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我的父亲》这个系列文章，初定9集，均摘选于几年前所写的纪实性书稿《我的父亲母亲》，主要是考证和叙述了先考青年时代（1909-1939）在日寇侵华步步紧逼之际，是如何接触、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最终毁家纾难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以及到延安去的经历。文章还谈到了父亲的几个兄弟，也即我的几位叔叔，在中国那个动乱复杂的历史时期各自的人生道路选择以及与父亲这段青年时代的经历有所交集的一些有名或无名的历史人物的情况，其间还偶尔简述了同一时间母亲的经历以增强家史的立体感。今年的父亲节就要到了（6月18日），我希望该追忆先考青年时代经历的系列文章的刊发能给读者带去启迪与思考。谢谢大家！
武昌的湖北第一分监位于武昌民主路上，占地面积很大，主要关押刑事犯。其西南部是湖北省反省院，所有政治犯都被关在那里。湖北省第一分监与湖北省反省院是平行单位，行政、人事、财务等互相之间都没有关系。父亲被聘为会计主任（其实，那时正规单位的会计除了见习，似乎都挂个主任头衔），月薪二十四元，主要管理行政经费开支，发工资和报销之类的。据父亲生前回忆，当时监狱长工资有120元，下面的科长们、看守长和教诲师的工资50元，再下面就是他和蓝乃真这样的办事人员和普通看守了，大约都是二十元左右。监狱东南部则是一爿工场，有一些车钳刨铣设备，生产一些五金类产品，让服刑囚人作业劳役以培训其技能（看来我们现在的劳动改造也并非首创，民国时就有了——作者注）。工场财务账目不归父亲做，所以平时的会计工作量不大。有一次我们问这事，父亲说一天只要干1-2个小时就完成做账任务了。父亲喜欢读书，空余时还经常到离监狱不远处的武昌图书馆去借书看。也就在武昌图书馆，父亲阅读了很多书籍，除了一些有关经济、历史和人文方面的书籍之外，居然还阅读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到武汉工作没多久，也是通过他的发小、基督徒蓝乃真，父亲认识了蓝的一位教友、当时华中大学的一位学生，叫成庆生。成庆生父亲是一个神父，他自己也信奉基督，而且很虔诚。成的年纪与父亲及蓝乃真差不多，是江苏镇江人，润州中学毕业后到位于武昌的华中大学来读书，家境看来也很不错。泰州与镇江隔江相望，相距不远，成与父亲及蓝乃真都算是老乡。所以，一经认识，加上年龄相仿，身在武昌的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父亲曾回忆说，那时他有空常去华中大学找成庆生。他说他之所以熟识并交往成庆生是因为他自己想学英语。他发现成庆生英语很好，发音纯正（华中大学是教会大学，聘有不少外国教师），而且待人诚恳厚道，有时间也愿意教他英语口语。当然，父亲常往华中大学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经常能从成庆生那里借到一些所谓的进步书籍。在与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位基督信徒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父亲也了解了不少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知识，如，基督教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离婚，不可欺骗、宽恕他人以及爱神也爱人等基本教义。不能说这些东西对父亲没有影响，但奇怪的是，父亲尽管很尊重基督教的教义，年轻时也交了两个这么要好的信奉基督教的朋友，但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基督教信徒，而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共产党人。这显然与父亲后来又认识的两个很要好的新朋友有关。这两个新朋友，一个是何伟（原名霍恒德，文革前曾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另一个是黄心学（又名黄海滨）。
成庆生当时读书的学校叫华中大学，也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大学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北京的燕京大学一样，都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其前身是美国一个遵循天主教的新教组织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的文华学院，后来又先后并入了英国循道会的博文书院和美国耶鲁大学在长沙办的雅礼大学，1924年更名为华中大学。华中大学也位于武昌，离湖北第一分监不远。由于经常去华中大学借书并跟着成庆生学英语，没过多久，父亲又通过成庆生认识了他的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也是成庆生最要好的朋友——何伟和黄心学。这两个人后来与父亲一样都成为了共产党员。何伟还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另一人是胡绳）。可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在武昌所交往的这几位信仰不同、道路各异的年轻人——蓝乃真、成庆生、何伟和黄心学都是父亲青年时代关系最为密切、感情也是最为深厚的好朋友。
