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7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成果数量占据着世界的最大份额。但一个明显的不足是，体系建设尚在进行中，远未真正得以完成。就如有学者所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系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变化、解读当代中国发展奇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没有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一个学科就不能说已经成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不过，它毕竟在话语体系建构上做出巨大努力，也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目前，关于话语体系研究的成果较少，全面、系统、深入概括的研讨更是难得。本文拟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70年的话语建构作为重点，分析其演进过程和历史轨迹，也寻找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以便为今后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
一、国家集体话语的宏大叙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奋斗几十年的结果，代表着历史的最后选择和人民的胜利。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像共和国成立这样，无数中国人民积极参与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之中，真正成为历史洪流的发展动力和国家的真正主人。这是一次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国家社会实践，群体性需求和群体性行为构成了普遍的“集体性”伦理特征。因此，它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成为文学研究的思想价值尺度和主要话语方式。总括起来，“国家集体话语”的宏大叙事构成1949—1976年这30年中国文学实践与研究的鲜明特征。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从革命到建设的过渡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苦探索的历史时期。与此相关的是，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方式也融入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并在整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历史”逻辑：以政治立场为价值标准，以革命意识和集体伦理为历史阐释逻辑，将实践过程与思想逻辑一体化。具体到文学研究中，则是高度重视文学的内容评价，强调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使文学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和人民立场。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特质，这一集体话语有着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与逻辑的合理性，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共同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这一话语的生成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政治伦理都是中国“政治—历史”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
“政治—历史”逻辑是人们实践和思想活动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它包括历史事实和对历史的阐释。对历史的阐释就是寻找和发现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完成历史观的确立和历史文本的写作。这种理解和阐释不只是按事实被动进行陈述，而是包含着主动和自为的目的意识，即立场选择、价值判断、思维引导，以及评价尺度与评价机制的确认，最终建立起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思想体系。研究者遵循“政治—历史”逻辑，以历史实践经验和感受为基础，经过系统化的学科训练，逐渐将“国家集体话语”变成一种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它确保了文学功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引导了文学社会实践，提振了人民群众的荣誉感，增强了国家民族的自信心。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高峰，《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站在国家、民族、人民立场，强调革命伦理和英雄品格的重要性，着力表现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大我”的宏大叙事，同时极富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如“江姐”这一形象就集美丽、革命、道德、英雄品质于一身，成为革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以及现实人生的楷模。文学研究也在国家集体话语的建构中，彰显作品的价值魅力，从而表现出革命现实主义和英雄浪漫主义的风采。
首先，革命话语是国家集体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复杂问题。直到目前，仍有不少人简单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甚至希望“文学”脱离“政治”，获得所谓的“自由”。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观点。诚如陈独秀所言，文学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即使你逃到深山老林，政治也会找到你。因为没有任何人或者文学能真正脱离社会，当然也就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党一直明确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不可能离开“政治”和“革命”而孤立存在，这是“革命叙事”和“革命话语”的政治前提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在此，毛泽东实质上已道出革命实践和国家集体伦理、文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关系的真谛。周扬进一步阐释说：“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战争、为生产服务的，那末，文艺就应当推动战斗、生产，而决不应妨碍战斗、生产。”这种文艺观正是由“政治—历史”逻辑决定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既是社会时代对于文学的外在要求，也是文学自我反应、选择的内在诉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纯粹的逻辑问题，而是社会进程和文艺实践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发展中，“文艺为政治服务”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离开了这一点，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研究就会变得失去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邓小平也曾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后来，《人民日报》社论也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让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去“革命化”或“政治化”，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主义看法和认识。
