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注：今天是抗日战争爆发之“七七”卢沟桥事变八十周年祭日。先父和他的兄弟以及诸多战友为了抗战曾抛妻弃子、毁家纾难或甘洒热血。为了记住这段历史，特撰写并发表《我的父亲》之六：《老友分手 撤离汉口》以志纪念。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的序幕拉开了。这是抗战时期敌我之间一场大规模战役。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此役，日本调集了25万精锐兵力、120艘军舰和500架飞机进攻武汉，加上支援性部队，总兵力约40万。而国民政府则由四个战区110万军队、30艘舰艇和300架飞机保卫武汉。其中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负责江北作战。根据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的数据，中国军队最终以伤亡40多万军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人，阻塞了日军侵华步伐4个半月，消耗了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有生力量。（不过，根据日本1975年出版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记载，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会战的两个军一共战死6800多人，受伤2.5万余人，合计伤亡3.2万人——作者注）
9月中旬，安徽省的安庆、合肥和六安以及江西的九江都已失守，河南的固始和麻城也被日军占领。很多国民政府机关和中共八路军办事处都已撤走。过去一两年里从全国各地茵集武汉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撤离，或南下广西、云南和贵州，或转移至重庆，还有少数则辗转去了延安。原本抗日高潮迭起、热闹非凡的武汉三镇各个街巷开始逐步冷清下来。《救中国》周刊早已停刊，抗日壁报也没什么人看了。这表明普通的武汉市民也开始逃离、疏散，各自避难去了。
一天在吃饭时，何伟对父亲说，日本人要来了，我们都该走了。父亲说他想去延安上马列学院。何伟说，当然好，我也支持。但是现在这个局势你怎么去呢？你还是先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黄新学那里去吧，他那里需要人。等那里工作完毕你再找机会去延安吧，而且从那里去延安也近些。何伟还说，他这也是代表省委的意见。父亲答应了。那天父亲拿出一瓶酒，各倒了一杯，与何伟一饮而干，是谓告别酒。
父亲收拾了一下行李两天后就告别何伟坐火车去位于武汉北边近200公里远的河南信阳鸡公山了。据说，父亲走后没几天何伟也离开汉口走了，是奉中央指令去大别山地区向中共安徽省工委传达中共长江局的工作部署了。何伟在抗战期间先后任新四军四支队、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党委书记。
那时，与父亲熟识的老朋友大多已经离开武汉分散走了。比如，与父亲一个党小组的那位李姓先生（李抱一）上半年就已随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撤离武汉到鄂西去了。胡绳则在《救中国》因无经费而停办后没多久就去协助邹韬奋先生主编《全民抗战》，在武汉期间与父亲也见不上面了。大约也是9月份，胡绳先到了宜昌，并在那里续办了1-2期《救中国》，然后《救中国》周刊也就永远停刊，再也没有复刊了。（也有资料说胡绳先生没去宜昌而是直接去了襄樊，《救中国》周刊在宜昌复刊那1-2期是史枚先生和另一位先生编辑的——作者注）然后，胡绳又去了襄樊，在那里主编《鄂北日报》。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父亲曾两次到过襄阳，均见到胡绳先生，那时他已受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邀请来到襄阳办《襄阳日报》。与胡绳一起去的还有进步人士孟宪章、范文澜、臧克家等。当然此是后话。
父亲的另一个好朋友黄心学更是在前两个月就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去了。成庆生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父亲离开武汉的一个月前，但两人都没说什么，老朋友只是互道珍重，后会有期。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俩后来就再也没有见面了。后来父亲听说成庆生随着一批文化界人士从武昌南撤到湖南去了。再以后情况，父亲也不清楚了。
