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在中国成为热词自有其道理
大家好！我来说一说“供给侧改革”这个题目。其实要弄清楚这个题目，最好的办法是读读最近我和苏京春博士共同完成的一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下简称《简明读本》）。这是我们下了很大功夫的一本书，出版社也很看重。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努力把原来已经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的一套话语体系和学术表达，尽可能深入浅出平易化，希望能让一般的读者读起来不觉得吃力。我们虽然做了努力，效果好不好还要大家来评判。但我们还是有点自信的。《简明读本》里面的内容比原来的专著更加条理化和醒目化，使总体的框架也更显得比较清楚。书中对原来经济学中供给侧方面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回顾，在切入主题、勾画创新认识并面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用了更多的笔墨。当然，具体怎么样，还要请读者朋友们评价和批评指正。
“供给侧改革”在中国成为热词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五中全会之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说了一段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话，概括一下是五句话，已经表现出比较清楚的逻辑联结。第一句话是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认为这显然是首先表明，后面提到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否定需求侧，并不排斥原来在需求侧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这第二句话的主题是落在改革上，我们的解读就是“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一下子全新出世的，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当年邓小平确立的改革的轨道上强调攻坚克难，在深化改革中要啃硬骨头，而表述上的特征和新意是特别明确地强调改革就是制度供给问题，要从供给侧掌握好复杂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制度供给的结构优化问题，即触动和改造利益格局，“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概念连在一起的完整表达，体现着学理支撑。
跟着的第三句话强调改革带动出来的，是着力提高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就将制度供给和其他供给侧各种各样复杂要素的供给作为一个整体的供给体系来把握，要提高质量和效率。实际上就是打造我们所说的新常态。目前“新”已明朗，“常”未实现，如何实现由“新”入“常”？稳定在一个增长质量提高而时间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那就“常”了。需要引领新常态，以实现我们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升级版的发展。
最后两句话，是表明需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解放生产力中要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实际上这和中央之前看到矛盾凸显以后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是问题导向，即我们现在“黄金发展期”特征并没有完全消退的同时，却出现了越来越有威胁性的矛盾凸显特征，可持续性在经受考验。如果不能经受这个历史考验，中国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五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决策层和管理部门已经非常直截了当地说，面对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我们一定要避免落入之前很多经济体曾经落入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的一大新意，是把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必须完成动力体系转型升级之意，直接表述上去了。而这个逻辑最后落在要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就是要继续追求超常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一般的循着常规轨道的增长，是整体跃升式的发展。我们前面三十几年总体来说，是已实现了邓小平设想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而且是提前实现），在增长过程中我们表现出从追赶到赶超的态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从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很低的水平进入到现在的中等收入阶段，从 2010年人均GDP四千美元左右，现在进一步推进到约八千美元，但是我们希望这种超常规发展的态势能够继续，因为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明显落伍了，没有这种超常规的发展，我们还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从各项人均指标来看我们还相当落后，目前人均GDP在世界排名还在80位之后，我们还要经过几十年奋斗，才有望进入前二十名的阵营，大约在2050年前后，如人均指标到这个状态，那时候才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人均指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要看到，现在我们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二的时候，人均收入排在80名之后，如果等到我们人均指标从80名走到20名甚至更靠前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其他现代化要素的匹配，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性水平，一定是处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阵营。结合这种现代化的追求，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了人民群众得实惠而追求可持续。第二，我们不是以狭隘民族主义眼光看发展目标。总书记反复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与其他经济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早在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时，我们已经对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所认同的人类文明的前沿性概念，是包容性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现代国家治理”作为最核心的理念，强调的首先就是包容性，要寻求多赢共赢。如果是按照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轨迹往前发展，那么要深入领会总书记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框架和逻辑，就比较容易了。
