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工程，以世界最大、最宏伟的水利枢纽工程而闻名天下。借用毛泽东那汪洋恣肆般想象的诗作，就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项“当惊世界殊”的绝对天字第一号水利工程，从正式提出到2006年5月20日大坝“封顶”，近半个世纪内争论和褒贬之声时起，估计到工程完全竣工（预计200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争论和褒贬仍然不会完全停止。一项水利工程引发这么长时间的关注和议论，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工程的利弊会看得越清楚，但这对工程本身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本文所要说的当然也是毫无意义的话——尽管工程仍在进行，然而全部的后果已经铸就了。但这场世纪性争论包括本文在内，却不能说对中国社会毫无意义。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我在这不是时候的时候（即不在三峡工程上马前，也不在三峡工程竣工后）写下这篇似乎不该写的文章。让读者去评价吧。
一、三峡的意义
三峡在地理上是个常识概念，学过中小学地理的人都知道长江三峡。但三峡在自然人文景观方面却绝对堪称诡异壮丽，不是等闲景色可以比拟的。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自西而东由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组成，全长204公里，是千万年间石灰岩地质变迁的杰作。全世界有几个著名的大峡谷，三峡是其中最奇美险峻的一个。它的奇美险峻超过壮美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瞿塘峡的“峰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第一天堑夔门，巫峡的“巫山十二峰、神女最有名”，巴峡（西陵峡）的险滩急流等奇景就不赘说了。整个三峡，“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1]。转换成现代作家余秋雨的话就是：“每一个峡谷都浓缩的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指行船——引者注）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连临照万里的太阳和月亮，在这里也挤捱不上”[2]。另一方面，在绝壁峡谷的深处和群礁险滩之上，绿色的江水怒涛汹涌，左冲右突；奔腾呼号，令人色变；力挟万钧，势不可挡。或“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或“十丈悬流万堆雪，惊天如看广陵潮”，或“九龙潜江掀巨涛，排山倒海撞千礁”，或“雪浪如雷倏奔散，青天乍落一声桡”。又是何等的惊天动地、夺人心魄！而“朝云暮雨，烟雾渺渺”，“猿鸣至清，山谷传响”，“两山夹水，天宽一线”，则勾画出又一个神秘的三峡[3]。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集雄奇危绝、出神入化、繁景异色、惊心动魄、瑰丽冷艳之大成，天地造化的自然三峡。
人文的三峡近则汇聚了几千年、远则浓缩了若干万年的人类文明景观。从20万年前的巫山人到5千年前的文明初现，人类的脚步从来没有在三峡中断过[4]。绵延200多公里的大峡谷，排列着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到明清时期的墓葬，构成一幅完整的人类行走画卷。这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三峡蓄水前几千名考古专家们挖掘、迁移、抢救了6万多件文物，其中国家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就达4000多件[5]。但相对于留藏的仍只是一少部分[6]。三峡是巴蜀文明和荆楚文明的汇集地，或者说是巴文明、蜀文明、楚文明的交汇谷。巴文明的怪诞夸张，蜀文明的奇诡浪漫，楚文明的自由张狂，体现在民俗上就是巴人重鬼，蜀人重仙，楚人重巫，在三峡都可觅到行迹，找到原汁原味[7]。从春秋战国以降，这里汇聚了多少赫赫灿灿的人文大观：秭归的绝代诗人屈原、牵手汉匈的美女王昭君的遗迹，奉节刘先主托孤的白帝城和永安宫，云阳的张飞庙，涪陵的白鹤梁，丰都的鬼城，奉节的诗城，神女的传说，以及难以计数的古遗址、古寺庙、古祠堂、古巷道、古桥、古城墙、古栈道、古题刻[8]。大片大片古香古色的民居，大段大段的古石街面。等等，等等。这里曾留下多少古代文人骚客的足迹和他们的行吟高歌。屈原、宋玉、李白、杜甫、苏轼、陈子昂、白居易、陆游……古三峡的雄奇壮丽召唤出古诗人喷涌的才情，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事的悲喜兴亡怎能不诗文滔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杜甫）；“夜发清溪大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陆游）；“江山悲屈宋，战伐忆孙刘”（清王士桢）。三峡是诗，三峡又成为汇集诗的大峡谷：据说，每一公里峡江竟有诗百首[9]。中国还有第二个这样的“诗谷”吗？
生灵的三峡更是动植物的宝库和天堂。三峡是长江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和繁殖之地。最著名的有被叫做长江女神的白鳍豚，它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2500万年；有中华鲟，大的能达到6－7百斤，在水里一挣，就会掀动大浪，尾巴一扫，就会倒下一片人[10]；桃花鱼，是一种原始的多细胞腔肠动物，学名水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15亿年，游动在水面上像一簇簇粉色、白色的桃花，非常美丽[11]。三峡是中国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拥有1630种特有珍稀植物。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物种有150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有51种，占全国的13％。百年以上的古树4500多株，共157种，分属54个科，112个属[12]。
所有这一切，包括数千个古城镇、几百万居民在内皆因三峡大坝的横空出世而命运发生巨大的变化[13]。“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平静的水库，人间少了一部壮阔的史诗。”[14]
二、三峡工程的由来和背景
三峡工程的最初提出者据说是孙中山先生。1919年，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谈及对长江上游水路的改造：“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逆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5]。但中山先生并没有明言“此上游一段”指的就是三峡。结合他说的要“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理解为长江上游多级的水力发电工程可能更为贴切。
实际上，首次明确提出在三峡建水坝的是美国人萨凡奇。1944年，作为水坝专家的萨凡奇受当时的国民政府邀请来到中国，坐木船从重庆顺流而下进行了十天的考察，随后写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提出三峡坝址可选择在南津关上游2000米处，水库正常蓄水200米，发电装机容量1065万千瓦，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16]。在当时及其后的国内形势下，“萨凡奇方案”只能不了了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初，国务院长江水利委员会正式在武汉成立。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从武汉顺流而下的途中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治理长江的汇报。在听到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有关修建水库规划的介绍时，他指着地图上的三峡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17]这是新中国领导人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态要在三峡口建大坝。毛泽东的这次表态和他几年后写的载有“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等句子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对后来三峡工程的上马影响很大。
此后关于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就正式进入中国领导层的视野了。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三峡建设问题的汇报，在和有关人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三峡与国防的关系：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如果遭受了破坏，那不仅是大半个中国经济受影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下游千万人民的生命问题[18]。这次会议在讨论三峡工程时就出现尖锐对立的意见。会议以后，毛泽东针对三峡工程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并把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交给周恩来处理，要周每年至少过问4次[19]。
1958年2月，周恩来和李富春率领10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湖北省的领导，乘“江峡”号逆流而上，就三峡工程建设问题进行实地考察。从2月27日乘船出发到3月6日抵达重庆，一路行来，下船勘察，上船开会。根据亲历者李锐写的《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当时会议争论相当激烈。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三峡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处于枢纽位置，要首先肯定三峡，以三峡为主体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处理干支流关系。三峡工程可从根本上解决长江防洪问题，防洪的作用是其他支流工程和长江岸堤不能取代的。从发电、防洪、航运、灌溉效益看，三峡工程不但要上，而且要早上。第二种意见认为，长江是一条大河，水系复杂，重要支流很多，应全面研究干支流的关系，也需要深入研究三峡的地质构造，不能过分强调三峡工程的作用。从防洪的角度看，三峡工程不能代替支流工程、堤防湖容和分洪排涝措施，不能认为有了三峡工程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洪涝问题。且三峡工程投资巨，难度大，周期长，不宜快上早上，应先支流后干流。第三种意见基本上是前两种意见的调和。既当三峡工程的促进派，赞成三峡工程尽快积极进行；也主张重视支流，处理好干支流的关系和孰先孰后问题。在几次会议争论的基础上，周恩来最后总结说：三峡工程问题不能不涉及整个长江流域规划，必然要联系到远景与近期的开发，干支流的关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结合，上中下游兼顾，水火电比例及长江流域的综合利用。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三峡是重点而不是一切，不能不及其他，应有主有从，全面论证，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三峡工程。按此精神，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在同年3月25日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个文件为三峡工程定的基调是：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工作。并特别指出，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可万事大吉的思想。同年9月，成立了三峡科研领导小组，6月，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科研会议。三峡工程进入勘测设计和方案论证阶段。然而这一搞就是20多年，“直到周恩来、毛泽东去世之前，不论有关方面怎样催促三峡上马，他们再没有就三峡何时开工有过首肯之词”[20]。期间固然有文化大革命的因素，但和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问题的要害及不确定因素有较深的担忧关系更大。
