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只有在对纯文化和入世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而这种经典对立不过是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许多虚假观念中的一种。
—— 布尔迪厄（1）
一.两可之见、认知困局和首鼠两端
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格因此经常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态度行为，是研究者早就发现了的现象。例如下面的一段引文可见：
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都存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知识分子 “ 是统治阶级中被統治的那一部分人”。換言之，知识分子由于其文化資本而居於統治地位，但与此同時，“ 面对那些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他們又成为了被統治者”。这种矛盾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以及面对既有权威时的模糊态度。然而，正如杰罗姆·卡拉貝尔(Jerome Karabel)所言，“考虑到順从所能帶來的巨大收益以及反对所可能导致的高昂成本，因而，大部分知识分子…会与现实中的权力达成妥协。”
在对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一項政治社会学研究中，郝志东指出，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之間，存在着“价值、知识以及決策权方面的冲突”。尤其是，在价值方面的冲突——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人看重的是政治控制与政权生存的价值，而中国体制內的知识分子看重的是民主和人权的价值——是导致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首要因素。尽管也有許多知识分子选择從政治中抽身出來，以追求学术(例如，陳寅恪)，或是成为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但是，大多数体制內知识分子还是选择压制自己，服从党的路线(例如，孙冶方)。“ 如果尚不至于人格分裂的話，那么，双重人格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2）
对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似乎带有道德上的批判意味。但本文不在道德意义上做文章。我的目的只在透彻地认知知识分子的本质，材料只在过去时的人物身上分析。无非性也，亦无非命也，人文知识分子的心性是一种基因、原型，即使今天的学人，只要有一份知识分子的本色素质，那么他们和前辈都有共同的精神心性之底子。
钱穆曾经讲过一段关于哲学家冯友兰（芝生）的故事：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钱穆是一个价值观很清醒的学者，冯友兰则是一个惯于持“两可之见”的学人。知识分子当中，钱穆类的人极少，胡适算一个，胡适从来不主张在校学生介入政治，连上街游行也持断然反对的态度，观点与钱穆一样。胡适一生有着坚定而一以贯之的价值观选择，不过有时也曾经有过偏向于潮流之见，例如对待苏联的看法。这三人都是大学者，大学者同样经常遇到两难抉择的考验。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冯友兰的两可之见和前后矛盾并不是个案，这是一种广泛的现象。且不论无数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以声名卓著的知识分子而言，张东荪、张申府、金岳霖、贺麟、汤用彤、陈垣、傅斯年、钱端升、闻一多、马寅初、顾颉刚、周一良、翦伯赞、费孝通、吴世昌等等，有谁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心性中持两可之见而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政治彷徨？最后无一不跌落“半间不架”的耻辱与狼狈的结局。
具有两可之见是人性在面对复杂事情时常有的认知困局，在政治判断和社会矛盾面前，任何人尤其无法作出恰如其分而具有解决问题可行性的明智之见，所以政治家的基本素质是慎重、冷静和深思熟虑，宁取后发制人和谦逊的态度，策略和方法就是他们解决难题的选择对策。这是最考验一个人是否高瞻远瞩、政治思维、深刻洞察力和实事求是分析能力之关键处。知识分子最缺乏处身政治社会的经验和解决矛盾的能力，但秉持高尚理想和激烈的感情，往往一马当先地发表赞成或反对的声音，一旦遇到两难困境，便头脑混沌，很容易便显出其政治幼稚病，两可之见总是他们不由自主的选择。
法国哲学家萨特便是这样一个标本。“萨特无法与学术地位跟他相当的知识分子保持友谊，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观点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有时简直是无聊的。实际上，他并非天生的政治动物，40岁以前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观点。40年代末，凯斯特勒和阿隆已经成熟，成了重量级的政治家，萨特一旦和他们分手后，就变得可以拥护任何人、任何事。1946-1947年间，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巨大威望，萨特犹豫过该支持哪个党派。他似乎一度相信知识分子负有支持‘工人阶级’的道德责任。但问题在于，除了他出色的秘书让·各以外，萨特从不认识、也从未试图去结交任何工人。”
“1952年，萨特打消了对共产党的两难态度，坚定支持它。这是一个情绪化的而非理智的决定，它是在共产党的两场宣传攻势的影响下作出的。...萨特对议会民主从未有过真正的认识和兴趣 —— 更不必说会有什么热爱。在一个多党制的社会里人人拥有的投票权，决不同于他所说的自由。... 萨特1957年与共产党的结盟并不合乎逻辑。那是正是斯大林的可怕罪行已被证实，并在西方广为传播，其他左翼知识分子成群脱离共产党的时候。萨特发现自己的艰难处境。他对斯大林阵营不安地保持沉默，而他为这种沉默的辩护却与他在《现代》杂志上关于‘介入’的声明完全矛盾。...在坚定支持共产党路线的四年里，萨特有些言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和伯特兰·罗素一样，使人想起笛卡尔那句名言中一个令人不快的真理：‘没有什么荒谬的、不可置信的东西没有被这位或那位哲学家所主张过。’”
