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加剧。
在这一大背景下，“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引发关注。该观点认为，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所带来的公共产品提供者缺位，将会引发全球治理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教授，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金德尔伯格研究的本质问题，是经济学上由来已久的“集体行动难题”。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国际社会既要以制度改革和创新破解“集体行动难题”，共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也需增信释疑，加强合作，共担全球治理责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命题的本质是什么？为何近年来有学者用其解释全球治理危机？
张宇燕：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著作《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提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没能够接替霸权国英国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后来被其他学者概括为“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并用以解释今天中美权力转移可能引发的全球治理危机。
讨论“金德尔伯格陷阱”，需要对与之相关的关键概念加以界定，包括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和集体行动难题。最一般地讲，全球问题指的是影响范围涵盖全球、其解决或应对需要世界各国参与方可实现的问题。世界各国解决或处理全球问题的过程或方式便是全球治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不存在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在此背景下，全球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磋商谈判或讨价还价，即在行为准则上达成有约束力的普遍共识来实现。在这一意义上，全球治理表现为不同问题领域内人类自我约束的国际制度或国际规则，其执行者主要是国际机构或国际组织。
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的性质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都是有成本的；二是治理收益享有是不排他的，亦即治理收益等价于公共产品。这无形中为“搭便车”行为提供了激励。结果全球治理这一造福世界的好事，就会因为想搭别人“便车”又不想让别人搭自己“便车”的动机而“多磨”，乃至出现治理赤字，甚至造成“公地的悲剧”。由此可见，金德尔伯格所关注问题的理论“硬核”，即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出版于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说的“集体行动难题”。
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问题的治理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气候变化是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之一。只要每个国家都努力减排，大家就都能从中获益。但由于付出成本减排带来的好处可以共享，结果很可能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好事多磨。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全球治理中的“搭便车”和集体行动难题？大国应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
张宇燕：缩小全球治理赤字，关键是要铲除“搭便车”这一导致集体行动难题的土壤，让造福世界的公共产品能被顺畅且有效地提供。关于这一点，奥尔森教授曾提出两个重要条件或途径，其一是组成集体的成员要尽量少，二是设立“胡萝卜+大棒”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如果一个集体由少数成员构成，那么每个成员所能分享到的成果便相对更多，对集体成果的贡献大小也更容易识别和测量。如果在一个集体内有赏罚分明且执行到位的制度，则集体成果的实现也就有了保障。
具体到全球治理，奥尔森教授的“选择性激励”设计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性，因为良好的机制设计带来良好的绩效已得到广泛验证。然而，就小规模集体这一条件而言，现实世界与之并不十分吻合，至少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此外，奥尔森理论隐约地假定了集体内每个成员的地位平等，而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成立。这就引出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大特点，即不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差别巨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大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什么作用？
不难发现，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或主导作用。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大国在人才储备、经验积累和机制设计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要知道全球治理的机制设计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次，大国受全球问题的影响更大，因而有相对更高的积极性参与全球治理。一般而言，每个国家都是全球治理的一个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但它们各自与全球治理的利益攸关程度（stakeholding intensity）有高有低。设想有一个仓库，大国存放物品价值占总价值的60%，其余国家占40%，这时谁会更关心仓库的安全呢？无疑是利益攸关度高的大国。
理想的情况是，大国均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肩负起大国责任，带领各国努力达到全球公共产品的最佳提供水平，亦即所有国家对全球公共产品作出的贡献在边际上等于各国得到的收益。这时的全球治理状态处于经济学上的“林达尔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状态。尽管现实中达到这一状态困难重重，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此为目标并身体力行责无旁贷。
中新社记者：除了您谈到的集体行动难题，还有哪些因素造成全球治理危机？当今世界是否陷入了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
张宇燕：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和治理机制失序，除了前述集体行动难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霸权国将国际规则工具化或武器化。
在一个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环境里，以国际规则为存在形式的全球治理通常是非中性的。这样一来，大国间的竞合便转化为努力制定于己有利的规则的博弈，甚至将治理规则作为维护自身利益、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
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就是WTO改革，发达国家集团力图将中国定位成发达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施加更严格的规则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本届美国政府提出将联合盟国和伙伴国，通过制定一系列国际规则以阻止中国主导全球未来产业。美国这一对华政策的本质是试图利用非中性国际规则，打造一把“规则之锁”，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中低端。
当“规锁”策略难以奏效时，美国又开始根据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分合作伙伴，打造平行体系，筑起“小院高墙”，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从而缩减中国的市场规模。相关例子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推行所谓“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创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新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
当今世界治理赤字加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霸权国对全球治理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既考虑绝对福利又考虑相对福利。能改进自身绝对福利更好，比如通过分工与交换获得贸易收益；能改进相对福利也行，比如拉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甚至不惜损害自身的绝对福利。
总之，说当今世界正在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绝非危言耸听。
中新社记者：国际社会应如何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和公共产品困境，防范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
张宇燕：防范化解“金德尔伯格陷阱”危险，当前的任务是世界各国就全球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形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信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正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相互关联，其中最根本的是信任赤字。国家间的信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信任无法恢复，全球治理也就无从谈起。
达成共识、恢复信任的基本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全球治理的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这里，“公正”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自愿原则，大家的事商量着办，最后形成的治理规则必须征得各国同意；其二是平等原则，亦即国际规则的约束力适用于每一个国家。
“合理”也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效率原则，即制定的国际规则要管用，具体方案有操作性；其二是权利与义务统筹考虑原则，其中的关键词是统筹。举例来说，全球在减少碳排放上已形成共识，但在制定具体约束性减排指标时出现了分歧：从增量上看，2021年全球363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国约占三分之一，部分国家据此认为中国应设立更高减排目标；但从存量上看，1850年至2021年间美国和中国分别排放了5090亿吨和2840亿吨二氧化碳。由此就出现了“存量公平”与“增量公平”的统筹问题。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的当下，中国能为全球治理作出何种贡献，提供哪些中国智慧？
张宇燕：随着自身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角色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日益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世界变局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稳定性建设性作用。
首先，树立正确角色观，准确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是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分寸，在发挥积极示范作用的同时，也应继续通过与他国合作，共担应对全球挑战的责任。
其次，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和创新。全球治理由一套规则体系构成，公正合理的制度能让各国自愿接受并遵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国际制度改革，也积极倡议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国际机构，推动国际制度的“存量”与“增量”齐头并进。
最后，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思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比较而言，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有更高追求。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为仅仅自己“立”“达”是不够的，必须让所有人均有获益。我的同事赵汀阳先生据此提出“孔子改进”概念。毫无疑问，“孔子改进”涵盖了人类共同命运之意，比“帕累托改进”具有更高远的境界。
今天，围绕发展和安全等世界重大议题，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均融入了以人为本、普惠包容、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包含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国家交往之道。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新源泉。
受访者简介：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出版《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1992）、《国际经济政治学》 （2008）、《美国行为的根源》（2015）、《中国和平发展道路》（2017）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