生，他刚从印度回来，哲学系需要有个人讲印度哲学，就把他聘来了，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谈学问，也谈其它。隔了两三年，胡适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当时北大有季羡林，还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乌尔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汉大学如果讲中国哲学还有朋友，如果讲印度哲学，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北大。当时唐长孺有个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学系读书，金克木要调到北大去的时候，唐长孺就对他说：我有个妹妹，还没有结婚，如果你们见了面，觉得很好，也可以谈。后来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谈就觉得很好，就要胡适给他们证婚，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唐长孺和金克木就成了亲戚。金克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丽尼（郭安仁）一样，都是无师自通，外文特别好。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学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杨树达先生，杨先生看他很年青，还以为是个学生。后来他去了印度，在印度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职称是在印度定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后来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内容近代化一些，不要讲太古老的，他就教乌尔都文。乌尔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种语言中流行得最广泛的一种语言。解放以后，金先生好像不在系里，到了南亚研究所。他写过一本《梵语文学史》，还翻译了一些印度的书。他对于中国的佛学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刚好那时旧书非常便宜，他想买一部《大藏经》。因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都买了。买回来以后，家里的房子太小，没地方放，只好又退还给书店。他又懂天文学，所以解释《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就解释得很好。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跃，出了好几本书，都是二十万字左右的，我很喜欢。周鲠生在解放以后因为徐懋庸的排挤，后来就离开了武汉大学。他以前在国际联盟工作过，熟悉国际法，就到外交部当顾问。周恩来很看重他，他入党也是周恩来介绍他入的。

从抗战胜利到武大，沈祖棻一直作为武大的家属闲住着，后来他因为生孩子出医疗事故，我就经常到上海陪她看病。有一阵沈祖棻在上海开刀，我住在亲戚家里，那时我教元明清文学，想找些书看，我也不认识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就直接上门，说我是程千帆，他说我晓得你这个人。他这个人真热情，并且对自己的材料非常公开。我从他那里借了许多古书，很罕见的各种抄本。他说你拿去，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还我。非常大方，人也很和蔼，他丝毫没有想到你会借了不还。所以我很感动。后来我想到鲁迅骂他“赵老爷”，实在有些过分。

大概在1947年或者是48年的时候，快解放了，武汉大学的老先生没有一个愿意当系主任，我就当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一直到解放以后。最后是被撤职的，他们认为我思想改造得不好，把我撤了。那时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要学一年制的文学史，谁都不肯教，我是系主任，凡是无人肯教的课都推到我身上，所以我教一年制的文学史，教文艺学，教四年级的写作课，教写总结、写报告什么的。我教文艺学，先听丽尼的课，那时没有录音机，全靠记笔记，我学得很认真。他人很好，什么都肯讲。第二年就自己教这门课了。丽尼的本名叫郭安仁，是湖北人。他没有什么学历，全靠自学，外文特别好，也一直是在左翼联盟底下活动的。抗战中，他到国民党军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里，专门帮他翻译外国报纸上有关军事的消息。他在重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老是想把他弄走，白崇禧偏不肯，一直当到陆军少将。解放以后，白崇禧也没有发现他是左倾的。他到武汉大学是陈荒煤介绍的，后来陈荒煤到北京当电影局长，也把他带走了，帮他办电影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时，陈荒煤被赶下台，丽尼就被弄到广东，不知是暨南大学还是中山大学，红卫兵把他整死了。非常可惜。

我由于从私塾出来，到了南京，从原来接受的封建传统的东西变为接受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在解放以后，由原来所学的改为接受新的思想也并不感觉到特别困难。

1953年我参加慰问团去朝鲜，在那里呆了半年。主要是根据一些宣讲材料，比如何处建立了钢铁厂，哪里的工厂有1.8吨重的螺丝，国内的生产情况如何，后方怎样支援前线等等，起鼓舞士气的作用。在朝鲜时，有严格的纪律，比如说不许用人民币，怕扰乱他们的金融秩序。不管什么人，不管在国内的地位有多高，一旦犯了问题，立刻抓回国关起来处理。我们的团长是贺龙，湖北分团的团长是副省长王海山，是个老红军。那个时候在朝鲜差不多没有担任一般工作的男人了，所有一切后方的工作（包括对我们的保卫工作）基本上都是妇女来做，她们很能吃苦。我们不会讲朝鲜话，但一些老先生读过孔孟之书，可以笔谈，我也和他们笔谈过，用文言文。那时朝鲜的古版书非常多，是在战火中残馀的，也很便宜，但是不敢买。大家都很守纪律。有一回大家去参观一个高射炮的阵地，我们一个团员就问：“怎么没有看到炮啊？”人民军的一个指挥员把哨子一吹，一下子从山洞里大炮都出来了。后来这个人受到批评：“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这是属于军事机密的。”当时朝鲜人民军表示对中国的慰问团没有任何保密，有问必答。我们也听他们的报告，内容多数是关于打胜仗，俘虏了多少美国兵之类，我们就记笔记。我同几个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徐玉兰，还有几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一起吃饭，吃的东西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算是比较好的。吃过饭后，陪我们的人鞠个躬就走了。事实上，当时的生活非常枯燥，不知哪些东西该讲或不该讲，很小心谨慎。

沈祖棻开始一直在武汉大学闲居，后来成立了苏南师范学院，就是现在苏州大学的前身，他们就要她去任教。那时胡小石先生过继外家的儿子杨白桦也在那里工作。我希望能和她调在一起，希望离开武汉大学。但武汉大学不愿意，就把沈祖棻调了过来。我们在一起，只隔了一年就反右了。 

五、反右运动与文革

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就是遇到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解放后接触到的一些事物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不是那么很理想，比如那些宣传，对苏联的学习，包括它的哲学、文艺。反右开始以后，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要帮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比如说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庐山去，沈祖棻和程丽则也都去了。当时武汉市的一个宣传部长也带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大概五、六岁吧，就在程丽则面前说：我们家看电影都是内部电影，你们看不到的。诸如此类的话。孩子很小嘛，就跑来问她妈妈。沈祖棻比较谨慎，就说：我不晓得，不要去问这些事情。我却把这个事情记住了，觉得当时党的高层内部生活不对外公开。我无所顾忌地谈这些问题，可能这是比较触忌讳的。再有就是向苏联学习的问题，我当时也很有看法。一个复员军人，断了一条膀子，在大学不知读了一年还是两年，作为文艺学专家派来，要大家都去听他上课。我当时的确年轻气盛，我说他要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这些地方都非常触忌讳。而且解放以后，像当时的校长徐懋庸，满脑子征服者的特权味道，在学校里很有影响。这样一来，反右一开始我就变成一个重点，被称为“右派元帅”，最为有名。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国际法的专家，现在还活着。他是哈佛大学出来的，后来解放以后遇到国际司法的问题，与外国人打官司，都会找他。他说话比较隐蔽，不像我这样子，就被称为“山中宰相”，好像陶弘景的山中宰相，不过是珞伽山的宰相。一个很一般的女老师，武汉大学外文系说她是一个反动权威。她的丈夫说说：“我太太讲，我既不反动又不权威，我在美国留学一两年算什么权威呢？反动我也实在不反动。”