三峡工程在经过20多年的沉寂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种种因素又将其推上议事日程。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1983年，水电部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同年5月，国家计委对可行性报告组织审查。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关于三峡工程及筹备情况的汇报后说：“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当即拍板：“（三峡工程）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并对大坝高程、移民问题作了指示。邓小平的这次拍板对三峡工程的正式上马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1985年1月19日被称为“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21]。
1986年至1988年，国务院重新组织了三峡工程论证工作。论证分14个专题、有412位专家参加。最后以403:9的结果通过了论证报告。
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中强调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
1994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考察三峡工地时指示，“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上这个工程，就要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附带指出，江泽民就任总书记以来对三峡工程的上马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 [22]。
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从此，该工程以自己的规律一往直前了。
三、三峡工程是怎样论证和在人大通过的？
围绕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可以追溯到1958年甚至更早。但对工程上马具有重大意义、大规模的论证是1986年到1988年举行的。这次专家论证的实际主持者是原水电部的负责人。按官方的说法，这次“三峡工程论证”是体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范例”。但据担任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秘书，在党内以耿直和反左著称、对三峡工程的来龙去脉和内幕情况十分了解的李锐先生披露：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和多数专家组的负责人，都是原水电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都是极力主张三峡工程尽快上马的。在他们的主导下，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无法在论证过程中得到充分反映（自然也不能充分向上反映）。参与论证的412位专家，2/3以上是由原水电部领导指定的，即天然赞成派。水电系统许多老专家因持不同意见没有被邀请，其中不仅包括反对最激烈的黄万里教授，还包括50年代参加过长江和三峡规划的专家及水利系统、地质方面颇有造诣的一些专家、教授。412位专家分属14个专题组，每组成员只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签字，并非对整个三峡工程方案赞成与否签字。对本专题的签字情况也很复杂：有的人声明对本专题有保留意见，同时却签了字；有的人在发言中持不同意见，但也签了字；有的人本身是原水电部一个业务方面的负责人，意见很大，也只能签字。403:9的论证结果就是这样出来的。李锐对这次论证结果的评价是：“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以‘民主、科学’做外衣的‘自我论证’”。“论证结果并不能真正反映三峡工程问题的本质和要害” [23]。
据李锐披露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前后的情况：1991年，主持原水电部工作的负责人请两位有影响的老领导，参加了十几位专家的“论证会”，并向中央建议，时机完全成熟，催促三峡工程在1992年动工，从而推翻了姚依林副总理在1990年宣布的“三峡五年内不争论，九五计划再定”的决断。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前，又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掀起一场史无前例、铺天盖地、一边倒的三峡工程上马的宣传运动。提交大会代表审议的材料，包括《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案、邹家华副总理的报告以及有关论证材料都是正面性的。审议的代表虽提出一些异议，但在按省区审议的情况下，又不搞大会辩论，影响自然有限。加上中国式人大代表众所周知的结构、素质、倾向的“趋官化”。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的。尽管如此，仍有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合计866个代表持不同意见，占到会代表（2633个）的32.9％。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就说明三峡工程问题太多，人们疑虑、担忧很重”[24]。
值得注意的还有代表们针对三峡工程交人代会审议表决问题提出的意见。四川某代表提出：“三峡工程这样一个大问题，是否应采取人民代表按键表决方法？因这会给代表带来压力，一旦出了问题，实际上就要人代会负责。”浙江7位代表联名说：“要代表们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对如此复杂、如此重大的工程问题，做出决断，难度很大。科学技术的东西是无法由外行人来表决的，也无法用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其正确与否。有时正确的意见往往是少数人的意见。”有一位浙江代表说：“在科学问题上不可简单地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人大审议是必要的，但让人大来通过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合适？今后多大的工程必须由各级人大批准，在立法上要明确。”还有一位浙江代表说：“兴建三峡工程一直存在反对意见，对此，议案说明中都没有提及具体情况。三峡工程事关重大，代表们不知情，心里没底，怎么投票表决？”。另一位四川代表说：“报告中说三峡工程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我认为还很不够。去年以来，在四川省级机关里未讨论过，连省人大常委会也没人来征求过意见，只在这次开会前才收到一些资料。全国人大视察团去视察时，走的地方不少，日程安排很紧。据反映，有的县汇报时只能讲20分钟，很多意见没有机会发表。……这项工程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决策前，应允许不同意见发表，不能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抉择，也不应搞宣传上的一边倒。”还有几位四川代表就表决方法建议：“实行三峡区域的、全国的、重庆市的代表分别投票，少数地区的人应当有适当的否决权。”“议案缓付表决，或进行试验性（分区的）民意测验。”天津等地的代表也建议“不付表决”。还有代表发言对专家论证表示怀疑，建议公布论证专家名单[25]。
如果说大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提不同意见只限于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团审议时，那么，台湾省人大代表黄顺兴则在表决那天的大会上试图就表决方式当即提出异议，但被制止。被制止后的黄顺兴在记者前呼后拥下退出会场，并抱怨说：“我非常的不满意。我有权发言，不让我发言，是违法的。”有记者问：“你准备发言的内容是什么？”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我念一下，就算在这里发言了。”接着念道：“主席，各位代表，我此刻的发言不是就赞成或反对兴建三峡工程发表意见，而是就这项重要议案的表决方式提出动议请大会采纳。按惯例，因为兴建三峡工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无论从科学技术，涉及面之广，之深与复杂性，无论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严重，无论从移民数量以及工程之巨，施工周期之长都堪称世界之最，举世瞩目。虽然代表们认真地审议提案，但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的议案，应该特别慎重，应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以通过。各位代表！这是我任期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对一个重大议案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刻，本着对全国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要求将三峡工程议案作为重大议案表决。我们对重大议案的处理才是对祖孙交代的一种方式。”念完又说：“现在连这个都不让我说，而且他不是依据法律来不让我说。如果是依法不让我说，我甘愿。可是用非法的方式，暴力呀！”[26]
四、围绕三峡工程的两类观点交锋
近半个世纪内，围绕三峡工程的一系列问题曾有过多次激烈的观点交锋。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观点的交锋逐渐演化为两大类观点的交锋。从总体看，第一类是主张三峡工程上马的观点。这其中有的主张快上，有的主张稳上，有的主张慢上，但终归都主张应该上，上比不上好。第二类是对三峡工程上马持异议的观点。这其中有的主张要慎重对待三峡工程，有的主张尽可能缓上，有的明确反对上马，终归都认为三峡工程牵涉面太大、太深、太远、太复杂，上的代价太大，长远看弊大于利，不上比上好，至少不是必须要上。为了便于比较、对照、分析，现按不同问题将两类观点对比排列如下：
对长江特点的评价问题。
第一类观点认为：长江在给流域众生带来很大利益的同时，频繁的洪水也给沿江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近百年来就先后发生5次大洪水，成为流域心腹之患。所以，有效地控制长江洪水是治理长江的首要任务。
第二类观点认为：长江和黄河不同，长江从历史上看基本上是一条利河。黄河洪灾是一种自然性洪灾，长江洪灾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长江本是一条完整的、系统的、江湖联通、蓄泄兼备、自调节功能很强的河流，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围垦湖泊、堵塞泄洪口、侵占河道等人类恶作剧使它的自调节功能大大下降，才多次诱发洪灾。所以，逐步采取措施提高和恢复长江的自然调节功能，包括退田还湖、打通江湖、甚至恢复部分古云梦泽分洪蓄洪是消解洪灾、治理长江的首要任务。
对三峡工程防洪作用的评价问题。
第一类观点认为：由于三峡特殊的地形和位段，在三峡口修建大坝就成为控制长江洪水、防减中下游洪灾的关键措施，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亿立方米[27]，可有效拦截洪峰，从根本上解决中下游的洪灾问题。其防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二类观点认为：不能过高估计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三峡工程只能对上游的洪水主要是川水起到拦截和控制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下游的洪灾问题。历史上中下游遭灾大都是本地区暴雨成灾或先涝后洪造成的,与上游关系不大。据考证，只有1870年的上游特大洪水直接造成中下游遭灾，但那是千年一遇的洪水。1998年百年一遇的长江全江性长时间洪水，是上游不太大的流量洪峰受中游清江、洞庭湖、汉江自身暴雨洪水的顶托才造成洪水位的高涨，主要原因仍是中游地区大量围湖造田使长江行洪能力下降、排水严重不畅所致。解决中下游的洪涝灾害，还要依赖中下游加固堤防和采取多种疏通措施恢复江湖水系的自蓄泄能力。
对三峡工程航运和发电功效的评价问题。
