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与社会革命来说，意大利无疑是西方世界的异类。在其他地区如法国，60年代在1968年已基本终结，而意大利60年代的社会运动则持续到1970年代末，无论是波及范围、力量强度、持续时间还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都绝无仅有。因此我们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来指代这十年左右的时段。对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来说，1968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是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分水岭，因此他将这一年称为“元年”。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1976和1983年接连出版了两本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这两本书中，安德森主要考察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在1918-1968年的发展，并且感慨西方马克思主义“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这个论断基本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从意大利60年代以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这个论断又有失偏颇。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独立于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议会外的革命左派运动，如成立于1968年的列宁-毛主义的“工人先锋队”（Avanguardia Operaia），成立于1969年且都同情毛主义的“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继续斗争”（Lotta Continua）以及同年被意共开除的“宣言派”（Il manifesto）。其中尤其以代表工人主义（operaismo）的“工人力量”组织影响最为深远。
安德森当时看到的只是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注意到了“宣言派”，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卢乔·马格里（Lucio Magri），并且给予后者以极高的评价：“在欧洲左翼中，卢乔·马格里是非常独特的，他的思想从未脱离同时代的群众运动，在此意义上，他是那个时代唯一重要的革命思想家。”（关于意大利“宣言派”，可参考黄晓武：《“宣言派”与意大利新左翼思潮》）。“宣言派”和马格里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安德森没有关注到“工人力量”和其他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这无疑是不小的盲点，因为工人主义运动“从未脱离同时代的群众运动”——始于60年代初的《红色笔记本》（Quaderni Rossi）杂志及其相关实践为即将到来的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另外，工人主义也是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强调的“意大利差异”的最大特色之一，同时也因当代“后工人主义”学者奈格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维尔诺（Paolo Virno）、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和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等而成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意大利这4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与1968年的学生-工人运动有着紧密关联，同时也构成了西欧最大的新左派团体。可以说学生运动为这些革命团体以及后来的“恐怖主义”团体储备了力量，如后来“工人力量”组织的创始人佛朗哥·皮帕尔诺（Franco Piperno）、奥雷斯特·斯卡尔佐内（Oreste Scalzone）以及“红色旅”（Brigate Rosse）的创始人雷纳托·库乔（Renato Curcio），他们成为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一、从学生运动到与工人的大联合（1967-1969）
二战前的意大利基本上是个农业国，但战后意大利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迅猛，尤其是到了1950年代之后，意大利社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人口从南方农业地区涌向北方的工业地区，尤其是1951-1963年飞速发展的经济被称为“意大利经济奇迹”。
但资本主义经济奇迹的另一面就是危机。经济奇迹的主要受益者是大公司和中产阶级，社会中下层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这其实加剧了社会矛盾。在1963年之后，意大利经济增长放缓，矛盾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校也不例外。事实上，意大利的学生运动要早于法国，在1967年1月分别在比萨、博洛尼亚、卡利亚里和卡麦利诺爆发，接下来的一个月运动烧向了都灵和那不勒斯，继而在年底波及全国。最为激烈的一场运动是发生于1968年3月1日罗马一大朱利亚山谷（Valle Giulia）校区的学生（包括左翼与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与警察之间的对抗。在这次械斗中478名学生、148名警察受伤。这也为后来的学生运动奠定了暴力的基调。