在武汉大学的徐懋庸，鲁迅骂他是“奴隶总管”，这个判断实在非常准确。他又培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被武汉大学的同事们称作“金童玉女”，后来两个当了副校长。所以徐懋庸离开了以后，他的班子没有散。一直到现在为止，武汉大学不团结、闹宗派这种情况，就是徐懋庸搞起来的。这样一来，很长一个时期别的学校都先动手摘帽子，说悔改好了，徐懋庸那里不动。我就这样被拖了十八年。张威克（我的女婿）的姐夫是武钢的一个老工人，工宣队到武汉大学，他也被派去了。他一去之后就问：我有一个亲戚在这个地方，叫程千帆。别人一听就说：知道知道，最顽固、死不悔改的。什么道理呢？一开始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有人揭发我的问题，有许多不符合事实，但是你不能申辩，因为一核对就会妨碍运动的深入，正确的态度就是都接受下来。我就循着这样一个思路去改造。人活着总能看到听到一些东西，越来越觉得他们并不是那么神圣，那我也就不是那么罪大恶极了。所以改造来改造去，不是认罪，反而加强了对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批判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得那么厉害。我就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学乃至道家，的确还是代表了人类部分的真理吧。他们越批判，我就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情，屈打成招得不出真理来。这样一想，我反而安定下来，还能读读书，也还能够想些问题。我就没有把摘帽子看得十分迫切。当然很希望摘，明天摘了最好，但是不摘也每什么了不起。这样一来就拖得很久，在这期间也看到了人生的许多事相，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只要有机会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较细致的工作都是那时做的。比如校王安石的诗，批《杜诗镜诠》。在这过程中对自我也有所评价：第一，我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第二，我的工作对人民是有用的，现在不用，总有一天用得着。

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诗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给他们抄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处在一种红卫兵的暴力专制的环境下，他要怎样就怎样。一件东西，他若是看中了，就可以随便拿走。你也不敢说他是抢还是偷。比如毕焕午先生，他有一块破表，放在资料室的桌子上，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喜欢，就拿走了。毕先生去告，学校也觉得这有点太不像话，就把这个学生喊来。学生怎么说呢？“他是右派。”意思就是右派的东西人人可拿。毕先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年青的时候在北京读中学，后来朱自清先生看他写散文、写诗还不错，就把他弄到清华去教大一国文。他同左翼联盟有关系，有些活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学生罢课，闹学潮，他也在里面鼓动。后来在清华呆不下去，就被开除了。后来又被倭寇人抓去，严刑拷打，他虽然没有背叛，也就不敢参加革命活动了。解放以后，他作为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先当湖北文化局的局长，后来又到武汉大学。他实际上不是右派，就这样一件事，算他是有历史问题了。我的这些稿子说是拿去审查，结果随便朝个地方一扔，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个锅里找到了。刚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们就对她说：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沈棻祖这个人很弱，一大堆稿子从学校抱了回来，抱得气直喘。我们那时住得很远，她拿回来以后，以为我会非常之激动，因为我非常想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没有这样，好久好久没有作声。以为绝对没有了的，经过多少年之后，忽然摆在你的面前，一个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处理好。过了几天之后，我冷静下来了，就开始抄第二份。这些稿子我就一个字一个字从头抄。所以我有一部《史通笺记》是抄得非常工整的，现在大概是在档案馆。就像我跟学生说的，我从小最大的野心就是当个教授。我当了教授，有机会做一个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忽然把它们掠夺了，不让做。这是处理知识分子、虐待知识分子最恶毒的一个方法，我不知道是哪个智囊团给想出来的，非常刻薄。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利害的惩罚。 打成右派以后就不能教书了，到资料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几年。还有就是劳动。先是在学校里劳动，让你做那些最困难的事。比如说珞伽山的建筑，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你弄去搬砖；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让你用铲子把淤泥铲走，整个的脚都站在淤泥里。我从来没有赤过脚，没办法，只好穿着袜子到里面去。于是又挨骂、受批判。你怎么可以不打赤脚，诸如此类。后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农场，叫东西湖农场劳动。回来以后又到资料室干了一阵。他们把这些人编成队伍，比如说没有人种菜了，你们就马上去种菜；没有人养猪了，你们就马上去养猪，搞了这一阵以后，下到八里湖，那叫下放。下放之后，过了一阵又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都弄不清楚。后来就比较长期的待在沙洋，大概有五、六年时间。沙洋是个劳改农场，离武汉有好几百里，根本不能回家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或者可以，还要抽签。表面上说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表示宽大。而事实上呢，处处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说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一瓢水，一瓢水怎么洗法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最多只能拿个帕子这样擦一擦。一直到后来差不多只剩下极少数右派。到1975年，胡耀邦上台了，右派的问题要解决了，这样我才所谓摘掉帽子。但是在75年以后，又巧妙地改称五七干校，反正你还是不能回家。沈祖棻那个诗里说：“历尽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原来是想两个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后来好容易回来了，没有多少时候她又出了事。整个来说，我就感觉到自己最适当的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我到南京也不过二十一年，做了多少事。当右派当了十八年，那时是1957年，才四十多一点。那个时候学生说我教书教得好，课上引材料，《汉书》多少卷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条材料都非常确凿。而且那个时候野心也比较大，想一个人写一部大文学史，结果只写了半部宋文学史。