第一类观点认为：三峡工程全面竣工后可发挥巨大的航运和发电功效。可形成从湖北宜昌到重庆长达660公里的黄金水道，万吨级船队能直抵重庆港，单向通行能力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从发电看，可形成年发电847亿度的能力，相当于年燃5000万吨原煤和2500万吨原油的特大型火电站的发电量，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可大大缓解南中国8省2市供电不足的矛盾，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第二类观点认为：对三峡工程的航运和发电功效要全面地、比较地看。竣工后的三峡固然可形成长达660公里的黄金水道，大大提高运能，改善水运条件。但另一方面五级通行船闸也容易造成船只滞留，多级水库蓄水（因在三峡上游的支流还要修建水库）后也会加剧中下游的枯水问题，甚至出现不能通航的现象。蓄水后由于江水流速大大降低，防治措施跟不上而存在大量污染源的情况下，660公里的平湖水面就会变成一潭污水。从发电看，三峡工程与上游支流水电工程相比并没有优越性，由于多种原因，发电不稳定，长距离输电质量不可能保证，还需要火电站的配合。另外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其他大批水电站、火电厂的上马（近3年来全国发电量增速都超过两位数，国家发改委负责人表示，2006年是我国电力供需情况的转折点，2007年全国电力供给不足的局面将得到根本扭转）也加剧电力市场的竞争，最大的水电站能否实现好的效益，只能是一个未知数。
对三峡工程泥沙处理的评价问题。
第一类观点认为：泥沙处理直接关系到三峡工程的成败。但我国在泥沙处理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主要处理方法是蓄清排浑。就是在含沙量较大的汛期降低库水位，使含沙较大的浑水排向下游；汛期过后江水含沙量小了，就提高水位，使清水留在库中。当然，由于三峡是防洪水库，所以洪水来了总归要拦，拦一次洪水就有大量的泥沙沉在库中，久而久之泥沙会涨到大坝跟前。大坝上留有很多排沙口，可以利用排沙口排沙。水库的末端在重庆，末端的泥沙淤积会造成库尾上翘，可以采取疏竣和清淤的办法缓解。预计采用蓄清排浑措施，三峡水库在运行80-100年后，仍可保持90％以上的库容。另外，三峡上游还要修建一些水库，这些水库大约可以拦50％的泥沙。最根本的措施还是植树造林，通过植树造林解决上游的水土流失，防治泥沙下泄。
第二类观点认为：泥沙问题是三峡工程的致命性难题。所谓的蓄清排浑是想象，难以实现。排浑以水沙共运动为前提，但水沙共运动是水流以高流速强制的泥沙运动，一旦流速减少，泥沙自然沉降，共运动即消失，必然造成淤积。三峡竣工后，水库回水末端抵达重庆市主城区，长江水流速度将由成库前的2.68-2.88米/秒减慢为0.38米/秒，横向扩散系数将由0.121平方米/秒降至0.0446平方米/秒，流速减缓近7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强制泥沙随水运动。即使水排沙起作用，也只限泄洪闸附近。长江每年有6亿吨左右的泥沙，三峡防洪库容221亿立方米，50年左右必然淤死（根据三峡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2004年下半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一年来，入库的泥沙量总数是2.16亿吨，而出库的泥沙量为0.86亿吨，存在库里的是1.3亿吨。这就是说，排沙比是40％。”即使按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数据，采取蓄清排浑等措施，能排掉60％，剩下40％——见2004年9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三门峡水库原来设计的“蓄清排沙”失败了，库尾淤积造成洪水倒灌入渭，曾将渭河口淤死。三峡库尾问题比三门峡严重，三门峡可扩大泄流以减轻危害性，而三峡则无出路。与黄河不同的是，长江上游支流还存在河床卵石移动问题：洪水时河床卵石急速下移，退水时下移卵石淤积成滩，这种淤积比一般泥沙更为可怕。三峡淤积后会自万县翘到重庆，不仅严重危害该市，而且会影响到重庆上游。人工疏竣和清淤虽有一定作用，但力量有限，和自然淤积难以抗衡。上游支流修建水库虽可拦截相当数量泥沙，但层层截流后，又容易引发包括三峡水库在内的干流供水不足和枯水问题。来水不足势必又影响“排浑”，增加沉淀淤积。况且支流水库本身也存在淤积问题（全国8万多座水库有相当部分已变成死库）。采取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固然是理想举措，但实践证明，人工造林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对三峡工程移民迁建的评价问题。
第一类观点认为：三峡工程需要动迁的移民达113万人，重建或部分重建两座城市和11座县城，规模之大、安置之难堪称世界之最。但中国有能力破解这个世界级难题。移民方式实行分批搬迁，连续进行，开发式转移。大部分移民就近后靠安置，少量移民外迁到长江中下游及沿海省市。在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中，移民资金约占45％，经费上较有保证，基本具备安置条件。当然，由于移民规模很大，就近后靠安置容量有限，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在实际操作中会有很多困难，搬迁后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可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从实践看，三峡移民从1985年开始，1993年全面展开，截至2005年7月底，累计投入移民动态资金428.6亿元，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05.3万人。两座城市的新城区已成规模，10座县城已完成整体搬迁。其基本设施都大大超过原有规模，城市功能已完全恢复，114个集镇大部分也完成搬迁，绝大部分移民得到了妥善安置。并借搬迁契机，引来娃哈哈等一批名牌企业落户新区，成为库区经济新的支柱。总体看，通过搬迁重建，促进了库区经济的调整升级和社会功能的再造，为移民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许多移民生活水平和迁建前相比有了明显提高。
第二类观点认为：库区移民是世界性难题。国外最大规模的库区移民没有超过40万的。当年黄河三门峡水库移民48万，待水库改变运行方式后（原来相当一部分被淹的土地又空了出来），陆续回返库区的又有十几万人，回返的主要原因是外迁后经济状况大大下降。据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出的联合调查组对三门峡水库移民调查形成的报告：“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有历史资料说，这些实地察看的官员都哭了”[28]。新安江水库移民当年是敲锣打鼓送走的，其后几十年内一直有遗留问题。《中国水危机》一书的作者马军等经过考察得出结论：建国50多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其中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三峡工程移民的静态投资是400亿，按113万人，每人平均3.5万元，这些钱只能勉强盖住房，没有积蓄的移民户很难开辟其他产业。一些具体的移民政策也存在问题：如移民安置数量实行包干制，而包干指标不足以安置全部移民。安置补偿基本上考虑的是双淹户（淹地淹房），对单淹户（淹地不淹房）未加以考虑，这就导致覆盖人群不够和补偿不充分。大部分移民就近后靠安置，容量十分有限，发展空间狭窄，人地矛盾突出（淹掉的大都是三峡地区的“白菜心”，就近后靠安置使移民与本地原居民分食包括土地在内的本来就不富裕的资源），搬迁的城镇由于脱离了原有的经济生态，加上不少企业关停及缺乏外来投资，导致产业空心化严重。三峡工程上马之初在对口支援的背景下曾引入不少企业，但除浙江娃哈哈集团等少数企业经营较好外，成功的例子并不多。新建的城区、新搬的县城从表面看城市功能提高、居住条件改善了，但产业功能、整体经济功能下降了。华丽新装下有凸显的失业问题，漂亮外表下掩藏着生计的萧条（另一种形象的比喻是：“洋房里住着叫化子”）：“到处是新房，很少见厂房；只有交通线，缺少生产线。工业空心化所造成的城市贫血，困扰着包括云阳在内的所有移民城市。”[29]截至2004年3月，重建后的奉节县城仅官方登记的下岗人员就有1万多，民间的说法是“4万多人没有工作”（据2006年“两会”前民盟中央对三峡库区移民安置情况的调查：移民“零就业”问题十分严重，有的县区移民“零就业”家庭占40％）。相当一部分移民依靠吃低保度日，移民区的经济再造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要走。说许多移民生活水平提高即使不是误导、也是勉为其难的评价。
对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问题。
第一类观点认为：三峡工程本质上是一项改善长江生态、防灾减灾的工程。三峡工程建成后，防洪效益将是最大的生态效益。水电是最清洁的能源，三峡年发电量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原煤和2500万吨石油的火力发电站能量，可减少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减轻酸雨、温室效应等大气危害以及燃煤开采、洗选、运输、废渣处理等所导致的严重环境污染。三峡水库通过调节不同季节的流量分布情况，提高枯水季节的下游水量，改善枯水期的水质，缩短长江口盐水上溯长度和入侵时间。三峡竣工后会形成长达660公里的壮观湖面，实现“高峡出平湖”的梦想。三峡工程对库区丰富而独特的动植物资源会有不利影响，但通过各种保护措施，包括建立保护区就地保护、迁地保存、种质保存等途径，可以将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不少保护措施已经和正在到位：如建立了河口中华鲟、白鲟幼鱼保护区，兴建了宜昌大老岭植物多样化保护工程，完成库区珍稀植物30种、主要优势植物73种的迁地保存，对桃花鱼开展了相应的保护和研究。三峡成库后由于水流减缓、自净能力降低、人口密度增加、产业发展等原因会出现污染加重的情况，但通过加大污水处理、人工清漂、工程防治、泄洪出库等多种措施，可以将污染基本控制住。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污染防治规划》，从2001——2010年，计划投资392亿元防治水污染，在库区建设150多座污水处理厂和170多座垃圾处理厂，届时库区污水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将分别达到95％、98％。三峡蓄水有可能诱发地震，但不会诱发灾害性地震。由于三峡水库是狭长的河道型水库，单位水深增加的压力不大，加之大坝建在整体花岗岩上，地块相对稳定，诱发最大震级上限不会超过6级，而三峡大坝按7级设防。三峡蓄水后上游边坡、岩体的滑坡问题，有关方面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存在隐患的地方事先加固和迁移。对三峡库区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景观已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如考古队挖掘了6万多件文物，其中国家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就多达4000件以上，整理成数以十万字的考古实物资料和5万份由书画、图片、摄像、多媒体等形式组成的档案资料。对著名的寺庙实行整体异地搬迁，对珍贵的白鹤梁题刻、石鱼雕刻实行原址水下保护。等等。
第二类观点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包括文物古迹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深层的、现在难以估价的影响会凸显出来。三峡电站生产清洁能源所减少的环境污染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系列性深远的负面影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三峡作为世界著名的三大峡谷之一，其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是其他两大峡谷（分别在非洲和美洲）不可比拟的。特别是“‘平湖’（指三峡成库后形成的人造平湖——引者注）的风景怎能与山峦重叠、险滩急湾、峭壁白浪、山水相映、充满神奇色彩的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宝库相比”。[30]三峡水库固然能调节长江中下游不同季节的流量分布，提高枯水季节下游的水量，但另一方面由于重庆至大坝段不可避免的淤积以及上游支流配套水坝的多重拦水，会加剧下游的枯水。上游的污染也势必影响下游的水质，所以改善下游水质及缩短长江口盐水上溯长度及时间极可能是一厢情愿。三峡工程对库区宝贵动植物资源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人为的、失去原有自然环境的保护作用是很有限的，最终可能只有盆景式的意义。如长江中华鲟虽然建立了保护区，但这是由原来的800公里江段16个不同的生境区域压缩到唯一的、面积狭小的区域，并仍然面临破坏的危险。一旦这最后的产卵场被破坏，没有了野生的中华鲟，人工放流增殖就会陷入绝境。桃花鱼的栖居地是秭归县鸭子潭、牛卧潭等，水库蓄水后原有栖居地被全部端掉，新的试验性人工池塘能否养活养好，还属探索性课题。珍稀植物、优势植物一小部分的迁地保护前景也有待检验。三峡水库的污染问题可能仅次于泥沙淤积，预见的景况十分堪忧，绝不可轻言能控制得住。三峡成库后，水库回水末端直抵重庆市主城区，水流速度将由成库前的2.68－2.88米／秒下降为0.38米／秒，横向扩散系数由0.121平方米／秒降至0.0446平方米／秒，江中污染带加宽0.85倍，库区江水的自净能力不仅是降低，而且是大大降低。