其次，人民话语一直是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真髓。“人民性”既包括构成“人民”的社会政治主体身份，又包括表达“人民”生活愿望的思想意识，是“国家集体”话语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实践经验。与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逻辑一致，“人民性”为文学研究的国家集体话语建构提供了政治和伦理的合法性。这一概念除了继承左翼文学和延安文艺的红色传统，还受到20世纪50 年代苏联文学理论，以及俄国19世纪批评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他们的美学理论中关于人民性与民族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以及革命现实主义等问题的论述，直接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国家集体话语，特别是“人民性”的概念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与延安文艺的“为人民服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高度契合——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学艺术”。人民的文艺和文艺的人民性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指导思想，更是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革命时代的精神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相一致，文艺的“人民性”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积极阐释和证明，成为文艺创作的主题和文学批评的标准。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和文学实践过程中，“人民”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名词，而是历史进程的实践主体和现实生活的“大多数”。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重论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坚持用阶级性来划分社会的人群，相对而言较少使用‘人民’这个词语，但是绝不是反对和没有使用‘人民’这个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的概念”。而其坚持用阶级性划分社会人群，这本身就是对“人民”的政治属性进行确认。马克思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还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了文艺人民性思想。在中国，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文艺人民性思想，提出了人民本位文学观，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在引用列宁关于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论断后，指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不只是指文学创作，也包括文学研究，毛泽东还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就是“人民性”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依据。
“人民性”既是一个创作思想原则，也是一个批评原则。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概念，是因为其所包含和传达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人民”概念的政治构成来说，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人民性”又与“阶级性”直接相关，其目的都是让文艺实践积极参与当代社会进程，完成如下历史任务，即“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人民性”的文艺原则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相契合，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属性有了基本判断：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是好的，人民生活的本质是光明的，因此，文艺要歌唱光明和肯定现实。毛泽东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歌唱“大我”的英雄伦理是革命叙事和国家集体话语的自然表征，使当代中国文学正面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获得合理性依据，使人民的劳动热情、精神风貌和政治意识得到充分展示和提升，从而使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歌德在《浮士德》中说: “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我内心中体味参详，我的精神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像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巴金的《我们伟大的祖国》、曾克的《因为我们是幸福的》、杨朔的《荔枝蜜》、秦牧的《土地》等，都是这样展现“大我”的宏大叙事。与此相关的是，文学研究也对这些作品进行真挚的阐释，并得到了十分强烈的社会共鸣。直到今天，这种人民话语的价值也不可忽略，更不能简单否定，因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或许在技巧上有所推进，但却无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人民性”宏大叙事的张扬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对几十年来深受无数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轻易否定，也是对于人民文化权利和审美感受的不尊重。
