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庆大轰炸受害情况为中心，包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等地受害情况的鉴定书，是由遭受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的中国受难同胞发起，并在日本良心派律师、学术界专家以及民间友好人士的支持下，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的诉讼案的相关文件。该系列文件的正式出版，对于揭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原貌，以及推动相关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与学术意义。
侵华日军对重庆等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史实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进而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南京失陷后退守西南内地，坚持守土抗战。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移驻（迁都）重庆，其后明令重庆为永久的“陪都”。如是，重庆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时首都，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莫斯科、伦敦、华盛顿合称为反法西斯盟国的四大名都。
日军1938年攻占武汉与广州等地之后，囿于兵力不足被迫转向持久战。为动摇国民政府及西南大后方民众的抗战意志，达成日军的战争目标，侵华日军集中其陆、海军所属航空兵力，从1938年至1944年，不断强化、持续推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目标明确的“政略进攻、战略持久”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大致在同时，日军对重庆周边地区、四川省各地特别是省府成都市区、乐山、自贡、松潘等城市街区，以及云贵陕等中国内地城乡实施了世界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无差别战略大轰炸。
日军大规模实施战略大轰炸的同时，曾制订地面的进攻作战计划。但日军对四川作战尚未定案，太平洋战场形势已经恶化。随着日军战局的全面失败，日军的西进战略，包括已经实施的重庆大轰炸，终于成了失败的侵略记录。
日军对中国西南内陆的侵略历史及其罪行简析
侵华日军的重庆大轰炸，也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于西南内陆的扩张历史的延续。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东部，是近代以来西南内地最大的中心城市。重庆地区古代曾建巴国，与富庶的川西平原的蜀国相邻，古籍合称巴蜀。巴蜀共存于四川盆地，周边有秦岭、大巴山及云贵和青藏群峰环绕，盆地内海拔仅数百米，沃野千里，人居绵密，自古就被誉为天府之国。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取巴蜀而三分天下的“隆中对”，揭示了该地区极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
重庆及四川盆地对外交通险困异常，唐代诗人李白有“蜀道难”之叹。自重庆以下，水路需穿越三峡湍流至宜昌，行程近700公里。自宜昌水路至上海距离约1800公里。战前日军记载自重庆至上海吴淞约1340海里共计2479公里。面对如此遥远的距离，在飞行器发明之前的19世纪末期，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展开了对于重庆地区的侵略扩张。
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确立了军国主义，全力推行进攻型对外战略，先后动用武力于1874年攻击台湾，1879年“琉球处分”，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被毁弃。进而至1880年代又有朝鲜事变，传统华夷秩序解体加速。随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迫清政府签订1895年《马关条约》，再通过清廷于1899年被迫与各国缔结的《修改长江通商章程》，1901年签订的《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终于以条约方式确定了日本在重庆上、下游，即川江与扬子江诸多殖民权益。同时日本全面展开在川江上下游的军事侵略。日本军舰向长江流域及内陆各地随意侵入。1911年3月新造的“隅田”号炮舰开拓了至常德的航路。“伏见”号再次上溯长江，直达重庆之上接近金沙江的泸州，完全地考察了长江的川江、扬子江各段水面与两岸地理，全程近2800公里，这是近代日本海军对于中国内地的最为严重的侵犯。
1917年8月，日军派出“鸟羽”“伏见”“隅田”等炮舰，经由上海再度侵入长江中上游地区。其中“鸟羽”于10月26日侵入重庆，12月4日以保护居留民为借口，派出陆战队登陆，经当地革命党人交涉，12月16日中午陆战队撤回军舰。原拟上溯接近金沙江的泸州、叙州（宜宾）等地以调查该地南北双方战争，后受到时局压力未果。
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随后于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试图以武力全面征服中国。但中国坚持抗战，日军速决战方针破灭。1938年攻占武汉后，日本军政当局在东京各地组织提灯游行，“欢呼万岁之声，使得战争指导当局更感到哀愁，这战争将趋向何方，实在令人担忧”。中国军队一面顽强作战，逐次消耗日军的攻势，避免了不利态势下的决战。日军不得不面对“尚未歼灭中国军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的“极为困难”的现实。