父亲的发小蓝志一先生当时住得较远，离父亲所在的公益会和天泰纸庄约有好几里路，还不通公交车。父亲没提他临走前有没有跟蓝乃真道别，但我想，父亲显然是跟他的发小蓝乃真先生告别了，否则单身一人的父亲不会花两天时间准备行装再走的。至于父亲与蓝乃真是怎样告别的以及当时身为汉口慈幼院院长的蓝乃真有没有也撤离武汉等问题因父亲没说，加上史料缺乏，均不得而知。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父亲与他的这几个从1932年起就在武汉认识、相聚并投缘的好朋友也就在武汉会战后期，就此分手各自星散了。
自那以后，何伟和胡绳与父亲在中共建政后还见过面，而黄心学则和父亲在以后几个月也曾在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共过事，再后来又分手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了（黄心学先生1939年春与父亲在襄阳分手——续集将谈及，曾先后任湖北襄枣宜县委组织部长及随枣地委宣传部长，1941年后曾任天汉、襄河、襄南、襄北、洪山等地委组织部长，1949年6月任中南局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1950年4月病逝于汉口——作者注）。但成庆生和蓝志一这两个人，自那年9月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以后，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那年10月中旬日军合围武汉前夕父亲有事临时从湖北随县回汉口一趟时好像曾与蓝志一还见过一次面？这个判断也是根据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上的笔法和语气猜测的，后面将说到——作者注），甚至连他们后来的情况，直到去世父亲都几乎一无所知了。
据父亲回忆，离开汉口后他曾两次听说过老友蓝志一。一次是1949年，姑妈从泰州老家送小姐到淮南路东根据地读书时告诉父亲说，蓝志一在抗战期间曾回过泰州，还到过家里询问过父亲的下落。另一次则是文革期间，父亲被审查，也曾被外调小组人员告知，组织上掌握了蓝志一在抗战期间还曾给在太行山工作的他写过信（那次可能是蓝乃真先生偶尔从父亲当年办的太行山根据地报纸上得到父亲下落的蛛丝马迹后写的信，但由于再次转移，父亲好像并没有给他回信——作者注），要他交代与蓝志一究竟是何关系？但囿于当时条件，这两次虽得知老朋友、发小蓝志一还活着的消息，父亲仍无法与蓝先生建立联系。
不过，父亲在文革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些材料上却曾断续地谈到了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位好朋友当年在武汉时对他的帮助和兄弟般的友谊。我想，父亲生前肯定会时常想念这些好朋友的，只是他未曾写自传或日记以记录下他内心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或者仅仅是因为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而不知道怎么写而已。为此，我想在这里将撰写这份文稿时所查阅到的有关成庆生和蓝志一这两位父亲在武汉时期的好朋友以后的情况简略介绍一下，以飨读者，也算是告慰一下九泉之下的父亲。
经查，笃信基督但决心抗日的成庆生先生南下长沙后又到了广西。1939年初，广西当局为培养桂系抗日干部，兴办了一所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急需教员，便向中共求援。受当时中共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委派，成庆生与左联作家周钢鸣、乡村教育家操震球和侨领林云峡等文化界人士到这家学校当了一段时间的指导员。后来，成庆生又到了香港。1941年底日本军队占领香港，中共南方局指使东江纵队对内地旅港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大营救，共300多人被转移至内地，其中就有胡绳和成庆生两位先生。抗战胜利后，成庆生再次来到香港。彼时香港社会逐渐恢复发展，教育需求增加，最初由陶行知先生于1936年兴办的位于九龙的中华业余学校于1948年得以复校，改名中业学院。郭沫若任董事长，次年成庆生任院长。该学院学生人数最多时约200-300人，曾聘请沈钧儒、邓初民、刘恩慕、萨空了等学者授课，中间还邀请茅盾先生设讲座，1951年香港中业学院又改名为中业专科学校。1959年春，二十多年前与父亲在武汉分手的好朋友、一代教育家、虔诚的基督徒成庆生先生病逝于香港，年仅49岁。