他们五个青年人信仰不同：成庆生和蓝乃真信奉基督教；而何伟、黄心学和我父亲则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神论者。他们的学识也各有千秋：蓝乃真和我父亲都是先读私塾后读中学，新学旧学兼修；而何伟、黄心学和成庆生三人则是当时最时尚的教会大学学生，视野也更加开阔。但他们相同之处也不少。首先是年龄相仿：何伟与成庆生均生于1910年，稍小；黄心学和蓝乃真稍大，都是1908年生人；我父亲则是1909年生人，居中。其次是性情相投。从所能搜集的资料看，他们似乎都是具有聪明、善良、严谨和独立品格的人。因为他们都很自尊与克己，知道自我检点与反省。而且，他们身上还带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愫。更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各自选择的拯救中国的路径不同，但在为国家的富强和百姓的福祉方面所做出努力似乎都体现了非常类似的人生抱负和献身精神。他们之间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很难说他们所信奉的两大意识形态——基督教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相通之处和互相影响。特别是何伟与黄心学，他们都在教会学校读书(何伟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汝南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肯定有所研习揣摩，何况他们当年最好的同学就是成庆生，而后者又出生于一个神父家庭，自己也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在查阅他们的资料时发现，他们五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共性，即他们虽说意识形态不同，人生道路殊异，但都崇文而不尚武。信奉基督教的蓝乃真和成庆生自不必说，基督教义就是爱神、爱人和不杀人。而何伟、黄心学和我父亲在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共产革命之后，也都没有直接打过仗，更没有杀过人，甚至在严酷的一波接一波的中共党内整风运动和路线斗争甚至文革中，连私下里揭发或诬陷他人之类的事儿一个也都没有做过。不仅如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不顾自己安危，还想方设法地尽量保护他人，为他人说好话。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五个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从事为各自意识形态服务的宣传、教育、劝谕以及文化方面的事业（黄心学后来改为从事中共党内的组织工作，而中共建政后我父亲也才脱离宣教行业转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当然，他们最后也各自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同时也是坎坷的、属于他们自己及其后人同时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众的人生。可见，一个人年轻时的交友是多么地重要。父亲通过成庆生认识何伟和黄心学并成为朋友是1932年下半年的事情。
需要说明的是，自1938年秋武汉沦陷、天各一方后，他们这五个好朋友开始了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遭遇。除了何伟，父亲似乎并不完全了解蓝乃真、成庆生以及黄心学这三位朋友分手之后的经历。就是何伟，父亲也是在中国建政后才得以重建联系的。而其他三位，即黄心学、成庆生和蓝乃真，可以说，父亲几乎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武汉沦陷后，父亲与黄心学曾在河南鸡公山铁路林场以及湖北大洪山国共合作的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共事约半年时间，然后在襄阳分手——作者注），一直到文革期间被审查和被外调。因此，父亲生前不仅极少回忆并说起他的这几位老朋友，书写并留存下来的有关他们的文字资料也很少，即便有，也是在他人外调要求交代时不得不说它三言两语。但在武汉那几年的相处中，父亲显然与他们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情。
因此，在写这本有关我的父亲母亲历史的书稿时，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使这些可尊敬的前辈们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真切些，我在网上分别仔细地检索了这几位叔伯辈先生的情况，也查阅了一些地方志。其中有的人，像何伟，由于成名较早，在执政党内地位也比较显赫，网络上可查的资讯就比较多；蓝乃真和黄心学也还有一些，但不多；不知为何有关成庆生的公开信息却比较少，百度等好几个搜索引擎上也仅找到少量的有关他的断断续续的信息。最让我诧异的是，他们五个好朋友中，可查网络信息最少的居然就是我父亲。因为网上父亲的资讯干脆就是空白或者根本就被淹没掉了。我在想这也许跟父亲在那段时间里两次更改名字有关系吧。
