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球化本身已经成为世界性公共品，而大国负有独特责任来维持足够的公共品的提供。尽管各国都可以从全球化过程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维持全球化这一进程。 一般说来，小国很少有意愿为全球公共产品付费，因为它们贡献太小，是否贡献对全球体制运作来说关系不大，小国因此更多是选择“搭便车”。大国则不一样，大国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明显的好处，因此也需要对维持这个过程作出更多的贡献。如果大国不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短缺。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落到无法承担这一责任时，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却继续搭便车，由此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今天，因为美国的相对衰落，不能够再继续扮演领导者的作用，对全球化而言，就缺少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这种情况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世界会不会再次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之一，后来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授。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性公共品的缺失。尽管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国，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在美国出现巨大困难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很自然转移到中国。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她是否有意愿为提供全球公共品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和美国所领导的西方，被视为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如稳定的气候、稳定的金融或航行自由。 不过，对中国来说，尽管继续引领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要担负起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责任并非容易，因为维持这个体系既有助于实现中国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问题并非在于中国是否有意愿，而在于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公共品？如果不能单独提供，中国如何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提供？即使中国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会很容易接受中国的角色吗？ 中国要帮助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深度融合。本栏上周已经论述了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关系问题。如果能够社会融入，并且让其他国家确信，那么中国会比较容易担负全球化领头羊的责任，不仅自己可以，也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提供全球公共品。如果不能，那么中国的外部崛起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会和西方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 原因很简单，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远非当时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有两个客观条件使得美国当年能够顺利从英国手中接过国际体系的领导权。第一，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到了1890年代，在经历了长期的“孤立主义”之后，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也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了周边外交问题。第二，欧洲国家近代以来经历了反复的战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类似的政治制度，但各国之间因为战争互相不信任，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来充当领袖。 中国面临的情况 这个时候，他们需要邀请另外一个国家来担任领袖，而美国和欧洲之间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使得美国具有了天然的条件来领导欧洲。可以说，美国是被欧洲“邀请”成为世界领袖的。尽管一战之后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国际领导责任，但没有充分的准备提供公共品，从而没有能力避免1930年代的大萧条。不过，二战之后，美国接受了教训，及时推出“马歇尔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兴欧洲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有效巩固了西方盟主的地位。 那么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有几个要素很确定。首先，尽管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维持世界体系，但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维持其霸权，千方百计地遏止中国的崛起。或者说，美国不愿意中国分享更多的国际空间。第二，尽管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也是最大的贸易国，但中国本身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提供全球公共品，其未来主要的精力仍然要放在国内的发展上。第三，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不仅美国，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没有足够的信任。 因此，中国所面临的情况是，尽管客观上世界经济需要中国扮演新的领头羊和提供公共品的领导者，但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仍然另眼相看。今天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主要有几种。 第一，因为中国不同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中国是当前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所面对的主要威胁。第二，即使不会破坏现存国际秩序，但中国把这个国际秩序视为是一种外部强加的东西，并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一旦在国力方面超越美国，中国就不会维护这个秩序。第三，中国现在接受这个秩序，主要是因为中国可以从这个秩序中获得巨大利益。中国一直在免费享受好处，而没有担负足够的责任来提供公共品，因没有认识到强大的国力所附带的重大国际责任。第四，美国和自由主义世界不必担心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的，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美国和西方的制度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对世界的主导是可以持续的。 在回应西方的各种错误认知上，中国本身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中国最常用的一种简单解释是：中国没有领导世界的野心。不过，这种解释已经远远不足以减少人们对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的担忧。其他国家很难相信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会一直是现状的接受者和维护者。在世界经济面临困境的今天，更多的国家也不容许中国和现存秩序之间的关系只停留在今天的水准。 的确，今天西方面临巨大危机，是中国提升自己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机会。既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也没有任何可能性与世界经济体分离，那么中国不能坐等他国的“邀请”，而是要主动出击，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对接，不仅容纳现存话语，而且进一步发展话语，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 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进一步对接的话语和实践，至少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接轨。这是中国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接轨，并且获益于这个秩序。中国得益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视为是体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国际机构。 第二，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国家之一，在各个国际机构内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第二大出资者，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有关伊波拉和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 第三，改革和发展。中国意识到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的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不过，解决不是要通过革命，而是要通过改革。例如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力配置上的不公平所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但并没有反映到全球治理体制上。 中国这样做并非为了一己之私利，也不是为了对付西方美国，而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改革是为了发展。全球化仍然是促进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发展是解决今天各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有效途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仍然有效，但需要通过改革而得以改善。 第四，创新与补充。中国不仅要改革现存国际治理体系，使之更可持续和合理，而且要以自己的力量来继续发展和补充这个体系。例如，2015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不是如有些人认为的要取代世界银行或者其他国际的和区域的组织，而是对现存体系的补充。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组织并非是中国一国的事情，更是大家（各国）的事情；并且新设立的组织依然遵守国际法，并与现存组织和体系展开合作。 第五，中国也要在自己的方案里面，表明自己不会做什么，中国接受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合理部分，但不会接受和重复不合理的部分。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两大方面。在政治上，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把自己的政治体制强加给其他国家。西方在全世界到处推行西方式民主，今天世界一些地区的无序状态是接受了不合理的政治体系所致，是西方一些国家到处推行民主的结果。中国一方面会继续推进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也会继续强调主权国家的重要性。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有效的治理单元，一旦这个治理单元被破坏，世界会变得更难以治理。 在内政方面，中国会致力于内部治理体系的改善，但不会把自己的治理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中国继续实行“不干预”政策；在经济上，中国会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经济秩序。中国不会建立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那样的区域或者国际性经济组织，把一些国家排挤在外，而是要建立类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那样的具有广泛性的经济组织。 中国的这些主张很重要，因为很多国家都深受西方的干预主义和排他主义之苦。但这些并不是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主体，更多的是和西方个别国家的自私政策具有相关性。中国要意识到，这些是可以加以改革的，而不能因为这些而去否定整个国际自由经济体系。 这些年来，中国在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接轨方面具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在经济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话语和行为越来越具有信心。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也有助于世界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