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看了许成钢先生的《文革：世界文明史独特的政治现象》文章颇有感想，我这篇文章也是对许先生提出问题的一个回应。文革所以可以在中国发生是中国普遍缺乏“科学思维”的后果，而所以“科学”不能在中国普及是和对哲学不恰当的认识有关，也就是必须否认有什么“好哲学”或者“坏哲学”。
问题的引出，个人思想里程
我们现实社会的思想意识的形成比这个社会新政权的建立要滞后，1949新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虽然发端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但真正形成民众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论是从上世纪中期“反右”运动开始，在十年文革期间达到顶峰。“文革”波及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甚至今天也余音未断，没有一种思想意识支撑是不可能的。文革中所谓的“老三届”是个特殊的群体，是完整接受这种思想体系的第一代，而后的60后，70后，……，莫不是这代人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如今这代人年近古稀，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认真思考自己思想的历程是有意义的。
我从求学开始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同时对历史、文学也很喜欢。在恢复高考之后，我毫不犹豫选择了物理学科。在学习中，一方面由于本身悟性不是很高，一方面又因为中断连续就学很久了，深感物理学科高端理论的艰深。高端物理理论已经不是能用语言去准确描述了，更多是要借助数学来说话。我虽然做完了工科院校的微积分习题集，但对进一步学习高深数学感到力不从心。这让我想到哲学，试图从哲学角度对物理学更进一步认识。我找来很多哲学著作来看，但任何哲学专著，包括马克思原著，都是不好理解的，非专业人员是不可能读懂的。我看的最多的是对哲学各种学派的介绍。例如《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有十来卷，我尽可能借来翻阅，虽然我没有通识某个哲学派别，但对哲学是什么有一个了解。无论从那个学科出发，只要尽可能用语言来表述深奥的思想理念，就让我们走进了“哲学”。哲学可以讲就是用语言来讲述深奥的道理，也就是“道理”的原理。这一点在物理学上是很明显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曾经说过，没有古希腊哲学基础是不能理解现代物理。无论是基本粒子的波粒二象性，还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其语言解释都包含了哲学的话语。哲学的定义应该是：“对任何学科的进一步的思考”。
哲学的本质是“思考”，这也突出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界，同时哲学又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想法，而是深层次思考，试图建立一种体系。如果我们把解决某问题的想法比喻为“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问题），则哲学就是一把“万能钥匙”，学哲学就是对“万能钥匙”的寻找，这把“万能钥匙”是否存在，这我们不用去考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这探索是必须存在的，也是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无论在东西方都是存在的，古希腊在这方面是走在了前面，有不少成系统的论述，并确定了“哲学”这一概念。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论著不少都是含有“哲学”内容的。周易上有“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话语，这是对“哲学”是什么的文言文解释，“形”指具体的事物或是一种“经验”，是基础，首先被我们感知，“而上”就是指去“思考”，不停思考后，就会悟出“道”来，这正是一种哲学过程。“形”进入大脑后，不脱离“形”，把“形”做得更好，这就是“器”（工具）的产生。但这就不是“哲学”了。物理学“向上”就是“哲学”；“向下”就是“技术”。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复杂的多样的环境中，“形而上为之道”，复杂的现实自然产生的“道”就是多样的，也就是哲学必然是多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生活中处处都有“哲学”，“思考”是人们普遍的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绝大多数的“思考”只是产生了一些想法，谈不上是“哲学”，把一些常识性的东西称之为“哲学”，是没必要的，甚至是庸俗的。
辩证唯物主义曾经被誉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是唯一正确的哲学观点，并在教育领域列为必修课程。艾思奇在他所著《大众哲学》的修订再版说明中写到：“在国内战争时期，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承认其失败，是人心丧失，‘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革命战争的胜利似乎说明辩证唯物论的“正确性”、“伟大性”。但是在国家战乱平息之后，有更多人（包括所有在大、中学校求学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学习唯物辩证法，政府创办有更多的对该学术进行研讨的机构，但国家却无一日安宁，运动不断，经济几度危机，更为严重是人们的思想混乱，国民道德素质低下，甚至最低级的迷信活动也能盛行。每一次的改革都提出要“解放思想”，那么，禁锢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呢？艾思奇先生已经作古，我们无法知道他今天会如何评价唯物辩证法，他本人生前也受到以组织名义的严厉批评，这“唯物辩证法”究竟是什么呢？
