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丁耘《道体学引论》中关于西学的部分。关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大家谈得可能还不太够。西学或西方哲学的主要形态就是形而上学。大家都知道，在海德格尔和后现代主义之后，形而上学今天其实已经面临穷途末路的局面，已经没有什么人坚持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了。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丁耘做了很好的努力，他引入了许多中国思想的资源来重新思考西方形而上学问题。几年前，我给陈来老师的《仁学本体论》做过一个评价：《仁学本体论》不仅是一部中国哲学方面的书，也是一部哲学书，因为它对我们研究西学的学者来说也有非常大的启发。同样的话，也可以适用于丁耘的这本书。总的来说，丁耘依据海德格尔对西学的诊断，将整个西方哲学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传统，而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就是存在的遗忘。除此之外，丁耘还发掘了另外一条线索，就是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就是突破存在论，强调“一”高于存在。这个线索在当代西方也有哲学家讲过，例如马里翁。马里翁在批评海德格尔时，指出海德格尔把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看成是一种存在论。但是，存在论只适用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或亚里士多德主义，而马里翁所复兴的是另一个更有生命力的传统，即新柏拉图主义，它从中世纪晚期到近现代以来一直被亚里士多德主义所掩盖。我不清楚丁耘的思路是否也多多少少受到了马里翁的影响，但我推测丁耘是采取了谢林的视角，因为谢林就是一直反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存在论解释，而要回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思路，即“一”高于存在。这一点在丁耘的书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因此，丁耘实际上是把西学传统内部的张力、活力和丰富性揭示了出来，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我还是有一个疑问，海德格尔之所以忽视新柏拉图主义，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新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存在论导向的形而上学，只要是这种存在论意义的形而上学都会忽视和遗忘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在海德格尔看来，他的批评对所有形而上学传统都是普遍适用的，新柏拉图主义并不构成一个例外，或者说，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只有内部矛盾，二者都是旧的形而上学形态。丁耘在很大程度上把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与谢林哲学以及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包裹在了一起，仅仅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但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后期非常清楚地说过，要颠覆包括谢林在内的所有形而上学传统。那么，在后海德格尔时代，以一和多、理和气、动和静等等这样一种传统形而上学二元结构的思维模式来构造形而上学体系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应海德格尔的批评？海德格尔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后期思想能否被划到这样一个传统之中？总结一下，我的疑问就是：丁耘的做法是不是把他所揭示出的西方哲学传统的丰富性最后又给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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