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我的父亲》这个系列文章，初定9集，均摘选于几年前所写的纪实性书稿《我的父亲母亲》，主要是考证和叙述了先考青年时代（1909-1939）在日寇侵华步步紧逼之际，是如何接触、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最终毁家纾难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以及到延安去的经历。文章还谈到了父亲的几个兄弟，也即我的几位叔叔，在中国那个动乱复杂的历史时期各自的人生道路选择以及与父亲这段青年时代的经历有所交集的一些有名或无名的历史人物的情况，其间还偶尔简述了同一时间母亲的经历以增强家史的立体感。今年的父亲节就要到了（6月18日），我希望该追忆先考青年时代经历的系列文章的刊发能给读者带去启迪与思考。谢谢大家！
1909年，也就是宣统元年四月，父亲出生于泰州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当时中国正处于清王朝即将崩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夕。由于没多久曾祖父去世，他的父亲，即我们的爷爷开始吸食鸦片，不理家族生意，父亲的家境也开始破败。
泰州史氏是明末政治家史可法义子史德威的后裔。史德威原是山西大同左卫人（左卫即现在的大同左云县--笔者注），字龙江，号愚庵，身材高大，隆准大耳，少好驰射，明韬钤（古代兵书《六韬》、《玉钤篇》的并称，后因以泛指兵书--作者注），年轻有为，很早（崇祯十四年，即1641年）即跟随史可法，是其属下一员大将，任援剿都司。明朝都司的官阶也不低，与布政使司相当。援剿都司相当于时下大军区司令和集团军司令之间的军职。1645年扬州城破时，时年45岁的史可法自知将死，但因自己还没有子嗣，遂收史德威为义子并遗书要其继承香火。史可法殉国后，作为其义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史德威只能选择活下来而没有自杀殉国。清攻城大将多铎很崇敬史可法，对其死国多有感佩，于是免史德威一死。因史可法尸体在战乱之中已不可找，史德威遂将史可法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梅花岭，是为衣冠冢。然后，史德威避居并终老于江苏史氏宗祠所在地--溧阳。清乾隆四十年，清高宗念史可法忠义，追谥其为忠正公，并在扬州为其修建享堂。史德威一支嫡系后人便移居扬州梅花岭附近早晚祭祀其祖，后逐渐在扬州和泰州一代繁衍。
父亲的祖父，即我曾祖，父亲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情况，姓名已不可考，但据说是前清同治时期童生，后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家学渊源。但不知为何，我曾祖上一辈，即我高祖，兄弟虽多，但各兄弟后代中男孩却不多，香火不旺，只有排行老五的高祖这一支以降总是男丁兴旺。于是族内便将高祖后人统称之为泰州史氏老五房后代。老五房后人多经商，曾在泰州老城西门一条老街上开有布庄、油坊等产业，店铺接连不断，足足占了半条街。又都是史氏族人开办的，所以人称此地为史半街。西门还建有一史氏大宅院。前后共有四进，每进都是一个大四合院，有房十多间。每个大院落东侧还辟有两个较小的院子。每个小院子都有4-5间房和一个天井。去年秋天我去北京见到我的大姐。大姐史地去年83岁，曾在这个大院子里住过多年。我问及此事，大姐还专门画了一幅铅笔平面图，详细描述了这个史家大院的大致布局。（大姐16岁即加入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考取位于哈尔滨的外国语专科学校--黑龙江大学前身，王季愚时任校长--学俄语，后长期从事俄语翻译及教学工作，离休前曾先后任我国驻南斯拉夫及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作者注）上世纪1983年春，我也回过一次老家，在五叔陪同下去看过这个老宅。如没记错的话，当时这幢四进老宅分为两部分，各有两进，各自办有一所小学和一间医院。我没记住学校和医院的名称。后来听说这座占地数十亩的大宅院全部被拆掉了。
到了我祖父这一代，家里仍有十多间房屋和一个带天井的小院子（也在那家医院所在院落中）以及一爿经济效益一直很好的油坊，在泰州西门外还有上百亩田。祖父名承宝，字善伯，青少年时生活很是安逸。民国初年，曾祖父去世后，好逸恶劳的祖父没人约束了，家里还有些闲钱，就开始吸食鸦片，也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打点和经营祖产祖业，结果没多少年就将原本还算丰饶的家产败光了。父亲是老大。在生下我父亲之后，10年时间里祖母又一连生了4个儿子，家里开支越来越大了起来。这时城西的上百亩田土也基本卖光了。最后祖父也实在没钱吸鸦片了。