中共建政后的1952年初，父亲联系上时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兼桂北区党委书记的何伟，方才得知他心目中很虔诚的基督徒成庆生居然也是共产党员，并与自己和黄心学一样，也都是由何伟介绍入党的，而且是与父亲和黄心学前后入的党，但当时何伟并没有说成庆生在哪里（事实上，作为党员的成庆生届时正在香港做地下工作——作者注）。让后人感慨和遗憾的是，成庆生去世时正逢内地大搞所谓的“反右倾”运动，身在安徽的父亲自顾不暇，加上后来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信息封闭，父亲并不知晓老朋友成庆生去世的消息。直到三十年后自己去世，父亲也未曾知晓他这位曾教过自己英语的老朋友早在三十年前的1959年就已经去世了。成庆生虽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那待人做事谦恭热诚的做派留给父亲的印象却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也有史料记载，早在1936年，也即何伟、黄心学、成庆生和父亲等人在汉口就着生活书店组织抗日读书会的第二年，成庆生就辞去了华中大学附中校长职务（一说是华中大学中学部主任——作者注），跟随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先生去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任该报主编，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但因该报发行和读者主要在内地，在香港办这个报纸很是不方便，结果《生活日报》在香港只出版发行了两个月就又迁回到上海续办。成庆生也随之回到上海。1937年上海“八一.三”打仗后，成庆生先生又与很多文化人一起撤到了武汉，回到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继续他的抗日文化工作，直到一年半后再次从武汉撤往长沙。这事儿父亲应该知道一些，而且在此期间，成庆生与父亲以及何伟和黄心学，甚至还有蓝乃真等老朋友显然也曾团聚过，但可能因无必要，他未曾跟我们说过，也未在他接受审查的交代材料中写过。
相对于成庆生，蓝志一就更为命运多舛，也更让人叹息了。
一直在基督教会办的汉口慈幼院工作的蓝志一于武汉沦陷后的情况因史料缺乏，无从考证。但网络上却有其中共建政后并不完全的经历介绍。根据网上检索的情况看，蓝先生1950年前似乎在苏州又兴办了一个孤儿院。维基百科说，“这个孤儿院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来源，完全是蓝志一凭信心开办的。蓝志一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活在膝盖上的基督徒’，经常与人一见面，不是先谈话，而是先一同跪下祷告。”后来蓝先生又到了上海，成为上海基督教会主要的同工、长老之一，主要负责上海福音书房的属灵书刊发行工作。”还说，1956年1月29日，蓝乃真和“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等同工因不参加‘三自’组织而被捕，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判刑10年，押解青海劳动改造，在劳改营中度过可怕的大饥荒，虽然饥寒交迫，周围死了许多人，他负责管理仓库，坚持不偷吃一粒花生米，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家中五个子女，全由蓝师母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基督教“三自”组织是指中共建政后在中国推行的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不受梵蒂冈教皇影响的宗教政策——笔者注）
据史料记载，位于青海省那里的劳改营在1960年前后曾发生过可怕的大饥荒，死了数以千计的囚犯和无辜的人。坚信基督的蓝先生那个年头能在条件如此严酷的青海劳改农场存活下来，实属不易啊！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蓝志一被释放后，从青海返回其家人的居住地武汉，被分配在一家建筑机械厂监督劳动，主要工作是清洗厕所，疏通下水道，月薪三十元，仅能糊口。两年后，蓝志一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抓，被关押了一年多时间。释放后，蓝志一不想连累家人，独身一人居住在厂里一间破旧漏雨的小屋之中，但其并不以为苦，相反，每天一早他即起身虔诚祷告他的主。上世纪八十年代，基督教礼拜堂在中国大陆地区逐步开放，蓝志一便常去武汉的一些教堂为教众传释福音。据记载，蓝志一逝于1989年3月9日，享年81岁（仅比他的老友，即先父辞世早17天，享寿亦多一年——作者注）。
蓝先生一生信教行善，扶困济弱，照顾孤儿，在逆境和重压下也始终坚守不渝。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院长的汉口慈幼院有不少成年后的孤儿们在他的鼓励下参加了武汉救国会，为宣传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有一些成年的孤儿最终还参加了抗日军队，更有一些孤儿甚至去了延安，参加了共产革命。
然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蓝志一却被判刑，渡过了九死一生的二十年劳改生涯。但是，蓝志一先生从未要求过政府为自己平反，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他在“为主受苦”，也是他这个“基督徒的荣耀”而已。这是一种多么虔诚的信仰啊！蓝先生去世后，有教徒引用《新约圣经》第十一卷《提摩太后书》上的两句话作为一幅挽联送他，
