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工匠精神”有一些讨论。究竟什么是“工匠精神”呢？怎么理解呢？当然从技术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工匠精神”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只与技术、经济有关。既然谈到了“精神”，它就不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一定是文化。所以我今天重点要从文化的角度谈一谈何为“工匠精神”，怎么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意味着什么？
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专业精神。
什么叫专业精神？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最早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讲资本主义怎么产生的，是到今天世界影响都非常大的名著。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和商业有关，商业文明古已有之，几个有影响的大的民族，商业都是很古老的一个现象，中国也是这样。在西欧最早商业最发达的是地中海国家，威尼斯是当时的地中海乃至整个商业的中心。但是现在所熟悉的这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竟然没有最早发生在商业最发达的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威尼斯，而是发生在荷兰，然后是英国，那是什么原因？
韦伯做了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分析，他发现这和宗教有关，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的宗教伦理当中，人是有罪的，在现实世界是一个黑暗之城，上帝之城才是光明之城。所以人活在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要赎罪，最后进入天堂。所以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成就越高，越说明你是罪人。“富人要进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在这种背景里面谁愿意去赚钱？
但是17世纪新教出现以后把这些都改了，因为在新教看来谁能进天堂这是命定的，命定以后你怎么来显示你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呢？就看你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就，成就越高越能证明是上帝最好的选民，你有可能进天堂。所以新教国家的人开始改变了，为了进天堂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赚钱。
现在的人赚钱是为了享受，为了积累财富，甚至非理性地积累财富。但是最早在清教徒看来，赚钱仅仅是为了进天堂，所以韦伯用了一句话“入世禁欲”。清教徒们积极地工作，但是在生活上非常节俭，是对于自己的欲望极其克制的人。美国最早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老福特，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还是穿了一双破皮鞋，一身旧西装，每天早上喝清咖啡、吃黑面包，这是他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赚钱主要是为了证明“我是上帝最好的选民”。今天的中国有点像19世纪的英国，就是工业革命后经济高速增长。当时维多利亚时代是很保守的，还有一套宗教观念。《有信仰的资本》是英国的一本书，介绍了19世纪英国十几个著名的企业，比如说今天大家很熟悉的联合利华。这些企业拼命地赚钱，赚了这么多钱又不消费，就做公益慈善。因为公益慈善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要求做。所以这是 “有信仰的资本”。早期那种拼命地赚钱，但是有一个宗教伦理在制约着，这和后来不一样，后来当然西方也“入世纵欲”了，宗教已经退潮，更多的人进入消费主义，特别是1929年资本主义危机之后消费主义成为主流，如果消费疲乏，经济就要出问题。
但是早期有一个东西留下来了，就是所谓的“志业精神”，我前面说“工匠精神”就是一种专业精神，也叫“志业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呢？我们讲一个“天职”calling，就是最早一代资本家、企业家，他们是为了上帝而投身于工作的，所以他们赚钱是内心有一种呼唤，上帝声音的呼唤就是calling，叫天职。后来社会慢慢世俗化了，很多人不信教，不可能都是为上帝工作，很多人不再有宗教信仰了。支撑你拼命工作的这种精神从哪里来呢？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饭碗，这是一个职业”，这是大部分人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但是工匠精神的背后不是一种职业，而是另外的东西——vacation，即“志业”。与你内心的志向有关，志业可以说是天职的世俗版本，你不是为了混口饭，为稻粱谋而从事自己的工作，你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声音、一种召唤在从事自己的职业，这个职业就叫做志业，工匠精神就和志业有关。