但不知为何，此时似乎出现了奇迹，祖父浪子回头了。他可能感觉到了自己身上所担负的养家糊口的重大责任，于是便想办法戒大烟。几经周折，鸦片居然硬是被他戒掉了，但他身体也因抽大烟而垮掉了。不过这是后话。与此同时，祖父又将家里仅余的那爿收入一直比较稳定的油坊卖掉，还清了以前抽鸦片所欠下的大笔债务。在我父亲10岁那年，祖父做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让其后人感慨的一件事情：卖掉油坊后，他老人家竟然不惜低声下气，甘愿从老板变身成为了一个打工者，弯下身段到原来自己当老板的油坊里打工，给族内的新掌柜做个账房先生，以挣点薪水，贴补家用。像他这种屈尊纡贵的举动，就是在现在，也是一件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以前父亲在说到祖父时，总是针对这段经历说：你们爷爷改过自新，能屈能伸，不简单啊！
祖父如此，祖母就更了不起。据父亲说，祖母史陈氏原是大户人家姑娘，在江都的娘家有很大产业，甚至也办有家族私塾，但其上人却不让女孩读书。祖母自己虽不识字，却懂得生活再清苦也要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道理。所以在祖母的坚持下，父亲兄弟五人，全部都接受过至少中学教育。其中，父亲、二叔和三叔早年还上过私塾，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因祖父抽鸦片，祖上留下的家产都卖得差不多了，后来家里小孩又多，收入远不够开销，祖母就只得再陆续将家里多余的一些房产出租以勉强维持生活。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父亲兄弟几个陆续成人外出谋生了，祖父祖母先后一共租了出去十二间房屋。不过，由于世事沧桑和家庭变故，不仅这些出租出去的房间再也没有回到父亲及其兄弟手里，就是祖父母自己居住的几间祖屋也被政府变相征收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919年6月，在我父亲10岁的时候，我母亲吴鹏云出生于距泰州西北100多里路的扬州府江都邵伯乡的一家以弹棉花为业的手工业者家里。当时，母亲家没有土地，外公是一个弹棉花的工匠，他每天走村串巷给七里八乡的乡民们弹棉花，生活很是贫穷。母亲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她上面应有八九个哥哥姐姐，但因贫穷，只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活了下来。我的这些舅舅和姨妈们都比母亲大很多。比如，大舅就比母亲大上快二十岁。最小的姐姐也比她大6-7岁。母亲前面两三个哥哥姐姐都早夭了。可能是还想生儿子，于是外公外婆就给母亲起了个很土、但当时也可能比较时尚的大名：招弟，而母亲的小名则循扬州江都乡下旧俗对最小子女的方言称呼--老巴子。
与祖父一样，父亲也是兄弟五人，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排行老大，名金缄，字省三。金缄二字典出"金人缄口"，省三则源自《论语》中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该名与字都是我曾祖，也即父亲爷爷给起的。由此可见，作为秀才的曾祖父是希望这个孙子长大后谨言慎行，交信于友，忠谋于事，多习而后授可也。说实话，在深入调查了解了父亲生平之后，我切实体会到父亲终其一生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后来父亲又更改过两次名字。1937年10月，父亲作为发行人与胡绳在汉口合作创办中共公开发行的《救中国》周刊时，第一次更名为史略。"略"字词义丰富，父亲没说过也没在纸上写过他为何改名及要用略字为名。但从父亲是为办刊而更名看，我猜想父亲可能是想借用刘勰《文心雕龙 物色》中的"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的含义，以办出一个好刊物来吧？后1939年父亲去延安学习，在入抗大时又再次更名。这次所用的名字叫史轮。这次更名的原因以及为何要用这个"轮"字，父亲几乎从未说过，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这次撰写此文在翻阅父亲遗留的各种亲笔所写的审查交代材料中才发现的，而且，父亲竟然曾用"史轮"这个名字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1945年才改回史略这个曾用名，一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更改）。父亲这么做想必是有其用意的。但具体是什么呢？还是在后文适当处予以分析吧。
