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子钱锺书》从去年开始看，断断续续，现在总算是看完了，之所以“断断续续”，是因为这是一本研究性的人物传记，对我来说不是一本能让人快意阅读的书，而我又认为这是一本应该认真看完的书。
钱锺书先生是博学的大家，以学术闻名于世，对于此，作为门外汉的我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但我一直以来对他的生平事迹很感兴趣。钱锺书先生历来不主张别人写他，但窃以为，钱先生也知道要所有人都不写他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有杨绛先生的《记钱锺书与<围城>》、《干校六记》、《从丙午到“流亡”》，以及后来的《我们仨》（2003年）。而由汤晏所著的这本《一代才子钱锺书》，虽然是出版于钱锺书先生身后，但从杨绛先生能够对汤晏先生在写书过程中不断提出的问题给予飞鸿解答，从汤晏先生与钱锺书、杨绛伉俪长达二三十年的交谊和书信往来的情形来看，这部传记可以说至少是得到钱锺书先生特别是杨绛先生的认可的。杨绛先生在2001年10月28日致函汤晏先生中说：“您孜孜矻矻为他写传，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其实；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我很佩服您这种精神”，更说明了这一点。汤晏先生也因此将这封信置于全书的最前面。
写到这里，我想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传记的作者。汤晏是台湾人，现在居住在纽约，系美国大学历史学博士，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接触到钱锺书先生的作品、70年代末与钱先生相识后，一直与钱锺书、杨绛先生鸿雁往返达二三十年，他搜集了大量与钱锺书有关的书籍、资料，“其浸淫之深、查证之详、用功之勤，使本书成为目前最详尽的一部钱锺书传。”
《一代才子钱锺书》资料丰富、取材严谨，全面地反映了钱锺书先生多彩多姿的人生历程，特别是1949年之前的前半生，钱先生的家世，对钱锺书先生一生有重大影响的父亲钱基博，钱先生的清华岁月，留学法国期间的生活，西南联大的艰苦历程等，无不让人读来倍感亲切、感人，是一部足堪传世的信史。这部传记的又一个特点是每章正文之后均附有注释，有的注文文字颇多，有各种可资参证、比较的中外史料、掌故，必要的考证、辨析和引用，以及存疑备考等内容，既可供阅读者、研究者查阅参考，又避免了正文的冗长、繁琐。在传记的最后，还附有重要的人物、书籍的索引，更方便研究者的查阅。
钱锺书诞生后，家里为他找了一个奶妈，是一个亡夫失子的乡下寡妇，可能因为思念亡夫和夭折儿子的伤痛，奶妈有时会发呆，钱先生生性幽默风趣，爱说俏皮话，家里人有时不能领会他的幽默风趣，就会说他“专爱胡说八道”，是因为吃了痴姆妈的奶长大的，袭有姆妈的痴气。汤宴先生接着说：“这种痴气也许在文学上就是才气。”
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子泉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古文根底雄厚，还是一个保守的儒家学者、旧派文人，当时西学东渐已成风气，科举已废，但他仍要他其子弟跟着他学古文，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当时钱锺书和堂弟钱锺韩在东林小学读书，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到无锡第三师范钱基博的办公室学习古文，钱基博亲自教授，钱锺书在父亲的耳提面命朝夕教诲下，加上自己用功，为学日益，打下了极好的旧学根砥，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国学概论》一书，请钱基博先生为序，钱基博让钱锺书代为撰写，这篇代为捉刀的序文畅达壮丽，写得相当老到，一字未改就交付排版印刷，当时钱锺书先生才进入清华大学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此事迄今还传为美谈。
钱基博老先生对钱锺书管教甚严，除了在学识教养上，更在于为人为学上。他曾经谆谆告诫钱锺书“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在1931年10月31日给钱锺书的一封信中，他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锺韩为秀出，然锺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为愧”，钱基博先生还说：“……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
对于钱基博老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培养和管教，汤晏先生在书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韩文公尝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钱锺书何幸，伯乐就在家里。钱锺书的成功，是钱基博一生最大的成就。”
很多人总是评价钱锺书先生是“天才”、“才子”，可是从来没有什么天才，天才总归出于勤奋，这一点在钱锺书先生的清华岁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清华求学期间，钱锺书先生是在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一位。当时清华藏书之富，在各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的，有几十万册，中外古今图书应有尽有。据清华校友甘毓津回忆，“他（指钱锺书）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晚年也曾回忆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
汤晏先生这部传记的一大不足之处是关于1949年之后的钱锺书先生写得太过简略，这可能因为钱锺书先生极少谈论自己，所留下来的资料很少。（记得数年前看谢泳先生的书《逝去的年代》中曾说，钱锺书先生“40岁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让我感伤不已。）不过这个缺陷我是通过阅读这部传记时以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和后来出版的《我们仨》来参照阅读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还有《从丙午到“流亡”》，以前曾读过，可惜一时找不到）。李慎之先生（钱锺书先生的同乡、世交）在钱先生逝世后第五日所写的《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锺书先生》中提到，在文革中，有一回学部（即社会科学院）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胸挂着黑帮的牌子还昂首阔步，从贡院西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乐，既不畏缩，也不惶惊。李慎之先生说，这只有“有待于内，无恃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的。这一史料十分鲜活的显示了钱先生在厄运中的气度，惜未能为汤晏先生所援引。
可能因为汤晏先生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他写作钱锺书先生这么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钱先生自语），有些地方似乎并不那么贴切。例如在书中汤晏多次以钱先生的经历、遭遇来和外国作家、学者乃至政客进行比较，他是有意作这种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不过这种比附有的时候并不贴切。像为了说明钱锺书先生的口才一流、学问渊博，汤晏将他与胡适、叶公超做了比较之后说，“钱锺书到底不是书呆子，也不是学究，像他这样的才子，如果在美国的话，退一万步来说，替广告公司写广告词或帮政客写演讲搞，都是一流人选。” 汤晏先生又引述《明报月刊》刊载的一偏文章中作者水晶与钱锺书先生关于《围城》中唐晓芙的一段对话，说：拿上述的水晶的“逼供”与钱锺书的“答辩”来看，如果与人家打官司，钱锺书确实是一个最好的“辩护律师”，又在注文中引用1960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与记者的问答来进行在我看来很不贴切的比照。书中类似这种不当比附还有不少，也算是此书的“白玉微瑕”。
2006年4月23日
一念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