什么叫志业？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他有本名著《追寻美德》，麦金太尔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彩观点，他说虽然人都追求利益，但是有两种不同的利益，一种叫外在利益。外在利益是对权力、财富、知识的追求，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做“身外之物”，这些追求是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外在利益的特点是可以替换的，比如最初追求知识，做学问，后来发现做了半天的学问没什么回报，工资很低，社会也看不起我们，算了，下海经商吧，转而追求财富了。追求了半天财富，觉得商人的地位也不高，还是做官吧，又去追求权力了。这都是可以转换的，这都是外在利益的追求。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不断跳槽，从这个行业跳到那个行业，这背后驱使的都是一种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哪个利益能够有更大的回报感，我去追求哪一个。
但是麦金太尔讲，还有一种利益是内在利益。内在利益就是“金不换”，就是你所追求的那个利益是不可替代的，“非此不可”，是你内心渴望的。不是为了换取一些很具体的身外之物，是为了满足内心觉得好的生活，我觉得只有从事这个，才是我内心所渴望的。这就是内在利益。
志业就是一个能够满足你内在利益的职业。聪明人通常能够从事好多工作、好多行业，干什么都出色，但是往往有一些人觉得他有自己内心独特的追求，觉得只有干这个他才过瘾，这就是他的志业。“工匠精神”的动力恰恰来自这样一种志业，这种志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专业精神。
今天我们有各个行业，每个行业里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专业品位和专业价值，你不从事这个行业你是体会不到的。你进入其中，你能够对你从事的这个专业的内在品位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愿意去钻研它、体会它、追求它，把它作为自己的梦想，愿意不计功利地投入，把它做到完美，因为这是我的内在利益，这就叫做专业精神。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高精专的行业才有专业精神。20年前，上海当时提倡要学习一位劳动模范，叫徐虎，他是修马桶的。那个时候修马桶还不是一个社会职业，他是房管所里面专职修马桶的，徐虎师傅很不错，不辞辛苦，帮居民们解决了一个个的具体困难，这种精神也被提倡为“徐虎精神”。他是共产党员，当然觉悟一定很高。当时我写过文章，我说徐虎整天为人民服务，如果觉得自己很痛苦，那么肯定是支撑不了多久的。他一定有专业精神，他把修马桶作为自己的志业，而且从中得到了快乐。人家都搞不定的，他搞定了，居民们都很感谢他，他从中得到了一种满足感，尊严感，他一定有这样的专业精神。各行各业都有专业精神，在中国很多行业里面大部分人是很难体会专业精神的，甚至很难从这个专业里面得到一种内在的享受和快乐，这就是问题所在。
今天的问题在哪里？今天崇拜的是财富，而不是有特殊技艺的工匠。 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都是财富的排行榜，好像谁拥有最多的财富谁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需要有一种普遍的工匠精神，我们今天缺的是专业技术的排行榜。比如手机，现在说华为压倒小米了，为什么压倒？销量压倒了，销量成了标准。很少说从
专业技术角度，从行业声望角度，来制定一个排行榜。要说销售量，苹果不是第一，但是专业技术方面的行业声望，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可以和苹果叫板。现在太重视财富了，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都以财富作为标准，我称为“外在价值”，但是缺乏的是一种“工匠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内在标准”：专业技术排行榜、行业声望的排行榜，都没有。假如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搞一个这样的排行出来，肯定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深圳这个地方，深圳在行业技术、专业声望很多地方都领先了，这种排行榜的推出才会有可观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 叫“会笑的人是最后笑的人”，各行各业的竞争背后谁能笑到最后？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是具有这种工匠精神的人，最看重的不是财富、金钱，而是最后能够在自己行业里面领先。华为不上市我觉得是对的，一上市就要受到股东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利润报表，就受到了各种各样外在的因素的影响。如果不上市，压力会小得多，会专心致志地来追求自己的专业技术在那个行业里的内在价值。
第二，工匠精神是一种信仰。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在我看来还是一种信仰。我前面讲，现在的这套企业制度竟然是从新教伦理里面脱胎而出的，就和宗教有关，宗教是一种信仰。这里我要引用20世纪大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一句名言：“文学之于我，不仅是兴趣，而且是信仰。”这句话我看到以后，有一种触电一样的感觉，要支撑你从事一个专业，乐此不疲地受到各种挫折还愿意钻研下去，与它终身为伴，有时候仅仅靠兴趣是不够的，兴趣是可以发生转移的，但是一旦兴趣成为你的信仰了，那就是真正金不换了。“工匠精神”对于工匠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信仰。