上联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下联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横幅是：“谦卑敬虔坚守真道”。
这副挽联及其横幅确实是蓝志一先生一生恰如其分的总结。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作为晚辈的我觉得，如果用两个带虔诚字样的成语来形容蓝志一先生，那么就是：心虔志诚和一秉虔诚，多么契合蓝乃真先生的字——志一啊！父亲的发小、老友、抗日救亡时期的同道——蓝志一先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当然，蓝志一先生的经历也表明，人的肉体可以遭到摧残甚至消灭，但信仰不可以。
再继续说父亲到河南信阳鸡公山的事儿吧。那时武汉大学在鸡公山的一个林场有项目，似乎也拥有部分产权。这个林场全称叫“平汉铁路农林总场”。当时，武汉大学林学院有一位教授、林业学家叫李相符（经查，李相符先生系1907年生人，后成为中共党员，但当时身份却是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民主人士，中共建政后曾任林垦部副部长，北京林学院院长，1963年去世——作者注）。李相符先生当时因在鸡公山林场有科研项目，还兼任着这个林场的场长，就经常去鸡公山做科研工作。现在武汉大学东湖校园里四处可见的郁郁葱葱、自成景色的池杉林全部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河南鸡公山林场引进而大量栽植的。这显然与李相符先生当时的科研和苗圃实践工作分不开的。
1938年初，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经查，系1900年生人，中共秘密党员，著名进步人士，中共建政后曾任中央政府监察部副部长，1983年去世——作者注）曾在河南发动过一次影响很大的民众抗日运动，培训了很多民运指导员，还在鸡公山成立了“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委任李相符任专员。该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短期培训一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豫南附近县、市抗日组织送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再分到豫南地区各县去做抗日工作。实际上，此时的鸡公山铁路林场是中共在豫南地区培训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续集文章将提到这个“豫南民运办事处”所培训的中共基层干部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的相关情况，看来发挥的作用还是挺大的——作者注）
1938年9月下旬的一天，父亲拎了一个箱子从汉口坐火车到了豫鄂交界处的武胜关，然后下车步行上山找到办事处与黄心学会合。鸡公山铁路林场有一栋两层小办公楼和几栋平房，周围树林茂密，条件尚可，但此时办事处的人却不多，只有十来人，也许参加培训的人都走了吧。这里有一个党支部，包括父亲在内一共仅4人，支部书记是黄心学，还有苏苇和另一个人，父亲已忘记了他的姓名。苏苇是个姑娘，当时很年轻，约仅二十来岁，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到延安读了延安中央党校，1938年初被组织上派到武汉来搞抗日宣传工作，参与组织过武大学联和学生救国会的工作，好像与李锐先生以及黄心学的教会女中学生梁立琳等都有过交集，后到新四军工作，与潘琪先生结婚（潘琪先后任新四军六支队宣传部副部长、淮北区党委第二地委宣传部长、安徽省教育厅长，1954年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后文将说到潘琪先生——作者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苇曾在武汉市江岸区任区委书记，1953年后调北京工作。
父亲抵达鸡公山没多久，日本军队就占领了离鸡公山不远处平汉铁路上的柳林站。李相符提出要撤回湖北去，在与黄心学和父亲等商量后便决定办事处所有人都离开鸡公山，然后经花园来到了襄阳。在襄阳，他们找到了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钱俊瑞。钱当时是国军中将军衔，但同时却是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经查，钱俊瑞先生系1908年生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家，中国农村研究专家，中共建政后曾先后任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安徽省安庆地委书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等职，1985年去世——作者注）。父亲还见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刚到那里不久、正在主编《鄂北日报》的胡绳。胡绳此时也身着军装，佩的是国军上校军衔。老友见面分外高兴，但这次见面时父亲与胡绳都是公务缠身，胡绳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没机会多谈他俩就互道告别了。
