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世界史迎来新的挑战与可能，最大的变数有二：其一是美国在“特朗普效应”下由普遍主义领袖国家向现实主义普通列强的退化；其二是中国由积贫积弱的东方国家向新天下主义的文明帝国转变。一百年前，俄国的十月革命刺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性外衣，以西方内部的文明理想裂变催生整个20世纪的全球秩序格局。此前，世界秩序以诸殖民帝国和列强共治为基本特征，一战和二战总体上摧毁了传统帝国体系，但并未根本改变列强竞争性共治的权力秩序。中国被动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以其惨烈牺牲而获得世界大国地位，但名不副实，于是遭遇巴黎和会的大国政治挤压及二战后的利益牺牲。
二战相比一战，其正义性与理想性有所提升，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类命运体验中凝聚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宪制和联合国体系的政治宪制，美国成为战后秩序的定义者和领导者。冷战延续的是1917十月革命以来的新世界秩序，是其演变重组的继续，但在这场关乎人类文明整体命运的意义竞争中，美国范式与美国力量最终占据优势，以苏联解体作为“历史终结”的形式标志。根据福山的乐观判断，自由民主的美国范式本可终结人类追求承认的千年斗争及20世纪以来的列强共治格局，而进化为一种美国领导下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
东方主义的中国想象
1917的苏俄奋力竞争，1991年的俄罗斯热情“休克”，这种系于同一主体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引发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的普遍想象与简单对应，世界似乎已经在自由民主的范畴内耗尽了所有冲突和对抗性能量而归于和谐一致。尽管199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仍有复兴蔓延之势，甚至9·11也在一定程度上刺破了美国式普遍主义的理想外衣，但整体上仍被视为全球性的“治安”问题及第三波民主化的“剩余”问题。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被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和人权普遍化而刺穿及改造一切非西方的文明与政治秩序，中国也难以例外。
但就像1917年十月革命所具有的西方内部裂变意义一样，民主因其骄傲与放纵而导致的“民粹化”正在分裂和消解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西方的文明道义与政治普遍性。西方民主不因恐怖主义和威权主义而失败，却因内部的民粹化和大众造反运动而陷入精神与治理困境，其中最主要的政治事件都发生在2016年，即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而围绕脱欧程序权限的司法纠纷及大选重新计票只是精英系统的短促反击，无力亦无效。英美系对民主普遍主义理想及其政治联盟体系的背向而行，导致民主全球化动力锐减，二战以来西方普遍主义成果受到结构性侵蚀，列强竞争性共治时代重新来临。在重新列强化的新世界秩序中，原有的列强基本在场，但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即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的新列强已经成长成熟且具有参与及构造世界体系的建制化能力。因此，中国与世界如何相互认知及互动，成为2017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命题。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1840年之前是天下世界观下的天朝与诸夷的关系，中国处于文明中心地位。这种划分是文化性的，而不是种族性的。这种划分也并非纯粹的中国特色，西方亦存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最初希腊人即以是否会讲希腊语作为文明人的属性和标志。在这种天下世界观下，中国本身成为文化领导权的主体，与周边的政治关系以文化关系为前提，普遍主义在中国一边。事实上，任何具有相当程度自觉的文明体对他者的理解都包含着一种文化政治意识，即从文化上区分敌我。中国对1840年以来的世界秩序之适应是按照“生存—富强—自由”的逻辑展开的，目前正处于“富强”向“自由”的历史转变之中，但中国人对秩序与个体自由的独特理解决定了这种转变不是尾随西方的标准现代化，而是兼容“转型”与“创造”的“重新世界化”过程。中国今日已经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或者内含天下的国家，而其历史使命正在于重新将自身理解与组合的理想世界表达于实际的世界空间。
因长期聚焦于富国强兵，中国成为了“列强中国”。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和预测由此一分为二：其一是中国威胁论，以中国超大力量体格与不规则行为方式作为根据；其二是中国崩溃论，以中国不合乎西方自由民主的标准指数为准绳。这两种典型的“东方主义”中国论并不矛盾，中国威胁将遭到西方警察国家（美国）干预而崩溃，威胁是崩溃的非理性前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判断一度盛行，但逐步失去影响力而沦为陈词滥调。中国崩溃的预言频繁出现而频繁失效，中国学者则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典范性方法结合中国本土素材长篇累牍地证明西方的科学预言忽视了何种变量，但对于立论的意识形态前提甚至西方科学方法论本身则绝不敢越雷池半步。中国到底是即将崩溃的失败国家还是例外的成功国家，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知识框架遭遇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瓶颈与危机。当代中国的秩序原理和发展原理，正在刺激和吸引诸多中国本土学者的理论兴趣和原创力，以逐步修正西方学术范式的盲区和局限。