我们都非常喜欢苹果手机，乔布斯把苹果的产品，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做到了极致。这个产品不仅在技术上是极致，而且还是一个艺术品。有一个词叫做“技艺”，这个词我非常喜欢，既是技术又是艺术。苹果在技艺的层面做到了完美和极致。
一个产品要做到完美，到了很高的阶段之后，每提高1%，它的投入可能就不是1%，而是10%，甚至更多，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一般人如果只追求市场的价值，会觉得得不偿失，但是乔布斯的逻辑不是商业逻辑，他就是一种工匠逻辑，他的动力就是对内在利益的追求，我要把我的产品从技术到艺术都做到完美和极致，所以今天才有一个无人可挑战的苹果，才有那个永远都让人怀念的乔布斯。中国媒体有一句神评论，说中国人“老是想着job，所以永远出不了Jobs”。因为乔布斯有一种工匠精神，这是我们欠缺的。
大家都说年轻人要有理想，世俗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什么呢？我们不必提得太高，一讲到理想主义好像一定要是道德上的圣人、有家国天下情怀。理想主义在我看来就是从你脚下这块地方做起，就是把你所从事的工作做到完美、做到极致，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理想主义的精神恰恰是你有一种专业精神、志业精神。
要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你要对自己的领域和从事的具体工作有敬畏感，当然要有竞争，但是仅仅有竞争是不行的。我们以前很相信市场，觉得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自然会产生优质的产品。但是，如果缺乏一种工匠精神，在野蛮生长的市场早期阶段，胜出的可能不是那些工艺最好的，而往往是那些粗制滥造的，这就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市场经济时代，有一种伦理叫做“工作伦理”，或者叫“职业伦理”，这就是对自己的专业有责任感，是把自己的专业看成一种信仰，这就可以培养出一种伦理的精神。
马克斯•韦伯有另外一个著名的看法，他说人都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理性有两种，第一种理性叫价值理性，第二种理性叫做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就是一个人在从事自己行动的时候，只为自己的动机负责，为自己的目的负责。对于一个宗教徒来说就是“做到尽可能的完美，把结果交给上帝”。这就是一种价值理性，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当然是一种信仰。
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社会，大部分的人是不按照这种价值理性来行动的。大部分的人不问这个选择、这个行动终极目的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没意义，他只设定很具体的目标，只问要达到这个目标我该如何行动，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又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工具我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叫做工具理性。
韦伯就讲，现代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只生产，不问最后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现代人普遍的行动方式都是工具理性，当然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如果没有工具理性，今天的财富、今天的技术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爆发性地增长。
但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我们会发现由于资本主义产生以后，包括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方式只用到一种工具理性的话，最后我们的生产目的、我们追求财富的最终目的，被忘记了。人类现在拥有了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否要有一个限度，人与自然、与生态环境是否要有一个和谐、平衡的问题。我们这样拼命地促进财富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终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今天都忘记了。似乎追求财富、追求欲望的满足成为我们唯一的生活目的。但是，随着人类财富的增长，随着我们拥有物质的增加，人类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反而在减少。这是价值理性会问的问题，而工具理性不会问这个终极的目的为何。
涉及各个具体行业，当我们仅仅是为了盈利，为了赚快钱，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这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但是，我们究竟是为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个终极性的目标今天却被淡化了。一旦一个行业自身的行业内在价值被淡化了，这种工匠精神也就衰落了。