多年后，他才承认了自己的言论失实：“1954年首次访问苏联后，我撒了谎。其实，撒谎也许是个太重的字眼：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了许多对苏联友好的话，这些我自己并不相信。这样做部分原因是我觉得一回家就诋毁款待自己的主人不大礼貌，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在与苏联和我自己的思想的关系中，我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
在1944年法国光复之后的12年中，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共产主义漩涡，这个非常显著的倾向之原因，就在于二战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诉求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而法国的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吸引，并热烈拥护共产主义。...它是一次令人尴尬的对理性的偏离。他们同时也承认，正是在那些年中，现代法国的高等文化繁盛并建立起了世界性的霸权。显然，政治倾向性同时为知识真理权力的追求附势助力。福柯讲得很透彻：“知识分子不是什么‘普遍价值’的携带者，而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人。他的特殊性在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是与真理机构一般功能相关的。”（3）这段话的潜台词是，知识分子是以知识真理占有者自居的权力者。他们虽然处于各个阶级的中间，它不可能超越社会利益的真空，恰恰相反，他们灵活地与有地位的阶级发生关联，以明智的敏感性寻找可以寄托自我价值的权力，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是自己选择的。他们是“寄主”，被他们寄身的阶级是他们的“宿主”，寄主通常是带着双重性格的无行之士。首鼠两端是他们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首鼠两端”出《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汉武帝时，丞相田蚡娶小老婆，窦婴与灌夫等前去祝贺。田蚡故意怠慢灌夫，灌夫愤而怒骂，田蚡立即拘捕灌夫及他全家准备抄斩，窦婴求汉武帝过问此事并力保灌夫，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杀也可，不杀也可。田蚡抱怨韩安国的态度是首鼠两端。“两端”指没有肯定的意见，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又动摇不定。宋代陆佃《埤雅·释虫》注：“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两端者，谓之首鼠。”有语言学者不满于很多人望文生义，认为众人常常误解此成语为“行为前后不一致”的意思。本文所谈论知识分子的首鼠两端，广义地包括犹豫不决与前后不一致两层意思，这些都指向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介入”中普遍存在着各种形态的自我否定式的自相矛盾。
知识分子之所以遭遇两可之见的滑铁卢，就是因为从心性命运的基因里继承了要做人间道义导师的心魔，遇到问题总要给人人一个明确教导的答案。可是人类社会里遇到的总是上帝也无法解决的两难困境，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地充当“思想的上帝”呢？假如一个知识分子明智地知道，每个人的决定是自主的事情，不同的价值观会有不同的决定，那么秉持自知之明而不要充当真理导师才是正途。决定的高下既有价值观的分别，还有智识策略探究的分别。引导他者思考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应当做一个“智识分子”。
智识分子不必对具体问题给出你的结论，更不能自以为是地给出唯一性答案。应当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行追究，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做群众运动的煽动者，智识分子的责任是做一个促进公共社会思考和追求智慧的中介者，不断地质疑追问，从不同的价值观、观念、可能性方面提供智慧的信息，不断地证伪，引导各种批判性反思，让人们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如何做出决定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智识者只是“智慧的中介”。像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的“公正”课堂，就是将人类社会在种种两难困境中的种种冲突观念交给人人探究“公正”的过程。如果你讲授唯一的答案，你就是思想的主人，当你遇到两难难题而又无能为力站在智慧的高端，你不但放弃了探究，你还成为了思想的犬儒：以两可之见糊弄世界。
二.自我否定式的双重性格
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体现在很多方面，这里就若干荦荦大端略加评述：
其一：崇尚独立自由与向往权力归属的自我否定
知识分子最希望获得独立与自由的空间和权利，没有独立和自由，他们就不会有思想权力的优势；但是他们又是世界上最渴望有成就感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最热衷于找到归属感，必须依附一种权势，才能获得事业上的平台。将自由任性与依附权势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他们的理想境界，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但是权势和现实处境总是逼迫知识分子为某个立场站台，一旦捆绑便会失去独立和自由，所以他们总是极力想挣脱和超然，于是表现出“介入”和“边缘”的自相矛盾性格。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对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深刻证伪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自己也老实地承认：“甚至在否弃了马克思之后的若干年之内，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如果能有一种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话，我现在仍然算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中过一种适度、简朴而自由的生活，是最好不过的了。”（4）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会怀抱这种信仰。