人们都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始，认为西方传入的“民主”和“科学”是引起中国巨变的“催化剂”。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是在“巨变”，但多数“变化” 是我们不希望的战乱和运动。科学和民主给西方带来繁荣和稳定，中国的现代史所能说明的只能是“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并没有在中国得到真正的传播。“民主”是和政治相关联的概念，可以用“不合中国实情”去搪塞。但“科学”几乎是毫无争议的“好东西”，为什么发挥作用有限呢？我们崇尚“科学”，引进“科学”，最重要的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建立讨论问题、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所以科学的普及应当是先行的，是“民主”的基础。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史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除去世界环境的因素，引发中国半个多世纪战乱和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缺少科学的普及，在缺少科学思维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民主体制，只能是专制横行。我们引入的“科学”对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有作用，而对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认识“政治”问题，并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有哲学研究所，在学校开设哲学课程，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什么是“科学”，结果是将“科学”概念彻底“空洞化”、“神圣化”。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源头就在于没有准确理解“什么是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挤压取代“科学”，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认清哲学是什么，绝不是简单的一般学术问题，是让“科学”来主导我们思维方式的基本问题
哲学是记录（映射）我们思想、思维的语言文字
人生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和 “人的精神世界”这样两大世界中，只有前一种世界，人是简单的生物体，是所谓“蛋白质存在的方式”；人所以是“人”，组成了人类社会，是人无比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造成的，而语言文字的产生基础就是“人”对这个世界的直接体验。语言文字的本质是用“符号”去记录这两个世界，也就是将“两个世界”和“符号”（语言）建立起映射关系，便于人们进行“交流”。使两个“世界”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在更多的人之间传播。从语言文字中可以知道自己没有感受到的“实在”，从中知道一种思想、观点、学术等等。哲学是对现实的进一步“思考”，它不是对现实的“白描”，是对人“精神世界”的记录，这是我们首先要认清的一个问题。
语言在记录现实时，有些方面比较准确，例如记录一个人的身高体重，但更多只能是“大概”，例如人的长相。但无论怎样，总是有“实在”摆在哪里，就是记录的历史事件，也会有多人“看到”。我们常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的“真理”是指记录“实在”的“语言”，当我们对“真理”（语言）产生争论或怀疑时，就可以和“实在”去对照，得出“真”还是“伪”的结论。问题是如果语言文字记录的是“思想、精神”，缺少“实在”作为基础，我们也就无法做出“真”还是“伪”的判断，例如我们讲某种哲学观点是“真理”，只能是一种“认为”，是不存在“实践检验”的。哲学是人的高级思维，它的确来自“实在”，但是从众多实际现象“浓缩”而成，不可能回到“实在”。哲学（语言）记录的是“思维”而不是“实在”，不是“实在”也就失去了用“实践”检验的可能。
世界上不同的哲学观点很多，其反映的是人们对外界现象的思考，是对世界发生所有现象的解释。由于无法建立起共同的标准，各种哲学观点之间没有比较的意义。将哲学观点划分为先进、落后，分为正确和错误，是背离了哲学的意义，其实质是企图对人思想和思维的控制，并不是对哲学，对学术的探讨，是古代法家所讲究的“术”。而不是“形而上学”中的“学”。
哲学是少数人学习探讨的学问，不存在“通俗哲学”