前不久放映的吴天明导演最后的作品《百鸟朝凤》，是一个唢呐匠的故事。我看了以后很震撼，这个“匠”特别好，他追求的就是那种唢呐自身的精神。老唢呐匠说：吹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那是吹给自己听的。《百鸟朝凤》在我看来是一曲挽歌，是一曲中国古代匠人精神的挽歌。吴天明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即工匠精神的匮乏。
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创业，你仅仅有工具理性可以创业，但是创不了大业。创不了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这种真正的大业。为什么？创大业的人是要有梦想的，马云有一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这句话是对年轻人讲的。但是我们对梦想的理解不要狭窄，在我看来梦想和目标是不一样的，目标每个人都有，现在凡是自我理性能力很强的人都有一套人生规划，但是这个东西叫“目标”，目标是具体的，但是梦想是抽象的。
马云的梦想是什么？一开始搞黄页，他的梦想是要为中小企业服务，这是他的梦想。他不是仅仅为了赚钱，他有他的梦想所在。以这样一个梦想作为一个价值理性，然后一步一步往前，最后做大、做强。
前不久发生了一个大事，阿尔发狗在人与机器的围棋大战中打败了人类，这个事情轰动了全世界。这家公司后来被谷歌收购了，谷歌是一家什么公司？谷歌竟然是一家“10%的人负责赚钱，90%的人负责胡思乱想和科技创新”的公司。这家公司不是赚快钱，不是把所有的主要精力都是用于赚钱，它造就的是人类的梦想。它关注以前人类都难以想象的、连科幻作品只是依稀猜想到的那些梦想，它要努力地实现它。过程中可能经历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失败，但是实现的那部分震撼了整个世界，可能会改变人类。这就是有梦想的公司，有梦想的创业者，最后是创造了大事业的。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创业需要什么样的禀赋呢？韦伯曾经讨论过政治家，他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需要三方面的禀赋：
第一，价值理性。对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的生命关切和献身热忱。就是一个大政治家必须要有信仰、有梦想，这种梦想是伴随他一生的政治生涯的。像奥巴马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人，他在位期间要推行全民医疗改革，这个差点让他下台了，但后来竟然成功了。他说“哪怕我因此下台，我也要追求全民医疗保险”，因为美国和欧洲比，在全民医疗保险方面实在太落后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信仰，并愿意为这个信仰献身。
第二，要有现实的使命感，并为实现这一使命所必须的责任伦理。政治家不是教徒，他还要有现实感。当我在实践自己的目标的时候，要对结果负责，一旦发现这个结果伤害到了自己的信仰，就要为此负责。比如说我是为人类思考的、我是为人类服务的，结果我最后的行动伤害了我的这种信仰，危害了人类，我就要因此承担责任，这就叫责任伦理。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他到了1950、1960年代，积极反对美国政府的原子能政策，他觉得这个原子能技术若不加以束缚会毁灭人类。现在全世界的原子弹可以毁灭地球20次，他就站出来激烈地批判美国政府和不加约束的原子能技术，这就是他所担当的责任伦理。
第三，对现实超越感情的冷静判断和深刻理智的洞察能力。
这个当然是更稀贵的素质，韦伯讨论的是政治家，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创业者，一个有工匠精神的创业者，不仅仅靠一种献身精神、责任伦理，而且需要第三条，那种冷静的判断和洞察能力。这三种禀赋和气质，才构成了一种全面的创业能力。
这个时代聪明人很多，聪明人干什么都行，转行特别快，今天发现这个潮流领先了，我立马转行做这个，那都是聪明人，聪明人是没有自我的，他不断在变。虽然他够聪明，跟得很快，他也小有成就，立马就跟上了。但是你会发现不断转行的人未必是能够做成大事业的人。从这一点而言，有时候不是比谁聪明，而是比谁更傻。“傻”是指他就认一个死理，就认准了干一件事。当然这个也不能是一个夕阳产业，他还是认定这个行业是有前途的，由于各种原因处于萧条期，但是只要做下去，依然有可能死
而复生，这是一种傻子精神。
往往一个行业的大事是傻子来做成的，而不是那些外面来的随时准备开溜的聪明人做成的。傻子是什么？有时候就是一种游戏精神，游戏就是好玩，没有太功利的目的，也不追求成功，没什么道理，就是喜欢，于是沉湎于其中。工匠精神有时候也是这样，不是为了钱，只是喜欢。工匠精神讲到最后也是一种游戏精神。
如今教育界都很崇拜“学霸”，崇拜成绩出类拔萃的学生。实际上教育史上最成功的人都不是学霸。有机构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现在，中国出了上千名各省市的“状元”，上千名状元里面，几乎没有人出名，几乎没有人成为那个行业的领军人物，都成为平庸的人。他们可能也不错，但是他们成不了大业。什么道理？学霸太看重分数了。但是教育史上却有一个现象叫“第十名现象”，一个班级如果是40—50个人，跟踪调查发现，后来能够有出息的人，通常在班级里面是成绩在十名左右，这第十名不是他拼死拼活考到了第十名，而是他够聪明，用了70%的精力考到了第十名，学霸用100%冲前五、冲第一，而他不干，用剩下的30%去玩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因为他够聪明，基础也够好，后来就靠这30%精力所形成的兴趣，有了大成就，这就是“第十名现象”。