一些河段出现江水回流现象，这就更加重了污染物的滞留。据测算，以前重庆主城区生产的可降解污染物，流到长寿区即可降解一半，成库后仅能降解10％。另一方面从污染源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大大增加。据重庆市环保部门预测：到2010年，该市污水年排放量将由2004年的10多亿吨增加到23亿吨，入江垃圾由130万吨增加到270万吨。内有相当数量的带毒垃圾（三峡淹没区内还有数不清的厕所、粪池和坟墓）。2004年初，重庆城区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只有4.8万吨，仅占该市城区日供水量300-400万吨的1.6％-1.2％。到2005年初，在库区建成20个左右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还不到2010年计划应建的五分之一，距预计的处理能力差距更大。另外，三峡竣工后，最高水位175米,最低水位145米,从最高水位退到最低水位,会形成涨退消落带，垃圾、杂草、死水塘、沼泽边滩以及其它各种脏物会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地成为陆地和江水的污染源，还极易滋生病菌、寄生虫，引发血吸虫病、疟疾等传染性疾病。还有船舶的污染：2005年仅重庆库区来往的船只就有3万多条，随着“高峡平湖”的最终形成，航行的船舶还会有较大的增长，而增加一条船就增加一个污染源。可见，应对三峡水库的污染是十分复杂、十分艰巨的任务，单靠人工性、工程性措施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很值得怀疑。在应对不力和不能持之以恒应对的情况下，三峡水库有可能成为死水、臭水和病水的说法就绝不是危言耸听（2006年“两会”前，两份对库区问题的调研报告引起中央重视：一份是前面提及的民盟中央对库区移民安置和库区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另一份是重庆市有关职能部门及一些人士所写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措辞激烈地列数当前库区存在的问题，其中一大问题就是水源质量）。三峡水库诱发地震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历史上坝区周围有记载的最高震级是6.5级，但在蓄水和地壳变化的情况下，今后超过7级的地震也不能说就绝对没有可能。而一旦超过大坝设防的震级（7级），就会对坝体造成严重破坏，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据当地人介绍，蓄水后库区地震明显增多）。至于蓄水后库区的边坡、岩体滑坡更是现实威胁。三峡地质结构陡峭，水体涨退造成日晒浸泡的交替循环容易引发崩塌，弄不好会形成库中库。事实上移民迁建点滑坡灾害已发生多次（湖北巴东县城迁建以来，就发生三次大型滑坡，新城在滑坡后迁了建，建了迁，饱受艰辛与苦楚。奉节新城规划23平方公里，有54处滑坡，地质灾害点达800多处）。地质滑坡已成为三峡库区必须认真对待的威胁。从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看，三峡地区作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可以说荟萃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民国时期的遗迹，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绵延的、活生生的、无法替代的区域历史博物馆，同时也是自然博物馆，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三峡水库淹没的就是这样一个博物馆。这种代价不是抢救几万件文物、保护几处人文古迹能够弥补的。抢救和保护的只能是历史碎片和人文盆景而已。
对三峡工程投资的评价问题。
第一类观点认为：三峡工程的投资很大，但属于可控性投资，资金来源有保证，国力完全可以承受。工程的静态投资最初是570亿元，后来确定为900亿元。900亿元中有400亿元用于移民搬迁，占44.4％，500亿元用于工程建设，占55.6％。动态投资按17年的工期，测定为2039亿元。资金来源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专门征收用于三峡工程建设的电费附加。根据地区不同，每一度电征收4厘——7厘，作为国家的资本金投入三峡工程，大约占40％左右。二是三峡电站自身发电售电（2003年首批机组发电）所得收益，包括葛洲坝电厂的收益在内，约占20％。三是银行贷款，约占40％左右。由于三峡工程建设正处在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所以资金比较宽松。按工程进度情况，预计资金可控制在1800亿元之内，最多不会超过2039亿元，更不会造成无底洞。
第二类观点认为：三峡工程巨大，移民数量为世界之最，建设周期很长，加上其他种种不确定因素，投资很难事先把握，甚至会出现投资黑洞。葛洲坝工程最初预算为14亿多，决算为48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三峡工程比葛洲坝工程要浩大的多，复杂的多，不确定因素多的多。后来确定的900亿元静态投资就比初期的增长了57.9％，900亿元中用于移民搬迁的400亿元占44.4％，好像比例很大，但实际上移民动态投资在600亿元左右，占动态可控总投资（1800亿元）的33.3％，占预计动态总投资（2039亿元）的29.4％，根本不足：或是仅够房屋搬迁重建费，没有经营生产费用；或是只补偿双淹户（淹地淹房），不能顾及单淹户（淹地未淹房）；或是只考虑一次性迁建，未考虑多次性迁建（像巴东、奉节县城都是多次迁建）；或是只管迁建费，不管迁建的善后费（有的迁建地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严重，不治理很难安居）；或是只想到正常迁建，未想到非正常迁建（秭归的归州镇镇上中小学的迁建费是600万元，没想到由于地质状况不良仅小学迁建就花费400万元，留下很大的资金缺口）。这就必然造成：或是国家追加投资，或是把负担、痛苦甩给移民区和移民。从工程及相关建设投资来看，也出现了不少事先难以预料或预料不足的情况：如高低蓄水位造成消落带的治理问题；三峡库区水体污染、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加剧的治理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追加投资，而这些投资都不是小数。以此论之，三峡工程直接、间接和善后的总投资决不是区区1800亿元或2039亿元可以挡得住的。如果再将泥沙淤积威胁和试图治理、减轻这种威胁的种种努力因素（如清淤、移建重庆港、二次大移民等）考虑进去，那往后的投资就更是天文数字了。而三峡工程依赖的重要收益是发电售电，但在社会供电能力不断提高和电力垄断体制改革的大形势下，将来三峡电能的竞争能力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和制约。换句话说，即使能多发电，也不一定能多卖钱，赖其回收投资就更不可靠了。
五、黄万里为什么坚决反对修建三峡大坝？[31]
黄万里，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其父就是曾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讨论朝代周期率的黄炎培。黄万里教授曾在上世纪卅年代就读与美国，1935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学位，1937年又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水利系统要职，新中国成立后曾短暂担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年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后被定为右派，离开大学讲台几十年。1998年88岁时才获准给研究生授课，2001年8月27日度过90寿辰7天后辞世。
在中国水利系统，黄万里既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博大而精深、傲岸而不群，1956—1957年曾对修建三门峡水库大坝提出异议，1985年又以批驳时行治河方略的《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的文章向全国水利学者挑战，同年向国务院呈文认为“东线南水北调方案不可行”而主张在西线黄河支流的上游地区开挖人工河；又是悲剧性人物——当了20多年的右派、几十年既不能出教又被排除在水利业务圈之外，胸有江河万里而身无独舟可撑，直至弥留之际仍不忘治江大事但写在纸条上的遗言却只能留给家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力荐下，三门峡工程的修建问题进入国家高级决策层的视野。修建的重要驱动力就是希望通过该工程一劳水逸地解决下游黄河水患的困扰。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将正常水位定为360米。那时在众多的水利专家中，只有黄万里对修建三门峡水库提出异议：他认为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断言“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但在当时大上快上的情势下，他的意见不可能被重视。黄万里只好退而主张水库水位要降低（除黄万里外，温善章明确主张低坝方案，提出335米的蓄水位），并建议把所有导流底孔洞留下，以备他年泄水排沙减缓淤积之用。但即使这样，他的建议也未被接受，导流孔洞全部用混凝土封死。结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15亿吨泥沙铺在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暴长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河水也连涨连高，古都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坝先后两次进行改建，堵住的导流底孔洞全部打开，每孔洞开堵工费为1000万元，水库正常蓄水水位降低到310米，（比温善章当年主张的低坝方案又降低25米），年发电量由最初设计的46亿度下降到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大为降低。几十万库区移民因此来回迁徙，深受其害。后来为了增加灌溉效益，又将蓄水位提高到316米，潼关河床的淤积随之增加。以至在2003年秋天，陕西渭河上游一场小洪水导致大洪灾（据说是1556年以来最大的灾害），至少二十万农民只身逃离家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 [32]。而陕西省则向水利部建议三门峡水库应全年空库敞泄运行。至此，黄万里当年的异议和警告已差不多全部“兑现”。
如果说黄万里在20世纪50年代虽对三门峡工程提出(反对性)异议、但还比较温和且有所妥协的话,那末,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纪之交，他对长江三峡工程的反对就是激烈而且十分执着了。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对黄河三门峡工程“当时反对修建者惟我一人。众皆反对，于是我退而建议保留所有导流底孔洞勿堵住，以便他日排沙”；“今天议论长江三峡高坝，又是惟我一个根本反对修建”。[33]他是怎样“根本”而又执着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呢？
1985年，黄万里在向国务院呈文中提出：“勿建三峡坝，代以云贵川湘鄂赣各省电站”；1992年，黄万里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高坝的提案，其提案标题为：《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请安排争辩》，附文《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因解释》；于1992年11月14日、1993年2月14日、1993年6月14日三次上书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陈说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但均未得到回音；1994年1月25日，黄万里以举报人的身份致信“中纪委、监察部合署举报中心”，“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请监察部举报中心查明处理，仍未得到回音；2000年4月，黄万里以89岁的高龄且处于癌症晚期的景况，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陈说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意见，仍未见回音；2001年8月8日，处于弥留之际的黄万里，向老妻索要纸笔，手书：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8月27日黄万里辞世。
黄万里如此执着、如此坚决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理由是什么呢?
