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历史》一书的开篇，希罗多德就将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追溯到一系列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之间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并且将这些冲突进一步引申为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价值观的冲突。在这一比较视野中，吕底亚作为一个东方专制国家的原型和“典范”，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虽然东方的腓尼基人和西方的希腊人（阿尔戈斯人）在远古时代就开始相互抢劫对方的女人和领土，并且相互指责，但严格说来，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对于希腊的伊奥尼亚地区诸城邦的侵略和奴役，才真正揭开了后来波斯人与希腊人的那场战争的序幕。按照希罗多德的叙述，克洛伊索斯之所以最终失败并且亡国，是因为他的祖先古格斯以不正义的方式篡夺了当时的吕底亚国王坎道列斯的王位。
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古格斯篡位的原因和过程并不复杂。吕底亚国王坎道列斯拥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王后。但坎道列斯深感遗憾的是，按照吕底亚和绝大多数东方国家的法律和习俗，王后作为女人只能身居宫廷深闺，她的真实容颜不能见之于众，尤其是她的身体不能被国王之外的其他男人看见。所以，其他人只是听说过王后的美貌，但却无人真正看见，这样也就无法证实国王坎道列斯的判断。坎道列斯于是命令他的侍卫古格斯晚上躲入王后的寝宫，目睹王后的裸体。古格斯一开始坚决拒绝，但在坎道列斯坚持下，只好无奈从命。但他在溜出王后寝宫时，却被她发现。王后给古格斯两个选择：他要么被杀掉，要么去杀掉国王并且娶了王后。古格斯当然选择了后者。最后，他在王后的帮助下不仅杀死了国王坎道列斯，而且娶了王后，成为吕底亚的新国王。
尽管古格斯篡位的故事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甚至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发生过都有很大的争议，但希罗多德本人的意图似乎并不是要证明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而是想借此向我们揭示一种东方的价值观：在以吕底亚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和民族中，政治统治权力就像女人的身体一样，本身是隐蔽的，因此必须被隐藏起来，不能变得公开和可见，否则就一定会丧失掉。与坎道列斯相反，美地亚人的第一个国王戴奥凯斯就深谙这个道理。他恰恰是通过隐蔽的方式，不仅使得自己成功地被拥戴为国王，而且稳固地掌握了政治统治权力。他在成为国王之后，建造了一座极为复杂的宫殿，他自己身居宫殿中央，周围被七圈城墙包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戴奥凯斯在臣民那里保持了自己的神秘性，因此他不仅成功地统一了美地亚，而且牢牢地统治美地亚长达五十三年时间。
当波斯人取代美地亚人和吕底亚人成为东方世界的霸主之后，他们也将政治统治权力的隐蔽性和非公开性发挥到了极致。希罗多德指出，波斯人同美地亚人一样，认为政治统治秩序跟空间的远近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按照这种秩序观，波斯人不但认为他们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而且相信他们的国王居于不可见的宇宙中心，遥遥地统治整个世界。
按照希罗多德的叙述，希腊人的政治统治体现了一种与波斯等东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公开性原则。这种公开性原则的典范就是斯巴达，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包括推翻了僭主统治、实行民主政治之后的雅典。斯巴达人的政治公开性原则体现为他们对于法律的无条件服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借斯巴达被废黜的国王、流亡波斯的斯巴达人戴玛拉托斯之口，表达了斯巴达的政治公开性原则和德性。当波斯国王薛西斯询问戴玛拉托斯希腊人是否愿意并且能够抵抗波斯大军时，后者回答说，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服从的是法律的统治，而不是君主的意志。正因为斯巴达是根据法律的命令抵抗波斯人，他们一定会抵抗到最后，哪怕是战死。
在戴玛拉托斯以及希罗多德本人的心目中，斯巴达人所强调的法律的统治显然更具有优越性，因为法律的统治意味着政治统治本身是可见和公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统治权力的产生，还是它的具体行使和继承，都是处于公共目光的审视和监督之下。对于希罗多德来说，波斯人的失败以及希腊人的胜利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可见性或公开性的最好证明。
二