下面再说一说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努力吧。我和另外一些有志于在供给侧方面做深入研究的同道者，在前些年已经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强调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对主流经济学的成果做深入的反思，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以这种创新来实现它对于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应有的支持、参考作用。所以在前几年，我们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一个正式成立的非企业、非营利、无挂靠单位的社团，实际上是现在总书记鼓励发展的智库中的民间智库的一种类型。参加的人员有体制内、体制外、市场人士、企业界的人士中间有志于做经济问题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些专家。大家在这里面共同所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系列的出版物，比如比较早由我主编的论文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我们作为智库都曾给最高决策层上报过我们的内部研究报告，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五中全会之前，当时作为保密事项，中财办要求五位学者到他们那里接受命题作文式的研究任务，我是其中之一，所接受的任务就是要专门研究“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的潜力和活力”。
我拿到这个题目就知道，我们的决策层显然已经高度关注供给侧这个概念，而且其着眼点显然是要在新的阶段引领新常态和对接中国梦，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实质，就是在我们市场改革中要把千千万万分散的企业（中国现在注册企业超过七千万家，包括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他们的潜力和活力充分调动出来。我们是把这个逻辑运用到“命题作文”上，但鉴于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系统展开，因为已经过了保密期，所以相关成果的基本内容已经陆续发表了，大家可作网上搜索。
在总书记做了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表述之后，我们认为显然这番话代表了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新思维，是谋定后动的，是反复做了内部研讨后提炼出来的概念与基本认识。我们在这个取向上做了些初步研讨，自然感觉到欣慰、鼓舞和鞭策，因为我们还是尽力给科学决策多多少少做了参考和辅助性的工作。当然再往下继续研究，还是很有难度的，但是我们有信心继续推进已有认识框架的合理化和完善化发展，特别是针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问题，我们要争取拿出更加言之有物的高水平、有分量的答卷。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种错误观点
我今天还想跳出我们的这本书来说一说供给侧改革，因为时间不允许我详细解读这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我想着重就目前网上流行的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几种我并不认同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这也算是一种交流互动。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以后，大家说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风凉话、挖苦话，尤其是在网上。这种情况其实应该说是一个社会应有的见仁见智表达观点的正常现象，属于一种社会的进步。
对于网上的众多观点，我们不去直接评价其学术水平的高低，只探讨观点的实质，那么有下面几种观点非常值得商榷，我对这些不能认同。
一种观点是把问题“简单化”，就是说提出供给侧，他们理解为否定需求侧。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学中考虑资源配置问题时必须要用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不可能把哪边拿掉，所以不能做简单化的只讲一边的理解。总书记第一句话里提到：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即是要继续处理好需求管理的问题。过去比较有经验的是需求这一侧的管理，而供给管理这方面过去理论上阐发远不到位，实践经验方面虽然也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但是也总结得很不到位。我们现在就要做这个工作。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国外的学者没有做的工作，未必中国学者就不能做，我们就是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创新。在书里我们进行了总结，我们破了什么，立了什么，后面跟出的体系化的政策主张条理化地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等。但这些都决不意味着可以只讲供给这一边。
另外，有的人把我们现在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问题，理解为要搞新计划经济，这是一种“极端化”的错误。我比较直率地说，这个疑惑背后，有它的合理成分，因为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以改革为名而扭曲改革甚至倒行逆施的苗头和现象。非常需要明确一点：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一路形成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现代政治文明（就是全面依法治国），以及现代发展理念的一系列指导方针之下提出的，它的大前提就是要坚定不移贯彻三中全会实现的认识突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前提之下，守正出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才是理解这个战略方针的正确思路。所以绝对不能把供给侧改革极端地理解成新计划经济的意图。“守正”就是要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市场规律，乃至敬畏市场的作用，这是各个经济体只要搞市场经济一定有的共性规律，我们一定要守这样一种正道，不能违拗。坚持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推进市场化、国际化以及信息化，再加上政治文明角度的民主化法治化，这是人间正道，是早晚要认清的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才能够把握供给侧改革应有的内在逻辑。所以不能极端化地理解为要搞新计划经济，但也需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我们很有可能把一些扭曲的东西、甚至倒行逆施的东西，塞进一个美好的概念。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要十分警惕扭曲和逆行的发生。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在照搬美国里根经济学当时起了重要作用的供给学派的东西。这个认识的问题是太“表面化”了。美国供给学派提出的以减税为主的政策主张，更多体现的是新自由主义取向之下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思路，通过政府减税给出空间，有利于让民间主体充分发挥潜力活力。这种政策主张背后隐含的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东西，我们现在显然要借鉴，因为要搞市场改革，政府要“有限”，要充分发挥企业的活力潜力，给出充分的空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一点必要的基本认识。但是中国人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却不是简单地照搬美国人的减税为主的主张，是吸收它作为选项之一，我们中国人现在要处理的问题要比它宏大得多。我们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关联的是整个供给体系，是涵盖各个行业各个角度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和机制构建。这种全局的系统工程式的供给侧改革和整个体系的打造，是中国人不能回避的任务。实际上我们在认识上和概念上已经提升到了这个高度，在这个视角上我们经济学的发展，我认为已经摸到了世界前沿。