我觉得解放以后最初也许有一种善意，想把知识分子改造得马列化一些。翦伯赞后来自杀了，听说是有人讲：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没有办法。意思就是不可改造。像那样紧跟还不可改造，那要怎么改造呢？我想，人的思想改造真正说起来，还是要自我反省，完全靠一种外在的力量很困难。我倒是觉得退休以后这几年，慢慢地对一些事物的理解不说是怎么样进步，至少要比较圆通一些。这个时候并没有人要批判我，是我自己慢慢地反省得到的。一步一步积累起来，慢慢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挫折，，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好的做学问的时间被剥夺了。假如说在武汉大学那个十八年中，也可以培养一些学生，即使不能达到后来我教你们这个程度，总是可以早日出现、早日工作。这个账算不清，所以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有一点，我也累次同你们讲过，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愤怒、不平，我想上去这个损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命运也是整个民族要负担的，刘少奇扛一大块，我扛一小块。他扛得太重了，很早就过去了，我现在八十六岁了，比他大，还活着。个人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就好像恩格斯讲的高山滚石头，这个挤那个，那个挤这个，挤成这个样子。如果碰到刀背上，可以不出血，一碰到刀口，你就要出血。我就刚好碰到刀口上，那就咬紧牙关过去吧。我现在只有一点是不大能够回忆的，就是沈祖棻的突然死亡。她本来是个富家女子，可以生活过得很好，但就是为了爱情，一辈子受苦，最后又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现在尽可能地使她的东西保存下来。最近冰心、柯灵她们编一个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小说集，把她的作品也收进去。她的东西很少，就是六、七篇。后来早早要做她外婆的论文，到图书馆去乱翻了一阵，也没翻到多少东西。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很少见，就是说用一种文体创作，在这个文体上就很有成就，但不久之后又放弃了，用别的文体创作。不知道外国的作家有没有这种情况。沈祖棻先是写小说，写新诗，后来就作词，时间最久，后来又倒过来作诗。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她是个作家，不是个学者，学者是馀事，作家是她的本份。

 六、晚年生活

我1978年重新回到南京，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武汉大学的极左思潮很厉害，是徐懋庸培养起来的，虽然他离开了，但是根子还在。我还没有到南京以前，武汉大学有个想法，就是尽量不让我出来继续工作。那时沈祖棻已经出事了，我的情绪很不好。他们的办法就是迟迟不让我回武汉，还在沙洋。一旦回来，马上就宣布我“自愿退休”，一点馀地也不留。他们的话讲得很冠冕堂皇，就是“安度晚年”。我当时已六十多岁了，生活也很困难，沈祖棻过去了，已经没有工资，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最低工资是70元，我就按这个标准打七折，每个月49元。他们把我过去三级教授都不算了，就算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就在那所破房子里住着，有些对我比较好的人就对我说，他们没有意思要我回武汉大学工作，劝我赶快离开。有的人不太了解学校内幕情况，还劝我留下。两种人都有。但是我想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想我回武汉大学，因为我政治上的问题解决了，真正活动起来，对他们也很不利。那时在苏州开一个语言学方面的会，殷孟伦先生、徐复先生、洪诚先生都参加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李格非也参加了，就住在他隔壁。他们三个人就私下谈到我的事情，洪诚先生说，我知道南大需要人。于是背后商量定，洪诚先生一回到南大，就向学校汇报了。当时匡亚明先生在南大当校长，他就派叶子铭先生到武汉来找我。叶先生到了武汉，化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的住处，因为我住的地方很偏僻，是过去苏联专家的汽车司机的住宅。那些苏联专家是修武汉长江大桥的，大桥已经修好了多年，专家也已经撤走很久。那个房子一直没有人住，我就住在那里。难怪他找不到。当时还有其它几个学校要我去，一个就是南京师范大学，孙望先生很希望我能够去，但是他胆子很小，他知道我的事情比较麻烦，就不敢向学校提出。其实南师对孙先生还是非常尊重的，他真的要推荐我，也不是不可能。还有一个学校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有个张涤华先生要我去，他研究语言学，是刘博平先生的老学生，学问也很好。他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是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时我就觉得，到芜湖地方很小，去外面活动很不方便。所以他们要我到南京，我就很愿意。叶先生到了武汉，看到我就问：“你到南大去，有什么条件？”我说：“我没有什么条件，我要工作。”叶先生想了一下，就说：“那好办，我包了。你到南京去吧。”结果他回来就向匡老汇报，匡老回答得也很干脆，立刻回复教授待遇。工资不好算，匡老就说：“每个月先给程先生一百块钱，其馀的以后再说。”我到南大后，武汉大学听说南京大学对我很好，就很奇怪。一次在北京开会，武大的一个头头碰到南大的人，就问我的待遇是怎么样。南大的人就回答说：“给一百块钱，等恢复工作以后再说。”那人又问：“这一百钱从哪里来呢？”南大的人就开玩笑说：“南大订了很多报纸，除了图书馆保留以外，其馀的都卖了。每个月卖废报纸的钱就有一百多块。”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的事。那个人回到武大，就说：“程千帆跑到南大去了，很狼狈，每个月卖废报纸过日子。”整个来说，我在武汉大学是被迫离开的。我在那所学校有三十多年，沈祖棻也是在那里过世，我的父亲也是在那里去世。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愿意离开武汉的。还有个感情在那里。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匡老也不认识我，只知道在武大当过系主任，是个教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清楚。他们也很慎重，我刚开始上课，上的是大一语文。第一堂课的时候，范存忠、匡老，党委书记，可能是章德，都来听课。听了一次课下来，好像也还过得去。我开始送稿子给《南京大学学报》，他们也要拿去给范存忠先生审查一下。

后来张月超先生也想来南大，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是南大的校友。张先生到了南大以后，同我的情况不怎么一样。他有点以过去在武大当右派为诫，不太愿意多管事。我还是老脾气，比较见义勇为，该管的还是管，或者给校长写信。

不久在昆明开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我也去参加了，当时就成立了全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把我选成了理事。那时几乎没有学会，是拨乱反正以后的第一个学会，所以很重视。云南的省长、省委书记都请客、照相等等。理事的名单在报纸上也登出来了，武汉大学的人就感到很奇怪，怎么程千帆还有人选他当理事。 我才到南大的时候，就住在十三舍，随身的就几个木书箱，书也几乎没有什么了。我后来的书，多数是到了南京以后再买的。我离开武汉到南京，真可以说是落荒而走，几乎一无所有，家破人亡。以后怎么过下去，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钱也没有，名也没有，但是我的业务还在那里，我想，只要真正在业务方面认真做的话，我总还是有出路。但我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安一个家。那时程丽则他们还没有来，我到南京以后，就和陶芸联系上了。我们原来就认识，是同学，也有感情。她那时也是寡居，我就和她谈一谈，希望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那时她已经64岁，我65了,比她还大一岁。因为我们是老同学，彼此了解，所以很快就结婚了。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家。她那时已经退休了，但还在继续教课。我们结婚以后，她就不教课了，帮我做些事情。我就等于在南京重新开始生活。有一次，下课回来，天上下起雨来，我看到陶芸拿了把伞匆匆忙忙地走出来，她是给我送伞的。我当时就觉得，沈祖棻去世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曾有过。当时我们结婚时年龄都大了，我们想，要是能够一起生活十年也就够了，没想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在当时的确是想不到的。

