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看到这个题目，一定会觉得本文是否张冠李戴，正常国家往往被用来形容冷战后日本政治保守化，怎么会同美国相关？这样的疑问本身就说明我们忽视了战后的美国，并非正常民族国家的重要现实。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1月11日当选后首次记者会上批评中国、日本等国家的不公平贸易，之前还警告丰田等公司，如果转移工厂将施加惩罚性关税。在移民问题上，他继续要求墨西哥政府出资建设高墙阻止非法移民。
选举活动中，特朗普对盟国欧洲和日韩发出警告，如果不分担同盟成本将考虑撤军，他也威胁退出气候变化等国际机制。当人们担心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走向不正常国家时，似乎需要思考特朗普的“美国第一” （America First）的思维，实际上正是正常国家的一般思维。
战后美国“非正常国家”的四个方面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行为，在很多方面同传统民族国家的逻辑并不一致。美国的非正常国家特征，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经济政策上，美国积极鼓励自由贸易，主动开放市场，正因为美国巨大的消费市场，不仅让西欧与日本迅速从战争中得到复兴，而且最终让它们发展到成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传统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往往以重商主义，保护国内就业机会为基础。然而即使日美贸易摩擦最为紧张的时代，美国也没有动摇过自由贸易的信念。
在社会政策上，美国积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对非法移民也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而传统民族国家往往为了保护国内的经济社会秩序，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严格和谨慎态度。
在安全政策上，美国在欧亚都建立了庞大的同盟网络，而且一直负担着这些同盟的主要成本，直到今天北约的75%负担是由美国承担。传统民族国家往往关心的是本国的安全和生存，不可能有兴趣为远在万里之外的其他大陆的安全付出高成本。
在外交政策上，美国主导建立了很多的国际机制，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尽管这些多边国际机制中美国具有主导权，但规则设定实际上对于美国也构成一定的约束。然而传统的世界大国往往不愿意把自己限制在这些机制中，大英帝国就从来没有建立过将自己也作为监管对象的国际机制。
战后美国的上述不正常，当然并非出自于其慷慨无私的利他主义，因为美国也从这些不正常中获得大量利益，维护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上述美国的不正常做法，客观上带来了战后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至少可以说，美国的战略思维造就的上述不正常，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自我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双赢结果。
两次大战的惨痛教训加上美国战后的超群实力，催生了美国要保持至高无上地位，主动发挥全球领导力的战略。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在其全盛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工业产能大致为全球的32%，而194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份额超过50%。
在军事实力上，大部分欧洲国家加上日本都被战争摧弱，而美国有50万人驻军海外。上世纪40年代末，亨利·鲁斯欢呼“美国世纪”的到来，之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他的预言并没有错。
特朗普的世界观是美国民意反映
特朗普辛辣的语言风格，让人们错觉地认为他的反全球主义、反自由贸易、反移民，是对美国主流政治的反叛，并成功地利用了民意对于全球化和政治精英的不满而获胜，因而简单地将特朗普的言辞一概而论“民粹主义”。诚然，特朗普有浓厚民粹的一面，但他的主张并非完全凭空出世口出狂言，而是代表了很大部分美国民意，甚至知识精英和政策精英的看法。
首先，特朗普对同盟的看法，基本点在美国过度地承担了国际安全的责任，让美国的盟友免费搭车，而美国却在为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家买单。这种不满情绪并非特朗普特有，也不是从现在才出现，而是由来已久。原国防部长盖茨在任期间，几乎每次参加北约年会都批评欧洲成员国，没有兑现承担GDP的2%的防卫支出，导致美国过度负担。
在美国看来，在安全上廉价搭美国的车，却经常以一种道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的形象出现，优雅地夸夸其谈自由国际主义，并时不时地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而在战场上美国却出血出汗。美国认为自己付出那么多为了保护他们，盟国还不感恩，把美国的“不正常的无私”想当然，现在是时候让他们清醒了。