所以，供给侧改革一定是和我们从短期推演到中期，一直到长期目标实现这样一个全局性、战略性规划相匹配的目标和系统工程式的概念，我们现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要引领新常态，达到全面小康以后，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一直联通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是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要以很清晰醒目的概念来做的系统工程的动态推进。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够表面望文生义地把这么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和美国的供给学派那一套主张相提并论。
除此之外，还要回应一下一种“情绪化”的说法，其动机何在我们不好揣测，但它也确实没有建设性。网上能看到有的人说，中国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拿一个新概念给自己脸上贴金。我不认同，我劝这样的发言者还是要有耐心看一看我们总结的新供给理论，看一看我们破了什么，立了什么，提出什么，未来要解决什么，这里面哪些观点立不住等等，这才是实质性、建设性的批评与讨论，简单的“贴金”指责恐怕不是负责任的表现，是没法讨论问题的。情绪化的方式不是我们做研究的人应取的思维和态度，在座的都是饱读诗书的老师和同学，更不能这样。我们评价一个理论或观点，首先要先看其论据，论据能不能够立起来，我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论据当然要连通一套逻辑，这套逻辑背后应当要有一项大的哲理，实际上是社会研究人员不可回避的价值观等等，针对这些内容都可以发表意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讨论引到更有建设性的方向上去。
应该这样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述这些内容是我针对社会上关于供给侧改革的一些极端的评价甚至是不负责任的风凉话的回应。回过头来从正面讲，我还是跳出书里面所做的论述，简单地再概括一下供给侧改革。很多地方的同志、工作一线的同志常跟我说，你讲了这么多供给侧改革的看法，我们有些听得还是似懂非懂，能不能更细分和明确地在这方面浓缩一下，努力给我们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入点。那么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跟上时代往前发展的步伐，贯彻中央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第一个关键的事情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制度供给是总书记说的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我们在学理分析上高度认同。所以我在广东说，广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仍需要总结一下这些年我们哪方面的改革站在前沿上，有没有可能继续推进。比如中国的整个行政架构必须要做一个“伤筋动骨”、“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就是实行大部制和扁平化。广东曾经在推行省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捷足先登，但是很遗憾，后来没有见到新进展，全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跟进的。我就跟广东方面的同志说，在这方面有没有总结经验？当然也可能有教训，但大方向是争取往前推。这个第一，就是抓改革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形成创新发展的“第一动力”。
第二，作为政府，在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后还要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政府的独特作用是什么？中外所有经验已给出了答案：除法治、公共服务之外，还有顶层规划。一个政府辖区内的通盘的国土开发和发展建设规划，不可能靠市场主体、基层单位等分散的政府之外的多元主体以试错方式形成通盘合理布局，这种顶层规划是政府非做不可的。其实大家看看现在世界上所有稍微带点现代意义的国家，都在抓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新的理念，是此种规划的供给要做到“规划先行，多规合一”。“京津冀一体化”是最典型的一轮新的动态规划，北京和周边地区这么多的城市病，逼出了一个不得不做的新一轮“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那么这种要经受时间和历史考验的高水平的规划，它的牵头者就必须是政府。政府要组织高水平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集思广益，形成可操作的方案。“京津冀一体化”现在是大手笔，疏解北京非核心功能，把北京市级所有的管理机构三年内搬到五环之外的通州潞河镇。这种顶层规划的供给，需要把所有的功能区、市政设施、公交体系、医院、学校、绿化带等上上下下的公共基础设施都要考虑到，必须经受历史考验。这个供给类似于在两百年前，巴黎曾经做的整个城市改造规划一样（现在还被人们反复地作为案例来称赞）。所以政府必须牵头提供好这个顶层规划的供给，责无旁贷，虽然任务很艰巨。
第三要组织好政策供给。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政策设计的权能，地方政府要注意中央政府的导向，同时要利用自己的弹性空间在地方层面做好分级政策设计，尤其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因为分级财政框架下，地主政策的可塑性强）一定要掌握好政策供给。
第四个是投融资供给。考虑到整个经济生活里面供给侧对于需求侧响应机制的特点，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组织有效投资的问题。有效投资里面的创新当然又不可少，比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关心PPP的研究生朋友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学位论文来好好写一下。这种投融资的创新到了PPP这里，不光是融资模式的创新，同时带来的是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我们把它称之为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而且应努力把它幅射、渗透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整个运行机制的创新上，正面效应是非常丰富的。
再往下看是科技的创新，不仅是高科技，也包括一些适用技术，要把它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科技的创新除了要靠政府组织之外，更多的要靠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在科技成果应用的选择中实现优胜劣汰。要想有效地推动科技创新，必须优化制度环境。没有一个像样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制度环境，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不会真的“内生地”可持续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近来中央已经强调，总理也反复说，要改变科研管理的繁文缛节，国办专门下发了文件，要优化学术环境，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让科学家、专家、教授做科研，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官本位、行政化规则下，有关部门推出种种清规戒律和知识分子过不去，使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耗费在接受检查、填表，费尽心思地处理报销事务等，有些高校甚至出现了导师让自己研究生、学生在楼道里彻夜排队处理报销问题、各种退款的情况。现在普遍听到的就是高校教授和研究人员不愿意接受课题了，跟上述情况有很大关系。这是科技供给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必须要解决的供给是人才的供给。我们要本着“人才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精神，吸引和利用各类专家，把人才的创新能力充分调动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上面来，这就要做好人才的吸引机制、使用机制和约束激励机制。