很多人文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完美结合的社会”表示倾心向往。历史学家傅斯年是一个代表。他提出“新自由主义”有两点标准：“一、继续法兰西革命的传统，即人道的自由主义，而解脱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相衍的帝国主义之不解缘，乃至反对资本主义。二、取用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本不与法兰西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违反的——而不取一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阶级斗争哲学。”（5）“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发达的国土。”（6）
向往权力归属的情形需要仔细辨证，一些知识分子向权力归属，是他们自身对政治事功和自我权益有渴望野心，本文不讨论这类人物。多数知识分子对权力中心输诚，是出于将国家天下事业的理想托付给值得信任的政治巨人或励精图治的政府之动机，由此可以看出这类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幼稚病，尤其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盼望海晏河清天下盛世的强烈愿望，遇到一个半个英明领袖，就天真得像个小孩追星似的。越弱智，越要效忠，越是放弃作为智识者的理性批判立场，就更期待“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的政治理想。
“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结合”是具有严重冲突的一对冤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和政府主导的模式，决定了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高度统一，那么知识分子所向往的自由主义根本上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提出这样的理想，就知道知识分子在政治学上的低级程度和理智上的强烈矛盾。这种自相否定的矛盾是由知识分子本质上的双重性格决定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确实从本心和天性上不适宜从事政治，一面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抱负，一面是“世务非其所能，于政府一无裨益”（傅斯年语），唯有做一个边缘人的角色最取巧：既站在局外做袖手清流，又可以满足高尚情怀的寄托，并且希望可以免责而严厉批判在中心办事的权势者，这种局外参与的方式何其清高而权威，然而又何其尴尬！半间不架最终总要掉进陷阱的。高调性，无务实，喜谈论，易厌倦，“介入”而不担负责任与麻烦，世界哪有这等好事！这种双重性格十分讨人厌。其若即若离不是冤家不聚头的怨妇心性，用傅斯年的一句独白可以概括之：“我愈离开政治中枢愈是向心的；愈接近政治中枢愈厌恶。”（7）这不是孔子严辭斥责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之类似么？
知识分子能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获得自由只是他们自身的悲剧，但是“社会工程是相信太平盛世的知识分子的创造，他们认为可以依靠自己独自的理性的光芒重新塑造世界。这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所有社会工程的方案都由专制或极权的政府进行实施，但它们起初都是知识分子的作品。比如种族隔离，就是在斯泰隆布希大学的社会心理学系中，详细地设计出其现代形式。在非洲其他地方类似的制度——比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加纳的‘良心运动’、塞内加尔的‘非洲自豪’运动、‘赞比亚人道主义’，等等——都是在本地大学的政治系或社会学系中炮制出来的。”（《知识分子》，P466-467）
其二：缜密严谨的学术献身与浮躁轻率的政治介入之反差
知识分子的自大常常表现在，将自己在学术专业上的权威转移和投射到社会政治领域上，利用自己前者的成就，以为自己同样具有政治权威和政治能力，可恰恰正是这些书呆子，在社会政治方面是弱智和低能的，除了天性的制约，他们在学术专业方面已经耗尽了一个人最大的智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专业的思维恰恰就是政治社会思维的障碍和克星。偏偏这些学术巨子在政治社会方面的投入少得可怜，浮光掠影地轻率一瞥、头脑发热地激烈反应，并没有将政治策略和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志业”来慎重反思对待。社会也有一个错觉，对他们的荣誉移情表达了不应有的崇拜。