更具理性化色彩的讨论集中于崛起之中国面临的三重陷阱：经济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的“塔西佗陷阱”；外交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些崛起中的陷阱是真实有效的，中国的重新世界化不可能在克服这些陷阱之前真正完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中华肯定也不是。
新旧政治经济秩序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济学上的经验法则，即对于发展转型国家而言，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未能顺利完成，经济发展动力衰退，国家陷入发展停滞状态。这一法则常以拉美国家为例。国内智库及经济学者亦常有此类讨论，而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都隐含对这一陷阱浮现的承认及加以克服的努力。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争议不大，但中国是否能够走出这一陷阱则存在较大争议。由于中国政治高度依赖于“经济绩效合法性”，经济停滞的代价绝不仅仅是经济，而必然扩及政治领域。因为中国缺乏多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制度，经济失败的问责方式不可能通过周期性选举予以实现，于是便可能演变成系统化的政治危机。由经济危机而导致政治危机及秩序系统崩盘，这是中国崩溃论的潜在逻辑。
但这也造成了一种超越和强于民主选举国家的政治责任制，即以执政权的存亡为潜在成本。民主选举国家引入的是政治上的“有限责任”，而中国体制引入的是“无限责任”。因此，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压力施加给执政者的就是一种超常规的政治责任与政治伦理，有可能使其以更长期的眼光更好地“负责任”。拉美化在中国很难发生，原因是中国经济体量自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内部性多元市场，而中国政治体制的领导与动员机制对常规性经济危机的抗压反应能力不可低估。此外，通过学习美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经验，中国试图加强自身经济体与周边经济体的制度性关联与风险转移分散机制，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制度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新经济就是战略性的尝试。危机是共同的，国家经济发展就像马拉松竞赛一样，总有速度最高而下降疲乏的时段，但生机不同，中国经济的战略空间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浮现正相对冲而平衡。
塔西佗陷阱是内政意义上的政府公信力危机陷阱。这种陷阱的形成与政治运作中的权力垄断和信息不对称高度相关。由于政治过程缺乏公开性和参与性，人民对任何决策结果逐步产生无力感和审美疲劳，对官方解释持有本能的质疑，往往朝着相反方向理解。在官言与谣言之间，谣言有时反而为更多人所相信。政治的本质是人心认同，无此则政治自然瓦解。中国国家治理中形成某种塔西佗陷阱的因素包括：持续性腐败；产权保护不力；法治不健全；政府公开性不足；公众参与缺乏制度管道；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性和说理意愿不足，等等。从事例层面，中国国家体制的威权化导致自由主义倾向的精英大量移民，雾霾对健康的直接威胁亦导致了大量精英的移民，前者是“价值移民”，后者是“健康移民”。尽管精英的全球化流动是中国国家发展及个人自由选择的正常现象，但这股移民潮中所包含的对政治体制与改革方向的悲观及对中国城市生存环境的忧虑不可低估。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密集关注，不是偶然，而执政者的雾霾治理不力、利益集团的俘获现象以及空气净化器消费上的严格不平等，更加重了民众对政治体制与生活环境的反感。即便是同一片霾天，高官与巨富实际呼吸的空气也未必与大众相同，这就导致了新的特权与不平等。空气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围绕环境健康的平权运动，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社会运动的焦点议题之一。
法治领域不断涌现的冤假错案，尽管总数可能在减少，但民众对警察滥权和法律不正义的敏感度上升更快，雷洋案就是一个典型。雷洋案本是治安执法领域的普通案件，但由于公权力体制的执法习惯、危机公关策略、刑事政策权衡及程序正义标准，几乎演变成体制与民众的一场舆论和法律战争，对公权力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危害极大。体制本身不能积极规范警察权行使以及不能诚实面对法律程序和证据，而习惯于维稳式的内部处理、搞定当事人及造成社会更多猜疑与恐惧，其治理效果得不偿失。雷洋案没有成为中国法治与司法正义的里程碑从而给民众以安全感和信赖，而是最终选择了保护警察的不起诉方式，替代以党纪政纪处分。在雷洋案的社会动员中，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显示了一定的组织力和行动力，但也遭受强势体制带来的挫折感，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成为该案留下的制度悬念，即我们的制度承诺的安全是否依然可靠，驯化警察权的法治进程是否陡然逆转？十八届四中全会再好的法治宏大修辞都难以抚平雷洋案给中国法治带来的公信力伤害。这种伤害是无法替代性修补的。人民普遍的不信任直接加深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塔西佗陷阱，而这是与治理现代化背道而驰的。2017年不可能遗忘雷洋案，该案不可能在人心政治的意义上真正结案。因应塔西佗陷阱的有效方法仍然是重申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公式：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要遵循“公开—参与—问责”的最简化制度程序，以公众为权源，对公众赋权，以开放和参与打破官民之间的“体制隔离之墙”。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不应是警察权与控制体系的严密化，不是政府的搞定能力现代化，而是人心政治的现代化，是源于制度的安全感与深层信赖。