学生抗议主要源于对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的不满和对就业前景的悲观失望。在战后经济奇迹的驱使下，1968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是1951年的两倍，但是学生面对着进校容易出校难、出校容易就业难的困境：师资力量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课程设置僵化，教学氛围压抑，旧有的威权主义教学模式主导着大学校园。而更为关键的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发现自己已不大可能在毕业之后加入精英俱乐部，上升之途愈发狭窄。他们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廉价的劳动力。对这一切，选择议会道路的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视而不见，学生的不满在国内合法的政治框架中无法找到适当的解决渠道。
这个时候国际上的影响也变得至关重要，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越南春节攻势、法国五月风暴以及拉美的解放运动，尤其是牺牲后的切·格瓦拉，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刺激了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我们从以下的学生口号可见一斑：
两个，三个，很多越南；两个，三个，很多朱利亚山谷（Due, tre, molti Vietnam due tre, Guilia）（1968年学生在这里的对抗被称为“朱利亚山谷之战”）
越共能赢，因为他们敢开枪。
（Vietcong vince perche’spara）
枪杆子里出政权。
格瓦拉不废话，他开枪。
（Guevara non parla, spara）
工人力量，武装工人。
（Potere operaio-armi agil operai）
以暴制暴。（Violenza alla violenza）
不要战争，要游击。
（Gyerra no-guerriglia si）
别改变国家，砸碎国家。
（Lo Stato si abbatte si cambia）
通过这些口号，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贯穿于漫长的1968年的诸多要素：暴力，中国（毛泽东），工人，游击等。当然，此时的暴力话语和行动更多是象征性的，是学生自我确认以及区分敌我的途径，同时是区分革命者与修正主义者的手段。而除了暴力要素之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学生运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的保守主义报纸《晚邮报》将学生运动分子称为“中国人”——在当时，这个称呼既有“黄祸”也有“红色（革命）威胁”的意思。
当然，中国的影响不仅限于口号，而且也内在于学生运动的斗争实践中。可以说，中国革命之于60年代意大利的学生运动，相当于苏联十月革命之于1919-1920年代的意大利（这两年被称为“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
学生们吸纳了中国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当时意大利一个毛主义团体就叫“为人民服务”，后来更名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在当时，他们的服务对象自然是工人阶级，服务的手段主要是借鉴中国的“赤脚医生”实践——当然他们不是去农田服务农民，而是进工厂服务工人。在当时意大利的医学院学生看来，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所造成的。因此学生下到工厂，向工人们解释说“老板摧毁了我们的健康，然后就给我们包扎一下。”他们团结工人阶级，通过集体抗争而非医生的治疗来实现健康的目标。这也起到了质疑医生在健康方面垄断地位的作用，与质疑教师在学校中的权威地位，可以说如出一辙。
除了质疑学校和医院机构，学生运动也对家庭发起了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家庭作为私的场所妨碍了他们真正参与到集体运动中去。与充满恶意的外部社会相对的是作为港湾的家庭，在学生运动看来，这是十足的神话。家庭成了压迫和邪恶的源泉，因此他们要走出甚至否定家庭，大学墙上的如下涂鸦可以说最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我想成为孤儿。”
到目前为止，学生们所反对的可以说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些地方的确有压迫，而且也再生产了压迫的关系，但是压迫最深但又最受忽视的，恰恰是工厂。于是学生们认识到应该下到工厂。
他们不仅从外部接触工人，对工人进行政治的动员，而且也和工人一道，参与到对工厂内部劳动过程的介入和组织中。在这一点上，学生们无疑受到了中国1958年以来的工厂管理模式的启发。这种模式反对物质刺激，通过工人主动参与对工厂的组织管理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削弱工厂内管理者和机器理性的权威（这种所谓客观的权威被马克思称为工厂专制主义），让他们认识到对工厂的另类组织是可能的。学生们进而认识到，工厂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而且也应该成为工人学习写作、拓展技能的场所。他们不再将工人视为螺丝钉，而是认为应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结束前者受制于后者的不合理制度。这在后来的罢工运动中表现为对劳动过程的掌控，如放慢工作节奏，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等。在这方面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未来的统治者，而是致力于服务工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真正闹革命，而自己只能是工人阶级的游击队力量。学生帮助工人建立真正的基层代表组织。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学生极大地动员了工人，在意大利实现了学生与工人的大联合。