“人民性”不是一个阶段性概念。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生成的政治话语范畴，通过几代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人民性”贯穿于整个70年中国文学研究始终。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隔37年后的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因此，我们要从文学研究话语的角度理解中国几代领导人关于“人民性”的论述，更要从切近中国社会政治伦理和文学本质的角度，理解“人民性”概念超越文学时代的“政治—历史”逻辑。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讲话，70多年历史跨度存在一个贯穿性的“政治—历史”逻辑，只是习近平在“人民性”内涵上较前又有所推进，比如新时代的“人民性”概括比毛泽东时代具有更广泛、开放、包容的特点。正如有学者所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人民性’政治思维，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思维主线，是以唯物史观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现。”因之，从“人民性”概念的历史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可见中国70年来文学研究中国家集体话语的政治谱系和精神流脉。“人民性”作为一个贯穿性概念，成为中国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理论资源积淀。
无论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是“人民性”问题，本质上都是强化文学的政治性，这既是时代文学和作家的选择，也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历史”逻辑的使然与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革命历史普遍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而由革命、人民、英雄组成的“集体话语”则是文学研究的总纲领，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心的读者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它们虽有不同的进入视角，但都是通过艺术化和学术化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文学创作的政治伦理是从“艺术”到“政治”，而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到“艺术”；文学研究也是从“学术”到“政治”，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从“政治”到“学术”，这是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共同职责与使命，也是时代、社会、国家发展的历史责任担当。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国家集体话语在某些特殊时期或个人那里，可能表现为相对封闭和单一，一定程度上忽略“个我”的叙述与表达，而有时又有将“大我”做过度阐释的倾向。不过，不能不顾历史事实和时代需要，简单用今天的理念去苛求当时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当然，国家集体话语体系建设并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而是贯穿整个七十年新中国文学研究始终，只是前后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创新。这个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为主体的“政治—历史”逻辑，有学者认为：“这种历史逻辑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泉，在价值立场、思维方法、理论旨归等各方面具有一致性。”由此可见，基于事实与实践基础上的“政治—历史”逻辑，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长期性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以革命、人民性、英雄主义为核心的国家集体话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主要话语。它以宏大叙事、国家民族进步、集体歌唱等形式，成为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最强音，也成为国家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动力。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文学研究的国家集体话语体系日渐完善成熟，都离不开前30年的开拓进取。
二、社会个人话语的探索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评判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应用辩证、动态、发展的眼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样就能避免断章取义、随心所欲、简单笼统的形式主义做法。70年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演变是一个连续不断深层一致的完整过程， 是一个有始有终、有前有后、有因有果的发展统一体。换言之，它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从国家集体话语的角度来看，前30年是文学研究的主调，但并不等于说那时没有个人话语；后40年开启了社会个人话语的大门，但国家集体话语并未消失。只是比较而言，对于前30年国家集体作为主流话语来说，后40年的社会个人话语变得更加强大和突出了而已。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国家发展、个人能动性张扬，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也推进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纵深发展。
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就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这种经典性的人学理论与“人的解放”意识是高度契合的。整体上看，“社会个人话语”虽不及“国家集体话语”来得崇高和宏大，但也具有基础和目的作用，也是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国家集体精神是以具体的社会的“个人”为前提，国家集体主义也是以每个社会个人的发展和幸福为最后目的。“国家集体”最初需要“社会个人”作支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又需要突出“社会个人”作用，彰显“社会个人”价值旨归。因此，回望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七十年历史，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社会个人话语”的突显，既是对前30年的继承发展，又是一种螺旋式提升，尤其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国家“整体”和“集体”中探索发展。“社会个人话语”是在改革开放宏大语境下产生的，没有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也就没有“社会个人话语”的回归和生成。应该说，改革开放在本质上是社会思想解放，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展和涌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自我调整和不断发展深化的必然结果和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个人话语”是与时代、国家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像《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上城》等改革文学的出现，就是在“大我”中发现和融入“小我”，也是真实的社会人生写照。