1937年底，他在汉口与胡绳创办中共党史上唯一的一份中共公开出版刊物《救中国》周刊时，也许为了办刊方便，便将“史金缄”这个名字改为“史略”。1939年父亲辗转去延安并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又改用过“史轮”这个名字。但由于“史金缄”和“史轮”这两个名字下没有什么值得载入史籍的东西，而“史略”这个姓名又因与许多简史类典籍名称通假，所以搜索时，父亲的姓名——“史略”这两个字几乎完全被淹没在网络上巨量的与目标人物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庞杂信息之中了。不管怎么检索，我都无法检索出与“史略”这个姓名相关的任何有针对性有价值的资料来。这也让我试图从互联网上搜寻到更多有关父亲信息的努力变得毫无用处。这对于写这篇文章的我而言确实是很感遗憾的事儿。
当然，在撰写此文时，即便通过各种方式搜寻到文中所述某些历史人物的很多资料和信息，我也不会在这本书稿中将所有人的可查询到的资料和信息全部罗列出来。我所能做的是根据文章需要，尽量多地利用这些资料及其透露出来针对性信息及其与本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后文中陆续向读者描述这些前辈各自的人生轨迹和业绩，以加强此文的可读性和历史纪实性。
父亲与成庆生、何伟及黄心学认识以后，有空就经常去华中大学找他们。他们也经常到父亲租住的离华中大学不远的住处聚会。父亲爱好学习且为人慷慨大方。那时父亲每月二十四元薪水虽说不高，但发的是银元，在当时这些钱的购买力还是可以的，又是一个人，除每月寄十元回泰州接济家用及供自己吃住外，余下的就拿来买书或供他们这几个年轻朋友们聚会时打牙祭用。那时，这些年轻人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交换书籍和刊物并交流各自的阅读心得，有时也少不了高谈阔论和辩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的思想学术界非常活跃。西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说和思潮都涌入了中国。但由于国共两党及其武装正在国内某些省份的交界区域进行残酷的战争较量以及当时的苏俄以第三国际名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的强力输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十分强势。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易帜内附的东北军阀张学良推行不抵抗政策，而国民政府也在内政外交政策上也多有错失，这使得日本得寸进尺，逐步占领了东三省。当时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学者、教师和学生，在要求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与失望情绪也开始滋生和高涨。这也无疑促进了很多有文化的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去渴望了解和接受崇尚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父亲和何伟、黄心学以及成庆生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开始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最初，笃信基督教义的蓝乃真也参与他们的学习，第二年成为一名职业的福音布道者之后也就没有再参加了。据父亲回忆说，他们那时阅读的书籍种类较多，有博恰德的《通俗(资本论)》、柯资基（即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蒲列哈诺夫（即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和《史的一元论》以及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等，也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价值、价格及利润》，恩格斯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等。当时这些书籍还只是属于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开出版物，并非是中共组织印刷的党内出版物，1932年时在武昌图书馆有时也能借到。后来这些书籍又大多被国民政府列为禁书。武昌图书馆借不到了，但何伟他们华中大学内部却有暗地里流转传阅。又过了几年，大约是1935年吧，上海生活书店到汉口办了一家生活书店分店，内有不少这类的所谓进步书籍。