父亲小时，禀赋聪慧，因家境尚可，6岁即被送入私塾开蒙读书，没多久就会背诵"三字经"和"千字文"等古文。后经塾师教育，父亲又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四书"和"五经"等古代典籍。据父亲说，教他的那位塾师也是前清秀才，经史子集，样样精通，对待学生要求很严格，文章背不出来或毛笔字写得不好，就用硬木戒尺打手心。父亲说他小时候淘气，没少挨过打。但是，这段私塾经历却给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底子。父亲的一手非常漂亮的楷书和行草毛笔字也是在那段时间里练就的。后来，民国政府对各地私塾进行改良，要求开设英语、算术等现代教育课程。父亲所读的私塾是族塾，也叫宗塾，是专为史氏家族子弟所办的，于是也聘了新学教师，上午教古文经史，下午则学习英语和算术。
祖父虽然吸食大烟败了家产，但受曾祖家学渊源影响，对几个孩子读书还是很尽心尽力的。我父亲兄弟五个都先后读过私塾和（或）中学堂。这在当时泰州也不多见，只有家境比较丰裕的士绅家庭才能做到。父亲也说过，祖父能做到这一点很不简单，也很不容易。要知道，那时的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后来的履历上填写的家庭成分都是破落地主）。我父亲十三岁时被送到泰州一家私立中学读书，后因家境更为困难，几个弟弟也要读书，结果只读了两年半，就不得不提前肄业了。1922年底民国政府颁布新学制之前的中学不分初高中，学期均为4年，统称中学。所以，父亲的学历也就是后来的中学肄业，也可叫高中肄业。
十七岁那年，也就是1926年，父亲经其舅父介绍，离开泰州过江到南边二百多里路的江阴西塘墅一家叫保泰昌的布庄当店员。这家布庄生意不小，在泰州也有分店，舅老爷就在泰州的这家批发分店当会计。当时现代会计学及其制度刚刚引入中国，布庄经营也需要用现代会计方式记账以便报税，老式簿记不时兴了。父亲有中学数学底子，在这段时间又学习了当时出版的有关会计的书籍，虽然没法去考当时刚在上海、广州和天津等洋行汇集的大城市兴起的注册会计师，但也考到了一张会计师证。这三年学员期，薪水很低，每月仅二元大洋。三年后，因舅老爷眼睛瞎了，泰州生意做的又不错，保泰昌布庄老板便将父亲派回泰州来接替其舅父的职务。这种状况没能延续多长时间，一年后因这位布庄老板做生意发了大财，可能觉得做布庄生意太累，于是便把这家保泰昌布庄整个盘给苏州另一个布庄--吴仲记布庄，自己跑到上海做寓公去了。这家吴仲记布庄老板的生意当时正在扩张发展期，干劲十足，接手保泰昌布庄后又将父亲调回西塘墅布庄负责那里的门市部。这年是1930年，父亲二十一岁。此时，父亲的薪水增加了不少，每月总有十多元钱，还往泰州家里寄钱，贴补家里并供几个兄弟读书。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正是共产党开始发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在当时中国的某些省份，如湖南、江西以及鄂豫皖等一些省份的交界处和偏远地带，国共两党就土地问题打得不亦乐乎。共产党热衷于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而执政的国民党则拼命地派遣部队进行围剿。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在这些省份边缘地区几乎没有停歇过。但相对而言，江浙地区，尤其是江北的扬泰和江南的苏锡常地区，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平和安宁的。1930年左右，泰州以东的南通、如皋、海安及泰兴等地交界处曾发生过中共领导和发动的农民暴动并组建了红十四军，但因处地狭小，田土富饶以及阶级矛盾不那么尖锐复杂，很快就于当年被国民政府镇压下去了。自此以后，一直到抗战，这个地区几无战事。扬州、泰州以及江南苏州、无锡和常州一带普通百姓的生活依然如旧，贫穷艰难中也有耕读渔樵、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日子还要过的。
就在这时，年轻的父亲开始谈恋爱了。父亲当时谈的对象名叫孙岫云，读过几年书，长相姣好，岁数与父亲相仿，是吴仲记布庄老板家的一个亲戚。孙岫云经常到布庄店铺里来玩，父亲做账也经常在店里。父亲年轻时身材高大（年近八十时也有173左右），英俊强壮，富有文采，时年二十出头，正值青春年少之际。就这么一来二去，父亲与孙岫云从互相认识起，又互相倾慕，渐生情愫，最后谈起恋爱来了。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为好事一桩。但不知为何，布庄老板知道后却大发雷霆，还叫人带信泰州要祖父赶到西塘墅来对父亲进行劝说，非要父亲表态与孙岫云不再往来，否则就要辞退父亲。父亲年轻时性格倔强，还读过中学，有文化，更有现代意识，何况自由恋爱嘛，怎能屈从于外部压力？于是，父亲宁愿被辞也坚决不肯就范。