当然还有资源的供给，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掌握好国内外所有资源的供给机制创新，比如物流与供应链供给创新，以及处理好我们环境条件的供给。比如，在北京怎么样遏制雾霾的侵袭，怎么样提高我们宜居城市的水平，怎么样才能变成碧水蓝天、美丽中国。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供给侧改革概念下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今天先说这些。非常愿意和各位做进一步的讨论，谢谢大家！
现场互动
我是全国总工会的，我想请问贾康老师，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登了一篇报道，提到中国的职工工资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涨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您认为防止两极分化而进行的收入分配的改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这个矛盾应该怎么化解？特别是现在的劳动力技能急需要提高，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应该做哪些变革？
贾康：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说很多话，我尽量简短扼要。劳动者薪酬的提升符合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逻辑，大家的日子应该越过越好。需求是永远不能完全满足的，但是经济学上有意义的可讨论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就是钱包里要有钱，要籍此引出获得感和幸福感。这种收入的水平，在中国总的来说2010年后已可以对应到人均国民收入三千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阶段”。这几年我们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国总体收入水平提升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低端劳动者，粗工、壮工、农民工，他们的收入增长幅度比总的平均收入增长幅度要更大些。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受到、已经议论了几年的“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的问题。这件事情（低端劳动者价格上涨）正面讲有什么好处呢？现在的基尼系数虽然处于高位，但它是一种稳中略降的变化趋势，没有继续扩大，官方数据是从0.49 缓降至0.46。根据我们的观察分析，这跟低端劳动者收入提高显然是有逻辑关系的，体现了他们境遇的改善。但这个事情从负面讲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依仗的曾把我国一路推上“世界工厂”宝座的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很快将不复存在，“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必须要进行产业升级，首先在珠三角等增长极区域要“腾笼换鸟”，否则就不能向前发展了。我们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对于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在滑坡、在下降，当然要警惕，如果这时候继续让劳动工资的增长超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没有其他要素的合理权衡，那么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可能就没有了。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
这里我要说一件事，很多同志推崇最低工资，认为政府应该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样就保护了劳动者尤其是低端劳动者的权益。其实你做经济学分析就知道，最低工资制度总体来说是政府的一种姿态和符号，你不要指望它发挥多大的作用。如果最低工资定得偏低，那么劳动力价格自然会被市场抬高，最低工资等于白设；如果定得明显偏高，对不起，我们企业权衡之后会用其他的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更多考虑用机械化的方式。企业有一个经济权衡，一旦这种情况普遍发生，政府的努力事与愿违，反而恶化了低端劳动者的就业环境。
回到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在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迅速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人口政策必须要调整，现在终于放开二孩。从现在这么低的生育率来看，我们应尽快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要把对人口数量的调控，转换到提高劳动力人口素质的思维方式上来，这样才能应对中国现在未富先老、很快要进入到超老龄社会这种不良的下行因素对我们的拖累和制约。
在改善公共福利，特别是低端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方面，要从托底的事情做起。“十三五”要做好农村七千万人口的脱贫工作，就要实现精准扶贫，分析他们的所有致贫因素，对症下药，制定一套高水平理性供给管理的方案。对于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劳动者，要特别注意没有取得城市户籍和市民待遇的劳动者，就是所谓的农民工，（‘农民工’是个很荒唐的称呼，准确地讲应该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务工者’）要进一步地提供条件，使他们逐步享受市民化待遇，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就要分出不同的层次：具备条件的中小城市，赶快放开，有压力的地方，要通过“居住证”“积分制”等方式来过渡。
另外，对于已经享受市民化待遇的职工，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要陷入极端的和民粹主义的情绪中。实话实说，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这种情绪很容易被激发出来，大家都想过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恨不得更快地实现自己的致富心愿。但是如果掌握不好，你本来已经在劳动者群体里面实现市民化了，他们已经能够享受比较高的待遇了，再超出客观限度提出更高的目标是不应该的。如果政府在政策方面只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呼声，就会“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就有可能会出现拉美国家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造成的不良状态。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普遍地是靠一人一票的竞选来上位，他们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争取选举成功，上任以后为了争取连任又要拼命地兑现诺言，那么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在开始一段时间是红红火火的，但很快就没有后劲了，使得福利待遇从云端跌入尘埃，跟着跌下来的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后劲，并且激发出一大堆原来潜在的矛盾，这是一种非常不良的状态。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