匡老不愧是个大人物，是个有气魄的人，是个能够用人的人。我没有对他特别的恭敬，从没有委屈自己去取得他的满意。意见相同我就支持他，不同我就提出来。我也从来没有去看他，总是他来看我。最初的时候，在课堂附近没有休息室，课间老师只好在课堂周围转，我看了觉得不像话，就写信给他，他马上就办好了。还有一次，是关于培养研究生的，我有许多看法。我在武大也培养过研究生，我不满意当时的一些做法，就给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匡老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把信发到全校每一个教研室，大家念一遍，然后提出意见。所以这些地方使我感觉到，如果我在南大不认真工作，就对不起匡老。一直到他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我还对匡师母讲：“如果没有匡老，不会有我的今天。”有很多东西就被埋没下去了，我的一些想法，是通过他的权力才能够实行的。我在南京，安了一个家，找到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是我在南京有所成就的关键。有一回研究生院院长在做报告，全部讲的理科的事情，我听他讲完后就说：“我今天听了院长的报告，我很奇怪，我以为我们学校是清华大学，不是南京大学。如果是南京大学的话，怎么会没有文科的事呢？”他很难堪，我也不管。慢慢地，我们自己也作出成绩了。我们培养了古代文学第一个文学博士，后来你们也都上来了。总的来说，我到了南大，有一个很大的愿望，但是没有完全做到，就是要把武汉大学去放牛的二十年时间抢回来。现在虽然也出了十几本书，但是比我所想象的还是要少些。

我到了南大以后，有几条我是比较注意的。第一，如果学校有事情，外面也有社会活动，我是尽量地要保证学校里的工作。我不大出去开会，如果要出去的话，可以整个月都在外面。我就常常感叹一个很好的朋友殷孟伦先生，他的学问比我好，年纪也比我高，但是他太好玩，到处去开会，新疆都去过几次。所以一直到他去世，他的一本关于《尔雅》的书也没有写好。他是黄先生亲自传授的学生，非常可惜。这当然与他的环境也有关系。他的脾气不太好，山东大学的某书记也很有点官派，殷先生不太理会他，所以这个党委书记就和他过不去。但是殷先生和杨尚昆是同学，他们可以直接书信往来。殷先生就去告，那个书记大概也受到什么方面的指示，要他对殷先生客气一些，但结果殷先生还是很吃亏。少出去开会是我在南大的第一点。第二点是，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来和你们谈话，改你们的卷子，大概你那里也还保留了一些。改卷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对你们来说，改一回就进步一回。并不要讲很多，但是要把扼要的地方讲出来。改卷子很麻烦，改得不对，又涂掉重改。这是一件需要很顽强的耐心的事情。我感觉到自己在南京大学最大的成功，就是培养了你们这些学生，而且多数还留在学校。凡是没有留在学校的，将学问传下去就比较困难。孙望先生的学问很好，殷孟伦先生的学问很好，但是他们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散掉了。最开始的时候，莫砺锋他们三个做我的研究生，每个星期都来我家，谈一个多小时。包括英文，那时陶芸也辅导他们。当然我自己也很抓紧时间，我和陶芸结婚以后，从二号新村搬到汉口路，一直到这里，几乎没有玩过。第一次出去是到徐州搞校对，《古诗今选》先是中文系内部印来作教材，是在徐州印的，我们就住在那里一个多月，校这部稿子。两个人一起校，抓到一个错字就很高兴。后来大概是1980年，还是为了《古诗今选》，那是上海古籍印，要重新修订。我们就自费到了庐山，有一个广播室有空房可以出租，还供应伙食。每天我写，陶芸抄。只是黄昏时散散步。后来86到87年，我们又到武汉，在湖北大学讲学，我上课之外就是修改《两宋文学史》，还是陶芸抄，大概有三四个月。我在南京二十年，认认真真工作，带了几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在工作事业方面都很有前途，还可以发展下去。老话说死不瞑目，我是死也可瞑目了。自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当然我有的时候脾气不好，自己觉得有理时，讲话不够客气，我觉得朱家维先生还是很能容忍的，他当个书记还是蛮好。我如果说还作出了一点成绩，和朱书记的帮助分不开。 

七、我的著作

我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除了刘衡如先生教过我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请教过目录学方面的问题。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从《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著作，并且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我的家学和师承决定了我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注重文史结合的方法，虽然我的著作大多数谈的是文学问题，但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不能用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应当用文艺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长期教文学通史和分期文学史的课程，我也曾编写过几种讲义。在结构的安排和资料的运用上，显示了与其它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我还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因而大体上也是同步发展的。我研究、讲授文学史，也很注意与创作同步发展的理论。以上几个方面，也就是我一生著作所涉及的范围。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写作有关著作时的一些想法：

1、关于《古诗考索》

诗学研究是我的家学，在诗歌的研究方面我的确有许多别人没有提过的看法。《古诗考索》下辑中的文章多数是在四川给《国文月刊》写的。上辑中的文章，有一部分是当了右派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写的，当时很空闲，安安静静在那儿坐着，我就开始写一些文章。记得那个时候凡是找不到的资料，我就写信给殷孟伦，叫他给我查对。后来到南京来的时候，《古诗考索》里的文章大多数没有发表，凡是友人问我要文章，我总是很快就拿出来。也有的文章是后来写的，如谈《春江花月夜》、《饮中八仙歌》等。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的是，我经过十八年的困厄之后，对一些问题在理论上的认识，好像比以前弄清楚许多。我同你们谈过，我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和文献学的高度结合。但是在替《国文月刊》写稿子的那个阶段，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古诗考索》中的一部分文章，曾经在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题为《古典诗歌论丛》。沈祖棻在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初我们之所以写这一类的文章并用这样一些方式来研究古代作家与作品，特别是千帆，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就以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据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有些人对作家生平的探索、作品字句的解释是曾经引经据典，以全力来蒐集史料，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但却没有能够根据这些已经取得的成绩，更进一步，走进作家们精神活动的领域，揭露他们隐藏在作品中的灵魂。另外一些人，曾经反覆地欣赏、玩索哪些多少年来一直发散着光和热的作品，被它们所吸引，因而能够直觉地体会到作家们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存在的一些东西，但因为仅仅是从直觉中获得的印象，也就往往对于其中的“妙处”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或者虽然说出了所以然，但又没有证据，不足以服人。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无疑地，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例如，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因而它的著者刘勰，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佛教徒，但由于他的许多结论，都是认真地研究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才作出来的，这部书中就在许多地方显示了、流露了它的自发的唯物论观点。