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
中国与世界关系，最关键的就是中美关系，进而言之是“特朗普美国”的作为和影响。特朗普在精神气质上接近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推崇本乡本土的美国价值观，反对帝国精英的政治操纵、自私自利与对跨国红利的单方垄断。但美国立国精神之本质已然通过联邦党人的集体努力和立宪操作而底定，新罗马帝国的历史使命与自我期许不可能在特朗普相对粗鄙的反联邦党人乡愁中彻底瓦解。事实上，特朗普血液中已然濡染了联邦党人的帝国情怀，只是其表达与实现方式不同于民主党精英，而是更加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商人特朗普正在瓦解美帝国的道德普遍主义和软实力结构，呈现出更严格的敌我区分和盟友体系内的利益精算与成本分摊。特朗普当选，是因为其敏感捕捉到了美帝国道义性透支的直接危害及国内利益的边缘化现实，而借助选举操作与民粹化手法完爆白宫的传统精英，但其本质绝非草根式的民粹政治家，而是典型的寡头政治家。与蔡英文私通电话打破美国外交政策惯例，是其更严厉遏制中国的积极信号，而“联俄制中”的第二次“尼克松反转”对其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吸引力。通过挑动中俄矛盾，特朗普渴望再造一个苏联崩溃式的中国崩溃，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最大假想敌。这就使得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大大加大。雅典的崛起挑战了斯巴达的传统霸权，引发了导致整个希腊世界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研究领域喜欢用这一西方历史法则来评判当代中美关系。
其实在任何有组织秩序中，老大与老二的关系都极其敏感，“拉三制二”成为人类统战思维的常识智慧。但第二次的“尼克松反转”是否可能？笔者抱持严重的质疑，理由是俄国战略重心不在亚洲，而在欧洲和中东，但俄国利益遭到欧盟严格限制，叙利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成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僵局。美国若对俄过度妥协以换取俄国制衡中国，其结果必然是牺牲欧洲盟友利益及抛弃诸多的民主尾随者，客观上对美国道德形象与软实力破坏极大。从中俄关系来看，尽管存在历史宿怨，但传统政治关系及巨大的地缘政治合作利益不是美国能够简单拆解和交换的。俄国从国家利益出发未必排除与美国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其盟友化的程度不大可能超过中俄。特朗普最终会发现，北极熊难以真正驾驭。朝鲜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利用朝鲜政权的崩溃预期对中国进行战略敲诈和压缩是极有可能的。台湾在美国的外交新局中会短暂凸显，但这种利用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来遏制中国的行为最好像其民主党前任一样限制于相当克制的范围内，否则所引起的中美关系恶化后果对美国整体利益的损害并非特朗普能够清醒认知和控制，更可能对其执政基础构成有力的政治冲击。特朗普对台湾没有道义感，只有商人式的棋子思维，这必然加剧台美关系的貌合神离，但台湾如何寻求新的安全与发展方案以替代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也不易解套，与大陆的新政治共识不易达成。
新列强时代，打破西方秩序蓝图的力量不同于一百年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而重新成长为一个主要列强，但立志做一个好列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在精神体系上并未严格接受西方启蒙现代性的系统规划，缺乏基于个体主义的完整世界观，个体只是价值与秩序的参与者而绝非起点和优先性主体。习近平时代中国国家精神在威权化与传统化两个方向上获得了重大发展，小组政治论和德治法治论并驾齐驱，有效对冲了中国百年来的启蒙自由主义议程以及借助法治化而内蓄外展的个体伦理，将后者结构性植入一种古典整全式的国家精神结构之中。中国的启蒙议程打了对折，美国力量的自我去道德化给了中国重新生长的机会和信心，但这绝非是一种复辟三代之治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一种走回老路的文革主义，而是文明、国家与个体按照中国自身理解与经验进行的一场全新的哲学实验和制度实验，其意义大体相当于1917年十月革命对启蒙现代性体系的刺穿和对峙，但其资源构成与制度愿景则大大超出了西方范畴而纳入了中国秩序包容、吸纳、演进、创新的自主性历史进程之中。西方智慧无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否则主要局限于西方范畴的一战和二战就不可能爆发。美国作为新罗马帝国的秩序扩展运动已有效开展了70余年，如今终于呈现出老大帝国的精神萎顿和疲态，而西方主流民主国家出现的“民主民粹化”、保守主义、民族国家主义的井喷式回归现象亦表明西方自身经略数世纪的代议式精英民主的衰落和精英责任伦理的溃败。这是世界史的一个全新的“春秋战国”周期，民主的礼崩乐坏导致了政治的民粹化、文化与秩序的多元化及列强竞争性共治时代的重临，但这一次不会是西方内部的简单重组和适应调整，而是代入东方智慧与实践理性的文明整合，有可能生成一种真正平等的永久和平秩序及非功利的共享伦理。
一切熟悉的都处于重新理解之中，一切坚固的都已烟消云散，整个世界像拆卸完零件撒满一地的组装工厂，力量、观念与秩序日益碎片化和凌乱化，但人类主要文明的大体脉络和理路依然清晰，只是需要一种和平合作的新法则加以整理与重构。这就是新列强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秩序图景及前景。
（原载《多维CN》2017年2月号，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