现代中国四大历史学家之一的陈垣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典型性。陈垣一生治学走的是朴学之路，从来没有研究过政治，离现实社会相当遥远。可是在政治及意识形态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际，他不但没有和陈寅恪、胡适一起离开北平（他们三人一直私谊甚好，同时列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而且还在1949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轻率得像一个儿童一样地说：“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长久地观察过和证实过整个事实，通过时间的检验再作出谨慎的判断，但是他完全违反了自己做学术研究的严格规矩和缜密逻辑。今天公开的档案材料并没有看到陈垣在政治上受到过任何强迫性的压力，他是自觉、自动进步的。当时他69岁了，他过去没有和政治发生过关系，现在他完全可以一直保持沉默，做一个观察和思考的黙者，可是他突然从此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时时、处处、事事表现出一马当先的积极性。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他都有主动的表现。他诚挚地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每做文章，都要全盘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蛙夏虫之见”，并且将自己终身服务的辅仁大学说得一无是处。在他79岁时，他加入了共产党。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大哲学家金岳霖身上。金早年清华毕业，再留美，后回国做教授，在逻辑学和英国经验论研究方面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学者。他的学生崇拜他为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可是49年之后，金岳霖突然转变了，他参与了对杜威、胡适、罗素、梁漱溟、费孝通和章伯钧等的批判。人们总是将这样转变的责任归因于政治高压，事实上，只有政治积极的参与者才会同时需要做出相应的进步姿态，当时遭受政治打击的人，都是当时在台面上最积极的左派。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你低下你并不自以为是的头，你老实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懂，你可以保持自己基本的独立性。在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翻云覆雨地互相斗争。朱光潜曾经说：自由分子在中国处在夹缝中，“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8）
金岳霖晚年的自述透露出他的转变之真正原因还在于他自己在政治理智上的弱智：“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9）
金岳霖的话显出这是一个没有严格反思的投机主义者，“大多数人”都这样了，难道我不从众吗？人人都“心明眼亮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有条件可以...了”，难道我不进步么？这就是他在政治上的“自知之明”！我们还是觉得奇怪，这些大学者可以在学术上如此缜密严谨，可是在政治上却如此轻率浮躁，匪夷所思！
傅斯年在这方面也很具代表性。他的一生总在学问和政治之间徘徊，从五四运动起他作为学生领袖崭露头角，同时开始踏上学术领域和政治舞台。他一直坚持精深的学术研究，却又时时议论政治，卷入政潮。他的思想极为矛盾：他激烈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却倾全力于国学研究；他力主“为学术而学术”，却一再以历史研究来宣扬民族抗战；他公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却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他信奉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却又尖锐地批判其虚伪性；他赞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却极端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暴力。
傅斯年是思维混乱么？对于一个卓有成就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两难困境的思维冲突只是作为研究过程的现象，经过缜密而深刻的研究思考之后，一个慎重的学者会以完整的解释和统一的思想表现自己深思熟虑之结果。为什么无数学者在自己专业上可以克服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证据，证伪而后得出成熟的结论，但是在政治问题和社会批判中总是发出轻率而幼稚的言论？是不是偶尔客串代表着可以任性表态的资格和肆无忌惮的批评是他们制造影响力的需要？
傅斯年的自白可以揭示一些其中的秘密：他在当初创办《新潮》杂志时认为，在中国关心政治“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他表白，“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他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
“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10）1946年，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他婉辞不就，致书于蒋：“惟斯年实一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11）只有傅斯年这番坦率自白剖析说到了我们这类人的命脉上。
其三：道德事务的教主与自我豁免的任性之自大
以伟大道德权威的口吻告诉世人怎样处理各项事务，但却认为这些意见实际上同他自己这样的人无关。自我的性情和生活需要一种任性的没有束缚的自由主义，而对社会却采取思想专制和要求法治的立场；实质上，他们的自由主义只是用于自我豁免的权利，而为了话语权威和声誉成就，他们宁愿主张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这就是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国度的原因。威尔逊信奉马克思主义，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坚称：“我们必须斩断与这个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疯狂文明的一切联系。”他充满真诚地广泛评论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向当局提出过公共开支过大的批评意见和工业国有化的强烈建议，但是他却长达10年时间没有申报个人所得税。后来两位律师和一群会计，共花了整整5年时间才结清威尔逊对税务署的欠账，对他施以重罚：罚6.9万美元，其中有10年的6%的利息，加上90%的罚款（50%因为欺骗，25%因为拖欠债务，5%因为没有报税，10%因为隐瞒收入）。为此，威尔逊，这个热爱真理的知识分子，写了一本充满攻击谩骂的作品：《冷战与所得税：一份抗议书》。