从这基本观念出发，我们就尝试着利用当时自己所能占有的一些知识来进行对于古代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读者们不难看出，我们不仅希望从文学、史学方面获得立论的根据，而且有时还更其广泛地利用了其他科学来解决一些通过这些科学可以获得解决的问题。

这里特别讲到要“两条腿”走路，但要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把这个意思极其简单地表达出来，是直到现在才能如此。我通过自己这个实践懂得了马列主义的一句话：真理都是极其朴素的。至于说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结合怎样占比例，是要看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主题。以前的前辈学者的文艺学论文，如我很佩服的朱自清、陈寅恪、浦江清、朱光潜等先生的文章，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这一点。

关于这个“两点论”，就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东西弄到最后就是这样简单，比如说空间，它的极致是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时间是无始无终，纯哲学的概念就是这么理解。但是具体到任何一个问题，文献学同文艺学的比例，它使用的分寸，每个问题都不同，一定要加上这一条，就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儒家讲仁，最后只有一点，仁就是人际关系，两个人，这就变得无所不包了。但是《论语》上孔子同门人谈仁，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无所不包不会一无所包，这是个艺术实践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上，形象永远是大于思想的，所以当它表现出来，被你具体感受的时候不一样，解决的途径也就不同了。我是这样体会这个问题，否则的话的确会变得空空荡荡。学术史上的大师研究一辈子，最后一定能够用极其简单的道理概括是一个原则，但是你实践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必须是非常具体的。所以说两点论永远颠扑不破。

我写《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以及《闲堂文薮》，整个来说，我写文章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般的、很容易证明的，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写的。如果文章写得像一汪清水一样，一上来一眼就能看到底，这样的文章没有必要写。总之，如果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想法最好不写。清朝有个古文家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删题，剩下的文章就会较好，我写论文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写的论文不是很多。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同时，我就情愿写得很短。我有一篇文章写那个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要是写成一篇大文章，不知要写多长，但是我最后就写了两千字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太忙，没有时间写。其实这个题目你将来如果有好学生，好学深思的，还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个好题目。我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了。其实我的《治学小言》里，每一个题目往往只有千把字、几百字，都可以写成大文章。还有一点，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抒情文字，我始终非常注意文字的简洁。有好多人，能够把文章写得很长，是一种本领。我没有这种本领。鲁迅的小说真是了不起，他写得很短。现在人文章越写越长，这个与物质文明的发达也有关系。大家用电脑打字，非常方便。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学风。怎样写才能在学问方面得到益处，或是在经济、物质方面得到好处？一心想到多得稿费，自然文章越写越长。但从另外一方面想，写得短些，人家看起省力。三个钟点能够看完的，为什么要他五个钟点看完呢？这还是个群众观点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个学风问题。我们现在要保持南京大学的良好的学风，如果能够保持个三代四代传下去，不是要完全亦步亦趋。孔子说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学风的培养，不是让你抹杀个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个性。既不能够没有规范，又不能够丧失个性。难就难在这里。我早年在散文方面没有用过功，到了南京以后，我在这方面下过一些工夫，在《闲堂诗文合钞》里面大概有五六十篇文章。以前几乎没有，根本不做，回避了问题，后来我就迎头赶上，有一些进步，但不能令自己满意。自己会写，在回过头来看古人的文章，就能够有体会。比如你写论诗的文章，我总劝你们自己写点诗，并不是要你们能够写得像陆放翁、杨万里那样好，但是自己能做，就有体会，理解古人的诗就深刻。这个不带勉强，自己感觉到非写不可了，那就写吧。那个时候我写了几首诗批评郭沫若，在安徽的《艺谭》杂志上发表了，就有人去告，主编不理他，告的人也只好算了。如何能够宽容，不仅是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宽容，在文学艺术上，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法的宽容，也非常重要。否则的话，结果吃亏的是自己。特别是搞文学理论的人，应该允许、欣赏异量之美，能够体会别人。从这个角度出发，

2、关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最早我写的一些文章，多半是学生问我问题，有的能够回答，有的答不出。答不出的问题，我就摆在那里，慢慢地想。行卷问题，就是从王维的那首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引发而来的。沈德潜对这首诗有个评论，他还是科举时代的人，他的时代虽然与唐代不同，但那个社会结构、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与唐代没有太多的区别。所以沈德潜的评语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看到了寅恪先生谈唐朝行卷的文章。后来我遇到有关的资料，就纂录下来。但在后来写的时候，对这些资料又去掉很多。这些去掉的资料，不约而同，后来傅璇琮先生都注意到了。他就把题目扩大了，写成《唐代科举与文学》，有三十多万字。我最后把这里去掉，那里去掉，只剩下六万多字。我觉得这是一个钻得较深的题目。现在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有关唐朝人的笔记、小说中讲科举的，丢失得太多，不是很完备。所以，我能找到的就找，实在找不到的，就算了。比如说，像王涯被刺的事情，甘露之变，那一年的进士行卷，很多人是写小说，就是写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材料一点也找不到。我这本书出来以后，比较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很窄的范围内开掘得很深。傅先生读书范围很广，很博雅，但是关于行卷这一部分，他的书能够补充我的也很少。后来台湾的罗联添先生也写过这个问题，不过他是偏重书札，收集得相当详备。如何通过历史材料同文学的考试制度结合起来，文史结合的研究，我做得比较具体的就是这本书。后来我就再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关于这样一个题目，基本上差不多了。稍微有个别的可以加上去，也可以不加的材料，比如说穿锦半臂，就是穿很漂亮的衣服，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材料，才又加上去的。所谓“真销得锦半臂也”。就是说，进士行卷制度不仅是本身一个考试的问题，也牵涉到社会的风习，连穿衣服都有影响。这个同《东城老父传》讲那个天下之人皆衣皂，穿黑衣服，因为唐朝的军队是穿黑衣服的。进士都是穿锦半臂的衣服，少年爱漂亮也穿。这种材料其实是可加可不加的。黄耀先先生就说，这种材料可以删掉。因为他喜欢做古文，主张雅洁。