在这样的条件下，日军发动了对重庆等中国西南抗战根据地的全面的战略轰炸。日军竭尽全力，集中了陆海军飞行力量以攻击大陆战场深处的重庆各地。日军战时最先进的战机，即海军的零式战机，其首战即用于对长江上游的也是近代日本军舰多次侵入过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以及西南腹地城市实施无差别战略大轰炸。
无差别轰炸是指对于不具有军事性质的目标，以破坏、损毁私有财产、造成非战斗人员伤亡为目的，违背国际法规的反人道的作战行为。1899年、1907年产生的海牙第二公约和海牙第四公约中曾规定：“交战在损害敌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有无限制的权利”；禁止“以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属于敌国或敌军的人员、毁灭或没收敌人财产”；还有“凡关于宗教、技艺、学术及慈善事业建筑物、医院及收容所等，不得作为目标”等条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兵器迅速发展并被投入作战。其后在1923年2月，各国法学家委员会于海牙拟成《空战规则草案》，其第22条规定：“对一般民众进行威吓，对于不具有军事性质的目标，以破坏、损毁私有财产、造成非战斗人员伤亡为目的的空中轰炸应予禁止。”
史实证明，侵华日军无视国际法规，利用其优势航空兵力，在摧毁所谓军事目标的常规轰炸之外，长期全面地推行以故意杀伤非战斗人员，破坏、损毁居民私有财产为战略目标的无差别大轰炸，包括日军对重庆近邻的盐生产地自流井（自贡市）实施长期的“盐遮断”那样的专题轰炸。集中于重庆地区的无差别轰炸与中国军民的反轰炸行动，是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极为独特的篇章。重庆所遭受到的轰炸灾难，不仅是中国内地城市之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差别轰炸案例中，也实属罕见。
重庆大轰炸受害诉讼及其鉴定书的社会与学术意义
近代以来日军对于重庆等长江上游地区的侵略，包括无差别战略大轰炸，是近代日军进行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灾难最为深重的侵略行动之一。其行动发端无疑可以看到日本海、空军侵略的先锋作用，但同时也包含了日本政、经各界的特殊需求，集合了海、陆军数十年的各种规划策案与经验总结，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外扩张战略推行的综合性结果。
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特殊性，受到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的、帮助中国人战争受害诉讼的日本良心派法律学家、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他们建立了名为“重庆大轰炸受害关联者东京之会”，由著名军事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前田哲男先生担任代表（会长），协调在东京以及日本各地的相关研究力量，作为诉讼行动的学术后援力量，并组织“重庆大轰炸诉讼法律辩护团”，由著名律师田代博之先生担任日本律师辩护团团长，另有著名律师一濑敬一郎先生担任该辩护团事务局局长，具体协调相关诉讼事务。
由于日本法律界、历史学界的援助，重庆大轰炸研究不再停留于国内学术层面，开始扩展至日本东京等地，并就无差别轰炸等相关历史问题，诉诸法庭。十余年来，日本法律专家和社会友好人士、在日中国学者和中国重庆等地区的研究专家、律师以及受害者代表共同努力，坚持不懈地进行大量的档案调研和口述访问，对相关史实资料与问题加以整理、考辨和阐析，共撰写出13份鉴定书，提交到东京地方法院。鉴定书的部分作者曾作为专家证人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举证。这些鉴定书是揭露侵华日军对重庆、成都、乐山、自贡和松潘等地区进行无差别大轰炸罪行的有力证据。
2006年3月30日，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案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来自重庆、乐山和自贡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代表合计40名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进行赔偿。2008年7月4日成都的日军轰炸受害者22名，同年12月16日乐山和重庆、自贡、泸州的日军轰炸受害者合计45名原告先后在东京地方法院就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案提出第二、三次诉讼；2009年10月5日，重庆、成都、乐山、自贡和松潘的日军轰炸受害者合计81名原告就该诉讼案而第四次提诉（至此，参与该诉讼案的原告，共有来自重庆、成都、乐山、松潘、自贡及泸州等地的188位受害者）。这一诉讼案至2014年10月22日的最终辩论为止，共有32次法庭审理。诉讼牵动中日等国舆论，反响甚大，对于历史、法律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从史学角度看，鉴定书中的史料，是多位专家积累多年，从重庆、成都、自贡、松潘等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收藏而得的。尤为难得的是日方空战的作战战斗详报，原本收藏于日本的战史部，借阅手续烦琐困难，复制费较一般大学内的复制费高出10倍。这些资料少为人知，对于中国研究者的资料收集来说一直是很大的障碍。但在本次诉讼中，日方法律专家以其特别的收集能力，解决了这一问题。日本律师花巨资进行复制、收集并运用了包括诸如日机投弹弹着点等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所以，有了中日双方专家合作，本系列鉴定书依据的是最有说服力、最稀见、最为全面的基础性史料，因而使本书具有权威的史料价值。