而这种联合在1969年的“热秋”（autunno caldo）罢工运动达到顶点。如前所述，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脱离群众运动，因此传统政党和工会都没有对工人形成有效的组织，但是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却自主地爆发了。就工作日的损失来说，“热秋”罢工成为仅次于1968年法国总罢工和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第三大罢工运动；但就学生与工人的结合程度来说，法国的总罢工就逊色多了。在意大利，学生在工厂中与工人组成学生-工人代表大会。例如，在菲亚特位于都灵的米拉菲奥里（Mirafiori）工厂内，学生与工人组成的代表大会会在都灵大学的教室内展开讨论。在意大利的这场罢工中，卷入其中的共有550万工人，超过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另外因为意大利罢工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广，也被称为“缓慢的五月”（Maggio strisciante）。意大利的工人积极进行自我组织，对工厂内部的工作节奏和运作流程进行自主规划。正如“继续斗争”组织所说，意大利的各个层面都展开了“文化革命”，尤其是，“工人逐步解放自己。在工厂内，他们摧毁了一切权威，摧毁了老板用来控制和分化工人的工具，他们打破了让他们成为奴隶的禁忌。”这个时期的工人在精神上可谓改头换面，真正体会到了集体行动和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愉悦。
而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学生退居次要地位，学生运动分子要么走出校园成为真正的工人，要么成为激进的活动家，要么成为研究者。总之，学生必须摆脱自己的学生身份，才能真正进入革命运动。
如此一来，学生运动慢慢消解了。工人组织（当然也有学生参与其中）成为斗争的主角，我在前面所提及的四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先锋队”， “工人力量”、“继续斗争”和“宣言派”渐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我将在后文中着重介绍工人主义的“工人力量”组织。
二、工人主义运动与“工人力量”（1967-1973）
在意大利“热秋”期间，工人们体会到了极大的解放感，他们甚至感觉到了革命的到来。这里的革命具有列宁所说的“节日”的意义：卫生间、食堂、房间、车间和办公室，工厂内的所有空间都成为工人造反的场所。绝大多数工人都想敞开心扉，一吐为快，与人进行交流讨论。有活动家回忆，1968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年，作为工人我感觉自己成为了主角，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在之后的两年内我依然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女工之前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不爱说话，但在60年代末则成了话匣子，总是想要和别人进行交流。工人们的斗争意志和斗争策略从他们的标语口号中可见一斑：
工人越受剥削，老板就越富有。
（Operai-piu’sfruttati, padroni ben pagati）
靠计件工资过活就是受罪，租金就是抢我们的工资袋。（La vita-col cottimo--e’un calvario--l’affito--e’un furto-sul salario）
一切权力归工人。
（Tutto il potere-agil operai）
更多收入，更少工作。
（Piu’soldi-meno lavoro）
我们都是代表。（Siamo tutti delegati）
虽然工会在“热秋”结束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运动开端时，更多的是学生-工人组织和团体参与动员活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工人是泰勒制-福特制下被“去技术化”的工人，他们大多工作在流水线上，在生产过程的作用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螺丝钉。他们很多来自意大利南方，在工业化的北方无所适从，如那个成为话匣子的女工。口号中所表现出的“更少工作”、“反对租金”、“自己代表自己”、“工人权力”等思想则源自于工人主义（operaismo）。
工人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之前诸多国家的工人斗争，但真正作为意大利思潮的工人主义则肇始于1961年《红色笔记本》（1961-1966）的创立，其核心人物有潘泽瑞（Renato Panzieri，前意大利社会党党员）、特龙蒂（Mario Tronti）和奈格里等。他们对苏联和本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失去信心，同时本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工运动的危机也让他们对以德拉-沃尔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感到不满，他们决定深入到工人中去，去研究工厂内的劳动过程，因此他们特别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机器大工业和工作日等问题的分析。其早期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为学生-工人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潘泽瑞有好几篇关于工厂内的机器和劳动过程问题的文章已有英译，可惜的是还没有中文版。特龙蒂在1964年的文章《列宁在英国》可以说奠定了工人主义的基调，那就是革命将发生在工人阶级最强的地方，60年代的资本主义日益发达的意大利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另外，与一般从客观主义的逻辑来分析资本的思路不同，特龙蒂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总是先在于资本的宰制，即工人总是主动积极的，是不可被彻底主导的力量，而资本则总是回应性的。在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冲击下，意大利成为了哈特所说的革命政治的实验室。