工匠的最高境界就是游戏，因为游戏就像工匠一样，用一种喜悦的方式来欣赏自己的努力。游戏这个东西要么不成功，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工匠精神不要内含牺牲和痛苦，而是快乐。有一年我在香港看到香港电视记者采访当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学者崔琦教授，记者傻乎乎地问他：“崔教授，你每天在实验室，一定很辛苦吧？”崔琦教授淡淡一笑：“我每天都是怀着好奇的心情进实验室，不知道每天的实验结果是怎样的，像小孩子一样期待实验的结果，每天进实验室都像过节一样快乐。” 就像我们看欧洲杯一样，假如知道结果是什么，还会看吗？不会了。你每天像过节一样期待着结果，那个结果是未知的，玩实验也是一样的，你不知道最后玩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哪里像现在的各种课题，非常奇怪，让你事先规划好，哪一年干什么，最后结果怎么样，好像一个实验是一个最终规划的结果，连第一年买什么、第二年买什么，都要报得清清楚楚。实验是未知的，所以这才好玩，这才有动力。
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萨义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知识分子论》，讲了一句名言：“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现在大量的知识分子成了专家，做研究、著书只是为了稻粱谋，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为了换来职称、收益、课题。但萨义德说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以此推广，工匠精神也是一种业余精神，你要把专业的事情当业余的来做，因为专业一定有某种功利的目的在里面的，但是你一旦把它看成业余，那就没有上班下班之分、业余与专业之分了，因为这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有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著名的创业导师李开复，当年辞去了微软的高薪，自己出来创业，他的老板想不通：我给你的高薪是任何人都抵挡不住的，为什么你竟然说“No”，为什么？李开复后来说，他的梦想，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创业，最重要的，是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什么叫成功？一个真正的创业者，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他成功的标准不是外在的、市场的、世俗的标准，不是多少财富、多大的公司，他的成功是一个自在的、自我的标准——“最大的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所以李开复教导很多的创业者说，最大的成功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最好的自己是什么，所以盲从，跟着大潮流走，大部分人只能“跟”，无非是“跟得上”和“跟不上”的区别。但是最优秀的人就像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他认准的目标一般人是不在意的，但是他能够看到这个目标代表了未来。就像当时谁都不看好马云，不肯贷款给他，只有日本软银的孙正义独具慧眼，给了他投资，让马云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今年上海电影节期间，李安的一场讲座爆满，300人的会场涌进了600人，他的一番话，第二天媒体纷纷报道，我的微信也被刷屏。很多人问他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赶上美国，因为中国的电影票房马上要超过美国了。李安给大家泼了冷水，他说：“我希望大家慢速成长，我就是一个36岁才晚熟的艺术家。”李安真的是大器晚成，虽然他从小喜欢艺术，他读了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这是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但是这个行业一毕业就是失业，没有人找你拍片。他整整6年时间在家里带孩子，靠太太养。李安熬得住，连短片、广告片都不接，最后熬出了头，踏入了好莱坞的顶尖导演行列。他身上是有一种傻子精神。李安说现在中国人都在想着赚快钱，各种资金都涌入了电影行业，但是都是要求你几年里面达到多少收益。这样的急功近利是出不了李安的。今天中国各种各样的人才培养工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孵化器，都是速成式的，要求你立马成功。比如很多课题要求3年、最多5年必须完成。谁都不是傻子，当然不会报一个风险大的项目，所以就弄一个保险系数比较高的，好像有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保证不失败的平庸项目。今天中国对于科研的投资，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但收获甚少。玩出大成就的都是有工匠精神的傻子，但中国的“傻子”太稀罕了，“聪明人”太多了！
工匠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品位，你要做出优质的产品，首先你要知道何为卓越，何为平庸，要有专业的品位。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只讲多快好省，是不讲品位，只讲市场价值的。比如在大学里面，急功近利地要求老师和学生发表成果，但很多学者连基本的专业品位都不具备，你还指望他能够出什么卓越的成果，还能带出怎样优秀的学生呢？在我看来，这种以发表为核心的培养工程应该降降温了，在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阶段，更多地应该放在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专业品位上。