知识分子的本性与其精神性、智性之强烈矛盾，在托尔斯泰身上体现得最深刻和淋漓尽致。“道德关怀”和“道德审判”是托尔斯泰小说中最深刻的内涵，是他之所以抓住生活本身的灵魂和具有非凡真实性之力量源泉。（参见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在所有知识分子之中，托尔斯泰的道德精神是最真诚的，他25岁的时候，就意识到一种独特的力量和统领道德的使命。他说他的理想是“将这人世变成神圣的基督王国”。他把自己看作“从摩西、弥赛亚、孔子、早期希腊人、佛陀、苏格拉底到帕斯卡、斯宾诺莎、费尔巴哈以及所有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的使徒和继承人。宗教使命和崇高感、道德洞察力和道德批判是托氏一切作品中最伟大的成就。这是无可比拟的真实的智性灵魂的存在。
但是托尔斯泰在本性欲望方面同样有超人的天赋：他沉溺于赌博，尤其有太强烈的性欲。他说，“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他常去妓院，追逐妓女、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乡村姑娘。他一面迷恋年轻女性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但是一面憎恶女性本身，认为女性是如此淫荡，可耻，愚蠢，低级，她们都是诱人的妖妇、夏娃；再一方面，托尔斯泰强烈地谴责自己纵欲的罪行，内心有着强烈的负罪感，无论在作品里，还是在日记里，他或者隐晦地或者直接地自我批判。晚年时，他突然坚决主张和妻子放弃性生活，要像兄妹一样地生活在一起，可是他始终没法控制住自己，“魔鬼附在我的身上...犯了罪以后，是那么令人恶心。”“昨天夜里，我又成了一个丈夫，但是没有理由放弃斗争。上帝也许会保证我再不这样了。”他的日记如是说。
在托尔斯泰戏剧性的自相矛盾中，可以推理出：知识分子强大的道义感和追求成为高尚的道德导师的意识，既是对自己动物性欲望和世俗生活的心理补偿，这是一种笼罩性的掩盖，可以使自己获得升华和精神自慰；同时，越是任性纵欲，他们越是有拯救世人的使命感，正是从自我无法控制的“堕落”中，他深知人性的卑微性和世俗功利性像魔鬼一样具有压倒性的力量。托尔斯泰这样说：“我对自我完善的努力追求，继而代之以对普遍完善和进步的努力追求...都被设法只为我的家庭获取最好的生活条件而取代了。”（《忏悔录》）这说明：知识分子的双重性格无时无刻不在自我争夺他们的自我。越是这样，知识分子越是会主张使用精神武器的思想专制主义来改造人性，他们所爱的只是作为概念的人类，不会去爱具体而真实的人。因为知识分子是被知识和真理这种精神文化喂养定型的。
其四：为抽象人类奋斗与厌恶活生生的人之自相矛盾
知识分子言必称人民和民意，这是从民主理论和民本主义之空洞道德理想而来的，但他们将人民抽象化，作为一个“名义”，也作为他们要显示自己的“思想权力”和煽动舆论以实现自我的理念目标时使用；而对于民间具体的个人，对于群氓，草根阶级，他们是严重蔑视的，这从中国儒家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可以简单地揭示。
事实上知识分子这一双重性格是耐人寻味的：对真理的热爱和为之奋斗甚至不惜献身，但是他们却憎恶所接触到的实际的人。保罗·约翰逊在评述美国作家埃尔蒙·威尔逊（1895-1972）时这样分析道：威尔逊有一种追求真理的真正热情，他希望自己当这个社会的教主。但是他发觉，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人类特质，即与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同一的能力，他准确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弱点：
“他只能把自己的兴趣与那些被放逐的少数派同一起来...他同人类的团结只在于他想象着人类的普遍改善——这是一种动力，然而它的力量不能过高估价——他在与人类的直接联系中失去的东西，可以通过他的另一种能力得到弥补，也就是使目光越过這些关系和与之发生各种关系的人，他的家庭和邻居。”
简单地说，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在于：他们只有改善全人类的高度的激情动力，但是在生活中却厌恶直接发生联系的人。他只热爱抽象的人类，而不喜欢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威尔逊在同类身上发现的缺陷，自我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情妇后来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的小说家、批评家玛丽·麦卡锡（1921-1989）写道：一旦成为夫妻，他就变得很专横，他更多的不是提出意见，而是作出裁决，把已经知名的麦卡锡当作一个聪明的女学生来对待，当麦卡锡表示反感时，他会变得非常凶暴，把她打得鼻青面肿。最终导致离婚。威尔逊一方面对真理充满激情，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充满了偏见，例如他的“英国恐惧症”，其中包含着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对英国等级制度的憎恨和自我感到纯粹的不安全感。他居高临下地带着憎恶的感情来描写和他相处的所有知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以塞亚·柏林，E.M.福斯特，D.H.劳伦斯，S.菲茨杰拉德，L.洛威尔，e.e.卡明斯，W.H.奥登，D.帕克，F.W.布鲁克斯，S.康纳利，T.S.艾略特，还有西特韦尔姐弟，他挑衅地描述这些人物，他们极矮小，脑袋小得不成比例，狂躁而忧郁，带着女性的声音，肥胖而且老于世故，用了太多的廉价香水，身上躲着一个恶棍，或者是了无生趣。这充分地表现了他是一个一般地关注人类却不关心具体的人的激进分子。
其五：专业理性主义与政治感性主义的分别对待