工人主义将泰勒制-福特制下的去技术化工人称为大众工人。虽然他们在机器体系和老板面前看似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却多种多样，如工人主动掌握工作节凑（放慢工作节奏），集体对付老板在车间的代表即领班，提高工资，缩减劳动时间，揭露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严苛的劳动分工，继而是大面积的旷工甚至是破坏机器。有些人可能会想到所谓的“卢德主义”运动，但是意大利工人与工业革命初期激进工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破坏机器只是为了让自己夺回被机器“抢走”的工作，而前者的破坏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工厂和工作的组织，是为了放缓工作节奏，减少工作内容，同时发展出自治的组织。
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口号就是“拒绝工作”，因为工作意味着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意味着奴役。这和追求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有所不同，与追求改善工作环境“自我管理”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因为这个口号更加彻底，那就是通过拒绝工作，工人可以自主地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从而创构出一种另类权力和另类社会。它否定了雇佣劳动即工作在现代社会任何积极的意义，对社会主义的“劳动光荣”或一般的“劳动尊严”口号都不以为然，正如奈格里所说，如果你想激怒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你就和他谈拒绝工作。拒绝工作就是拒绝资本主义。整个运动对抗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还有脱离群众运动的政党以及制度化的工会——“我们都是代表。”另外，在争取工资的时候，为了避免工人群体被分化，运动追求的是所有人得到同样的工资。
工人主义运动的代表组织是“工人力量”，该组织最早于1967年于托斯卡纳成立，其成员很多来自《红色笔记本》和《工人阶级》杂志（classe operaia，该杂志1964年从《红色笔记本》分裂出来，创始人为特龙蒂和奈格里）。1969年，奈格里、皮帕尔诺、斯卡尔佐内等创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工人力量”以工厂为中心，吸收了美国工人运动尤其是“黑人力量”、越战以及中国的“文革”经验（奈格里在给笔者的邮件中指出，工人主义认为“文革”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是一个独特且至关重要的事件），其动员对象就是大众工人。
“工人力量”的平等主义工资政策吸引了很多“去技术化”的工人。另外，他们反对计件工作，反对将工人分成不同类别和等级，主张阶级联合，主张在劳动场所对工人进行直接的组织。他们反对成为精英式的先锋党，而是通过类似于中国的“群众路线”走向群众，先成为群众的学生，然后再成为大众的先锋队。事实证明，来自意大利南方的那些无根的、无技术的移民并不一定在政治上就是落后的，相反，那些作为工会会员的工人从前者那里学到了很多斗争战术。这也印证了工人主义对于工人斗争的乐观态度。
虽然“工人力量”在动员大众工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他们远没有对意大利社会造成全面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主流政党在1972年大选中的表现看出端倪：相比于1968年的大选，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得票率基本没有变化，前者为27.2%，比1968年还高了0.3%，后者为38.7％，比1968年只少了0.4%，最引人注目的反而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的崛起，其得票率由4.5%上升到9%，而“宣言派”只得到了0.67%的选票。这表明，意大利的广大群众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并没有很深的认同，意大利的政治议程依然为主流政党所决定，“工人力量”引起大规模起义行动的期望遥遥无期，于是关于运动的军事（暴力）化就成为内部争论的焦点，并最终导致该组织于1973年6月解体。
三、从“工人自治”组织到“红色旅”（1973-1979）
1973年是一个分水岭。鉴于智利民选的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被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所推翻，意共书记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仅以微弱多数打败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左派政权，那必将在意大利和北约内部引发危机。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不能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就难以统治，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路线就是与天主教民主党建立执政联盟，这被称作“历史性妥协”。这无疑激起革命左派对意共更大的不满。另外，伴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世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式微，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再者，面对意大利激进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展开反击，即采用自动化和数控技术，削减工业生产，发展新型的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雇佣越来越不稳定，工人日渐变得多余，工厂内剩下的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在工作场所内的力量被削弱。