最后，父亲失业了。这是1932年初的事情。好在孙岫云这位姑娘也对爱情忠贞不屈，非父亲不嫁。在父亲被辞退的第二天她也狠下心来，与其家人告别，跟着父亲和祖父离开江阴过江北到泰州老家来了。据说，孙岫云的父母当时也因此事而气得与这个女儿断绝了关系。回泰州后，祖父母见孙岫云对自己的儿子如此忠贞，觉得不能亏待这姑娘，于是便很快张罗孙岫云与我父亲于1932年春节期间结婚了。孙岫云女士便成为了我父亲的前妻。第二年，也即1933年春，她在泰州老家生了我的大姐，二姐则是1937年在武汉怀上但在抗日战事将起而又回到泰州生的。那年初秋，也即"八一.三"上海抗日开战后，决心破家以赴国难的父亲送其怀了孕的太太，即孙岫云女士及大女儿从武汉坐轮船经南京回了泰州。但自那以后他们夫妻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我们小时候并不知道父亲还有前妻，后来大了，也知道大姐和小姐（我们对二姐的称呼）与我们不是一母所生。但每次询问父亲总被告知，大姐和小姐的母亲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那年不顾战乱执意要去武汉找父亲，可是没找到，后在返回泰州的路上失踪了，可能死于战火中了。父亲在世时，我也曾问过五叔和姑妈，但得到的答复几乎与父亲的说法如出一辙。也许大姐和小姐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吧。但是，在撰写此文时，我无意间找到了父亲亲笔所写的一份材料，上面所说的大姐和小姐母亲离家出走的情形却与前述的截然不同。具体情况还是详见后文吧。
父亲虽然如愿结婚了，但很快就觉得日子不好过了，因为他没有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泰州这个小城市那时主要是手工业为主，现代工业除了电灯公司和一家翻砂厂外几乎一无所有。像父亲这样中学肄业的小知识分子想在泰州找工作是很困难的。这时父亲想起他的一个发小，当年读私塾和泰州私立中学时的同学，名叫蓝乃真，于是便给远在武昌的他去了一封信。而这封信也最终有了结果：父亲也在武昌找到了一份工作。
蓝乃真字志一，读中学时随其父信奉了基督教并接受了洗礼，是一个基督徒。他父亲也曾是当地一个士绅，家里生活丰裕，但其父死得早，之后蓝家也就逐步破产了。一天，几个逼债人凶巴巴地堵上了蓝家大门讨债，声称不还钱就上房揭瓦。蓝家孤儿寡母的，害怕得直哭。蓝乃真小时经常到家里跟父亲玩，人长的精神，嘴巴也很甜，我的祖母很喜欢他。有好吃的总是叫父亲带上一份给蓝乃真。那次，具有豪侠之气的祖母知道蓝家困境后，就悄悄地将自己保留了很多年的一对金镯子拿到当铺里换成银元，一把全部交给了蓝母，不仅还了那笔债，还有些许结余。因为此事，蓝家对祖母很是感恩，两家日后也走得越来越近了。
中学毕业后，蓝乃真先是在泰州一家米铺里当学徒。后家里生活愈发困难。在泰州混不下去了，蓝便于1931年初去武汉投奔他母亲娘家的一个表舅。他的这位表舅姓沈，曾经留学美国学习法律，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在湖北省第一分监任典狱长。湖北第一分监位于武昌。蓝乃真在那里做个庶务。所谓庶务也就是打杂的，当然也做一些收发记录等行政性事务。得知这一情况，失业在家、生活窘迫，但又百般无奈的父亲于是就给其发小蓝乃真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位蓝乃真也确实够朋友，收到信后就找到他娘舅沈监狱长正式推荐了父亲。当时监狱里正好缺一个会计，被推荐者又是自己外甥的发小，信得过，加上父亲还有会计证书和多年做账经验，于是沈典狱长就叫蓝乃真写信给父亲，要他尽快赴武昌任职。1932年夏天，也就是我的一直在上海杨浦发电厂和缫丝厂锅炉房捡煤核的母亲虚报两岁到上海日资裕丰纱厂去做纺织女工之时，我身在泰州老家的父亲收到蓝乃真的信后，就很快动身到武昌去了。这也是我父亲第一次去武汉。
这位湖北第一监狱沈姓典狱长大名父亲记不得了，我也曾上网或翻阅了一些资料，但没查着。不过，他当年聘用父亲当会计这事，确实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让年轻的父亲有机会离开当时封闭狭小的泰州或江阴这样的小城社会，来到武汉这样的风云际会的国际大都市，不仅打开了视野，接触和阅读到各种先进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书籍，也接触和认识了很多富有才华的新朋友，思想上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最终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和共产革命的道路。对于父亲而言，这条道路并非坦途，其中不仅充满了危险与挫折，也有很多振奋与欢乐。当然，父亲在此过程中还经历和感受过很多压抑和屈辱。不过，好在他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