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他认为砾乱卵石的沉积会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漫延危害四川。黄万里曾于20世纪30年代亲临四川涪江和岷江作过实地考察，深入研究过长江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影响河床变化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关键因素是砾乱卵石。全部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粗砂，并会运移。暴洪下可以观察到全床卵石急速下移。估计卵石年运移量不少于1亿吨。所有二级支流出口都产生卵石淤积的积滩，洪水时可被全部冲走，退水时又重新淤积成滩。因此断言：“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壅水末端将达重庆以上。江流直下到这里时，水深增加，流速减慢，所挟带的沙石将沉落河底。其中细泥可能漂游出坝，细沙（自重庆）向前走远些，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全部卵石则是沉落在粗沙后面，夹杂些底沙在石缝里，这是简单明了不可避免的现象，毋需实验证实。”砾乱卵石难以排出去，十年左右就会堵塞重庆港，并逐渐向上游漫延，“直到其淤积平衡坡降和天然河道的坡降相交而止”。“河槽淤高了，沿途重新起造床运动，也就是洪水泛滥，淤高两岸平坝。这现象先出现于江津、合川，然后漫延到泸州、遂宁、南充、渠县，影响所及，四川四分之一流域的坝田城市沦为泽国”。还说，“实际上，水库蓄水后只要来一次十年一遇的洪水，重庆上下就会淤起卵石，群众就会恐慌”[34]。
其次，认为由于卵石沉积问题，三峡电站的经济可行性不能成立。年千瓦发电造价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坝。完工后回收的发电效益，未必能够抵偿清淤运（卵）石、炸坝运渣、断航及淹没损失。
第三，认为三峡工程淹没农田耕地太多，不是发电效益可以补偿的。凡峡谷河流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龚咀那样，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的落差发电。而长江三峡都是黄金水道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水库蓄水后，卵石和泥沙堵塞重庆港，上延抬高水位，淹没大量耕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1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因此凡是这样地貌，不可拦河筑坝，更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
第四，认为三峡水库虽对长江中下游的防洪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间加长，可用电能减少。建议长江中下游防洪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常年送沙流向两岸洼地，使其淤高，并疏浚江槽。建议在扬州开一分流道，近路出海，加陡坡降一倍，以刷深中游江槽，同时在下游束水攻沙补田亩。下游加多分流量，太湖区域全面疏浚，挖泥肥田；洪水宜导出吴淞江及浏河，勿入太浦以免淹上海市。
六、笔者对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
对三峡工程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任何复杂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都可以还原为简单问题。我们通过上述对三峡的意义、工程的由来、决策的程序、观点的交锋、执着的反对意见等相关方面十分繁琐的考察，终于获得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方外人的角度，提出如下一些看法供关注三峡工程的读者参考：
修建三峡工程付出的代价之大是难以估量的，是世界同类工程绝无仅有的。付出这样大的代价除非有非建不可、绝对没有商量余地的理由，但遗憾的是，上马三峡工程所有的理由包括合成的理由都不具有这种性质。修建三峡工程付出的代价是：万里长江的绝美之段—－世界独一无二的神奇大峡谷、旧石器以来人类发展轨迹荟萃之地、历代人文遗存集大成宝库、众多珍稀生物物种聚集繁衍王国的消失，十几座城镇兴师动众之迁建，百万移民无法告别又不得不告别故土的搬离，实际影响所及有几百万人口（单指移民），这里每一项代价都难以用经济价值衡量，何况将所有这些代价汇总在一起。问题是，这样巨大的代价是否必须付出？必须付出意味着舍此别无选择，不然就得付出更大、更惨重的代价。但从上三峡工程的理由看，都不具备这种特点。上三峡工程首要目标是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但如前所述，对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认为该工程解决不了中下游防洪问题的观点从历史考察和逻辑论证上看明显更占上风。至少，防治中下游洪涝有多种选择，不一定非上三峡工程。修建三峡工程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发电，而提供同样规模电能的途径很多，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风能、太阳能发电的开发潜力很大，这是真正的清洁能源。美国近年的经验表明，通过技术更新，燃煤发电既可使排放大幅降低，达到环保标准，又可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至少在上游支流建电站就能实现同样目标，投资上则要节约得多。便利航运是又一重要目标，“高峡出平湖”固然会促进水运，但在交通运输高度发达的今天，长江航运的重要性已大为下降，可替代的途径更多。况且从目前看，大坝船闸已对航运构成严重制约，加上污染日重，黄金水道的前途堪忧。至于灌溉，多雨的长江流域灌溉并不显迫切，耕地缺乏却是这一地区的要害问题，促进灌溉的效益未必抵得上三峡水库淹没大片珍贵农田的损失。那么，话说回来，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只有一个理由能够担当得起：那就是不建三峡大坝，就不能保障中下游人民的生命安全，亿万生灵就会遭到灭顶之灾。然而，这毕竟是虚拟的，得不到逻辑上和实证方面的有力支持。相反的说法却是，假如三峡大坝出现毁塌和遭到出其不意的大破坏，中下游的亿万生灵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975年河南驻马店板桥、石漫滩等水库漫顶垮坝，使100万农田受到毁灭性灾害，倒塌房屋596万间，116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遭灾5天后，尚有200万人泡在水中；遭灾11天后，尚有44.8万人泡在水中）[35]。
泥沙淤积、库区污染、岩体滑坡等后遗隐患对三峡水库命运构成的威胁是严重的。这里只要有一项威胁成为现实，就具有致命的性质。冒这样巨大的隐性风险除非面临更大、更现实、更迫切的风险而别无选择，但事实上，此种风险并不存在。从目前情况看，不管对三峡工程的认识有何不同，人们对三峡竣工后存在的隐患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区别只在于对隐患后果的评估和可控性的认知有所区别而已。问题在于，三峡工程的后遗性隐患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其中只要一种隐患变成现实并超出可控范围，水库就很难运行下去。如由于泥沙淤积和卵石沉淀，库尾上翘威胁重庆安全，河槽淤高重起造床运动导致上游洪水泛滥，三峡水库就难以按原计划运行下去；如由于水流自净能力大大下降和污染源的迅速增加，治污速度赶不上污染的扩张速度，造成一潭臭水，三峡水库也就难以按原计划运行下去；再如，由于库水涨落循环等原因诱发严重的岩体滑坡，形成库中库，三峡水库也难以按原计划运行下去；还如，由于河道淤积，支流多段蓄水，加剧枯水甚至出现断流不能通航，三峡水库也难以按计划运行下去；如果由于超出防震设计的大地震骤临和其他难以预料的原因出现大坝坍塌溃库事件，三峡水库就不仅是不能运行下去而是会带给下游带来灭顶之灾的问题了。所有这些后遗风险都不是无稽之谈，这样的风险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冒，那就是如果不修三峡水库，洪灾总有一天会夺去下游千百万人的生命。但如前所述，这种假设不但在现实中不存在，理论上也不可能。
对三峡工程的由来背景梳理一遍就会发现，几代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实际上成为该工程上马的前提。然而，领导人的意见并不代表科学，尤其像三峡水库这样巨大而复杂、科学性很强而涉及领域很广的超级水事工程，政治领导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握其玄机深理。在这种情况下，将领导人的意见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就可能铸下大错。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多代领导人的意见对三峡工程的上马起了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如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改良上游一段”、“以水闸堰其水”、“改善航道”、“壅流发电”的设想，就被作为三峡工程上马的第一个权威依据。但正像前面已指出的那样，中山先生的那些话并未明确指在三峡一段搞水库，退一步说，即使是指三峡段，也仅是上世纪初期一个革命领袖的头脑中萌发的设想而已，可以说构思宏伟，但很难说言之切凿，更谈不上有科学根据了。同样，毛泽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提议在三峡“总口子卡起来”以及几年后他抒发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情意境，也只能看作“伟大领袖”的宏大构想和兴之所致，但事实上却被当作上马三峡工程的“最高指示”看待了，甚至毛泽东本人后来对三峡工程顾虑丛生时，当年的意见和词情还一直当作“最高指示”来引用。邓小平在1985年听取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汇报后，就何时上马、大坝高程、移民问题的现场性、即时性的指示，对三峡工程更发挥了拍板作用，因此，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的组长李鹏称为“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领导人的倾向性、即时性意见在中国的决策体系中份量很重。但像三峡工程这样的科学性、技术型、专业性、复杂性很强的水利项目，缺乏这方面训练和知识的政治领导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洞悉机理，做出正确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将领导人带有个人倾向性、即时性的意见当作重大工程决策的依据和前提，是有悖科学和常识的行为，也是很危险的。当年修建黄河三门峡工程时，就是领导先定了然后才组织专家论证，提交人大通过。修建长江三峡工程又是领导人先拍板在前，组织专家论证和人大表决在后。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祸患已是“名满天下”，谁又能保证三峡工程平安无事？