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都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生产空间就从原本封闭的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工厂”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就不再是工厂内的大众工人，而是表现为多种形象的社会工人，如工人、学生、失业者、无薪的家务劳动者。这些主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斗争，并在在1977年造成了另一个运动高潮：“1977运动”（这一年被艾柯称为自1968开始的“第九年”）。在这一年的9月，博洛尼亚召开了一场反对压迫的会议，七万人参加，将这个城市变成了晚会、戏剧和音乐表演的舞台。与会成员除了年轻人之外（“1977运动”也表现为年轻人的反文化运动），还有以奈格里和斯卡尔佐内为代表的“工人自治”组织，达里奥·福、以及反对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等知识分子与活动家。
“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于“工人力量”和“继续斗争”（1976年解体），同时还有自由广播电台运动的参与，这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运动。
如果说之前运动的核心口号是“拒绝工作”，那么“工人自治”时期的口号则是“自我价值增殖”（Selbstverwertung）。这个概念出自于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文版翻译为“价值自行增殖”。在奈格里看来，与资本的价值自行增殖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主体性的自我强化过程，是外在于资本并且自主发展出来的生命形式和社会形式。但这种发展出来的自治组织如何面对残留的国家权力和资本体系呢？奈格里给出的答案是，推翻国家，摧毁资本。这无疑意味着革命和起义，这是工人主义运动不惮于承认的纲领。但最关键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自行增殖过程，而且这个策略与其说取代了拒绝工作，不如说是吸收了后者，因为拒绝工作是自我价值增殖的前提，只有拒绝那些奴役劳动者的工作，才有可能真正发展劳动者的力量。
随着“社会工厂”的出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就变得模糊，再生产领域内的斗争（关于消费的斗争）直接就具有生产斗争的意义。这个时候出现的诸多战术主要是在再生产领域内的斗争，最具特点的就是“自我削减”（autoriduzione，也可翻译为自主定价）运动。这场运动最开始出现于1974年的都灵，运动主体有消费者和工人，消费者“自主地”削减各个方面的开支，如水费、电费、餐费、交通费、各种门票、房租，甚至是占领闲置的房屋群居（“占屋运动”），同时还有“免费”或“无产阶级”购物，也被称为“政治”购物，就是消费者拒绝付钱，这在达里奥·福的戏剧中也有所体现。工人则主要是放慢工作速度，降低劳动生产率，这等于是剥夺或者“盗窃”了老板所购买的劳动时间。所有抵抗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是“占屋运动”，这了导致警察的暴力镇压，同时造成了运动的“军事化”。 这些抗争方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意大利1974年的改革削减了公共服务，人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另外，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引入，工人在工厂内的力量被削弱，在工厂中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因此工厂内的斗争难以展开。我们可以将这种斗争称为“自我削减”的社会斗争。
除了这种社会斗争之外，“工人主义女性主义”运动根据“社会工厂”的理论指出，无薪的家务劳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部分，因为她们为资本家再生产了劳动力（男性工人），同时也为国家和资本家培养了下一代的劳动力，因此国家必须向家庭妇女支付报酬，这就是“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其代表人物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属于“女权斗争”（Lotta Feminista）组织，该组织与英国（Selma James）、美国（Silvia Federici）、加拿大（Judith Ramirez）、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妇女活动家相联合，形成了最早的跨国社会运动之一（关于科斯特与家务劳动有偿化的思想，可以参见《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
社会主义思潮一般认为，妇女必须通过社会劳动才能获得解放，但是提倡家务劳动有偿化的意大利“工人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应该拒绝社会劳动，起码应该削减劳动时间（她们要求20小时的工作周），这样可以让男女平等地参与家务劳动，打造更为民主的家庭关系，从而让男性和女性有都更多时间从事自主的社会活动，这也是自我价值增殖的应有之义。另外，意大利女性主义斗争的最大特点是其群众动员的程度，尤其是围绕堕胎的议题（当然这和意大利保守的天主教政策有关），每次活动都会有上万妇女参与。
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中，还有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以“红色旅”为代表的秘密武装团体。该组织因为于1978年绑架并处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而轰动世界，同时也对意大利的激进运动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那就是，国家借助消灭“红色恐怖”而大肆逮捕革命左派成员，这就是著名的“4.7逮捕”（1979年4月7日）。奈格里、斯卡尔佐内等“工人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纷纷入狱。
