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努力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国崩溃论”,一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只是出于西方的一厢情愿,结果当然事与愿违,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发展。于是,西方的媒体就频频祭起“中国威胁论”,企图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阻扰中国的正常发展。
“中国威胁论”迄今已经历了三波。第一波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是少数日本、美国学者所鼓噪,但当时应和者寡。第二波在9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成功收回香港以及中美之间关系改善,美国人伯恩斯坦和芒罗出版《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强调中美利益冲突,未来可能发生战争危机。第三波就是最近一个时期,《纽约时报》、《金融时报》、《亚洲时报》等不约而同地宣扬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亚洲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并对中国的亚洲政策和国防政策横加评论,认为西方对华投资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等等。
与前两波“中国威胁论”相比,第三波“中国威胁论”产生的背景,主要指向和目的更加明显和露骨。其锋芒直指中国的亚洲政策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前景,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与亚洲国家及其邻国之间打下锲子,企图破坏中国的周边环境,从而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设置障碍。今年11月1-4日,中国总理朱鎔基访问柬埔寨,并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第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政府间电力贸易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这些协议和宣言的签署是中国睦邻外交的重大胜利,体现了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积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诚意,标志着中国东盟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此,这对亚洲和世界而言,是一件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大好事。但是,它在西方舆论中却引起了种种猜测和联想,诸如说什么“中国现代化进程使湄公河变成了战场”,“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威胁日本政治经济”,“亚洲邻国担心中国强大影响东亚均势”,“与中国经济统一对东亚存在战略危险”等等。表面上看,这些由西方人散布的论调都是为东亚国家着想的,但是实际上却反映了西方人的殖民主义观以及他们对东亚区域经济统合前景的担忧。但是,历史已经不是19世纪的西方殖民时代,所谓自由帝国主义也不过是一场梦呓,东亚国家已经觉醒,“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更坚定了他们走区域经济合作道路的信念。目前东盟国家普遍认识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发展迅速,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成功之路。而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对他们而言,不是威胁,而是巨大的机遇。据专家预测,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东亚将出现一个拥有17亿人口、近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庞大经济体,预计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长幅度为55%;东盟对华出口则将增加130亿美元,增长率为48%;双边投资也将有大幅增长。
“中国威胁论”的频繁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目前国力的特点,即中国的力量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还没有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力量的增长引起了某些人的担心,他们想遏制中国的发展,或者阻扰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一旦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后,“中国威胁论”就不起作用了,例如现在就听不到多少“美国威胁论”;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心态和他们对非西方国家发展的恐惧。其实西方国家的衰落在上个世纪初就开始了,德国人施本格勒曾经预言:非西方国家“已经能够廉价出售西方工业的产品。最终他们将征服西方国家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人已经失掉自信力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这种情境的反映。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而这些发展本身最终对西方国家也是有益的。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西方的强盛不过是历史的短暂一瞬,亚洲国家曾经领先西方国家数千年,因此,西方的文明不可能永远建立在非西方文明的停滞和落后的基础上。
中国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国曾经是东亚国际秩序的创立者和维护者,这种秩序维持了东亚地区将近2000多年的和平与稳定。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国力增强,正在经历着伟大的民族复兴。面对不断沉渣泛起的“中国威胁论”,我们一方面应以平常心对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受挑动,继续坚持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另一方面,要加强外交工作,对外宣传和传播工作。外交工作重点应放在周边,并以经济外交为主,通过亚洲的经济整合带动政治整合,并最终建立亚洲共同体。对外宣传和传播工作应配合外交工作,注意协调官方和民间资讯力量,并以民间力量为主,通过民间舆论和专家、学者的作用,灵活、多样和有人性地宣传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增信释疑,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21世纪中国与亚洲及世界的友谊和合作。