于是，他们就经常去这家书店借书或买书，后来还就此组织了一个松散的学习组织——读书会，专门讨论和研究学习心得。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国的学界曾爆发过一次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大论战。这本来是共产国际，主要是苏联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这两个政治派别的论战，只有少量的论战涉及中国革命的问题。但这种俄国党内的政治斗争却通过共产国际反映到中国来，最后还演变成了有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论战了。先是国内的左翼学者们分成两派加入论战。但他们始终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内幕。不知为何，也许是凑热闹吧，后来中国的一些右翼学者，如国民党的陶希圣等也介入论争，结果演化成一场中国学术界的辩论。很多知识界和学术界的学者，左右翼都有，似乎都曾在报刊杂志等公开出版物上就此问题引经据典地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公开辩论。很是热闹了一段时间。
现在看来，这场发生在国内的大辩论其实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将往何处去以及中国该怎么办这类大问题的产物。但最终随着苏联党内斗争中的斯大林派的胜利，这次理论上的争拗和辩论却变成了苏联党内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对失败者——托洛斯基派的残酷镇压和野蛮迫害——斯大林主义占了上风（但在清理了托洛茨基派之后没多久，他当年的论战盟友布哈林居然也被他杀掉了——作者注）。共产国际内部在中国社会发展现状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不过，这场论战却极大地促进了上述这些书籍的引进、翻译和出版，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国的众多期望中国富国强兵、抵抗日本但在政治上尚较稚嫩的青年。当然，也包括何伟、黄心学他们这些思想正在逐步成形的大学生以及像父亲这样的接受过旧学和新学双重教育并已有了一定社会工作体验的知识青年。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可能也起于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他所阅读过的一些经济学书籍对他在中共建政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显然是有帮助的。
在这过程中，随着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何伟和父亲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了，似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比如，父亲生前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值得一叙：父亲到武汉几个月后，大约是1932年秋天的一天，何伟他们三人带了两瓶酒来到父亲的住处聚会，蓝乃真正好也在。父亲张罗了一些下酒菜，他们五个好朋友于是边喝酒边高谈阔论。也许是酒助人兴，那天他们几个年轻人开始谈起今后各自的理想。何伟就说自己不想不上学了。黄心学问他不上学去干嘛？他说他想到江西去。江西？大家都很惊讶，因为那时共产党的红军正在江西与湖南、福建交界区域与国民政府军队进行激烈而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于是忙问去江西干嘛？何伟说，到江西苏区去呀。黄心学说，那里国共两党军队正在打仗，还有封锁线，炮火连天的，你这么去很危险。如果真想去，我想最好是到江西苏区附近的某个县城去，住上一段时间，红军打过来时就跟着走。这样安全多了。这时，成庆生则插话说，还是到苏联去最好。大家更惊讶了，又问怎么去？成庆生还没有说，何伟却接过话题说，我们可以先到新疆，然后搞几匹马，一人一匹，找个人少的边界，就可以跑过去了。这些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显然都是一种酒后的想象，但也能真实地反映出他们这些年轻人当时的思想变化。
父亲和蓝乃真那天有没有说或是怎么说出自己今后的打算和理想的？父亲没有说过，不得而知。但人们的思想如果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我想，在那次他们几个好朋友聚会吐露真言之后，此时的父亲和蓝乃真显然开始严肃审视自己当时在湖北第一分监所谋到的那种看起来还不错的差事了。父亲说，他和蓝乃真说过，他们所在的监狱里不一定关的都是刑事犯，或许和隔壁的反省院一样也关押了一些思想进步的政治犯，说不定有些就是隐藏身份真心抗日的共产党人，所以他不想在监狱里再干下去了。没过多久，也就是1932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吧，也就在父亲来到武汉谋生大半年后，父亲毅然决然地辞掉了自己好不容易才通过发小蓝乃真弄到的这个薪水也不错的湖北第一分监的会计主任职务——主动让自己失业了。
