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世界变化万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疫情时代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这些冲击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和加剧的诸多问题将进一步显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突也将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学术界和学者身上。世界上相关国家学者可能会从学理和伦理的角度，对这些冲击进一步进行系统化、标签化的阐释概括，从而创造出新的流行热词，这些热词的流行反过来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影响世界发展大势。
作为当代中国学人，首先要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为国分忧为民解难，服从国家发展需要，用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专业知识去积极发现和应对问题，并本着真实真诚的良好心愿研究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和方法。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并不容易，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之外，需要具备伦理的正义与学理的严谨，需要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增强职业意识。当下学者应积极关注现实，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通过专业视角对问题进行认真的考察、研判、论证和建议，进而让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对于问题的妥善解决产生积极作用。说到底，我们的研究就是一要可靠，二要有效。那种跟踪式、重复性研究不是我们研究的全部内容，而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超越性研究才是最紧迫的需要。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面临的首要课题是如何系统性地应对国内外问题，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做出理性的选择，这需要正视问题、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跨专业研究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明年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关键性时刻。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美国披着“民主”外衣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无疑会给世界和平和稳定造成极大危害。要万分警惕任何一种消极行为可能产生的叠加效应。如果环环相扣，因果循环，最终伤害和毁灭的是人类自己。面对复杂局面和诸多问题，我认为最佳的选择方案并能获得最大认同的就是广泛的理性与普遍的宽容，而这一方案的价值基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是一种整体世界观和人类观，是解决世界问题最有效的思想理念与实践方案。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全人类都需要有政治理性、社会理性与学术理性，而这种理性应该是普遍的而非个别的，属于一种公共理性。与此同时，公共理性之中不能缺少普遍的宽容。宽容的本质源于对当下多极化世界的多种体制、多元价值观的认同。和谐宽容甚至是一种生物特征，人与人之间不是天生的敌人，矛盾和冲突都是后天形成的。作为一种理性和文明的生命体，国际矛盾的缓和不只是现实政治博弈的妥协，而更应该是价值观的宽容。新的一年，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张福贵，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文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教育部新文科工作组成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