并非巧合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借格劳孔之口讲述了一个吕底亚人弑君篡位的故事。古格斯的祖先（一说是他本人）在牧羊时因为机缘巧合，获得了一枚神奇的戒指。当他将戒指朝向自己时，别人就看不见他；而当他将戒指拿开时，别人就又会看见他。他在发现这个戒指的神奇魔力之后，便潜入王宫杀死国王，不仅娶了王后，而且成为新的国王。撇开这两个版本故事的各种细节差异不谈，无论在希罗多德，还是在柏拉图（或格劳孔）那里，真正的主题都是政治权力的可见性或可公开性——希罗多德笔下的坎道列斯因为试图使不可见的政治权力（或女人的身体）变得可见从而丧失了政治权力，而柏拉图（或格劳孔）所说的古格斯的祖先则通过使可见的政治权力变得不可见篡取了政治权力。
尽管格劳孔把不正义者的极端典型看成僭主，而不是像希罗多德那样将其直接等同于东方君主，但僭主和东方专制君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相似性甚至共同性——他们都是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获取并且行使政治权力。按照《理想国》的叙述，格劳孔之所以引入古格斯的祖先依靠魔戒弑君篡位的故事，当然是为了回应与正义相关的两个问题：首先，正义是什么？其次，正义是否好于不正义？对格劳孔来说，这两个问题显然都关系到政治权力的可见性或可公开性。简而言之，格劳孔的看法是：正义意味着政治统治权力完全是公开和可见的，而不正义则意味着政治统治权力是隐蔽和不可见的。在他所讲述的故事中，古格斯的祖先正是依靠戒指的魔力使得自己篡取政治权力的过程变得不可见，从而掩盖了自己的不正义。根据后来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的补充，极端的不正义不仅让不正义本身变得不可见，而且甚至伪装成正义。
但是，格劳孔的真正意图显然不是强调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和绝对区分。相反，他实际上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分。就像古格斯祖先篡位的故事所暗示的，任何人，哪怕是正义的人，只要戴上那个神奇的戒指，也就是说，使得自己行不正义而不可见，那么他也会选择不正义。在现实生活中，正义仅仅是一种妥协，一种临时的约定，甚至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实存在和选择。在格劳孔看来，如果说政治权力在根本上是不可见和不可公开的，那么正义和正义者显然就是一种假象和错觉。反过来说，倘若苏格拉底想要为正义进行辩护，那么他就必须证明政治权力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是可见和公开的。而这显然是苏格拉底的主要思想意图之一。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于正义的辩护最终依赖于哲学。苏格拉底认为，正义的城邦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人能否真正地认识包括人和城邦在内的整个世界，其次取决于拥有绝对知识或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能否统治城邦。既然正义的定义是“每个人都做符合他自己本性的工作”，那么人的本性（身体和灵魂）在原则上显然是可知的—尽管并非对于每个人都是可知的。但倘若人的本性是可知的，那么世界本身也必然是可知的。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可知或可见的领域才是真正的存在，而不可知或不可见的领域则是意见和假象。
和格劳孔一样，苏格拉底也是用比喻和故事来讨论与正义相关的哲学问题。苏格拉底的哲学前提是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区分。在著名的“洞穴”比喻中，苏格拉底将现实城邦或政治世界看成一个黑暗和不可见的虚假世界，认为洞穴之外的世界才是一个真正的可见世界。唯有哲学家将作为可见者的真理或智慧带入到城邦之中，变成了城邦的统治者或王，才能驱散城邦中的一切黑暗和不可见的阴影，将城邦从一个不正义的洞穴变成一个正义的城邦。
从动机上讲，苏格拉底心目中的哲学家王与希罗多德笔下的坎道列斯非常相似。在一个苏格拉底所设想的由哲学家统治的正义城邦中，一切都变得可见和公开，每个人的身体、灵魂和生活世界都沐浴在真理的光亮之中。不仅每个人的本性都变得可知可见，而且他们在城邦中所能胜任的工作也都变得一目了然。包括哲学家在内，每个人的个人财产、婚姻和家庭等不可见的私人领域都消失了，都归属于一个公共的城邦世界。在这个可见和公共的城邦世界里，没有任何关于物质财富、名誉和权力的冲突，一切阴影和黑暗都被驱散，一切罪恶和不正义也都消失了。理所当然的是，这个由哲学家统治的正义城邦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最好和最幸福的城邦。
