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五四”以降，创作态度稍为认真的武侠小说家，面对新文学家义正词严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上更是能够呼风唤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们可比。另外，新文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的“金钱主义”以及以“消闲”为惟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后者则有查氏《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国家领导人，却很关注查先生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

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论，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动机不纯”，难怪其对于仅局限于此的同道，不太恭维。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仪式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金庸演讲的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如此立说，确实让无数“金迷”大失所望。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金庸于是不时提醒读者，请关注他真正的“学问”。

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本文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政论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政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其实，小说家之追求普遍意义，与政论家的注重现实感慨，并不完全抵牾。说“影射”或许过于坐实，但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极度反感，毕竟包含着明显的现实刺激。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错使用之际，不可避免地，“串行”发生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无影射，二说皆可。就像六朝人娴熟藻绘骈偶，即便无意为文的著述，在后人眼中，也都颇有“文章”的韵味。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人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