有人这样概括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对人的重新发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大批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呼唤着同一个字:‘人’!于是，如何重新认识人、评价人、表现人，就成为中国当代作家所注意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从此开始了”。这里的“人”主要是“国家集体的人”后面的“个人”，是那个包含了“人”的全部丰富性的“个我”，甚至不排除有欲望、私心、缺点的那个“小我”。前30年高扬“国家集体主义”时，“个我”和“小我”不同程度地被遮蔽，甚至成为批评和否定的对象；然而，新时期以来，这个包括了“个我”和“小我”的社会个人话语开始走上前台，被赋予了合理性、合法性地位。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与前30年相比，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将“社会个人话语”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表达方式。
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对于“人”的进一步思考，是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周扬、胡乔木等人结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思想文化讨论。这对中国文学研究中思想文化话语的形成产生极大作用，对提高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的理论兴趣功不可没，对改变新时期人们的知识思想结构不无意义。可以说，理论为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开放提供了方法论的强大支撑。
文学研究的革命的“国家集体话语”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性研究，这种历史性不仅表现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还包括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研究虽说也有这一历史特点，但更多的是一种思想理论观念和文化分析方法。这极大影响了同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并形成了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也构成了新时期社会影响较大的思想文化潮流。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既来自外部的影响，更离不开文学研究内部的思想逻辑。新时期改革开放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性个人意识，于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得以突显，文学创作中的“自我表现”甚至极端化也得到了赞扬与包容。
有学者指出：“90年代中国批评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走势或许就是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也有人称文化批评)。”也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的“范围则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都被囊括了进来”。简言之，文化研究话语方式就是透过文化视角考察文学史，经由文学批评透视社会思想文化特征。这种潮流明显受到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观念等思潮的影响。人的“个性”和思想的锋芒是通过文化的研究达成的。与“国家集体话语”一样，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也是努力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种阐释，但是重点和方法都有所区别：从文化分析的视角更注重对于历史的思想性、个人性阐释，更关注“五四”以来的思想革命价值，反思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革命历史进程中“人”的问题。与前一阶段革命的国家集体话语不同，思想性的个人话语不局限于“政治—历史”逻辑，而是扩大到“文化—思想”逻辑：从思想文化变革的角度评价文学，强调人的个性和价值。“文化—思想”逻辑来自“政治—历史”逻辑，在进一步完善后者的基础上，对国家集体话语研究实践不能充分解释的文学现象做出新的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集体话语研究所留下的思想和文化缺憾。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世纪末的文化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主要是在“审美现代性”理论引导下，进行一种思想文化反思。或者说，社会个人话语就是基于“文化—思想”逻辑，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中探讨文学的“自我意识”、“个性价值”和“人性发展”，这是与国家集体主义的“现代性”既相关又有区别的现代意识。
表面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建构，来自于五四时期倡导的西方近现代人本主义文化思想。其实，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同样也有国家集体话语的强大声音，是“五四”这个“小传统”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性资源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话语中，我们既听到来自“五四”思想的回响，同时也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的生命涌流。过去，人们过多强调西方思想文化理论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社会个人话语”的影响，忽略“五四”文学价值，特别是忽视经由“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发展脉动。因此，我们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话语体系，离不开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现实情境，也离不开“国家集体话语”与“社会个人话语”的相生相长。