作为由书本知识和理论体系生产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惯性是从宏大理论出发，以理想主义和唯理主义为优势依据判断事物，所以他们总是激进和极端的；但是由于他们拙于现实主义地处理难题，所以他们总是有强烈的软弱感和无所适从的能力。无法准确判断现实问题和无法分析两难困境，必然使他们表现出依违两端、首鼠瞻顾的尴尬状，半间不架是一个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社会时、面对两难选择时的必然情势。
政治上的宏大叙事、激于伟大道义的认知态度，以神圣责任担当者和貌似专家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越是热情洋溢，群众舆论越是赞赏这种铁肩担道义的代表性形象。玛丽·麦卡锡真正的抱负是在戏剧方面，但是她却兴致勃勃地积极撰写社会评论，成为一个极为敏锐的评论家，由此进入了纽约激进运动的中心。“严格说来，把她吸引到斯大林-托洛茨基之战上来的并非政治本身，而是斗争带来的富有戏剧性的激动。...她对政治本身的实际了解和关注并不多。她后来承认自己不知不觉地采取某种政治态度，常常是出于炫耀或取乐的愿望。她太富批判性...她给人的感觉完全不是一个政治动物：最初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接着偶然成了托洛茨基分子，又变为反共分子，最后不过是个温和而变通的左派而已。但自始至终她都极具批判意识，部分是天生的，部分来自英语文学批评方面的训练。”（《知识分子》，P347-348）
知识分子是由知识理性训练出来的理论专业人士，长于理性分析与表达知识，甚至善于生产知识；但是他们偏偏又是最容易从理性中逃逸出来，非常感情用事的一类呐喊者。这是一种两极相反相成的原理，越是缺失的东西便越是盲目急切地拥抱，饥不择食地攫取感性以填补干枯的心灵。宏大叙事导致具体感性的饥渴症，渴望在激情生活里获得心理补偿，最好的填补物就是政治感性运动，因为政治目的距离知识分子的宏大叙事和理想主义最贴近。所以知识分子是最容易被煽动和感动的天真人物，他们在象牙塔里，缺乏生活常识和现实感觉，很容易误读和误判假象，并且为社会运动和感情舆论所裹挟。
红学家、词学家吴世昌的双重性格同样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吴出身于1930年代的燕京大学，前4年在英文系学习，后3年是国文系研究生。在学生时期他就显示出学术上的才华，曾经得到过胡适的赞扬。吴一方面在学术上有过人的天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亦具有超乎常人的热情和激烈表现。这构成了吴世昌双重性格的底色。9.18时，吴世昌和时任清华大学讲师、他的哥哥吴其昌一起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名噪一时，后被推举为学生抗日会主席。35年11月，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提出和平理性延缓时间的对日方略，吴世昌即致信胡适加以责问，言辞激烈，大抒悲痛之情。胡适答复曰：“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胡适对吴世昌的批评用意很深，但是吴世昌并非胡适那样一类人，不可能理解胡适的思想。有研究者后来称吴世昌是自由知识分子，实在是判断不准确。
40年代时，吴世昌成为大学教授，一面在学术上做出成绩，一面在储安平的《客观》周刊和《观察》周刊积极撰稿并成为后来《客观》的主编，他写了大量的时论，热烈讨论政治，思想锋芒毕露。看起来，吴世昌表达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言论如：“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的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这时候的吴世昌高谈自由主义，言必称“自由主义”：“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吴世昌这些观点，其实是与自由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道理上高谈阔论，事实上一知半解，实践操作完全陌生。
1948年，吴世昌应英国牛津大学的聘请去担任高级讲师兼导师。14年之后，1962年，吴世昌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中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是牛津大学的学生。4年后，他受到文革运动的迫害，大女儿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二女儿也失去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文革后，吴世昌曾担任人大代表，他的本色性格依然不改，直言不逊，牢骚满腹，依然不懂政治。
吴世昌的所有表现充满了自身否定的匪夷所思的矛盾。客观地说，他的双重性格很典型地表现出人文知识分子缺乏自我认知和自我反思的“理性障碍”。他们的天分才智使他们在人文专业和政治舆论中获得崇高的声誉，但恰恰是这种人文才智使他们陷入了双重性格和首鼠两端的自我否定困局。他们有一点本色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激烈的感情用事，在政治选择上，国家主义价值观和民族情感始终占据支配地位，而理性始终没有成为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主导。
吴世昌40年代在《客观》和《观察》中发表的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言论究竟是否可信？我们只能客观地说：这些作为一种“书面语”的抽象议论，并不具有实践上的经验性和真实性。知识分子的言论只代表了他们的一种“知识认知”的观念性态度，而一切都应该在实际事情上才能知道真正影响和决定其行为选择的精神心性。知识认知是一种知识理性的性格，是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过度教育所获得的文化性格，而在他们的心性原型中，还有一种潜意识的性格，这是根性。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即在于此，知识性格是他们经常参与公共活动和政治表态时的表现性性格，但在关键时候，涉及安身立命和大关要决定的时候，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心性原型，表现出另一种性格。
三.双重性格与失去自我的关系
双重性格的产生根源于自主性的缺失。
现在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冯友兰的两可之见。