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首先需要的是“生物性生存”，也就是所谓“人者，食色性也”。人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是次要的，人绝大部分的行为是围绕“生物需求”的。就是在“精神需求”方面也是首先从人的情感开始逐步发展到对文艺需求，再到对知识的需求。哲学作为人深层次的思考，的确是绝大部分人不需要的。哲学是文化中的典型的“奢侈品”，不学习它，不去了解它，不会影响普通人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同时，你读了再多哲学著作，除去你去当哲学教师或学者，对工作是没有帮助的。在人们经常行走的路旁常有一堆人在下棋和观棋，时而面红耳赤争论，时而惊叹，时而欢笑。这个现象体现了人对“思维”的需求，需要得到“思维的乐趣”。人们对哲学的需要和人们为什么要下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用庸俗的话来讲都是“吃饱了撑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富有哲理的格言和通俗的话语，这些谈不上是“哲学”。哲学是对一些问题系统的深入思考，所使用的语言离开“实在”比较远，是比较抽象的，不好理解的。这也明确说明，哲学不可能是通俗的，所谓通俗哲学不过是对哲学概念的曲解。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曾经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这本书有张插图，是漫画家方成的一副漫画，画了一个信奉贝克莱哲学观点的人即将掉下悬崖，口里说着：“只要闭上眼睛，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悬崖”。这被认为是对贝克莱主观唯心论的讽刺。贝克莱提出的所谓“存在即为被感知”的命题是有很强的哲学意义，强调哲学是一种思考，而不是“物”。我们如果能思考一下，一个漫画家评论大哲学家，这不是刚知道加减乘除的小学生评论微积分吗?，显示的是一种无知。能产生大的影响，不过是说明有更多的人放弃了“思考”吗？
人都有“思考”（学哲学）能力，“思考”也的确能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但人们具有“思考”的机会的多少，“思考”能力的大小，“思考”的激情程度，差别是巨大的。极个别可能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一般哲学爱好者只能是某个或者诸多哲学观点的“粉丝”。而更多的人没必要去思考“哲学上是如何说的”，完全依据具体问题，依据“常识”去生活，去处理问题。不少民族都把哲学看作“智慧”的象征，不过是说遇到问题应该多思考。在学校教学中开设哲学课程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作为哲学教育工作者应该明确这样的底线：“智慧”来源于思考；任何阻碍思考的做法，都是对底线的突破。对某种哲学观点不容讨论，一定要确立它的“是”与“非”，这就是最常见的对“思考”的阻止。
哲学和人的“好思想”、“世界观”的关系
人们认为人的行为来源于“思想”，希望自己有“好思想”，也希望别人有同样的“思想”。人是否有“思想”是个问题，值得思考。在我寒冷的时候，甲给我衣服御寒，依据“存在即被感知”，我只能从甲得到“温暖”，但不能知道甲的“思想”。长期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哲学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思想方法，研究哲学就是要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这里认为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而且这个思想就是“世界观”。但我们考察每个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由“环境”来支配的，饿了就要吃饭，困了要睡觉，工作是获取薪金的必须，薪金是得到衣食的基础……。何来什么系统“思想”在支配呢？而“世界观”被提倡者解释为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而我们普通人生活怎么和“世界”关联呢？“改造（或建设）我们的社会（或国家）”的话语都只能是一种“说法”，并不是记录了一件具体的“事件”，任何人的具体行为谈不上和社会（或国家）有什么直接联系。一段语言文字是记录的“客观世界”，还是表述的人的“精神世界（看法、思想、认识……）应该是学习语文的重要内容，而哲学只能是后者。将“哲学”与“世界观”关联，和具体一个人的“思想”关联，目的是推出哲学的“阶级”属性，将哲学作为“政治工具”，这是对哲学概念的荒谬理解和滥用。
“人”同样是生物体，按照达尔文竞争的丛林法则，人之间残酷竞争应该是个常态现象，而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摆脱了野蛮，步入了文明社会。其根源在于建立了无数成文或默认的“契约”，这就是“法”和“道德”。因为“道德”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很难用语言文字去准确表述，所以对“道德”的思考构成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道德”不是“哲学”，一个人道德情操和他有什么哲学观点同样是两回事。一个哲学家未必在道德上一定是“楷模”；一个有道德的人也未必有什么“哲学思想”。一些朴素的普通民众，可能没有较深的文化，也不知道什么哲学观点，但不妨碍他们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所以有“道德”是和人的精神世界有联系的，个人在道德修养中，常常提倡面壁思过（传统文化），提倡忏悔（宗教文化），提倡“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文化），这些也都在讲“思考”，但它们不是“哲学”，道德哲学是思考道德是如何形成的，并不是全部的哲学内容。