首先，大量引进西方各种理论与方法，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社会个人话语”从内容到形式探讨的全面展开。最早在文学研究中产生影响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的进入，何新在1980年发表《什么是“意识流”？》的开篇文章，随后张德林的《人物意识流动的深层结构》、乐黛云的《当代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等也都延续了这种探讨。最初的探讨是从新时期诗歌评价开始的，吴思敬的《说“朦胧”》、何新的《论“先锋”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转移》、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林兴宅的《论文学艺术的魅力》等文章张扬文学审美追求的个人化体验，而其中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关于诗歌美学问题的三篇文章，成为“社会个人话语”探讨初期代表性的观点，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何新的论文《艺术现象的符号学分析》和专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以及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鲁萌的《诗歌的信息系统概论》、程文超的《小议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信息方法》、王一川的《从信息角度看艺术》、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赵宪章的《论弗洛伊德的文艺心理学方法》、姚文放的《耗散结构与美的逻辑行程》、陈晓明的《拆除深度模式》与《现代主义意识的实验性催化》等，在利用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以及信息论、系统论、符号学、叙事学以及其他新潮理论和方法、构建中国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方面着力颇多。这些文章涉及的新理论与方法面广，且富有深度和启发性。从中可见，新时期伊始在文学研究上向西方大胆拿来和各取所需的“社会个人话语”，也是从此意义上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以往文学研究的话语方式。与此同时，“这种将西方理论与方法直接用于作品分析，并一一对号式的研究，也带来了文章的粗率和模式化，这是此时期向西方学习的共性特点，也是局限性所在”。
其次，是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以来的“个人话语”继承发展。这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新写实小说”和“寻根文学”等思潮中得以体现。正如用阶级斗争和民族兴亡可概括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历史矛盾一样，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个人意识与家族意识的冲突也可概括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思想文化的某种矛盾主题，新与旧、父与子、开放与保守甚至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等都成为重要的文学主题。仅以父子（祖孙）冲突为例，从《狂人日记》、《斯人独憔悴》、《春蚕》、《子夜》、《家》、《结婚》、《四世同堂》、《财主的儿女们》，到《小二黑结婚》、《创业史》，再到《我是你爸爸》、《白鹿原》、《敌人》、《一九四三年的逃亡》等作品的父子矛盾中，可见这一主题几乎贯穿整个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不少研究论著对此都作出很好的观念表达。此外，关于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讨论、“重写文学史”、鲁迅思想研究热等现象中，都有对于“个人话语”的推崇与倡导。比如，在文学史书写和文学选本编写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突出“个性化”的趋势，有人甚至提出“一个人”的文学史和文学选本的主张。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以及“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这不是一种单纯对于文学史“入史范围”的扩容，而是试图实现一种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标准的转换：从“国家集体话语”走向“社会个人话语”的文学史观和批评标准，既是对于前者的补充，也是在“全球化”和“审美现代性”意识下对于文学研究话语转化的努力。经过那场讨论的人都知道，“重写文学史”一开始就不单纯是文学史概念和文学研究视角的变化，而是想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读出思想文化的变迁过程，其贯穿性的理念就是强调“个人”理解的不同的思想文化复杂纠葛。“重写文学史”改变的不是历史的叙述方法和历史文本的功能，本质上是要改变文学史文本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80年代提出的一种文学史观，是以现代性视角走向西方而反叛传统文学史研究的个人话语的建构过程，这无疑具有世界视野。从中国百年文学发展实际看，这种话语转换具有一定价值。这是因为“国家集体话语”强调的是关于国家、阶级、民族矛盾的宏大叙事，但对重大政治生活之中或之外的人的日常生活则重视不够。所以说，“社会个人话语”某种程度上对此是一种补充。但应该强调的是，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这一阶段的“社会个人话语”在后期出现变形甚至有异化倾向，这是需要警惕反思和批判的。
第一，对革命叙事的“集体话语”有所忽略甚至质疑，造成某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在“社会个人话语”中，将所有的“国家集体话语”都视为“高大全”或者“假大空”，从而形成反历史主义的极端评价。正如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缺一不可一样，文学“表现小我”与“歌唱大我”是互相依存而非取舍关系。自我反思发现了自我，从而表现自我，这是对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主题的传承，也是对前一阶段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形象补充。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学要关注个体的人，要发现“人的价值”，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礼教千百年来所有罪恶的根源就是对于“人”特别是个体的人的不尊重。但是，“自我”不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封闭的“自我”是从表现自我到自我表现，最终走向“玩文学”；而开放的“自我”是从表现自我到自我革命和自我升华，从而实现“自我”与“大我”的融合。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最突出的贡献是，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命题，而且从多种历史和多重属性的角度对之进行完整全面的阐释。马克思重视人自身，将个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认为人的本质只有通过具体的个性，才能表现出来。如果脱离个性，人的本质就会被抽象化。“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都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同时，马克思又重视人的社会关系，将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结合起来，认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高度的革命”，其目的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从一种完整的人学观出发，明显可见个人性与社会性作为人的属性缺一不可，强调个人性并不否定社会性。个人解放不是人的解放的终点，终点是社会和人类的解放。所以，人的发现和自我反思，最终并不能以否定“国家集体话语”为前提。