第三，工匠精神追求的是卓越。
品位最重要的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与日本的差距，不在格局，而在细节。中国人格局很大，但细节粗糙。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在细节上下功夫。
细节的功夫所追求的是卓越，卓越的产品未必有最好的市场价值，特别在一个急功近利、野蛮生长的市场里面，假货打败真货，平庸战胜卓越，比比皆是。因此，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实际是一种贵族品质，贵族虽然也在意财富，但不将财富作为终极的价值，贵族的终极价值是对卓越、对品位的追求。
无论是卓越的产品还是创新的产品，最后都离不开工匠，需要有一批在专业行业里面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独特性的工匠来努力，而这种努力需要很多改变，首先要从教育入手。
中国今天的教育是一条羊肠小道——高考，但是在德国、日本这些工艺大国，教育是双轨制，你读书读得好可以高考，但是如果你不是读书的料，喜欢当工匠，没关系，他们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乃至高等职业教育，让你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德国、在日本，一个工匠、一个高级的蓝领技术工人，同样受到社会的尊重。
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日本，会发现他们连一个小小的糕点都做得那么精致，在东京吉祥寺有一家卖羊羹的小店，小小3个平方米门面，一年的营业额竟然高达3亿日元，将近2300万人民币。他们每天只卖150个羊羹，每人限购5个，要早上四五点钟去排队才买得到，至今46年，天天如此。羊羹源于中国，后来传到日本，这家小店所生产的羊羹，既是食品，又是艺术品，有顾客如此赞美：“美貌到舍不得吃，美味到忍不住不吃。”这就是传了几代人的工匠精神，追求极致、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整个日本社会对这些匠人非常尊敬，甚至崇拜，一点也不亚于对科学家、企业家的敬意。
在欧洲，很多国家也非常尊敬匠人，所以德国的工艺世界第一，瑞士的钟表至今无人匹敌。这些国家有非常发达的职业教育，世界上还有一个竞赛，叫做“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大赛”。德国在世界技能大赛里面囊括过所有的金牌，遥遥领先。这个技能大赛到去年已经43届了，这几届中国选手也拿了几块奖牌，但中国的媒体很少报道，可能觉得“这玩艺儿，蓝领的活嘛”。我们所崇拜的英雄都是坐办公室的，或者在实验室的，在商务大楼里面的。在现场的电焊工，再怎么伟大，也没有人看得起。
前不久山东的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暴得大名，因为他们的校长对学生说：“你们要有出息，如果你们不好好学本事，我们就和北大清华没什么区别了。” 虽然蓝翔培养的开挖掘机的毕业生收入未必比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低，但依然赢来社会一片嘲笑，蓝翔出名，似乎是一个笑话，但是，中国缺乏的，恰恰是像蓝翔这样的培养高级技术工人的职业学校。高级蓝领的市场需求缺口很大，而一般白领严重过剩，但是人们还是争先恐后要考大学，不愿进入职校。这里面有一个“丈母娘价值”：宁愿将女儿嫁给穷白领，而不嫁给富蓝领。为什么？因为从孔夫子开始，就把人分成两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哪怕再穷，白领也是“治人”者，是管理者；而再富的蓝领，也是“治于人”，是被管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文凭社会，有大学和研究生文凭的白领以后有希望升迁，而没有大学文凭的蓝领永远是打工的。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现实，形成了中国人非常顽固的职业价值观。从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很多制度的改变，特别是教育制度的改变，也需要一个文化的改变，整个社会要尊重工艺人、还工艺人以精神的尊严，同时提供给他符合其身份的社会报酬。
职业价值观的改变，要从教育制度开始。要尊重工匠，尊重手艺人，尊重工人阶级，首先要给他们的劳动以合理的、体面的报酬，尊重他们对社会的独特贡献。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举一个例子，苏州的双面刺绣很出名，但前几年找不到好的绣娘，因为绣娘都面向市场，拼命提高产量赚快钱。现在有一些收藏家，就将苏州最好的绣娘养起来，不给她定指标，每年给她固定的收入，让她按照专业的内在标准，不惜工本绣出最好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令人可喜的变化，也正在形成新的趋势，注重专业、注重内在品质的工匠精神正在在市场的夹缝里面慢慢生长出来。有了工匠精神的复苏，中国才有可能从一个“山寨大国”慢慢转型为一个工艺大国和创新大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要有耐心，更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形成尊重工艺、尊重工匠、追求专业品位的好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