冯友兰的“两可之见”是知识分子遭遇道义难题与性格考验的典型表现。
第一，对待投身革命与留校读书这样艰难抉择之两难困境，冯友兰本人根本没法拿出一个判断是非的结论，对这件事，站在不同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观念，单纯讲一方面的道德、道义和主义易，要在冲突的具体问题上得出明确的是非判断，非常难。所以需要知识分子要有清晰的思想信仰，即具备确定的自我价值观，又事事严于精细分析和反思，在经过视野开阔而又高度审察的思考后，必求得清晰和深刻的理智结论。但多数知识分子并非这样的人，很聪明又有专业造诣的学者，其实都可能有“理性障碍”。
“理性障碍”的定义是：
理性障碍是指个体在智力水平正常的情况下，无法理性地思考与行动。该定义包括个体在信念形成、判断信念一致性，以及根据目标采取行动等方面遇到困难。（12）
理性障碍产生的原因较复杂，但基本原因即是人类总在想尽办法减轻认知负担，以信仰为例，为了增加人的生存适应性，信仰无需引导人们精确地理解世界，习惯性的自然选择钟爱那种不可靠的、易出错的和风险厌恶的认知策略，即基于少许的证据快速得出即将身临大敌的结论，于是会带来较多的错误信念，较少的真实信念。（13）
在那样一种两个命题都“存在合理”的两难选择困境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懒思”，即持两可之见。现代心理学家指出：“认知吝啬鬼可能倾向于接受未经任何逻辑推理但又看似可信的结论。只有当人们在面对难以置信的结论时，认识主体才会对假设进行逻辑推理。当人们深处一个绝大多数信念都为真的知识领域中时，这个策略是非常有效的。”（14）
第二，后人批评冯友兰是一个性格活络的人，乐于适应潮流和习惯以两可之见表达出多方讨好的态度，这与传统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智圆徳方”之说近似。智圆徳方的弹性很大，究竟何为“徳方”，实质上是以潮流的群体心理决定的，只有极少数人有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并且远离群众和潮流，而大多数人都会紧随潮流而动。智圆徳亦圆之人，即两可之见的人，多方面都不得罪，各种意见都可以接受。可以消弥种种思想观念冲突对自己的压迫，这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利器。在不同的关系中取不同的态度方式，很善于模糊地表态和圆满地应对。在当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最时髦的事情，抗战又是拯救国家匹夫有责的高尚大义，冯绝不会与时髦的道义和高尚大义相违，遑论明确反对。
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严肃地指出，许多极端邪恶的观念传播者都是智商很高的人，社会中常见的不理性行为背后那些制造麻烦的心智程序大多是由中等或高智商人群编造的，影响的对象也是中、高智商群体，结果导致很多以聪明才智著称的名人频频做出不理性行为。
冯友兰天性比较动摇，对政治具有很积极而贴身的态度，而同时在学术上也有很高明的天分，恰恰在政治与学术、时代群众潮流与个人独立自由思想方面，他完全没有一定之见，于是后来在关键时候就会反复修改自己的著作，甚至在政治行为上有违背学者身份的过度表现，虽然时代环境的压力很大，但是关键在于其精神世界无法摆脱首鼠两端的踌躇。这是他表现出来的双重性格。
安东尼·吉登斯指出，“活在世上”是一种“两难困境”，它需得到解决以保持一种对自我认同的内部一致性的叙述。严格的传统主义者围绕一组固定的承诺来建构他自己的认同；而“权威性服从”类型的人采取适应性的反应人格。埃里希·弗洛姆说这类人“个体不再成为自己；它完全接受了文化模式所提供给他的那种人格；因而，他便完全成为与所有其他的人一样的，并且也成为与他们所期望的一样的人。”（15）
在我看来，正是知识分子才会丧失自我的主体性。因为他们的人格是由传统教育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模式建构起来的，而非通过经济利益、生活常识和社会经验决定的实践人格。在遭遇任何社会情境时，普通人会根据直接的经验和常识执着地坚持自我的利益，并没有太多的文化意义来干预他们的选择。但是知识分子却常常被神圣的文化意义和理想的唯理主义思想笼罩了自我精神，并不是首先从自我立场出发来判断真实性。这便是根据精神承诺或者道德之权威服从采取适应性反应人格，精神承诺和道德权威越强大，自我缺失就越严重。知识分子并不知道这是他们致命的“主体性死亡”之状况。
克尔郭凯尔指出，“主体性死亡”是一种“绝对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对之获得内在的领悟。（转引自《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54）知识分子正是在传统赋予的组织社会的媒介中，以传统认知和道德构成了本体的戒律，本体戒律的内在控制已经构成了无意识心理机制，丧失自我使他们总是感到意志的软弱和不知所措，随着双重性格的出现，也就不自觉地表现出首鼠两端的行为反应。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重性格是戴着道统抽象符号的面具，是道德、良知、大一統国家主义和真理的化身，另一重性格是依附权势做辅佐，或权力统治或意识形态教导员，这是为了在社会上有伟大的功利成就的必然选择。简言之，一重性格是“道统性”，一重性格是“师爷性”，这两重性恰好排斥了他们真实的自我。
前面我在分析吴世昌的双重性格时，指出他有一个国家主义政治感情的心性原型，这是造成他自我否定和不能始终如一坚持一个自由主义者精神人格的原因。但是他心中的那个国家主义感情，我不敢那么确凿地肯定有多么强烈。这个双重性格在吴世昌的精神内部一直在打架，时而这一个主义强势，时而另一个心性主导。我宁愿说，他对政治和公共社会缺乏一个透彻清晰的智识理性，跟从时代政治大潮和多数人的感情做出选择，可能才是他们根本的心性。
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人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凭着政治感性来认同先进思潮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政治反复时，他们不会被时代拨弄得那样颠三倒四首鼠两端，不会因此而弄得自己像一个反复小人一样狼狈尴尬。动荡时代固然要负作弄好人的可恶责任，但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双重性格却是作弄自我的重要推手。像胡适、钱穆、陈寅恪和钱锺书等能够做到始终如一的坚持，那是由他们具备透彻坚定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决定的。