3、关于《被开拓的诗世界》

讲杜诗我从武汉大学到南京大学，讲过多少遍。每一次我都换讲义，实际上就是换内容。我当时的想法，是要通过对讲义的改变，使学生通过讲义能够了解到杜诗的各个方面。最后一次是给你们讲杜诗，后来就再也没有开过这门课。我就想，是不是可以通过论文的形式，把我对于杜诗的一些想法总结一下。当时我就找到砺锋同宏生两个人，我对他们说：“想写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已经有了结论，你们把这个结论作有条理的表达。”后来他们就试了一下。我提出一个结论，你如何达到这个结论，我不说。《被开拓的诗世界》里的论文，我自己写了一篇，就是谈《饮中八仙歌》的那篇。砺锋、宏生也各自写了一篇。还有八个题目，我就分给他们两个人，一人写四篇。这样一来，有的题目比较容易，有的题目比较困难。所以有的写得比较好，有的写得不能满意。写得不好，我就改；写得好的，我就再使它精密一些。我曾经提到其中有一篇我改得很厉害，就是关于“白战体”的那篇。宏生起初没有体会到我的意思，我几乎完全重新写过，后来他就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老师与同学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研究生的方法。而且先告诉他结论，再要他把这个结论完全弄清楚，又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后来宏生作毕业论文《江湖诗派研究》，傅璇琮先生称赞他，说他进步得很快，这与我同他们合作写上面的论文或许有很清楚的关系。这本书出来以后，对于人们研究杜诗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其中提出的问题，是过去研究者没有十分注意的方面。我一方面注意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同时注意到以前人忽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与同学合作，有明确的结论，也有解决的方法，可是要同学亲自做一遍，这样对他们的发展比较快。这本书所起的很大的作用是在培养学生方面。

4、关于《校雠广义》

我的治学可以说是从校雠学入手的。1934年秋，我跟刘衡如老师学习目录学，写了一篇题为《〈韩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学期论文，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分类的标准，作了合理的说明。此文发表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二卷第一期。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了巩固自己的学习，我又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其中有《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证》、《杜诗伪书考》等。这些论文后辑为为《目录学丛考》，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为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我在1938年写的以首诗中，曾描述过当年学习校雠学的心态：

恒情恶贫贱，得饱更求馀。

吾亦常苦贫，而不乐簪裾。

撑肠借旧业，发箧著我书。

注杜称千家，幽閟烦爬梳。

孳孳事目录，琐琐及虫鱼。

埋梦盈荒斋，聊可鬼载车。

虚窗对平野，此意同春锄。

当时学术界对校雠学的名称、范畴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对于校雠学的主要内容版本、目录、典藏，往往又专精其中的某一方面。我对这一问题，曾作过深入思考，并将思考的结果记录在1941年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略云：

今欲尽其道，则当折中旧说，别以四目为分。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镂，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勘之学宜次及者二也。篇目旨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次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妨锢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盖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而名义纷纭，当加釐定，则校雠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唯校勘之学。其馀版本、目录、典藏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雠之支与流裔。庶几尚友古人，既能追溯而明家数；启牖来学，并免迷罔失鉴衡，其亦可也。

余以颛蒙，尝攻此道，熏习既久，利钝粗知。阅览古今著述，其治斯学也，或颇具深思，而零乱都无条理或专精一事，而四者鲜有贯综。其极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横通；主校勘者，或详其底本之异同，而遗其义理；主目录者，或侈谈其辨章考镜，而言多肤廓；主藏弆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驾，而义乏流通。盖甚矣，通识之难也。今辄以讲授馀闲，董其纲目，正定名义，釐析范畴，截取旧文，断以律令，明其异同得失，详其派别源流，成书四篇，命为广义。俾治书之学，获睹其全，入学之门，得由斯道。

1942年秋，金陵大学已迁至成都，我就母校之聘。那时，衡如先生仍然担任着文学院长，工作非常忙，因为知道我在继续学习校雠学，并且计划写一部比较全面的书，就将这门功课派我担任。着对我来说，当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诚惶诚恐的事。于是就一边讲，一边写下去。1945年，我改到武汉大学工作，担任的课程当中，仍然有这一门，积稿也随之逐渐充实。解放以后，进行教学改革，这门课被取消了。随后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近二十年，对这部没有完成的稿子更是理所当然地无暇顾及了。但是对衡如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我一直铭记在心，尝写《上衡如先生》诗二首：

老厌京尘自闭关，还将肠胃绕钟山。

长怀寂寞刘夫子，广座春风梦寐间。

争关梦觉叹何曾，敬业传薪愧不能。

未死白头门弟子，尚留孱愧感师承。

1978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指导研究生。考虑到如果要他们将来能够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则校雠学的知识和训练对他们仍然是必要的，于是就从十年浩劫中被抢夺、被焚烧、被撕毁、被践踏的残存书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校雠广义》，结果是校勘、目录两部分还保全了若干章节，至于版本、典藏两部分，则片纸无存。但因为工作需要，也只好仓促上马，勉力讲授。这就是后来由南京大学研究生徐有富、莫砺锋、张三夕和山东大学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等同学记录整理的《校雠学略说》。

有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汪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而且将写成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了他。我能够与有富合作写这部书，教学相长，薪尽火传，实为晚年的一大乐事。

《校雠广义》一书可以说写了半个世纪，终于在1996年完成了。根据我国传统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的校雠学，也许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应该指出的是，校雠学并不是我专攻的专业，本书也说不上是一本校雠学的学术专著。前辈的目录学大师如余嘉锡、姚名达先生，其学术水平非我能望其项背者。同时代的专家如张舜徽、来新夏等先生，其专业知识也远胜于我和有富。我比较有自信心的是，上述诸名家的校雠学著作或综论校雠学史，或专论校雠学某一分支的深奥问题，而本书则是比较全面地论述校雠学的实际操作方法的教科书。所以对于初涉文史研究工作的学生而言，本书或许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5、关于《文论十笺》