事实上，无论是“工人自治”也好，还是“工人力量”也好，都没有绝对否定暴力的作用。但是激进组织的暴力主要是回应性的，回应的就是意大利所特有的新法西斯主义力量（其暴力行为在学生运动时期就已存在，一般被称为“黑色恐怖”）以及与这种力量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国家暴力。最典型的“黑色暴力”当属1969年12月12日发生于米兰的丰塔纳广场爆炸案，共计16人死亡、88人受伤，同一天下午还有3个炸弹在罗马和米兰引爆。政府立刻将矛头对准了左派组织，但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极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为陷害左派所策划的爆炸行为，而政府事先是知情的。这在当时其实是西欧国家普遍采取的“紧张战略”（strategy of tension）：在冷战的背景下，西欧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秘密组织，采用非常手段在社会制造紧张气氛——将极右秘密组织犯下的恐怖主义罪行嫁祸给左翼，目的在于破坏左翼力量的政治威信，防止其发展壮大。
虽然我们在之前的学生运动中就看到明显的暴力要素，而且像“工人力量”和“工人自治”等组织都会策略性地讨论和运用武装暴力——前者内部有一个由皮帕尔诺所领导的“非法工作”（lavoro illegale）机构，这是一个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同时也为游行示威提供武装支持的小组。另外，“继续斗争”组织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但他们与“红色旅”并无直接关系，且与后者存在根本的路线区别。
“红色旅”成立于1970年，其组织严密，人员层层分级，同级单位相互之间并不联络，以此避免被警方一网打尽。他们的斗争方式借鉴的是拉美的游击战。这个群体自认是群众的先锋，自认代表工人运动，但是却不愿意做群众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系统的分析，主要诉诸于过去革命的口号和教条。他们将国家、资本家及其走狗作为攻击对象，提出的口号是“攻击国家的心脏”，采用的方式除了绑架暗杀之外，还有就是向官员膝盖射击，以此象征“权力机构的残废”。但这只能是象征性的行为，因为国家机构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而且也包括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只能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对此，奈格里在中国的一次访谈中明确说道：“小的组织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我们必须唤醒大众。”事实上，群众动员越成功，暴力也就越无用。
在1979年的“4.7逮捕”之后，工人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们入狱的入狱，流亡的流亡，火热而漫长的意大利1968年宣告结束，全世界也陷入革命低潮。但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治主义并没有成为“死狗”，相反，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们的理论——如今被称为“后工人主义”——又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社会工厂”的论断在生产日益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当下也越来越成为现实，无论是否工作，我们全部的生命活动都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因此如果说家务劳动有偿化是一个正当诉求的话，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向国家索取可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基本收入，因此这也被成为公民收入。事实上，在“工人自治”时期已经提出了“有保障工资”（salario garantito）的概念。另外，“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不再单纯要求对女性劳动的补贴，也开始提倡基本收入，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让收入与雇佣劳动脱钩，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主发展。
伴随着自动化的深入，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形工厂内的工作将日益减少，即将崛起的会是那些以众包平台为基础的不稳定、无福利、计件制的零工工作。据统计，这些工作岗位在美国已达到34%。“社会工人”这个概念虽然可以指代这些人群，但是没有共同工作场所的他们应该采取何种组织与斗争策略？毕竟，他们甚至没法破坏机器（因为他们的劳动工具基本都是自己的），也没法对抗老板（他们根本就见不到老板）。后工人主义者的代表如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社会工会主义（social unionism）的概念，以此来弥合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之间的鸿沟，其背后的预设就是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斗争的目标是夺回社会所创造出的共同财富，手段则主要是社会领域内的罢工，即社会罢工。社会罢工可以表现为拒绝工作、拒绝消费甚至是拒绝生育等拒绝行为，但更关键的是创构出强大的另类共同体。近些年来的很多社会运动都以社会斗争和社会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却并没有创构出强大且持久的组织，这无疑是当下斗争所面对的巨大困境。
无论如何，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及其政治实验依然是当下社会斗争的重要参照系，所有严肃对待政治的人都应与当年的参与者共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