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向内转”后，形成“个人化”、“本能化”、“形式化”的倾向和模式，与此前阶段的话语中心进一步拉开了一定距离。从纯粹思维方式看，任何理论都来自具体的实践经验，实践的动态性决定了任何理论都不具永恒性，都要受到来自下一个实践经验的挑战。社会个人话语的建立本来是对“国家集体话语”的一种补充，可是在具体实践中，批评与继承却变成简单的替代和单向的否定。在对“人的文学”和人性的自我意识的张扬中，“左翼文学”、“解放区文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等主流文学的“革命”叙事和“国家集体伦理”，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如在鲁迅研究中，对鲁迅形象和思想价值的认识在此阶段出现巨大的分歧。一方面，受过度强调“个人话语”的影响，鲁迅作为“革命家”的色彩被弱化，而思想启蒙的现代性价值被高度认可。另一方面，对鲁迅的否定性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潮流。以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思想文化视角，把鲁迅从“以政治斗争定位为主”向“思想革命为主”转换，凸显了其原有文化选择的意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在同样的文化立场上，对鲁迅的政治选择进行否定，认为是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个人”主题的放弃。我认为，鲁迅的政治态度绝非如一些批评者所言是放弃五四新文化的人学宗旨。对于鲁迅“转向”的理解，必须放在鲁迅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逻辑关系中，与其一贯的道德人格相联系加以理解。这样就会发现，鲁迅的政治诉求与思想诉求、国家集体话语与社会个人话语之间并不矛盾。又如文学史研究有政治性和思想性两种文学史观，也是“国家集体话语”与“社会个人话语”在文学史写作中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差异表现。前者是国家集体式的写作，代表作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后者是社会个人化写作，代表作是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通过两种文学史文本对比可见，社会个人化的文学史观与政治性的国家集体叙述之间始终存在互补和纠葛。
第三，对于社会个人伦理和“社会个人话语”进行极端化表现和泛化阐释。面对国家集体话语体系的制约，有人强调:“我要努力于做一件在今天不很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表现我。”“必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否则，何必写它。”也有人说：“我批评的是我自己。”文学作为马克思所称“精神个性的形式”，表现自我无可厚非，也是文学魅力之所在。然而，一旦失去了“度”，尤其是不顾“国家集体”的规约，那么“个人”的表现就会走向其反面。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个人话语”的形式化和本能化就初见端倪，这在“先锋文学”试验和通俗文学的市场化中最为明显。在“人”的问题方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往往多关注个体的心理和生理问题，这不仅失去“社会个人话语”原有的思想深刻性，也失去艺术创造的独特的审美性。因此，由社会属性的“自我”转向自然属性的“个我”甚至生物学意义的“本我”，这种倾向至今仍大量存在，像《小时代》、《小别离》、《小欢喜》等小格局艺术成为潮流，而我们的文学研究也容易迷失于与这样的“个我”和“小我”的合流中。
改革开放期间前20年文学研究的“社会个人话语”为考察评价文学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理路，也是为文学研究进行精准定位和建构“社会个人话语”的理由与价值所在。但思想文化研究容易变成泛文化倾向，特别是容易形成以思想文化史代替文学史研究的不足。与此同时，个人化、琐碎化和形式化的文学研究会大行其道，以致于逐渐远离时代的宏大叙事，走向去政治化甚至去伦理化。这不仅疏离了五四文学的时代精神，也改变了80年代初期“社会个人话语”的探索精神和勃勃生机。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艺工作者只有把“个我”与“集体”、“小我”与“大我”融合起来，才能更充分显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新时代精神。
三、民族人类话语的主体建构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既是对以往的一种继承发展，又是一种融会贯通，还是一种立足高远的创新发展，这就是对于“民族人类话语”的主体建构态势。民族人类话语体系化倾向具有一种自主性、理论性和逻辑化特征，其体系的思想机制是“主体—实践”逻辑，具体表现为从传统影响、经由现代理论反思、再到主体理论建构的思想实践过程。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吸收前两个阶段的“国家集体话语”和“社会个人话语”，特别是新时代主体创造意识等思想资源，通过思想实践从理论内容到逻辑系统初步实现主体性理论体系建构。
这一阶段的文学研究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倾向明显不同，是在对古今中外进行融通后的自觉自为状态，是开始有意识直接与当代西方思想进行对话交流的显现，鲜明表现出比前两个阶段更突出的民族复兴自主意识和人类情怀。在此，民族人类话语体系的理论资源既包括纵向的传统话语，也包括横向的西方话语。而后者实质上是利用西方理论资源和话语方式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恰恰表现出“新全球化”的理论诉求，从而实现中国学术思想体系建构的广泛性、完整性和深刻性。应该看到，民族人类话语建构主要不表现为一种大众化思想形态，而是一种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更加开放的人类发展理论体系。
西方文化哲学和文论的理论逻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双重影响，使新时代中国文学研究更重视“民族人类话语”，这具体表现为自主性和逻辑性这两个特征。
自主性是一种主体意识，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文化自信。20世纪90年代是一种文化反思的时代，是对于80年代思想文化的再反思；而21世纪之后，则进入一种文化创造性转换的时代。从反思到创造性转换，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正常的逻辑过程。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人类话语建构的自主性，首先表现为理论资源结构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下性。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应引起人们的重视。该理论主要是对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等核心问题作连续性思考，其本质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批判。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对此做出深入思考和批判，如冯骥才认为，鲁迅著名的国民性思想其实来自于西方传教士话语，但鲁迅却“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也有学者认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已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一个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评判体系、意象和词汇以及修辞传统。