对于修建三峡水库这样巨大复杂、史无前例的水事工程来说，组织专家论证是绝对必要的，但走样的专家论证却是要不得的；同样，由人大代表讨论表决也是必要的，但非开放的、没有充分讨论的表决却是要不得的。改革开放前，对三峡工程的论证意义不大，正式的、大规模的、对工程上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986年到1988年由412位专家参加、长达三年的论证。如前所述，这次论证虽然被公开称为体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范例”，但由于论证领导小组、专业组负责人、参与论证专家的组成结构，保证了赞成派是多数，加之论证方式和签字方式也有利于工程上马，持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的专家未邀参加，使论证结果的中立性、可信性、科学性大打折扣，在很大程度变成像李锐批评的“自我论证”和温善章批评的“自己发挥能量创造一个多数派”的论证。说得客气一点是串味论证，说得不客气点是伪论证。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三峡工程议案则是在会前媒体宣传一边倒，会上提交审议的材料一边倒，搞封闭审议，没有大会讨论和辩论，禁止代表在大会上提出动议，没有三峡库区移民的代表，大多数代表对三峡工程缺乏调查和了解的情况下通过的，民主性、公开性很不够，真正的合法性也就大打折扣。从一定角度说，不客观、不中立的“科学论证”还不如不论证，不民主、不开放的代表审议还不如不审议，尤其对三峡工程这样特别复杂、特别巨大、特别专业、具有特别影响的水事工程来说更是如此。问题是，如果三峡工程一旦出了事，当年签字的专家和投赞成票的代表们能担起这个责任吗？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呢？
被毛泽东讥为“脑后长着反骨”的黄万里教授的悲剧人生也是中国水利界的悲剧，扩展一点说是民族和国家、科学与民主的悲剧。他作为水利界少有的目光远大、知识精博的奇才，不是以积极参与水利工程建设闻名，竟是以执着反对某些水利工程闻名，岂非咄咄怪事。而他执着反对的两大水利工程并没有因他的反对而停建。就反对而言，他是失败者；就坚守道义和追求科学而言，他是胜利者。从学历、资历和水平看，黄万里无疑是中国水利界的佼佼者，是水利界为数不多的不仅具备水利工程知识，而且通晓气象、地质、水文及工程经济学，能熟练运用数学和力学，将水利工程知识、数学方法、工程经济学、自然地理学集于一身的大学者，这样一个杰出的学者却在长达几十年内基本处于废放的状态，既不能出教又被排除在水利界的业务圈之外，其学术、专业和知识也只能随时湮灭，这是多大的浪费啊！而废放的原因就是由于他坚守了学者的良知、节操，说了应该说的话，坚持了应该坚持的原则。他一生专注于江河治理的“国之大事”，弥留之际仍念念于兹，手书“治江”遗嘱而不及家事，可谓“为水而生，为水而死”，却又在“郁郁乎不得其志”中终老后半生。从另一角度看，他的后半生又光彩闪烁，甚至可以说名震遐迩，就是因为他反对建黄河三门峡大坝和长江三峡高坝——不是以建坝出名，而是以反对建坝出名；不是以建设者出名，而是以反对建设出名；不是以偶尔提出不同意见出名，而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执着反对而出名。这是幸乎？还是不幸？从表面看，他的反对并没有奏效，没有人愿意理睬他，更不用说回应和对话了——他的反对犹如旷野中的呐喊，棉花上的拳头。但从深层看，他的反对惊醒了一批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启发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治水问题，审视江河大坝的利与弊。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由声音，维护道义的勇敢行动，追求真理的本能之举，纵然是堂•吉诃德和风车作战，却从此打破了水库高于一切、大坝就是大利的极端思维。
治水思维是治国思维的重要体现，工程治水是工程治国的一个方面。上史无前例的工程，干天下第一的项目，办震动世界的水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好大喜功。就本质而言，修建三峡工程的思维和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思维没有多大区分。从中国历史看，由于专制制度使然，历代皇帝大多信奉“唯以一人治天下，便以天下奉一人”的绝对统治理念，将满足一己之欲、役使天下臣民视为当然。因而帝王中好大喜功、骄纵奢侈者居多。这种好大喜功、骄纵奢侈既可表现为倾其国力、穷兵黩武，也可表现为轻用民力、大兴土木。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建阿房宫，隋炀帝三征高丽、开挖南北大运河，就都是好大喜功、骄纵奢侈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在历史教科书中批判了古代统治者的做法；另一方面在传统、风气和体制影响下，以新的名义发展了新的好大喜功。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喜欢搞前所未有的工程，上举世无双的项目，实现一劳永逸的大目标。其中又以水利工程为最。如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目标就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几千年为害的黄河问题，实现黄河清。治淮工程的目标也是要根治淮河。但后来的运行实践却相距甚远，甚至是大相径庭。特别是三门峡工程，使上游陕西省和几十万移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上长江三峡工程的着眼点也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为此不惜迁徙百万移民。这和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希望用万里长城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南侵问题、不惜征发天下民伕的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秦始皇的希望落空了，三峡工程能达到目的吗？
对中华民族来说，江河水系是立国的基础。尤其是黄河和长江，关系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的生存状态，是养育民族的母亲河，在河域生态已十分脆弱的情况下，需要倍加爱惜、呵护和保养，除非有不容置疑的压倒性理由，对河流伤筋动骨的改造工程还是以不上为好，不然就可能招致难以救赎的报复。中国大地上分布的江河水系是哺育中华民族成长壮大的乳汁，是民族血液和生命之源，是几千年来立国的基础。特别是黄河和长江，一北一南，犹如两条巨龙，横亘大地，奔腾万里，流域覆盖大半个中国，从文明开端直到现在，养育了难以计数的中华儿女，至今仍哺育着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所以被称为母亲河。当然，黄河和长江也给民族带来过水患，特别是黄河，曾多少次使中下游百姓蒙受洪灾，所以治黄历来是国之大事。但把黄河所有的水患加起来，也恐怕不及其利的10%。单是泥沙冲击形成的黄淮海平原，就达25万平方公里。而建国以来治理江河特别是治黄陷入的误区是：仅看到泥沙之害，未看到泥沙之利；仅看到洪涝小患，未看到河流大利；仅看到工程控制暂时之利，未看到工程阻梗长远之害。因而治理江河必谈工程，谈工程必涉及大控制工程。但工程越大，就越会对江河生态造成伤筋动骨的改变。而现在包括长江和黄河在内的江河水系生态已十分脆弱，需要特别的保护、爱惜、培育、调养和改善。这就要求必须以慎之又慎的心态对待在江河身上施加工程性手术，特别是特大型的控制性工程。一方面，由于科技和认识的局限性，人类对江河水系这样复杂的自然系统的深层运作机理还不甚明了，难以把握工程措施对江河原生态的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已有的实践显示，愈是大的控制性工程，对江河自然态貌愈容易造成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无疑会破坏固有的自然秩序和平衡，这是已经十分脆弱的江河生态环境难以承受的。从短期看会产生一定效益，从长期看必然招致重大的自然性报复（以莫高窟闻名的敦煌，近年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就和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3座水库有很大关系：双塔水库和昌马水库的建成，导致疏勒河400公里河段断流，党河水库导致党河断流，从此敦煌的地下水得不到有效补充，环境由此恶化，沙漠肆虐）。因此，除非有不容置疑的水事危机需要应对，否则大型控制工程还是以不上为明智。
在治水和水利建设方面，我们既需要借鉴国外经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最新的治水动态和先进做法；也需要借鉴古代经验，不少事实表明，在治水特别是江河开发和治理问题上，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思维远比古人肤浅。西方国家经历了近百年的建水坝历史后，在对其利弊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自觉地由依靠建坝控制河流向尊重和适应河流自然运行方式转变。在法国、挪威、瑞典等国，自由河流都被立法保护，免受大坝破坏。在美国，已于1994年宣布放弃以建水库作为水资源开发模式的政策，工作重点转向水资源管理与环境恢复方面。全美已有1.6万里的河段被联邦法律保护，许多河流得到州一级的立法保护。并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废坝运动，到1997年，全国已拆除500多座河坝。针对科罗拉多河格伦峡谷大坝使地区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问题，有民间环保组织提出废弃大坝、还科罗拉多河彻底自由的建议。不管采取何种补救措施，在格伦峡谷大坝上吃了大亏的美国人终于认识到：由于河流系统的复杂性，人类活动造成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像格伦峡谷大坝这样的工程不能再建了；今后对河流要进行适应性的管理和治理[36]。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新的治河观念、动态和做法，无疑值得认真借鉴。同时，我们还需要虚心借鉴中国古代治水理河的经验和方法。大量事实说明，由于江河治理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老祖宗在这方面不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且在思维深度和方式上远比今人有高明之处。以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中外治水史上的丰碑——战国时期秦蜀守李冰父子所建的都江堰为例，整个工程设计的灵魂只有两个字：疏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是其最大特色。工程布局之合理、结构配合之精巧、引水分洪排沙功能发挥之充分、工程学和生态水文学结合之紧密、对自然疏导思想贯穿之彻底，堪称典范。因此被誉为“设计最科学”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体现了中国古人在治水思维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面对这种高度和深度，几十年来我们培养了那么多水利专家，搞了那么多水利工程，哪一个敢于叫板？说的再挖苦一点，在这样的古代杰作面前，我们这些后代不肖子孙根本就没有品评的资格，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份儿。