同样，虽然没有资料记载或注明他们五个好朋友的时常聚会和频繁往来让蓝乃真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没有证据表明父亲的思想变化及其辞职给了蓝乃真怎样的影响，但事实是，第二年春，即1933年3月，笃信基督的蓝乃真竟然学着父亲的作为，也谢绝了他表舅即那位沈监狱长的一再挽留，决然辞掉了湖北第一分监庶务主任的工作，跑到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兴办的汉口慈幼院（是一家孤儿院）去教书布道去了。
蓝乃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待人真诚平实的人。自那以后，蓝乃真便再也没有到任何政府机构或者盈利性机构（不管是国民政府的，还是后来人民政府的）工作了，而是将一切献给了主，遵从神的旨意，决心走神命定的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福音布道者和传播者。但是，后来成为汉口慈幼院院长的蓝乃真在抗日问题上依然是积极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与父亲等则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不仅如此，从他任院长的汉口慈幼院长大成人的孤儿，有不少都为父亲所在的武汉抗日职业救国会做了很多事情，还有的甚至也参加了共产革命并加入了中共。这显然与蓝乃真的教育和努力分不开的。自那以后，蓝乃真在教内和社会上便以字代名，多被称之为蓝志一。作为以为虔诚的基督徒，蓝志一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后文会叙述的。
父亲辞职后因在武汉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坐船回了泰州家里。那里有他父亲、母亲和四个弟弟，更主要的是那里还有他结婚没多久便分离的妻子。父亲的这四个弟弟，与他一样，一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二叔史金鳌，只比父亲小两岁，1911年生人，身材比其兄长，即我父亲，还要高大些，从小尚武，体魄健壮，加之性格豪放坚韧，思想激进，早被祖父认为是当兵吃饷的料。中学毕业后，二叔最初在一本族长辈开办的油坊记账，后觉不适这份工作的寂寥，便辞掉，又连续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满意，大多是干不多久就辞掉了。祖父对二叔这么做很是有意见，但儿子大了，性格又桀骜不驯，骂了几次不听就算了。1931年底，也就是第二年春父亲去武汉前，二叔就在老家待不住了，刚满20岁的他跑到北方当兵抗日去了。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泰州民众曾组织了反日救国会，还订立一份盟誓性文件——《反日誓导公约》，声讨日本在东北占我领土杀我同胞的罪行。这事对二叔影响很大。于是没多久二叔就与他的一个同学好友结伴离家出走，说是要到东北参加抗日军队去了。头两年二叔还往家里寄信，告知他曾被派到在南京学习炮兵和后来还在长城罗文峪段血战日本人以及自己得以军功升迁的事。但1937年“八一三”上海打仗后，二叔突然悄无声息地回泰州老家了。他一身便衣短装，风尘仆仆。家人惊喜万分。但二叔对自己事并不多说，与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不往来，只是待在家中一门心思侍奉当时重病在家中疗养的祖父和祖母。那年底，日本占领南京，开始了一场大屠杀，江北的扬州和泰州城里民众纷纷逃难乡下。因祖父病重，行动不便，二叔和家里人哪里也没去，就在家听天由命。第二年，即1938年春，祖父去世，二叔料理完祖父后事，便紧随着他四弟（即我四叔史金龙，后更名力群）和堂弟（即我堂叔史金堂，后更名史敬棠）的脚步到汉口去找他那时可能已经是共产党人的兄长，即我父亲了。
二叔史金鳌对于我们家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几近神秘的人物。因为不仅当年我的父亲和其他几个兄弟都对二叔情况知之甚少，到现在我们作为其晚辈也没有搞清楚二叔最后的人生经历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抗战胜利前夕泰州老家人也只是听说他在苏州当了大官，但已去世，家眷情况一无所知。不过自他离家赴武汉后谁也没有见过他。其次，五叔及姑妈生前也对他们的这位二哥了解不多，对我们说的就更少了。还有，那年他到武汉找到他的大哥，即我们的父亲，两人相处也只有两三天就分手了，时间很短，加上父亲那时正在几乎没日没夜地忙于和胡绳先生共同创办他那个《救中国》周刊，他们兄弟俩详谈很少。但从父亲存留下来的资料中以及我们以前从五叔和姑妈处听来的只言碎语，我们还是大致了解了二叔那些年的经历，但很多地方仍然模糊不清。