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话语传统，作为一种知识霸权支配着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国民性批判。”这些认识一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心霸权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也未尝不包含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痕迹，由此突显了“主体性”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民族人类话语体系建构，偏重逻辑性和系统性，这是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话语的自主性往往超越感觉世界而注重终极意义的探讨，文学理论建设也显示出这样的努力。如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史”等概念的命名即是主体性话语建构的显著标志。这一话语建构更关注文学史的形式逻辑问题。基于不同历史观的学科命名与学术反思，使文学史研究从内容选择到评价标准都深入学科本体展开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需建构一种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这包括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主体性建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通过自语模式向共生模式转换，中国文学研究逐步完成由“跟着说”、“对着说”、“自己说”到“一起说”的对话探讨过程。在此，突出的理论范例就是“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等主体性理论的建立与传播。“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等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于：任何强大的理论体系都是话语的创造，因此都有被阐释甚至批判的可能与必要，而这种阐释和批判也是文学研究固有的权利。因此，不能把“强制阐释论”等简单地视为一种对外来文化思想的反应，其本质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在本土文艺实践基础上，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资源和有效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强制阐释论”等所具有的思想的当代性、体系的逻辑性和对话的实践性，使新时代文学研究与民族、世界形成有机对话，成为一种典型的民族人类性特点。
在人类话语体系建构中，首先要高度重视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论述，这是我们开展文学研究和建构文学研究话语的指南。从习近平《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可见其对于“国家集体话语”和“宏大叙事”的高度重视和热切关注。他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对“歌唱祖国”和“礼赞英雄”给予充分肯定：“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很显然，习近平直接承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家集体话语”，也将时代感和社会使命担在肩头，人民性的立场更加坚定有力，并充满强烈的中国文化自信。与此同时，习近平也未忽略“社会个人话语”，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这是对“民主”、“自由”、“个性”以及多样化文艺的充分肯定，从而与“国家集体话语”形成一个完整的话语结构框架。其中，以下三种理论意识值得高度重视。
一是“社会个人话语”与革命叙事的“国家集体话语”的关系把握。习近平提出的“自我革命”理论，是当前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中“社会个人话语”建构的思想基石。他指出：“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种“自我革命”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革命话语”与“集体话语”的继承，发扬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诗人”的个人情怀，使“社会个人话语”建构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方向。同时，又是站在更高层次进行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和新创造，使“社会个人话语”具有人类情怀和使命感，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进行“自我革命”。
二是“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与“民族人类话语”关系的把握。习近平一直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数百次在各种场合讲话和文章中反复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当前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广阔视野和价值遵循。毫无疑问，民族复兴是中国富强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以此为基点才能有为了人类的更高理想和抱负；同理，如果没有人类情怀，中国发展也只能是封闭式的，不可能有更广大的前途。所以，“民族人类话语”成为新时代的显著特点。总的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着眼阐发的基本理念，但经过几年来的不断阐释和世界大势的新变化，它越来越成为对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全面思考，已构成一种新的世界发展的整体性概念和文明价值观，因而也就具有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引领意义。在这一思想和实践中，习近平首先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整体性的全球理念和全局性的世界伦理逻辑下，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文明的差异性，而且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待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一般的人类文明异质观，将之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命题。文化的同一性命题，为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了一种文化的“人类观”，这就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习近平指出：“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种人类共同的文化资源认识论要求我们以人类文化观看待和分析世界文化关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从文化哲学的理论意义讲，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文化，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文化，只要有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都是人类优秀文明的构成部分。
