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已经贡献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把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上升到大战略或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研究，这样的成果却不多见。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做出初步探索。
一、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是一种大战略的调整
什么是大战略？所谓大战略，又叫国家战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宏观战略概念，是国家战略的最高战略层次，它不仅要把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等囊括于一体，而且要给这些领域的战略以实际指导。正如我国著名大战略学家吴春秋同志指出：大战略是国家或国家联盟“建设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方略。”“大战略和国家战略概念的出现，是从传统的军事战略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更高的层次。……大体说来，在军事战略之上有大战略和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平行的有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心理及其它方面的战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大战略既适用于战时，又适用于平时；既管国家安全，又管国家发展；既有对外的一面，又有对内的一面。”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地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任务的需要，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这种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出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里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和对策。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是一种大战略的调整，而不是通常的局部或部门战略的调整，或者修补式的调整。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邓小平同志对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了我国国家战略的全局或者说国际和国内的大局。
一切战略都强调全局性，而大战略的全局性层次更高，因为它是凌驾于一切其他战略之上的总体战略。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来看问题。”“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很明显，国际、国内大局构成了我国国家的战略全局，这个全局的关键就是先把经济搞上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 为此，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80年代以前，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我们曾经在国家战略全局上犯了错误，对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则把备战放在第一位。当时我国领导人提出：我们正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美苏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战争迫在眉睫，”“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战争和革命因素都在增长”等等论断，因此，要“备战，备荒，为人民，”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部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由于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也就是说正确地抓住了国家战略的全局，从而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据此，邓小平同志调整了我国的国际和国内战略。
2．邓小平对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既涉及到国家安全，也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平时，是全方位的战略大调整。
大战略的原意主要指国家安全战略，但在当今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时代，大战略不可能不涉及到国家的发展问题。建国以后的较长时间里，由于中国先后面临美、苏两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和压力，我国领导人曾不得不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7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我国还实行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建立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以维护我国国家的安全。1982年，邓小平同志改变了这个战略，主张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尽管邓小平同志后来也讲过：“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但是，他对国家安全的理解是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要把经济搞上去，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样国家的安全才有保障。邓小平同志多次讲：“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不论国际大气候如何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3．邓小平对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教条，使国家利益成为我国处理国际事务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建国几十年来，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始终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所谓国家利益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环境中为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所承认的一切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总和，其内容主要包括生存和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等。过去有一段时期，我们曾经过分看重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热衷于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而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结果与不少国家都闹翻了。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4．邓小平对我国国际战略的调整，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转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任何战略都有一个相对稳定性的问题，大战略则更为明显，因为它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起作用的。邓小平同志讲，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这也包括了国际战略。他还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和持久不变的。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核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我国将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也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它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小平同志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大战略的标准来衡量，有以下几个方面：
1.和平与发展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和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全面研究,从大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1984年5月在会见南美贵宾时,他说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 翌年,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不仅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观点,而且用地理概念对此做了概括。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和平与发展的理论,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是对我们所处时代主题的准确概括，它使我们党调整内外战略，实现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有了客观依据。 其次,这个理论也为确定我国外交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提供了理论指导。正如邓小平指出,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就是谋求和平与发展。“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外交工作必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 这就把党的对内和对外方针统一起来了，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坚持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了，并且提到了“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
2.独立自主理论。独立自主是指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独立的,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犯。独立自主的理论原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后来被我党应用于处理与外国党的关系以及与外国的关系中。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我们都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80年代初,邓小平重新提出并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有他的新意。这就是改变了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折决定我们的态度和对策。正如邓小平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从结盟到不结盟，这是邓小平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战略的全局考虑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对过去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结盟的战略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性。无论是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还是后来的“一条线”战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与某些国家的关系，使我们的外交失去了灵活性和必要的回旋余地，有时还会被霸权国家所利用，成为它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3.和平共处理论。 