1931年底，也就是父亲还在江阴布庄当会计时，不屑于窝在老家谋生的二叔刚满20岁，就借着当时日益兴起的抗日浪潮，离家出走到河北西北军某部当兵去了。读过私塾也是中学毕业的二叔先是任文书，很快便升为少尉连副，后又担任营副，据说中途还曾被送到南京某炮校短期学习。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期间，二叔参加过战事惨烈且重创日军的罗文峪之战。1937年夏，二叔又因实弹训练意外负重伤，被送到河北某地住院治疗。负伤前已升为校官（是上校还是中校或少校不确定）。二叔伤愈时，标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已经发生。此时在河北的东北军竟然不堪一击，没打几仗，一个月不到就全面溃散。很快就天津失守，紧接着华北也全面失守。仓促之中，二叔只得从医院逃出，本想去找部队，但兵败如山倒，其原先所属炮兵部队早已无处可寻了。在一片混乱之中，二叔只能装扮成逃难百姓南下，绕道山东孤身一人回到了阔别6年的老家泰州。这时，已经成年的四叔金龙（力群）也已于那年春天离开泰州到武汉去投奔父亲。中学毕业后三叔金相凭着能写一笔好文字和年轻气盛也早已外出谋职，据说在江南一家报社打工去了。父亲兄弟五人只剩下最小的弟弟五叔金钊留在泰州家里，那年五叔刚满18岁。祖父身体不好，二叔便哪里也没去，留在家里照顾祖父和祖母。
这年底，南京失陷。二叔在家行孝，一边照顾父母，一边思考自己今后的选择。第二年，即1938年初，祖父因病去世。《论语·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安葬了父亲之后，二叔没有了牵挂，便也与他的四弟金龙和堂弟金堂一样，告别身体尚好的祖母，离家去汉口找他大哥，即我父亲了。此时的他没有再去找原来的部队，而是去武汉投奔他的大哥，显然已对国民党军队感到失望了。他想开始全新的生活，而这时父亲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身份因在武汉创办《救中国》周刊可能已被泰州家人所熟知了。
据五叔说，二叔负伤住院疗伤的那段时间，可能出于不想让家人为其担心，从未写信回家。当然，在那之前他就是写信也最多是报个平安，不会也不可能谈及任何有关家事以外的事情。这就有了一个问题，也萦绕了写这篇文章时的我很长时间却不得要领，即二叔在他的这段北上从戎抗日期间，有无与中共接触过、甚至加入了中共或中共外围组织？父亲对此不得而知。他们兄弟在武汉见面时父亲好像也没有问过二叔这个问题。但此时二叔能在那个时候跑到武汉去找他正在创办中共公开出版发行的抗日刊物的大哥，其思想上亲向共产党却是无疑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是，那次二叔与父亲在武汉见面时间并不长。父亲虽然可能了解一些有关二叔的情况，但也不会多，或者说，他们出于各自的保密需要和谨慎并没有向对方明说自己的真实政治面貌。不过，父亲能将二叔介绍与何伟认识，显然是知道了二叔想参加共产革命的愿望的。可是与年轻的四叔和堂叔不同的是，在父亲介绍他与何伟认识后，同样想参加共产革命的二叔不仅没有被推荐到延安去，不知为何在去了一趟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反而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任职了。但是在哪家部队以及干的什么职务却一直无人知晓。父亲也始终没有弄清楚。详情后文再说。
从武昌回泰州后的短短几个月里，父亲一直保持与何伟和蓝乃真他们的书信联系。父亲很想念他在武汉所认识和交往的这几位好朋友，他们也都很想念父亲。1933年春，可能是出于神的召唤，也可能与父亲一样不愿意再从事监狱里的那种思想上充满压抑的工作，蓝志一也辞去了监狱的职务，转到了汉口慈幼院教书布道。
当时，汉口慈幼院的一位董事叫余香山，他是一位热衷于慈善的商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余香山的父亲叫余选臣，湖北孝感著名的地方士绅，曾于19世纪末捐助十多间房屋给当年非常著名的来到汉口传教布道的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作教堂和教会小学校之用，对于基督教在孝感和汉口地区的传播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其子余香山经商公益也都很成功，除在汉口开了三家天字号纸庄，天福、天泰和天泰苏纸庄（民国时纸庄主要经营纸张、簿册和文具等，也经营印务，相当于造纸厂、印刷厂和出版公司三位一体——作者注）外，还身兼汉口大智门公益会会长。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地方政府，尤其是汉口，推行市民自治，提高生活质量，鼓励各街区民众和商人成立各种互助自治性组织，如保安会、救火会和公益会等。大智门公益会主要职能是消防（这一点与救火会相仿），但还做一些慈善，如向区内病患、流浪和有需要人士施药、施粥和施水等。
那时，余香山先生的纸庄生意发展很快，大智门公益会各项事业也蒸蒸日上，需要大量人手。在汉口慈幼院（孤儿院）教书布道的蓝志一便向该孤儿院的董事，即这位余香山先生推荐了父亲。在得到首肯后，蓝志一便立即写信，要父亲尽快西行赴汉。更巧的是，此时父亲也收到了何伟的一封信，请他尽快来武汉重叙友情。于是，父亲也就在这一年，即1933年的4月，即在离开武汉小半年后重返武汉。
但是这一次，父亲不再像第一次去武汉那样是一个人去了，而是带着妻子孙岫云以及自己的刚出生两个月的大女儿（即我大姐）一起去武汉的。这次西行，直到1938年9月下旬武汉沦陷前父亲撤离，父亲在武汉一共待了五年半。在这段时间里，父亲从一个最初只想外出谋生养家的知识青年蜕变成为了一个最终毁家纾难投身抗日工作的职业共产党人。
那年第二次去武汉时，父亲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