钱俊瑞和胡绳告诉李相符、黄心学和父亲他们，因日军大军临近，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已答应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准备在随县设立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划出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的十三个县市，如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天门、汉川、孝感、应城、云梦、安陆、应山、信阳、桐柏等，全部归其管辖。该抗敌工作委员会成为鄂豫边区事实上的抗日联合政府。于是，跟随李相符从鸡公山到襄阳的所有人，包括父亲和黄心学、苏苇等都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被编入了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父亲他们于是便先在襄阳后又到随县待了一个短时间以侯下一步指示。
该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有5名委员，即石毓灵、李范一、范文澜、李相符和陈超，石毓灵为主任委员，李范一为副主任委员。该工作委员会下设有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政治指导部和经济委员会等机构。石毓灵是第五战区第一游击纵队司令，中将，他还兼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是陈超，少将。政治指导部主任则是李范一兼（李范一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建国后曾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还兼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作者注），副主任则是杨显东（1902年生人，我国的棉花专家、农学家，中共建政后曾任农业部部长，刘延东女士的公公，1998年去世——作者注）和李相符。李相符既是抗敌委员会委员，同时也兼政治指导部副主任。
这个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是一级抗日政权机构，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则是一个统战组织，名义上虽是三个民主人士当主任和副主任，但实际上几乎全部是由中共控制的。该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民众抗日，发展民众抗日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并协助地方政权进行抗日文化教育和生产等。政治指导部拟设在随县。得知这个消息后，李相符、黄心学和父亲他们于是又从襄阳折返至随县，等候中共方面指示。此时大约是1938年10月中旬，其时武汉会战正在武汉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外围展开，武汉尚未陷落。
由于此时这个抗敌委员会及其下属政治指导部刚发文组建，中共方面具体指示尚未明确，各地派遣人员也未到，所有拟设机构均停留在纸上，父亲他们回到随县后一时无事可干，只好等待。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值得记录。
据父亲回忆，他们回随县后党支部讨论今后工作时认为，组建政治指导部是件大事，但就他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肯定不行。因此，得向组织上建议多派些干部来。与此同时，如果各人有熟悉的信得过的人，也可以推荐。父亲就说，他离开汉口时碰见一位曾在某个教会中学教书的一位叫胡锦绣的女教师，以前也是读书会和文化界救国会的积极分子。她问去哪里？父亲说去河南鸡公山抗日。这位女教师当即说她也想去。父亲说下次有可能再说吧。黄兴学听了就说，这个胡锦绣我认识，人很要求进步，也热心抗日。那怎么通知她来呢？此时寄信去总得要几天时间，但随县到汉口200公里铁路，坐火车半天可到。于是黄心学便对父亲说，略老弟能否辛苦跑一趟？（黄心学比父亲大一岁，朋友相处，关系也密切，方有此称谓——作者注）顺便将你上次没带的书籍也带来？以后我们的培训和宣传工作也用得着。