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当时大一国文用的讲义，是黄耀先（焯）先生选的，比较偏重散文。后来我就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个讲义，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总论，一篇是骈文，一篇是散文。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我就开始对这十篇文章作注解。头一篇是章太炎先生的《文学总略》，庞石帚先生有个注，注得很详细。后来才晓得《文史通义》也有叶长青先生的注，当时我没有看到。一年讲 下来，根本没有时间讲总论以外的东西，我就向文学院长、系主任汇报了，他们认为比一般的大一国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后来我到金陵大学，我就要求系主任高文先生，仍然用这个讲义教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在金陵大学的时候，这个书的初稿写好了，金大有些钱，他们就印了出来。用线装的，题为《文学发凡》。我后来也没有时间把骈文和散文的部分继续注解。当时叶圣陶先生已经回复了开明书店编译所，他是所长。我就把这部稿子给他，他就接受了，寄到上海。抗战胜利以后，开明书店就把它印出来了，把题目改成《文论要诠》。开明一共就印过那一回，但是后来台湾和香港都有盗版，没有通知我，也不给任何报酬。后来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印的时候，我就把书名改成《文论十笺》。后来又收入我的选集之中。每次重印，我都尽可能地作些修改补充。倭寇学者把这本书当成文学概论的教材来用。这部书不是很完整的体系，就我来说，是第一次伴随着前人的工作，加了一点工。十篇文章，有注解，有按语，还成个体系。当时我下了个决心，也和刘先生商量过，没有选《文心雕龙》。现在想来，这是对的，因为《文心雕龙》太完整。这本书许多人喜欢，生命力很强。

6、关于《史通笺记》

我第二次到武汉大学，我开了一门《史通》的课，作为一门专书研究的课。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作注。拿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作底本，他不完整的地方，我就增补；他有错误的地方，我就纠正。《史通笺记》前面有八条凡例，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后来交给中华书局，他们提出应该有凡例才完整，所以是后来才写的。我一直很感谢邓广铭先生，那个时候胡适当北大校长，他当秘书，他可以指挥底下的工作人员抄书。当时金克木先生也在武大，金先生和邓先生关系很好。我要是在武汉大学找不到的书，我就请金克木先生写信给邓先生，他就帮我从图书馆里把书借出来，请人抄好，抄得很工整。我这部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丢掉了。学生说拿去审查，实际上就往一个地方一丢，不管了。隔了四五年，他们又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交给沈祖棻。除了《史通笺记》以外，还有《行卷》等一大堆稿子，沈祖棻气喘嘘嘘地抱回来，以为我会很高兴，因为我一直念叨着这些稿子，可是我拿到之后，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不知说什么好。再后来，我就重新整理一下，并且把每部书都抄了一个副本，因为那时没有复印机。保存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史通笺记》较《通释》更为完备，特别是收入了近代学者的研究资料。

7、关于《两宋文学史》

1956年的时候，教育部想组织一个班子，写一部文学史的教科书，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我和冯沅君先生是一个组，她是组长，我们负责的是宋元部分。我那时才四十多岁，就有一个想法，如果自己能够像刘大杰先生那样，写一部中国文学通史，是一项值得尝试的工作，那时很少有个人写文学通史的。我最初的想法是受到刘大杰先生的启发，我写文学史的时候，很多文学史著作还没有出来，比如余冠英先生的三卷本，或者游国恩先生的四卷本。我所能够作为基础，或者说是学习的对象，就是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书后来因为评法批儒的关系，被改得一塌糊涂。刘先生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他在上海呆久了，当然也善于世故应酬，所以他当系主任、文学院长，都很会当。他是受了当时评法批儒的影响，自己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在北京开会，见了面也和他谈过，他也很后悔。这个人非常聪明，学问上很有通识，所以文学史写得很好。后来改成那个样子，不是他的意思。我最初就是根据刘先生这个书作为基础，想把它再扩大一点。我就把这个想法同冯先生谈了，她是个在女性学者中很有气派的人，就认为很好。她作为主编之一，也很赞成。我就这样开始写了。那时我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当时倾向于把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很重要的课，每周六小时。我大约连材料带自己的讲授，一小时需要二千五百字的讲稿。按照这样来算，一个星期差不多要写一万五千字。武汉大学的印刷条件很好，随时写出来，随时就可以排出来。于是我就先写了宋元部分的文学史稿，到了第二学期，也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最初学校对这些所谓犯了“错误”的人究竟能不能上课，也拿不准，因为教育部没有命令，后来一直到很迟，才决定右派不上课，统统要改造。在这之前，我就基本上把宋元两代写完了。写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就把这些稿子搁在那里了。此外，也有一部分明清文学史的稿子，记得是有关几部长篇小说的，后来这些稿子也不知去向了。到了南京以后，我有条件整理旧稿。但如果要整理，就必须化很多时间来看材料，特别是二十多年中的一些学术记录。我考虑了一下，就觉得化太多的时间来整理宋元文学史，会不会妨碍带研究生的工作，当然也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后来偶然一次我同吴新雷先生谈起，自己有一部稿子，想把它整理一下，但没有时间，问他是否愿意做。吴先生是专门研究戏曲的，也作一些小说的研究。他过去研究问题比较细致，但范围相对较窄，所以要他写这样一部大书，他也要好好考虑。我就对他说，在这部书中，自己感觉不足的主要是宋代的话本、南戏，也就是说，是宋元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戏曲、小说，而这一方面正是他的长处，如果他来担任的话，这部书可以写得很好。我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稿子，请吴先生来看，不满意的地方就去掉，满意的就保留。他就答应下来了。他这个人有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重然诺，答应了的事情就不会在中间打退堂鼓。他写得很快，我们又在一所学校，经常讨论。我也有些意见和他不一样，他也很爽快，可以就改，不可以就坚持。他也是胡小石、汪辟疆先生的学生，毕业比我迟，我们的私人关系还是很好的。后来我们把这部书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很快就接受，并印了出来。本来还有元朝部分，写完宋代以后，我就问吴先生是否愿意继续将辽金元代部分合作完成。但他的工作方面有个转折，就是匡老请他去主持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他当了一阵也不习惯，就辞掉了。他后来专心于戏曲史的写作，也有了成果。总的来说，这部书是以我下决心写一部文学通史开始，其结果是写了个两宋的断代文学史，而且最后还是请吴先生帮忙才写完的。所以我在后记中很有感慨的说：“就我个人来说，一部一九五七年春天就写成了初稿的书，一直要等到一九八八年，还是在一位朋友的大力协同之下，才能完成，历程竟达三十一年之久，这是不幸呢，还是幸运？亲爱的读者们，请在读完这部书之后，代我回答这个使我不无迷惘的问题吧。正是：‘韶光到眼轻消遣，过后思量总可怜。’”