“哲学”和“道德”是有交集，但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哲学和科学”——一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展了关于哲学和科学的争论，参与者有张君励、张东逊、丁文江、胡适等学者，这是西方文化学术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哲学”和“科学”都是近代被普及的新概念，自然应该有一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争论的参与者大部分都是直接去过国外学习哲学和科学的学者，争论的结果是注重科学的一方，挟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而略胜一筹，而哲学甚至和传统文化中的“玄学”联系在了一起。这场争论随着国家内忧外患的日趋严重而没有进行下去，参与争论的不少学者在而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今天我们认真思考近百年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会发现主导中国现实的思想是混乱的，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两个概念的使用都发生了偏差，“哲学”被异化，“科学”成了没有生命的“真理”代名词。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虽然我们十分强调“科学”的重要，但在学校的必修课程中有“哲学”，而没有对科学原理的认真解释，从事基础科学工作的人员，包括各级教师，还是高级科学家，鲜有在各自的小范围里能当“领导”的。今天我们搞清楚哲学是什么，不是什么，已经不仅仅是相关哲学的学术问题，而是相关“科学”是不是能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想方法的大问题。
“哲学”和“科学”都体现了人的思维，哲学所研究的对象的边界是模糊的，甚至是漫无边际的，例如谈“人”，并不是指张三、李四，而是抽象的“人”；而“科学”是把复杂的问题肢解开来进行思考，所研究对象边界是清楚的。上世纪胡适先生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的这个观点用在如何区分哲学和科学十分恰当，这就是谈“主义”是属于哲学范畴的事情；而研究问题要靠科学的方法。一个人有了病，浑身不舒服，这时候有卖能治百病的“神药”，这个人很可能欣喜若狂去买来服用。而负责任的医生会给你做很多检查，甚至可能提出你要维持生命必须牺牲你身体的部分功能。这个比喻，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喜欢“主义”，而不愿意“研究问题”；也说明某些哲学观点可以在人群中迅速传播，而“科学”很可能只是流于形式。当年蒋介石说我们是被“哲学”打败，并不是因为某“哲学”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这“主义”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神药，从而放弃了“思考”。在死我活的夺权战斗中，如果一支队伍的成员不再思考了，行事不再犹豫了，以“上面”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当然这只队伍是最强的。蒋介石也想有这样一支失去“思维”的队伍，但没有做到，当时的失败是必然的。
哲学体现了人对一切问题的深入思考，是泛泛而谈的一个“概念”。它是脱离实际的，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是“科学”，而科学也是人思维的结果，科学是解决问题的哲学，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说明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哲学凸显了人类的智慧，这个“智慧”不仅包括对自然现象，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包括了对人的情感、心理、精神方面的认识。哲学和科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是容易区分的，“科学”对问题的主体是很明确的，也就是“主体”是什么，不是什么界线是清楚的。而“哲学”对研究讨论的“主体”常常是模糊的，随时在“讨论”中做出调整。例如我们研究“社会问题”就只能是“哲学”，而不会是“科学”。因为“社会”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本身就有“包罗万象”的意义，不可能区分“社会”和“非社会”，这样任何把“社会”作为主体的研究不可能是“科学”，只能是“哲学”。反观物理学，它是研究“物体”的学问，“物体”这个概念同样抽象，但对有一般智力的人来讲，初步理解它是很容易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物体”是什么也就成了问题。例如“光”如何看成“物体”就复杂了，这时候物理学开始向“哲学”靠近。
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思考，正因为他将一个无法确定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他使用的是“哲学方法”，而不是科学的。他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是一种“思考”，一种“观点”。现实发生的任何现象都可以在这个学说里找到它的“影子”；同时用这种理论来套现实问题时，不仅会歪曲了原来的“学说”的含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混乱。再比如“计划经济”，它也是把一个无法界定清楚的“全国国民经济”作为计划的“对象”，例如我们计划增加石油生产，由“谁”来完成呢？没有下文了，增加石油产量只能是一种“想法”。这种思维方法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只能表达一种思维，一种想象，或者说一种“空想”。“哲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计划经济从来没有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