一个人的动摇和轻易改变，说明他在心底的根本处并没有确定自己一生的信仰，也没有严格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自己感性的一面过于强大，自我认同变得容易激动和天真，归根结底，作为“智识分子”他是不够格的。他在做自己的专业学问时，根据知识体系的逻辑进行建构，优异的天分和良好的教育基础使他做出了卓越的书本理论成就，但是他对待社会实践和现实政治问题，却缺少根本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实践经验与修养，偏偏他借助自己专业的成就，在潜意识里自大起来，以为自己对一切问题都具有权威的智慧。
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东西方，都会有被出身、处身以及知识工具和文化媒介等方面制约决定所带来的局限性，使他们先天地形成了“双重性格”，然后在参与具体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无法不陷入“首鼠两端”的精神心理困局。
双重性格在普通人而言，是常见的现象，但普通人的双重性格仅仅表现在个人生活的狭窄行为方式，但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格不仅尤甚，而且这种双重性格对政治和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天生注定既活在书本里，也活在现实中，并且特别自负为社会文化的主人，却情不自禁左右顾盼，无所适从。周作人说过，自己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林语堂与周氏兄弟、钱玄同这些语丝同人一样，都是“双鬼”缠身，除了绅士气，还有些流氓气或匪气。大凡名士，既是正途出身，体制中人；又落拓不羁，反抗主流。亦正亦邪，集两气于一身。何时为正，何时为邪，要看人生的不同阶段和历史的具体情境。（许纪霖，爱思想，2017）
比起普通人而言，知识分子心中恒常会有一对一对的“两只鬼”在打架：集体与个人是两只对立的鬼，集体主义例如国家、天下、民族、人民等先验价值观，对知识分子有义不容辞的压迫感，但他们心中的个人主义也是最强烈的。其他要打架的两只鬼实在还有很多，政治与学术，雅与俗，端正与风流，规训与散漫，敛财与清贫等等，就是这些一对一对的鱼与熊掌，搅得知识分子依违两端，无一是衷。如果是平头百姓，做人可以很干脆，该上床就上床，放倒便睡，不知道什么是首鼠两端。故中国女人也要比知识分子更有决断力。
作为知识分子，深刻地认知自我的矛盾性和虚位性，是具备自知之明的前提，因此才会减少对人类高高在上的使命感。我们作为知识和真理探究的工作者，很容易会把自己当作抽象概念的替身，把道德观念、思想、精神意志和智力这些纯粹的灵魂幻想为自己的财产，而忘记了自己“卑劣转身”的世俗性，这正是知识分子内在分裂的那种自负的自然而然感觉。在某些方面他们是趋向于崇高感的，在某些方面他的习性是卑微而完全健忘的。这便是双重性格和自我迷失的心理根源。值得警惕的是：知识分子为了增加自己的尊严，不但主张进行人类精神改造的工程，还会依附强大的权力，在唯理主义的社会理想运动中为卑微的自我笼罩伟大而神圣的光环。
正因为知识分子依附权力和相信伟大的理想主义，尤其是信仰集体主义价值观，所以一旦遭遇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冲突，遭遇到智识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立的时候，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清醒地认识真正自我的价值，不能守护自我的心性，则必然在外在力量的压迫下无所适从，失去自我的同时就开始了双重性格的徘徊与首鼠两端的彷徨。
知识分子应当明白自己真正的责任和使命在于：智识价值思考的促进者。你不是绝对真理和道统导师的化身，但你的专业是提供负责任的思考探究的智性信息。你不能任性，也不能自以为是，还不能迎合讨好，人类最大的难题是面对两难困境的选择，不同信仰、不同性格和不同权益者为此争辩不休。智识者最大的价值是作为“智识的中介”，促进人人成为有思想责任和智慧的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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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9
【美】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李岚译，中信出版社，2016-5
雷颐：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1
注释：
（1）皮埃尔·布尔迪厄：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共识网，2016-6-28
(2)汪庆华、郭鋼：俞可平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善治话语，《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13卷第1期，第1—10頁
(3)转引自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P278，上海三联书店，1999
(4）波普尔思想自述，P44，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载《大公报》，1945年4月29日
(6）评英国大选，载《大公报》，1945年7月30日
(7）海光：我忆孟真先生，载台北《自由中国》第四卷第二期
(8）《观察》第3卷第19期第20页
(9）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P60，四川教育出版社
(10）(11）傅孟真先生年谱，P50，P61，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
(12）(13）（14）【加】基思·斯坦诺维奇：超越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P18，P61，
P162，张斌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9
(1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222，三联书店，19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