多年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环环相扣的江河开发模式：主管部门力主上大水库，上了大水库又需配套小水库，承揽了这个工程就需追逐与之关联或不甚关联的下一个工程。这既成为中国江河水库修建的规律，也成为承建主体不断追逐开发对象的规律。但这样一来，一个水库的存在就成了另一些水库必须上马的理由，水利开发公司的存在成了江河必须被开发的理由，按照如此的逻辑运行下去，中国的河流非被水库圈完不可。如前所述，当初力主上三峡工程的部门是原水电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水电部的反复争取和精心筹划，三峡工程即使上马也不能那么早。及至三峡枢纽提上开工日程，为了保证工程的组织和实施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务院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作为部级经济实体承担工程建设、资金筹措、建成还贷及以后的管理运行。后来为给三峡工程配套，又决定在长江上游兴建溪洛渡等四座梯级电站，建三峡地下电站和电源电站，这些电站的承建者仍然是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2005年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停建30个违规建设项目，其中就有溪洛渡电站[37]。但到2005年12月26日，又宣布溪洛渡电站正式开工。除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外，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水电工程开发公司，他们都需要以各种理由寻找开发对象，企业无止境的开发冲动和一些地方、部门追求水电利益的要求一拍即合，于是就演出一幕幕的“跑马圈水”剧。甚至圈到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的鼻尖下：有开发单位竟然要在鱼嘴上游1310米处修建一座大坝——杨柳湖水库，作为另一座水库——距鱼嘴6公里的紫坪铺工程（该工程2001年上马）的配套工程。后经多方反对暂时作罢，主办者还振振有词地说，没有杨柳湖水库的配套作用，紫坪铺工程的综合效益不能有效发挥，每年将亏损5000万元人民币[38]。这就是开发者的逻辑：我上了紫坪铺，你就得让我上杨柳湖，不然经济损失咋办？许多水库就是按照这种钓鱼逻辑上马的。而支撑这种逻辑的就是开发集团以及与之关联的其他集团不断强化的利益。久而久之，原来为了公众利益的河流治理就演变成为了集团利益的工程开发，原来服务于水利事业的建设者就转而成了水利经济开发的主导者，原来一条条自由奔腾的河流就变成一只只乖乖待宰的羔羊。跑马圈水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水电开发商寻利冲动和攻关能力简直是不可遏止的。这一点从怒江水电开发计划的反反覆覆中就可看出一端。参见《怒江水电开发“大调整”方案为何如此神秘》，2006年6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据报道：西部有的省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坝电站几千个，国内几大发电集团手持上千亿元的资金纷至西部兴建水电工程，有报称争夺的激烈已到了“最后一公里”的境地[39]。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峡工程的得失利弊将会被世人看得更清楚。但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难道就不需要反思吗？需要反思的也不仅仅是几座大型水事工程，而是建国以来整个的治水活动、治水方略和治水思维。极而言之，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治水问题，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部的建国治国实践及其思维方式。实话实说，为研究三峡工程，笔者搜集有关资料就用了3年多的时间，整理、阅读、分析这些资料用了月余时间，写作和修改这篇长文则断断续续用了半年多时间。这里所谓的时间，当然都是本职工作之外十分有限的业余时间。因为笔者也需要吃饭，而研究此类问题不但不会有人供饭吃，也难以找到发表的地方。然笔者还是殚精竭虑地写了出来，所谓略表寸心而已。但我坚信，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对三峡工程的反思虽然于事无补，但于世有益，至少无害。我也毫不怀疑，随着时光的流逝，国人对三峡工程及类似工程的成败得失会有更清晰、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和评价。即使放在今天，在强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氛围下，受万众瞩目的三峡工程能否上马便难说了。别的不论，那么复杂的环境评估就恐怕很难通过，一百多万的超级移民也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明显不符。
通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治水活动，可主要归结为“一截二掘”。一截就是通过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大大小小的河流截断把水圈起来；二掘就是通过大打地下井取水。大修水库和大打水井的确带来很大的发电、用水效益及便利，其功绩不能抹煞。但由于无限制的滥用这种治水方式，加上滥垦滥伐滥牧问题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对水生环境有相当程度的改变和伤害。不但打破了自然水循环系统的平衡，在一定意义上也造成了水运行秩序的紊乱，成为地下漏斗、河流干枯、湖泊消失、沙漠化加剧、洪水泛滥等水危机和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无节制用水、无限制截水、无止尽掘水的本质就是把水当作人的奴隶来控制、来役使、来摧残，使其服服贴贴的为人们服务。然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必然遭到水的强烈反抗。近年综合水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出现正是这种强烈反抗的表现。所以必须从根本上走出这种用水和治水的误区，从奴役水、滥用水、控制水、改造水的用水治水方式向尊重水、节约水、疏导水、顺适水的用水治水方式转变。须知，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立国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生命的本原，环境的根本。用水，岂可不惜哉，治水，岂可不慎哉！水事，国之大事，民命国命所系也！治水的方式折射着治国的方式，治水的思路反映了治国的思路，治水的体制也就是治国的体制。奴役水、控制水、滥用水的治水方式实际上是行政指令型体制下奴役资源、控制资源、滥用资源的治国方式在水事领域的反映。伴随从行政指令型体制向民主市场型体制的转变，治国方式也要由奴役控制型向激励引导型转变，使整个社会像浪浪互推、水水相依、江湖联通、奔涌不止的大自然水系，生生不息，活力无穷。
二○○六年七月十三日
注释：
一、引文及资料出处
1、引自郦道元的《水经注》
2、引自《文化苦旅》45页，余秋雨著，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3月第一版
3、参见《神思云阳：痛并震惊着》，记者曾民，2002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
4、参见《蓦回首，已是千年身》，记者南香红，2002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5、见《三峡前日断流 高峡将出平湖》，傅淞岩，2003年4月11日《沈阳日报》
6、参见《三峡抢救古迹与时间赛跑》，2003年5月6日《参考消息》
7、参见4
8、参见3
9、参见4
10、见《大鱼之死》，记者南香红，2005年4月14日《南方周末》
11、见《待到桃花盛开时，再见桃花鱼》，柴寿宇，2003年7月13日《沈阳日报》
12、见《三峡工程：一项伟大的生态环保工程》，杨晓路、施勇峰，2002年11月11日《辽宁日报》
13、见《三峡，无法告别》，记者南香红，2002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14、引自3
15、转引自《三峡工程大事记》，纪哲，2005年9月5日《经济日报》
16、见《〈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前言 披露兴建三峡工程细节》，2003年8月16日《沈阳日报》；《在实践中认识三峡工程》陆佑楣，《燕园评论》网站
17、引自15
18、见《直言》，166页，李锐著，今日中国出版社
19、《〈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前言 披露兴建三峡工程细节》，2003.8.16《沈阳日报》
20、引自《直言》，193页，李锐著；以上一段资料均出自《直言》
21、见19
22、见19
23、引自《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载于《直言》，李锐著，以上资料参见该文
24、引自《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载于《直言》，李锐著，以上资料参见该文
25、以上资料参见24
26、转引自《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性的表决》，载于《政治采访内幕》一书，刘振敏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6月1版，以上资料见该书
27、见《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2002年9月23日《经济日报》
28、引自《渭河人被改变的生活》，2003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
29、引自《云阳：华服下的新生》，记者吴晨光，2004年6月10日《南方周末》
30、引自24
31、参见《黄万里教授抱憾辞世中国再无人反对三峡工程》，戴睛，北大燕南网站；《三门峡工程 半个世纪成败得失》，记者李文凯，2003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
32、引自《三门峡工程 半个世纪成败得失》，记者李文凯，2003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
33、转引自24
34、转引自24
35、见《1975年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钱钢，2005年8月25日《南方周末》