无论是“主义”还是“问题”，也就是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都需要我们研究，但一定要清楚的是：哲学是研究人的“思考”，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是研究问题的“方法”，按科学方法去引导现实就可以使问题解决。每个人一生可以不学“哲学”，不懂“哲学”；但不能没有基本科学技能。哲学在现实中的“滥用”一定会排挤科学，也就是“主义”滥用到现实中，似乎找到了“万能钥匙”，再无需仔细分析研究问题了，而这正是在抛弃“科学”。再例如人类社会从出现到今天，贫富差距一直就是存在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这只能是一种想法，一种哲学观点，但把它强行运用于实践，则只有混乱，无助于问题解决。中国是这两个“主义”坚持最好的国家，如今贫富不均的指数高于很多国家，可以讲成了用“哲学”（主义）解决问题必定失败的明显例证。
同时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的是，所谓“对、错”，“真、伪”的判断，以及我们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只能在科学的话语中才有意义。而在真正哲学话语里不存在这些判断。真哲学是人类的“思考”，虽然是以“实在”为基础，但它是脱离实际的，是“形而上”的，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例子，知道悬崖的存在，有两种路径，一是自己亲眼见到；二是听说。既然能从“听说”中得到，那也就可以想到，既然想到的也是“存在”的，那还有“存在”和“不存在”的区别吗？所以贝克莱要提出“存在即是被感知”的观点。哲学家提出他的观点都是源于他的思考，哲学的成功在于它能够自成体系，能自圆其说，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思考，而不是去“实践”，去靠实践检验。如果“真理”表述的是一种“哲学观点”则不存在实践检验的问题。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完全在于你的思考。我们主张学哲学，首先要十分警惕对哲学的“滥用”，并不是挑出“好哲学”，摈弃“坏哲学”。而是要保持“思考”，学会分清那些语言是记述“实在”的；哪些是记述“思维”的。这在法治社会是极重要的，也就是不能“以言论罪”，而只能以人的行为产生结果来评判，“法”是规范行为的，而不是规范“思维”的。如果我们说，对“法西斯哲学”，“封建迷信”难道不应该批判吗？对于“教唆”人们做“坏事”的“语言文字”，我们不能随便披上“哲学”的外衣，“哲学”和人的行为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我们申讨法西斯暴行，但不一定要去批判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里你一定会感到区分这些概念的困难，这是实情，哲学上使用的概念都是比较抽象的，是不可能“通俗”的。这也说明“哲学”是“书斋”里东西，“哲学”不能离开学校的环境，离不开研讨的环境，离不开有文化热爱思考的人群。同样，喜欢实际生活的人，或是需要每日为生存而努力的人，没有必要去理会什么是“哲学”。如果是爱好思考，希望思维“被”启发，有机会参与到哲学的“争论”中来，应该注意文化上的“伦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熟知的领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老话是需要认真恪守的。现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有不少批判一些哲学观点的话语，实在是不遵古训，是文化上的“乱伦”，哪里是在传播文化知识？！
“主义”和“问题”之争，也就是我们是要“哲学”还是“科学”的争论，在国家战乱时期，在武装夺取政权时期，自然首当其冲的是争取“人心”，尤其是争取读书人，这时华丽的“哲学思想”话语要比需要一点点地去“求证”的科学方法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似乎学会了几句有“主义”的话语，就是有了“哲学思想”，就有了“高级文化”，在“山沟沟里也可以出马列”，“泥腿子也可以占领讲台”……。在战争时期，怎样可以“取胜”就怎样来，可以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但到了社会的“常态”，依然迷信“主义”，以为存在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则必然使这个社会问题成堆。今天我们需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要让这座“问题大山”越来越小，不再积累新问题，就需要让“科学”真正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认识“哲学是什么”和“哲学不是什么”。
小结
一个人所以要上学，去学知识，其目的是为了得到谋生的“本领”；除此之外也有为了得到“思维乐趣”的目的，希望知道更多的“为什么”。为了前一个目的，就去认真学习“科学”；如果为了后一个目的，就去认真“思考”，不存在掌握什么“思想”就可以让你一劳永逸。哲学的真谛就是去“思考”、去“怀疑”。《儒林外史》中一个读书人说，再没有比“砍杀臭棋”更痛快的事了；同样，不让你下棋，又让你去观棋，甚至要让你赞扬拙劣的棋技，作为一个棋手，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