本来，父亲还想这事写封信去就得了，但提到书，父亲心动了。父亲回忆，那次离开汉口前收拾好了一个装满了自己喜欢阅读的书籍的箱子，但因不知河南鸡公山前方路途情况，箱子又重，结果便将箱子放在公益会的宿舍里，只带了几本喜爱的书上路。自己也一直觉得上次没带书箱来很是遗憾。于是父亲就答应了。在这前后，李相符先生和苏苇似乎也去了一趟武汉，可能也是为了招揽一些人手去做联络工作的吧。
其实这事儿当时真的很危险，也就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因为根据史料，10月16日那天日本军队就已经从广济以西的松阳桥向汉口发动进攻了，而且日军第六师团已经占领浠水县，汉口东北边的麻城也正在激战。大约一周后，也就是10月24日，国军弃守撤退，隔日日军便占领了整个武汉。但父亲他们对这一切并不是很清楚。
父亲那天（大约是10月中下旬之交的某天）从随县坐火车去了汉口（那个时候火车居然还开行，真让人意外！——作者注）。一路顺畅，火车上很空，没什么人。但当父亲在汉口下火车好不容易找到那位胡锦绣老师时，没想到胡却以她母亲不同意她走而她也需要照顾母亲为理由谢绝了。父亲只好再次一个人离开汉口坐上火车返回随县，好在这次将那个沉重的书箱带走了。连头带尾，父亲干这事儿只花了三天。当然，这位胡老师以后也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不过，这一趟汉口父亲也没算白跑。虽然未能如愿带上那位胡老师去随县抗日，父亲却无心地介绍了另一位年轻人去了。这也算是意外收获。据父亲回忆，那天一早，父亲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拿了书箱准备去火车站搭车走时，天泰纸庄的一位名叫李力的年轻职工，也是从汉口慈幼院出来的孤儿（先父不确定这一点，这里是作者猜测，仅供参考——作者注），见到父亲，说他也想去随县抗日。父亲就说，那你收拾好东西就来吧，还告诉了他如何走的路线。过了一个多月吧，那个小伙子李力果然找到大洪山长岗店来参加抗日并最终加入了中共（可能是先父介绍入党的——作者注）。后来据说其第二年还到了延安上抗大学习了。再后来，这位李力先生的情况，父亲也就不知道了。
这趟短暂的汉口之行，父亲是否见到了老朋友蓝志一了呢？父亲没有明确地说。但从父亲留存下来的一份写于文革期间受审查时交代他与蓝乃真先生关系的材料底稿上，似可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在那份材料底稿上，父亲用淡蓝色墨水钢笔很潦草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时间仅两日，住在天泰纸庄，……未去蓝乃真处（蓝住处离纸庄较远，不通公共汽车——作者注），如蓝乃真偶来市区‘巧遇’也有可能。也就这么一回事，但我想不起来了”！
最后那个感叹号是我加的，因为父亲在这句话后只在下面落了一个时间款：1970年5月30日（那时距母亲含恨去世半年不到——作者注），没有签字，也没有标点符号。但我想，此处如加上一个感叹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据此分析，我认为父亲那次去汉口很有可能确实见到了他的发小蓝乃真，只不过当年父亲在压力下写相关交代时就是不愿意直白地说出来而已。在父亲回随县的前一天，如果那时作为基督徒和慈善家的蓝乃真先生还没有撤离的话，得知消息后或许真的来到父亲下榻处与父亲见了面的吧？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父亲与蓝乃真，他俩从小就同读私塾，同上中学，成年后又同闯武汉，再一同在不同的战线上以不同方式共同抗日。他们是发小，又是那么好的朋友，虽然身份不同，一个是职业革命者、中共党员和坚定的无神论者，另一个则是慈幼院院长，慈善教育家和虔诚的基督徒，两人信仰虽有不同但都很虔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祖国已被侵略、民族面临存亡之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抗击日本侵略者，曾一起和各自做过那么多的奉献和努力。在日本侵略军即将攻陷武汉的时候，如果他们能有这么一个如此难得的机会，在这个让他们在过去那些年里结成了深厚友谊的地方，也即将被日军占领的空城里再见上一面，畅叙一番，为什么不呢？写到这里，作为儿子，我明显地感受到父亲在文革正酣期间被勒令写这份交代材料时的那种愤懑的心情。
那天，父亲在其交代材料上写下可能“巧遇”“偶来市区”的蓝志一先生“也就这么一回事”等文字时，他的心里显然在愤怒地质问：对我们的这种在共同抗日救亡中加深和巩固了的竹马之谊，还需要你们在三十多年后再来审查吗？
我不知道父亲在写这份交代材料时是否得知了老朋友蓝乃真先生后来经历过的那些悲惨遭遇，但他从外调人员的态度上应该是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位发小后来几十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这张书写潦草的底稿显然在告诉我们：父亲在思念他的一生好友——蓝志一先生。
当然，说白了，“也就这么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