然而，苏格拉底的正义城邦包含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尽管城邦本身以及城邦中的每一个人对于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来说是完全可见或可知的，但对于哲学家之外的其他人来说却并非如此。由于灵魂能力的局限，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看见真正的光、真理或“善的理念”。也就是说，他们只能看到事物之理念或光的影子，不能看见理念或光本身。并非偶然的是，苏格拉底只能用太阳、线段和洞穴之类的比喻描述“善的理念”。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人甚至无法真正地看见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尽管哲学家和僭主分别构成了正义和不正义这两个极端，但这两极恰恰在一点上是相通的：无论是僭主，还是哲学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见的。僭主之所以不可见，是因为他隐藏在黑暗之中；而哲学家王之所以不可见，却是反过来因为他置身于光亮之中。由此看来，无论是在由哲学家统治的正义城邦，还是在由僭主统治的不正义城邦，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力本身都不可能是完全可见和公开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批评说，柏拉图取消了城邦中一切属于私人的东西，如财产、婚姻和家庭，但其结果却是取消了城邦本身的本质多样性，使得城邦退回到某种家庭式的存在物，这就必然导致城邦本身的消亡。无论亚里士多德的批评是否公正合理，但他的确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柏拉图式的正义城邦的实质。事实上，柏拉图式的正义城邦非常类似于一个东方专制国家—如果说整个城邦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哲学家就好比是这个大家庭中高高在上的家长；他虽然置身光亮之中，但城邦中的其他人却无法真正地看见他，只能看见他的外在形象或影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哲学家以及他对于城邦的统治本身仍然是神秘、不可见和令人敬畏的。
三
自进入现代世界以来，柏拉图的正义城邦思想及其哲学本身并不意外地受到了更加激烈的批评和拒斥。柏拉图的现代批评者比亚里士多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批评说，柏拉图的正义城邦和理念王国并不符合人性的真实状态，而是一种纯粹的想象。他们还进一步指控柏拉图的正义城邦是一种非理性的家长制，柏拉图的哲学家王不过是一位东方式的专制君主。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将柏拉图的正义城邦同基督教的上帝之国相提并论，认为它非但不是一个光亮王国，反而是一个充满迷信和想象的“黑暗王国”。
现代思想家试图发动一场彻底和真正的思想启蒙和革命，用理性的自然之光驱散包括柏拉图的正义城邦在内的一切“黑暗王国”，使得一切不可见者都变得可见，一切不可公开者都变得公开。一旦人们真正地认识了自身和世界，那么他们就能通过理性达成契约，建立国家。在这个凭借理性契约所建立的国家之中，无论是政治权力的形成还是它的具体运用，都是处在理性目光的审视和监督之下，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见和不可公开的。凡是不符合理性的可见与公开精神的国家，都是愚昧落后的东方专制国家。因此，不管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现代思想家在其他方面有多少分歧，但在批判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点上却达成了惊人的共识。
但是，现代思想家是否通过理性启蒙驱散了一切不可见的黑暗王国呢？答案显然并非不言自明。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思想家所肯定的理性只是一种属人的认识工具，一种人为的心灵之光，而不是真正的光亮世界。对于现代思想家来说，理性与其说是对于一个真实世界的发现和认识，不如说是人为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就像康德所说，理性与其说是对于自然的发现，不如说是对于自然的立法——是人为自然立法，而非自然为人立法。现代的理性国家作为一种典型的人为创造物，的确笼罩在理性的光亮之中，因此是可见和可公开的。但是，这种理性的光亮本身恰恰是人为的。相反，作为本原的光亮要么是不可知的，要么根本不存在。
尽管现代思想家激烈地批判和拒斥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但在追求政治权力的可见性和公开性这一点上，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柏拉图主义者。无论是柏拉图的正义城邦，还是现代思想家所设想的理性国家，都是波斯式东方专制国家的对立面。而他们对于波斯式东方专制国家的想象，显然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
通过叙述希腊人与波斯人的一场战争，希罗多德成功地把波斯塑造成为希腊的对立面和他者：波斯人把政治权力视为如女人的身体那样不可见和不可公开，一旦政治权力被公开就会丧失；希腊人则坚信政治权力和女人的身体都是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公开，一旦政治权力变得隐秘和不可见，就必然会导致败坏和不正义。对于希腊乃至宽泛意义的西方世界来说，古格斯永远是政治世界中一个无法忍受的阴影与黑洞。但以吕底亚和波斯为代表的东方民族却早已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坎道列斯的背后都必然隐藏着一个古格斯。他们不仅看到了这一事实，而且很自然地承认和接受了事实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