三是“人类话语”与“民族性”、“民族特色”关系的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他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他又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强调“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在此，习近平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的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和当下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了完整的阐述，这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民族人类话语”的建构无疑具有风向标作用，也是建构中国文学研究整个话语体系的价值遵循和行为指南。因此，在学术思想上要把“中国特色”和“人类意识”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辩证分析。在长期的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形成强烈的自主文化价值观。因此，他们往往特别注重不同文化体系间的矛盾冲突，却忽略冲突后的长期交融。我们在坚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自主法则时，也要补充一个反命题：“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不具备人类意识的学术话语体系不会产生世界性影响。只有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二者通过有机融合才能真正建构起具有世界性思想价值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文学研究的“民族人类话语”建构，由于受文化价值观、逻辑化和体系化等因素的影响，还存在着诸多尚未完备的地方。因此，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关注。
第一，进一步确立中国文学研究中“民族人类话语”的世界性价值。学术研究是人类积累知识和创新思想并且检验知识和思想的探索活动，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建构是人类知识和思想的丰富过程，也是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努力实现其主体价值的过程，是中国文学世界价值与文学研究人类性原则的确立过程，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显现。中国学术思想不只是理论结构的世界性，而是思想价值的人类性，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要逐步成为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主体方向，这是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最终目的。从理论层面看，既要解决思想观念问题，也要解决思维方式问题。所以，无论是思想还是逻辑，都必须具有人类意识。要完成这一目标，必须确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类话语体系。
第二，进一步加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审美性。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有一个明显缺憾，就是与文学创作脱节，对文学的审美性有所忽略和淡化。文学研究需要建构逻辑又要走出逻辑，因为文学毕竟不是哲学，逻辑建构本身并非目的，通过审美内化于心才是目的。逻辑远大于情感，思想远大于审美，这就造成“批评家面对任何一部作品，首先考虑的是其作为文本的‘文化性’，而不是其作为艺术的‘文学性’”。人们在理论建构中打开一个窗却关闭一扇门，把文学美景关在文学研究外面。如果忽略话语体系建构的审美维度，文学研究就会失去文学性。
第三，进一步克服民族人类话语和文学实践的疏离状态。在民族人类话语的主体建构中，仍需解决长期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在融会西方话语资源时，应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人类话语体系。二是在话语体系建构时，与文艺生产和传播建立更紧密联系，实现文学研究的真正有效性。前者可借助“强制阐释论”等理论进行建构，后者要针对具体文体、以审美化方式实现文学研究功能。批评家如过分执着于逻辑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的先验价值，对作品进行思想和艺术的区隔，就会造成文学研究的失效。21世纪的鲁迅研究也出现“民族人类话语”的建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对于哲学化话语的偏爱。在世纪之交，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对鲁迅思想进行重新发现，并建构出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学术话语，都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这种用哲学逻辑话语阐释鲁迅的方式，至今仍影响着许多学人的研究视角和阐释方式。但是，这种哲学式的话语研究将鲁迅思想阐释为一种自为的严密的逻辑系统，因此也使鲁迅研究走向新的困境。在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过程中，过度哲学化倾向带来的理论热闹实际上与文学创作和接受并无太大关系，文学理论疏离社会现实和文学实践，成为一种理论逻辑的自我演绎。因此，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民族人类话语体系不能简单走纯粹逻辑一路，也不是将中西思想文化进行形式上的分合，而是要适应新时代和人类未来的发展需要，达到民族世界话语体系的对话交流。当然，民族人类话语体系以理论的深度和逻辑的严密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但仍需在今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
共和国70年文学研究话语的建构是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到“民族人类话语”，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共同推进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发展。在70年来的文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穿始终，并具有纲领性作用。通过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根本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可以设想，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到“民族人类话语”的建构，是一个整体的、历史的、逻辑的、动态的过程，也需要面向世界和未来，进行不断的探索、创新、发展，以期在世界学术话语的对话中，贡献中国智慧，彰显中国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
作者：张福贵，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