奥巴马总统也曾经抱怨，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总是找美国，在利比亚问题上坚持“幕后领导”，在叙利亚问题上，尽管认定阿萨德跨越了红线，但并未实施动武，这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东是欧洲的后院，这里的问题欧洲是第一责任人，而非美国。
舆论调查显示，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世界上的问题，应该让地区和国家自己解决，而不是美国去解决。可以说在安全问题上，特朗普的“成本分担论”，从政策上来说与奥巴马一脉相承，从逻辑上抓住了美国国民的情绪。
第二，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潜在地认为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让更多的国家繁荣富裕，但这些国家不仅不够感恩，相反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以中国为例，近年来美国的知识精英普遍开始质疑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
从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开始，中美关系尽管风风雨雨，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假设就是通过接触政策，让中国通过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提高生活水平，逐渐变得更加美国化。然而，尽管中国的确积极融入了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而且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却没有像美国预期的那样变得更加像美国，而是在很多问题上成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
同样道理，美国认为日本是自己一手从战败国培养起来的经济大国，也是感恩不够。这让美国开始怀疑让别人富起来实现和平稳定的想法，似乎有点幼稚天真。而普通的蓝领民众看到的是自己的工作机会，被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夺取。对于全球主义的后悔情绪，特朗普同样有民意基础。
第三，特朗普的反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态度，反映了美国“自身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则，以特朗普对于巴黎气候协定的消极态度为例，美国新政府在能源政策上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美国有大量的页岩气资源，特朗普可能会减少开发管制，联邦政府所有土地开发原油和天然气可能会解禁。美国原油的生产将会继续增加，进口原油将会进一步减少。
10年前，美国的消费原油中70%靠进口，页岩气革命后进口减少到了40%。特朗普还说过执政后，将会对于火力发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取消。既然资源丰富的美国完全可以实现能源靠自给，“美国第一”逻辑会对为什么要受国际机制制约产生怀疑也就不奇怪了。
美国正常国家化的全球后果
特朗普反映的不是特例现象，而是呼应潜在的民意，这就意味着美国有持续动力朝着正常国家的道路继续推进。这对世界大多数已经习惯了美国中心世界观的国家，造成巨大的思维范式的挑战。
首先，美国将更加狭义地定义其国家利益，采取什么国际行为，将会更多地以重新定义的相关国家利益为标准。很多国家过去认为美国管得太多，现在可能会担心将来美国管得太少。美国霸权不仅是物理指标，更是认知的心理反映。
当人们认为美国霸权不再，担忧美国抽身国际事务后，留下战略空间会让国际局势流动，增加不可预测和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各个主要地区主要大国之间是否能够协调合作，地区组织能否发挥引领作用，将受到真正的考验。
第二，对于大国来说，美国走向正常国家意味着全球领导力真空（global leadership vacuum）的出现，如何及时有效地填补领导力需求成为紧迫课题。以中国为例，过去中国一直认为美国管得太多，特朗普的态度短期内可能会缓解中国的担忧。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如果变成一个没有理想信念、完全实用主义商人性质的超级大国，很多国际责任就需要由其他国家来承担，中国的挑战可能在地缘政治上会少一些，但是在全球层面上来说更加多了。美国在定义国家利益时过于宽泛不好，但过于狭窄同样不是福音。
第三，大多数的中小国家对于一个没有美国主导的新秩序，既无经验也缺乏信心，担心会带来战略选择上的动荡。现在中东和亚洲不少国家，都是在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他们独立后的历史记忆中，只有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尽管这个秩序有很多问题，但不少国家特别是其精英层，仍然是“美国治下和平”的受益者。然而新的国际力量变化和美国战略转变，会引发这些国家内部在国际战略选择上的严重分歧，处理不当会带来国内秩序的混乱。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失败和美国的金本位制度终结背景下，美国曾经也有过回归正常国家的讨论，但当时美国担心自己会蜕变为正常国家，现在情况是美国希望成为正常国家。对此，美国面临的挑战不小，世界似乎更没有准备好面对这种情况。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