在日本法庭的诉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位在日华人学者专家也积极参加史实研究以及法庭诉讼活动。为核对诉讼的史料与史实，日方专家与律师更是在10余年间，进行了数十批次的考察活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与财力。日方律师为每一次法庭诉讼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其间由笔者亲历亲见，在出庭前一夜晚，整个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都彻夜不眠，推敲每一个陈述与辩护的史实细节，然后天一亮就直接带领中国原告进入法庭。如此认真过硬的准备工作，充分保障了鉴定诉讼的质量。日本法庭可以拒绝赔偿，但是否认不了诉讼内容的真实性。由此而产生的鉴定书，深具典范的历史、法律、社会诸方面的学术与社会价值。
鉴定书有力地揭示了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的本质。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猪木正道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非纯粹的军国主义国家，而应该称之为超军国主义的极权主义。传统的军人贵族的大多数成了对希特勒展开抵抗运动的中心。”他将近代日本国家体制性质表述为：“把大日本帝国定义为军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猪木的研究提出的重要命题是：日本军国主义较纳粹德国更具有典型意义，而重庆大轰炸再次证明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具有典型的好战性与侵略性。
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真相及其遗留问题，在日本受到右翼势力的掩饰或曲解，在中国国内，由于若干特殊历史原因，长期未得到学界及社会的足够关注与研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史料发掘工作长期落后。本来重庆市档案馆藏有战时首都遗留的大批珍贵资料，周边县市档案馆群拥有保存完整的近代档案，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等也拥有十分丰富的民国报刊图书资料，但这些档案与图书资料长期未得到有效整理与研究。另外，在改革开放前的封闭时代，日方及海外资料输入困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史料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开展研究的一大瓶颈。
二是受制于抗战史与二战史研究中的若干片面史观的影响，重庆大轰炸长期被局限于地方史、个案性范围，缺乏整体的国家民族抗战综合视角，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一些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再加上受到国际研究中的缺陷影响，如日本前田哲男先生指出的，由于美军实施了东京、广岛等地的战略大轰炸，故美军主导的东京审判没有追究日军无差别轰炸罪行，一些研究者或将无差别轰炸作为一般战争行为看待，而未予以应有的分析与研究。
三是日军轰炸行动所涉及的时间、地点、房屋毁损、受难人数诸多统计数据严重缺失。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因素、人口户籍管理混乱、缺乏统计系统的有效工作，还有日军方面的计划、实施实况记录等史料的收集存在不少的障碍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大轰炸研究局面得到改善，21世纪以来重庆地区陆续推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极大推进了新史料发掘工作，开拓了坚持学术标准和国际视野的新思路。结合海外史料发掘与研究成果的输入，特别是日本学界前田哲男先生等人的论著中文译本的发行，加之良心派日方律师团的侠义支持，局面有了很大改变。可以判断，更多的传世性成果，正在陆续面世。
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不仅关涉社会与军事史学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着二战时期诸多宏观与全局性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虽然“当代日本的和平主义观念是显著的”，但由于历史上的军事专横传统，加之美军占领等历史与社会因素，不利于日本的“客体型文官控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的发展”。因此，“这些因素或将促成日本产生一个有形式变化的政军关系体制，与1945年前的通行体制相比较，其本质仍将相同。”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潜伏性存在，对于历经战灾的中国与亚太各国民众来说，是必须加以警惕的。
“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特殊而又敏感的一个问题，也一直被认为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开始于21世纪的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的大轰炸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诉讼案，在日本良心派律师及各界民众的支援下，是正确认识并解决历史问题，促成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重要一步。
笔者多年前曾着力发掘史料，研究侵华日军对于自贡等地的无差别轰炸，和日本学术、律师团队专家有较长期的交流与合作。依据这样的经验与体会，结合对学界动态的梳理，笔者的结论是，以史实认定为中心的十年法律诉讼过程，其本身就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检验。鉴定书兼有史学与法学的特质，能够发挥跨学科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