和平共处的思想原是列宁提出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把和平共处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指导、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它发展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形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例如，1949年9月，《共同纲领》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根据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31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翌年4月29日，该五项原则被写入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之中。1954年6月，周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中印、中缅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国、印度和缅甸国家关系的基础，并且认为这应该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55第一届亚非会议召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更多亚非国家的拥护。1956年11月1日，针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我国政府发表声明，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合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也适合于社会制度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大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与国的关系不应当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好恶。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一切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邓小平同志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1982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明确载入了我国新宪法的序言之中。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我国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这一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得到了更加广泛的确认和赞同。到80年代末，我国已同100多个国家在共同签署和发表的文件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充分表现了他作为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深谋远虑。
4．对外开放理论。对外开放是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一项长期的政策。邓小平同志多次讲：“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政策，是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在制定对外开放的政策时,他还主张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 对外开放除了在地理上是全方位的，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只能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5.“一国两制”理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存在领土纠纷或历史遗留问题，如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等等。如何解决?邓小平从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解决方案。1978年底,他在考虑台湾问题时讲到：“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后来他又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 ”。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于1982年开始与英国谈判香港问题,并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从1997年起,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随后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问题也达成了协议，规定自1999年起澳门主权归还中国。中国保证香港、澳门两个地区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充分证明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历史创造性。
6.睦邻友好理论。睦邻友好的主张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来的,也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但是在某些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没有得到很好地实行。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睦邻外交思想,提出了睦邻友好的理论。邓小平睦邻友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这与毛泽东团结反帝的睦邻外交思想是不同的。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更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 为了促进中国与周围邻国的友好关系，邓小平还提出了解决我国与邻国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问题的新思路。对于边界问题,他主张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例如,在1979年2月，他曾对印度客人讲：“我们两国的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后来又说：“对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主张互谅互让,合情合理地解决。”。.. 对于领土主权的争议问题,邓小平则主张可以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办法。1984年他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路子解决”。. 例如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都可以避开主权问题,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 事实表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不仅适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适用于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如领土争端，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这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趋势所要求的，也符合有关国家的根本利益。
三、冷战后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以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为标志的两极体制宣告结束，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与此同时，苏联、东欧的剧变，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和逆境之中。于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就被卷入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之中，被置于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如何动作，需要中国的政治家做出超人一等的应对和战略选择。邓小平同志以大战略家的眼光和智慧，适时地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思想，机智巧妙地解决了冷战后我国对外关系中遇到的难题，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开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赢得了主动权。
邓小平同志关于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是他的国际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深化。
首先，涉及到如何看待当时的国际局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提出了三句概括性的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 也就是说，要全面、客观和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冷战后的国际局势。他在一系列讲话中指出：第一，要对国际形势冷静地观察，继续观察，“总之，不能看成漆黑一团，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 第二，“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乱得多。”“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会存在着，关键是要善于把握。” 第三，中国不许乱，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能倒。“现在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许乱。”“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不要乱，认认真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其次，关于冷战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问题。邓小平同志从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和我国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基本方针，其核心是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又称“韬光用晦”或“韬光隐晦”。“韬光”，是说把“声名才华掩藏起来，”“养晦”则是“隐居待时”的意思。“韬光养晦”意指收敛锋芒，隐蔽才华和意图，待时而起。韬光养晦与道家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因为老子主张和光同尘、以弱胜强。他说：“挫起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邓小平同志把道家的思想运用于当代的国际政治，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老智慧的完美结合。
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自然有收敛锋芒、含而不露的一面。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并不得罪；”“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朋友要交，心中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准备过几年糊涂日子等等。但是，韬光养晦的战略也有卧薪藏胆、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一面。例如，邓小平同志讲：“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是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同时，更重要的是寻找有利时机，发展壮大自己。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要冷静、冷静、在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足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在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大战略的高度，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开创了我国外交的崭新局面，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增强。今后，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将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战略以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持久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