36、参见《“跑马圈水”密集修建水电工程的争议》，记者曹勇等，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不废江河万古流—2002年水库的故事》，记者刘阳，2003年《南风窗》2期；《格伦峡谷大坝的故事》、《美国的废坝运动》，记者李虎军，2002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
37、见《长江上再建两个三峡工程的建设计划启动》，2004年2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环保新力量登场的台前幕后》，记者邓谨，2005年1月27日《南方周末》
38、见《大坝，离都江堰1310米》，记者万静波、曹勇等，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39、见《“跑马圈水”密集修建水电工程的争议》，记者曹勇等，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二、重要参考资讯
1、《在实践中认识三峡工程》，陆佑楣，北大燕园评论网站
2、《涪陵：老城的最后容颜》，记者南香红，2002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3、《丰都殇》、《丰都老街的忧伤》，记者南香江；《忠县石宝寨：危楼孤岛两相依》、《万州：曾是万商云集地》，记者曾民；《巴人重鬼、蜀人重仙与楚人重巫》，谭继和。2002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
4、《云阳：千年繁华梦依稀》、《老城•巷子•孩子》，记者曾民；《诗城绝唱》、《诗城的死亡或重生》、《焦虑白帝城》、《奉节人家：最后的中秋》，记者陈海；《三峡的战争》，葛剑雄。2002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
5、《透视三峡工程资金》、《新闻：再论三峡工程焦点》，何文，2002年9月13日《辽沈晚报》
6、《为了三峡大坝不留隐患》，赵世龙，2002年3期（上）《南风窗》
7、《长江上游出现罕见特枯水位》，蔡敏，2003年2月21日《辽宁日报》
8、《我们的三峡 我们的命运——一个移民城市的现实与未来》，记者孙亚菲
9、《警惕长江成为第二条黄河》，王友忠，2003年6月19日《南方周末》
10、《大坝，离都江堰1310米》，记者万静波、曹勇等；《警惕“钓鱼工程”——访国家环保总局监督司司长牟广丰》，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寿蓓蓓。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11、《楚人忧江》，符号，2003年9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重庆：水土流失是头号环境问题》，记者童辰、王小妆，2004年9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
12、《以三门峡水库为镜鉴》，丁冬阳，2003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
13、《“诗城”涅槃》，记者张立，2004年3月11日《南方周末》
14、《“电击”仁宗海》，记者万静波、曹勇，2003年8月14日《南方周末》；《国际饮水标准二十年未变 专家联名上书宜尽早修订》，记者李虎军，2005年3月31日《南方周末》
15、《环保风暴包围溪洛渡》，记者栗源，2005年1月27日《南方周末》
16、《缺水危机逼近长江26城》，蒋玉森，转自《南方都市报》，2003年5月3日《北京青年报》；《长江生态为万元清蒸刀鱼埋单》，2005年5月12日《时代商报》
17、《长江水神——白鳍豚》，江永晨，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
18、《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开工》，记者周斌，2005年12月27日《经济日报》
19、《被冷落的水危机》，记者李虎军，2003年4月3日《南方周末》
20、《美国：燃煤发电再度走红》，记者李正信，2004年4月15日《经济日报》
21、《虹影：回到三峡找自己的前身》，记者夏榆，2003年3月20日《南方周末》
22、《长江三峡 导流明渠截流成功》，熊金超 刘紫凌，2002年11月8日《辽宁日报》
23、《朝阳产业：向大海要淡水》，李雅民，2003年7月27日《沈阳日报》
24、《水库控制线下违规建房 万州三峡移民面临困境》，记者吴传震等，2004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25、《<我不希望三峡工程留下隐患>独家采访三峡枢纽工程验收组副组长、专家组组长潘家铮》，记者李虎军；《文人老赵：一个人的博物馆》，记者曹勇；《水工欧昌祥：精确记录水位 模糊记录生活》，记者江华。见2003年6月5日《南方周末》
26、《今年为何总缺电？》，记者单继林，2003年11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
27、《要有人为“重回计划用电时期”道歉》，岳建国，2004年6月17日《沈阳今报》
28、《三峡水环境可以掌控——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前环保局局长张绍志》，记者童辰等，2005年3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
29、《<南风窗>刊文披露：长江三峡库区污染隐忧》，2004年5月21日《报刊文摘》
30、《“最后”的长江渔民》、《小集成垸的前世今生》，记者张立，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31、《长江三峡工程九年鏖战 蓄水发电航运明年实现》，记者华钟林等，2002年9月23日《经济日报》
32、《长江三峡工程 世界瞩目的伟大工程》，记者华钟林等，2005年9月5日《经济日报》
33、《“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聚焦三峡工程》，记者刘彦臣，2002年11月12日《市场报》
34、《虎跳峡紧急 世界最壮丽的自然景观之一可能因修大坝而消失》，记者刘鉴强、成功；《让移民维权更加理性——专访“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博士》，记者刘鉴强。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
35、《坎儿井在一节节消失》，记者金炜，2002年7月3日《中华工商时报》
36、《全球变暖 导致黄河上游枯水危机？》，记者徐彬，2005年3月17日《南方周末》
37、《5月25日——5月28日 我亲见三峡水涨》，本报记者江华，《三峡晚报》记者马莉，2003年5月29日《南方周末》
38、《归州归去》、《秭归：归去来兮》，记者黄广朋；《新巫山：一个孩子的诞生》、《大宁河：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大昌：一位1700岁老人的秋季》，记者江华。2002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39、《拉闸限电范围扩大 电力短缺成掣肘》，2003年7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40、《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合龙 李鹏发表讲话》，记者施勇峰等，2002年11月7日《经济日报》
41、《三峡导流明渠截流 坝遏飞舟》、《三峡工程大事记》，2002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42、《黄河湿地“失”了多少？》，记者李玉春等，2004年4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
43、《辽宁决意再造卧龙湖湿地》，记者孙泽锋，2003年9月17日《辽沈晚报》
44、《黄河“水荒”之惑》上，记者王海坤，2003年11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
45、《盘锦：湿地消逝》，记者孙亚菲，2004年3月4日《南方周末》
46、《电荒的体制原因》，余晖、周勤，2003年12月4日《南方周末》
47、《格里坪没有森林》，记者江华，2003年7月3日《南方周末》
48、《梦圆盛世——写在三峡工程蓄水之际》，记者王安等，2003年6月2日《沈阳日报》
49、《在“三个代表”指引下阔步前进》，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黄镇东、重庆市代市长 王鸿举，2002年11月4日《经济日报》
50、《三门峡：50年后》，郭盖，2005年12月1日《南方周末》
51、《治淮难，难在哪里？》，记者张立，2003年7月10日《南方周末》
52、《长江水系：“一统江湖”》，记者曹勇，2005年10月20日《南方周末》
53、《洪灾过后：事关三峡的五个问题》，记者童辰，2004年9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
54、《三峡，别来无恙？》系列报道：《云阳：华服下的新生》，记者吴晨光；《“三峡新城要找到自己的路”》，廖元和，采访整理记者吴晨光等；《三峡古物今安在》记者吴晨光；《一条支流的“浓墨重彩”》，记者曹勇；相关资料《链接》——根据近期新华社、《南风窗》相关报道摘编；《175米诱惑三峡？》，记者刘鉴强。见2004年6月10日《南方周末》
55、《雄师锁大江 再铸新辉煌——写在长江三峡导流明渠截流胜利合龙之际》，记者施勇峰等， 2002年23期《半月谈》
56、《SOS！敦煌将成楼兰第二？》，记者曹勇，2006年5月11日《南方周末》
57、《追寻三峡工程五大悬问》，记者谢登科 张建平，2006年5月24日《沈阳日报》
58、《两份报告引起中央重视 “命运迁徙”备受各方关注》，记者赵蕾等，2006年6月1日《南方周末》
59、《三峡电会卖不掉吗？》，记者朱隽，2006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60、《怒江水电开发“大调整”方案为何如此神秘》，记者陈宏伟，2006年6月21日
61、《四川每年仍有3亿吨泥沙入长江》，记者郑德刚，200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据该报道：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说，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四川，目前已成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5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近1／3，占上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的56％，全省每年土壤侵蚀量高达10亿吨，占长江上游年土壤侵蚀总量的42％，每年流入长江干流的泥沙达3亿吨。据介绍，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水电、公路、矿山及城市建设等各种开发建设项目造成的工程性水土流失呈发展态势，并引发局部区域水质污染、水源枯竭、水利工程淤塞垮塌和地质灾害频繁等系列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和水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四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