8、关于《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关于文学史，我尝试过好多种写法。一种是摹仿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那个在旧的历史学家中有这么一派，他们把原始材料低两格写，个人的观点如同纲目一样，顶格写。很有名的书有邓之诚的《中国二千年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还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学通史纲要》（就是《十四朝文学要略》），都是这一派。我也尝试着写了六七篇，曾在湖北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过。后来收在书里的时候，我觉得汉魏六朝部分写得较好，其馀的不行，我就留了三章，收在《闲堂文薮》里。另外我还写过宋元文学史，那是一个断代文学史。此外，我还写过一个很压缩的文学史，那是我在武汉大学当中文系主任的时候，历史系的吴于廑先生，同我私人关系非常好，他当时是历史系主任，想要让历史系的学生扩大一些知识面，学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希望中文系能给他们开这门课。我就和一些先生商量，但他们已经习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中讲课，要从上古讲到近代，觉得很麻烦。这样一来，只有我自己讲。我就在历史系开了中国文学通史的课，后来就当了右派。这部稿子还在，但我也一直没有想到把它完成。一直到前年，有人问我是否还有什么存稿，我就说有一部文学史的稿子，但不完整，现在也没有这个精力来从头至尾写一遍了。我对程章灿一直有个想法，他在本科阶段读的是历史系，偏重于亚洲史，后来转到中文系来，文学史的基础不够，要好好再学一学。我就问他：“我有一部稿子，你能不能帮我看看。”不是要他审查，而是要他补充。通过改这部文学史稿，使他从中得到提高。后来他就说试一试。因为我们都姓程，就取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所以我是写过一个纲目式的文学史，写过一个断代文学史，又写过一个文学通史。最初写这部文学通史的时候，好多文学史都还没有出版，我就根据自己的想法，认为哪些东西是应该要写的，我就把它们写进去了。写得很简单，所以只要自己手上掌握的材料够，我就写一章，所以内容和一般的文学史很不一样。最初拿给辽海出版社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出了一批文学史，包括章培恒他们的文学史，他们就有个疑问，这部书会不会与别的文学史重复，到时卖不出去。我就说，能否卖出去我不知道，但不会重复，因为我写的东西别人没看到，我从来没有发表过。比如说，八股文我们就列了一章。还有一些游戏文字，只要有材料，我们都写。另外像汉魏六朝的传记文学，这是受到朱东润先生的启发，我们觉得那些材料根据《隋书·经籍志》的目录以及清人的辑佚，很容易将它写成一章。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游戏文字在文学史上不占有重要性。照我的看法，这个重要性在不同角度会得出不同结论。比如说对联，它对于民间的风俗，从过年贴红对联起，过寿、结婚，到名胜古迹，非常普遍。它事实上就是小骈文。骈文里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很好的对联，它是从骈文中分化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很重要。但真正要说哪一个人作对联做得非常出名，比如说清朝末年在扬州有个方地山，被人称作“联圣”，的确做得很好，但总不能把“联圣”和曹雪芹、吴敬梓相提并论。到现在为止，在湖南、广东这些地方，还非常注重对联，在民间还是受到普遍欢迎。如果我们认为文学史不仅仅是文士手上的工具，也包括老百姓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这些文学样式的地位提高一下。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朱东润先生总是说刘博平先生的观念守旧，不把白话文看成是文学。五四时期像这样的人不稀奇，刘博平就是黄季刚先生在北大的学生，当时把新文学看成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作品。当时胡适敢提出《尝试集》，“八不主义”，还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现在倒过头来看，比如说一个人教古诗，可以说自己不会作诗，也反对作旧诗。这个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不行，如果汪辟疆先生教苏诗，王伯沆先生教杜诗，他说自己不会作诗，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不过毕业了六十年，就完全改变了。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作旧诗，做得怎样是另外一回事，旧诗体的刊物比起新诗的刊物《诗刊》这么独此一家要多得多，总有好几十家。有人赞赏，也有人反对，这就比较正常。所以，如何理解文学样式的社会化，在文学史的写作中要考虑到。我们这部文学史是比较有条理地介绍了一些过去文学史上所不提的内容，我们写了，大家不欢迎，那将来不重印，也就消失掉了。但总应该试一试。我们原来还有个想法，就是把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也写几章。后来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用过功，临时学习恐怕会使这部书本身的质量降低，所以就没有再写下去。这部书出来之后，很难说学术界会给个什么样的评价，但至少是与别人的不太相同。总的来说，我就感觉到，写文学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作品，我们要用文字去表达它，而且又不能形象的文字而是要用抽象的文字。怎么能够抽出一些条条框框来，而这些条条框框与文学的实际又不是想去太远，很难捉摸。依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往往是自己被哪些作品所感动，然后用你所认为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写得很不错，但究竟写得怎样，也很难讲。要把文学史写好，就必须对每个作家都研究得很精深，这就需要专家；而写文学史又需要通才，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很泼辣，不能太拘谨，这是一对矛盾。你对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看法，往往你的实际功底达不到那个高度。幸亏我们的合作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我认为和同学、朋友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没有顾忌，彼此之间能够坦诚交换看法。

9、关于《宋诗精选》

这部书在收入我的文集的时候，改成了《读宋诗随笔》，就是把这部书中的品评的部分辑出来汇集而成。这部书就我个人的爱好而言，我非常喜欢。它不是一部很好的宋诗选本，并不能够反映整个宋诗的面貌，但是，凡是我所选的诗，都是我有些个人想法，也仅仅把自己的那点想法写了出来，就几百个字。当时出版社有个很奇怪的想法，希望不要写得太多。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有些先生写起东西太长，前辈当中，俞平伯先生就是这样。他讲词，一高兴起来，一首小令可以讲上几千字。而我原来就是不喜欢写长文章，所以我只写几百字。我特别注意所选的诗有什么特点，我有什么体会。如果有特点，而我又没有能够发现，我就不写。一定要既能发现起特点，又能将它表达出来，在这个前提下，我才会写下来。所以，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只要喜欢这首诗，有所体会，就选了。这是一部晚年之作，自己在写作时没有什么拘束，比较自由。其中所表达的道理都比较朴实，能够代表我晚年的一些看法。写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我写到王安石的《明妃曲》，我觉得朱自清先生讲得很好，我就抄上去了，自己不加一语。我觉得一个人写文章，写到最后，自己不约束自己，很随便，这是一个到老年才能达到的境界。锺仲伟说“文多拘忌，伤其真美”。我早年的文章多少有些矜持，有意识想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样就不够自然。写这部书的时候，因为比较放松，写得比较快，也不苦。我觉得做学问能够做到自我放松的自在的境界，是比较高的，这个境界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的。我现在就是觉得当时选少了一点，现在也没有精力再写了。我觉得这部书对于一个才学宋诗的人，作为宋诗入门的书是很好的。你有我早年和缪琨先生合作的《宋诗选》，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合看，就可以看出我的进步了。

程千帆口述　张伯伟整理

《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河北教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